希腊,一个没有经激进左翼联盟歪曲的故事

马诺斯·斯库佛卢[1]  著

素侠云雪  译

赤心  校

照片:希腊总罢工

5月17日,周三,雅典市中心,示威者在一场全国总罢工中高喊口号。周三时,希腊全国各地的工人纷纷停下工作,参与到一场反紧缩的总罢工中,以中止全国各公营与私营部门的服务。(照片由萨纳西斯斯塔夫拉基斯所拍摄。)


近几年来,关于希腊问题的争论不仅仅是一个同其他问题一样的争论。危机、资本主义攻击和社会反抗的高强度,还有从一个改良主义政党的出现,到最终同一个民族主义右翼政党联合执政——所有这些都使希腊成为近五年来的参考点。激进左翼联盟的灾难性经验不仅标志着希腊工人运动中一个时期的结束,而且标志着主张建立“广泛性政党”和“反紧缩政府”的政治战略已步入僵局。

不幸的是,这一战略不仅没有为改良主义正常所推进,而且没有为世界上多数的反资本主义左翼所推进。绝大多数左翼领导人满腔热忱地期待着一个激进左翼联盟政府的出现,他们甚至没有讨论一下在希腊组建一种独立的反资本主义形式的可能性,也没有去听一下希腊的革命组织是怎样谈激进左翼联盟的特点和角色的。

激进左翼联盟对认为在政治、组织和大选中与改良主义者团结是绝对有帮助的战略方案来讲,是无可争议的模式。现在这一方案在希腊工人阶级头上崩溃了,这一战略的绝大多数支持者顽固地拒绝一份诚实的资产负债表。2015年7月,在激进左翼联盟推出严厉的第三份紧缩协议(备忘录)后,他们中的多数人匆匆写文章谴责他们昔日的英雄齐普拉斯,或者称他是叛徒,或者说他太天真,以为可以同放款人谈判;他们当时将希腊问题置于一边,并开始在其他国家构想与激进左翼联盟相同的方案。

正如第四国际的一名领导人在2017年的国际委员会会议上说:“如果在一些点上证明一些事情错了,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事情从一开始就错了。”依此,一个人可以声称没有什么是错的。事情只是变化了。

我们之所以需要一份清晰的希腊经验资产负债表,是因为有人正试图在其他国家施行同样的战略。我们认为,想要从希腊得出他们结论的同志可以从第四国际希腊支部——希腊国际主义共产主义组织—斯巴达克斯的成员在那些年里支持什么,和为什么他们从一开始不追随或“批判地”支持激进左翼联盟,而是要建立的独立反资本主义组织——希腊反资本主义左翼阵线——的方案中,读到有用的东西。任何紧追我们立场一步步发展的人都可以确认。不同于绝大多数左翼的叙述,我们反对激进左翼联盟不是一种“事后诸葛亮”。

最近关于希腊的故事就像是现代童话的结尾,充满了错误、神话和妄想。这是我们对我国最近的政治历史去神秘化的一点点贡献。

激进左翼联盟表达了正在发展的社会运动吗?

多数国际左翼的人毫无疑问会回复“是的”。他们会说激进左翼联盟代表着群众运动,这也就是我们要全力支持它的原因。然而,这并不确切。激进左翼联盟得到了工人阶级和贫困阶层中多数人的选票,如果它没有为该国运动的发展做出贡献,这样的事情就不会发生。然而,激进左翼联盟从来没有与运动发生有机联系。

而且该党成员人数很少,尤其是只有很少的工人和工会活动者。激进左翼联盟从来没有领导一场纯粹的群众运动或工人罢工,而且他们参与到阶级斗争中也是微不足道的。称激进左翼联盟是一个群众运动的党,不过是个神话。它与工人阶级和被压迫者的联系也是就同选举时代表的联系。但在群众运动后,哪怕是这个联系也未能长期巩固。

在2010—2012年的热潮时期,激进左翼联盟只能获得很少的选票。其支持率暴涨不会早于2012年春天群众运动再度复兴时。斗争有时显得很重要,还在向前推进,然而运动从来没再达到2010年5月到2012年2月12日之间的水平,其中2012年2月的示威是真正大规模的示威。这一挫折的原因之一是激进左翼联盟提出了绝对简单的解决方案:等待大街,以选出一个左翼的、反紧缩的政府。激进左翼联盟从来就不是日益增长的群众运动的表现,而是群众运动疲劳和减速的表现。而且它本身也成为这种减速的原因。

有替代建立左翼政府的建议的替代战略吗?

在希腊群众运动的高峰时期,尤其是在2011年6月后,激进左翼联盟和希腊共产党都冲上前要求大选。激进左翼联盟最后证明自己更可信,因为不同于希腊共产党,他们承诺要建立一个会废除紧缩协议(备忘录)的左翼政府。这个承诺不仅是欺诈,而且有害,它助长人们去被动地等待,并将反抗紧缩的斗争任务引向议会领导权上。自2011年来,激进左翼联盟曾声称群众运动表现出了自己的局限性,现在正是提出“政治”解决方案的时候。

但没有哪个政府能拯救人民,如果人民没有组织起来并决定拯救自己。希腊国际主义共产主义组织—斯巴达克斯和其他支持广义的自我组织的反资本主义团体面临着来自主流左翼的怀疑和讽刺,这些主流左翼称,在还没有工人议会或苏维埃的情况下侈言要建立工人议会与苏维埃,只能是一种发明和乌托邦。如果没人倡议苏维埃或别的什么,那它们就不可能产生。

然而,自我组织机构是存在的。宪法广场上所举行的每日人民集会持续了近两个月。该集会依各种任务组织了下级委员会。在广场上安装了自我组织缴广播站。在雅典的不同社区,还有我国所有的大城市,都组建了一些每日人民集会。人民会问:如果我们没有一个每四年才投票一次的议会会怎样,权力会以怎样的形式组织起来?

创建一种基于自我组织的那些虽还有限,但真实且重要的经验的替代性提议是可能的。有号召在工作场所集合是可能的。提议由地方集会选举出他们可撤销的代表,并将宪法广场的集会转变为一个全国性集会是可能有。解释说这种集会比议会和政府更能代表工人阶级,并且因此而声称权力应归属工人阶级自己是可行的。纵然非常困难,但也有可能推进具体的革命前景。但激进左翼联盟和共产党只会拼命反对这一前景,反资本主义左翼在尝试,但它还很弱小,还没做好准备。

激进左翼联盟与改良主义政党有什么区别吗?

在激进左翼联盟执政前,为了证明对该党的支持是正当的,来自革命马克思主义的战士们发展一大堆理论来否定激进左翼联盟的改良主义特征。他们就是视激进左翼联盟为反资本主义党的人。(第四国际英国支部的)艾伦·索尼特明确表示,不是某一个人就能宣称“激进左翼联盟的领导人要触发推翻资本主义”,迟至2015年激进左翼联盟执政时仍这样认为。(http://internationalviewpoint.org/spip.php?article3358 )今天,激进左翼联盟—独立希腊人党政府的经验使它没必要再面对激进左翼联盟的领导人之前想推翻资本主义的尴尬的观点。

与之不同的观点认为激进左翼联盟代表了一种新型改良主义,这该党内,“官僚的结晶并不像欧洲共产党的领导人那样严重”。(弗朗索瓦·萨巴多,2013年4月25日,http://www.internationalviewpoint.org/spip.php?article2951

我们认为这不完全正确,不过我们的评论被无视了。就该党的官僚主义而言,围绕着齐普拉斯的领导人证明比社会民主主义的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和右翼的新民主党的领导人还要不容置疑。“但它与国家官僚没有联系”,同一个同志反驳说。这一点都不正确。与激进左翼联盟很小的规模相比,它有着大量长期的全国或地方代表、市议员,在国家机器和大学管理层等地方有大量干部。该党在体制管理层里不是很活跃的唯一原因是它实在太小了,没人能给他们提供这样的机会。然而,很快,激进左翼联盟就赢得了大选,它立即接受了社会民主主义在国家、地方政府、工会官僚等方面的所有部门。出于它管理现体制的愿望,在激进左翼联盟的改良主义中没有任何出色之处。

激进左翼联盟的纲领是体制“机械中的沙粒”吗?

激进左翼联盟在执政前,纲领变得越发保守和低级。著名的2014年塞萨洛尼基(萨洛尼卡)纲领还排斥了2012年纲领中的好大一部分内容,2015年1月的纲领还不承诺塞萨洛尼基纲领。但确实,最后这份纲领中温和的承诺没有一点内容同激进左翼联盟政府所实施。激进左翼联盟的国际支持者们为了“不要牺牲欧元”,且没有看到这背后他们反映说要求同欧元区和欧盟决裂,在此看不到任何反民族主义的目标,只是不希望同任何资本主义机构决裂。

在激进左翼联盟赢得大选后不久,它就明确其真实的口号为“为了欧元不怕任何牺牲”。由于他们虚假的反民族主义情怀,他们同民族主义右翼政党独立希腊人党(ANEL)组成了联合政府。

激进左翼联盟的国际支持者的热情使他们将承诺为已经完成的现实。痴心妄想变为纯属虚构!依第四国际执行局一些成员所言,激进左翼联盟是“机械中的一粒沙子”,就像它将“法定最低月工资提升到了之前的水平(751欧元)”,“解散了由三驾马车所创建的管理私有化的实体”,并“取消了比雷埃夫斯和塞萨洛尼基的港口销售”。(E·图森特,2015年2月12日,http://www.internationalviewpoint.org/spip.php?article3862

事实是,这些全都没有发生,而且政府从来没有声称任何改革。自激进左翼联盟当选后不久,其政府就开始同资产阶级和国际资产阶级机构协商,并很快同他们完全一致了。这是由其改良主义的特点决定的,并且因此而完全可以预测到。关于这个问题,改良主义没有例外;在关键时刻,改良主义退回到了资本主义阵营。

在《国际观点》网站上,我们好几次都看到“希腊共产党和反资本主义左翼阵线的同志们犯了一个基本的错误,他们视激进左翼联盟成立一个左翼政府的方案为一种只是管理资本主义的方案。”(R·菲德尔,2015年8月17日,http://www.internationalviewpoint.org/spip.php?article4176)现在,比照激进左翼联盟政府的经验,到底是谁犯了“基本的错误”?

选出一个左翼政府会给人民带来自信和和斗争勇气吗?

另一个常见的支持激进左翼联盟的理由是,尽管激进左翼联盟政府不会对抗紧缩政策,它仍会增强阶级自信,并会触发民众动员,或哪怕是一种接近于革命的局势。用这位同志的话说,“激进左翼联盟领导的反紧缩左翼政府”“用马克思主义的话来说”会是“一个工人政府”,“如果激进左翼联盟当选并实施其纲领,一个接近于革命的局势会很快出现”。(艾·桑尼特,2012年6月16日,http://www.internationalviewpoint.org/spip.php?article2654

这个抽象的情景遭到了现实的全面驳斥。没有任何进步的改革或“紧急”措施得以实施。激进左翼联盟抛弃了以往的承诺,这没有带来战斗,反而带来了幻灭与混乱。激进左翼联盟及其支持者一起培育了消极与对议会的期望,使人们无法准备新一轮的抗争。

2015年7月时,工人阶级对推出第三份紧缩协议(备忘录)的反抗要比对第一份和第二份紧缩协议的反抗弱得多。局势在此后更加糟糕。2016年的养老金改革和2017年5月第四份紧缩协议的推行均未引起什么反响。社会愤怒有可能会再次爆炸,而且我们会指望这样的爆炸。但毫无疑问,激进左翼联盟政府并没有支持工人的动员。相反,这个政府比危机以前的任何一届政府都更强力地去抑制,并因此而弹压社会与工人的反抗。

工人与人民信任那些参与到立于他们旁边的改良主义项目中的人吗?

主张每个人都应当支持激进左翼联盟的无数论据中的一个是,如果激进左翼联盟没有履行自己的承诺,其基础将会反叛并追随党内的左翼。人民会更信任党内的左翼,而非激进左翼联盟外的反资本主义反对派,因为人们已经同前者一起斗争很多年了。

在此重复了一个非常古老和教条的概念:革命者应当在工党内同工人阶级站在一起,以获取他们的信任,并且在工党领导层背叛他们时,能够领导他们离开工党。然而。激进左翼联盟从来就不是一个群众党,也没有生动的内部生活和领导层与其普通成员队伍间强大的联系纽带。

时期不一样,党也不一样。上述抽象场景完全失败了。在通过第三份备忘录后,激进左翼联盟的左翼平台(Left Platform)制造了分裂并离开了党,创建了人民团结党(Popular Unity)。但他们只吸引了激进左翼联盟内很少一部分成员。离开激进左翼联盟的大部分人并没有参加人民团结党。

更严重的是,人民团结党自成立以来就一直在危机状态中。各组织和倾向相继抛弃其方案,而且该党没有采取任何实质性举措。激进左翼联盟的队伍并不相信他们——这是为何呢,因为人民团结党的领导人一直是激进左翼联盟的有机组成部分,他们中包括第一届激进左翼联盟内阁中的四位首席部长。

由于群众运动的挫折,人民团结党的危机比反资本主义左翼阵线、共产党、无政府主义团体遭遇的压力要更遭。纵然人民团结党的成员曾长期是激进左翼联盟的成员,但这也无助于让人民团结党成为一个群众党。相反,不是激进左翼联盟的成员并不妨碍我们在群众运动中接近前激进左翼联盟的战斗者。我们尊重离开激进左翼联盟而参加人民团结党的战斗者,并希望与他们在群众中一起工作,但我们并不认同他们争取建立一个“爱国反紧缩阵线”和第二、诚实的激进左翼联盟的政治方案。

第四国际的领导人支持激进左翼联盟吗?

第四国际执行局的成员最近声称第四国际领导层从来没有正式支持激进左翼联盟。然而,很不幸这并不正确。事实上,所有有一定影响的国际革命领导人,除个别人外,都支持激进左翼联盟。

工人国际委员会(CWI)和国际马克思主义倾向(IMT)尽可能能在每个正式场合都支持激进左翼联盟,因为成为广泛性改良主义政党的一部分是他们的一个政治工具。然而,通常说自己要建立一支独立的反资本主义组织的派别,也在实际上在希腊支持激进左翼联盟,甚至与他们希腊支部的立场相悖。

尽管国际社会主义倾向(IST)的希腊支部(希腊社会主义工人党)参加到了反资本主义左翼阵线中,且从来没有参加或投票支持激进左翼联盟,但很明显,英国社会主义工人党成员直接或间接表达过他们对激进左翼联盟的支持。特别是在激进左翼联盟—独立希腊人党政府成立后,阿列克西·卡利尼科斯(Alex Callinikos)坚持称:“革命社会主义者应该庆祝新政府的胜利,并支持它所采取的进步措施”(尽管它没采取什么进步措施),而且认为有“来自激进左翼联盟左翼的人当部长”是一件“伟大”的事情,尽管要承认这其中有风险。(见阿·卡利尼科斯同斯塔西斯·库菲拉基斯(Stathis Kouvelakis)的辩论,http://greece.trendolizer.com/2015/02/syriza-and-socialist-strategy—stathis-kouvelakis-and-alex-callinicos.html

甚至在阿根廷工人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阿根廷工人党的阿尔塔米拉(Altamira)和重建第四国际协调委员会也号召“在同欧盟决裂的旗帜下,为了社会主义联邦,为了工人政府”,投票给激进左翼联盟,尽管重建第四国际协调委员会的希腊支部遵循的是独立的方案。

不幸的是,第四国际领导人的表现更加糟糕。一些著名成员数次受激进左翼联盟会议的邀请去希腊做演讲,而从来都不咨询或通知希腊支部。第四国际的干部给齐普拉斯当经济顾问,而且是前激进左翼联盟议会主席索埃·康斯坦托普卢(Zoe Konstantopoulou)的亲密合作者。当前的国家和政府发言人部部长赞纳科普洛斯(Tzanakopoulos)以几年前成为英国支部的成员而自豪,那时他正同时身为激进左翼联盟的高层干部。

第四国际执行局的官方立场很谨慎,但事实上并不那么明确。执行局长久来的立场是,反资本主义者应当参加激进左翼联盟,或为组成一个左翼反紧缩政府,在激进左翼联盟的领导下与其结盟。2012年5月,它明确表示每个人都应当在激进左翼联盟的应急纲领下团结起来:“第四国际呼吁整个国际工人运动,所有愤慨的人,所有保卫左翼理念的人,来支持这个应急纲领……我们呼吁希腊所有反抗紧缩的力量——激进左翼联盟、反资本主义左翼阵线、希腊共产党、工会和其他社会运动——围绕这一应急纲领联合一致。”(第四国际执行局声明,2012年5月24日,http://www.internationalviewpoint.org/spip.php?article2626

他们在给希腊支部的回信中解释这一声明说,第四国际执行局明确:“我们的回答同国际所有的支部一样很明确:应当去支持激进左翼联盟。”(2012年6月9日,中译文见:http://blog.sina.com.cn/s/blog_769919a90101atqc.html

第四国际领导人的立场在2015年时没有多少变化。在1月大选前争取激进左翼联盟政府执政,一些第四国际的最高干部,包括执行局的成员,联署了一份国际倡议书:“与希腊人民一起,争取欧洲的变革——在西班牙发起的呼吁,”这份呼吁切实要求投票支持激进左翼联盟,甚至提都没提到希腊支部正参与的方案——反资本主义左翼阵线。(2015年1月9日,http://www.internationalviewpoint.org/spip.php?article3795

几天后,执行局秘书处的声明称:“激进左翼联盟的众多组成部分,他们在工会中的成员——经常同反资本主义左翼阵线、学生运动等的战士合作——是这些动员的载体。激进左翼联盟和反资本主义左翼阵线对建设一份共同的方案负有特殊的责任。”并敦促“为了创建为建立一个左翼政府而带来的社会与政治动力,应通过各种努力以使激进左翼联盟成为希腊左翼的主要组成部分,赢得这些大选。”(2015年,1月12日,http://www.internationalviewpoint.org/spip.php?article3804 )毫无疑问,这相当于是主张投票支持激进左翼联盟的官方号召,且主张反资本主义左翼阵线也应当参加到激进左翼联盟这个方案中。在激进左翼联盟政府成立后,第四国际领导层主张“批判地”支持该政府的政策,并拒绝了希腊支部提出的建议工人阶级左翼反对派的决定,借口只有资产阶级才会反对激进左翼联盟。

甚至在激进左翼联盟“背叛”前夜,而且在经历了同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机构间六个月的屈辱性协商之后,第四国际执行局还没有就激进左翼联盟—独立希腊人党政府得出一个清晰的结论。希腊支部警告说,激进左翼联盟会不管7月5日那已经被他们忽略的公投结果,而引入一项新的紧缩协议。

希腊支部为“反对”票及其所有力量而斗争,但同时表示不信任这个政府。相反,第四国际执行局的声明赞扬了激进左翼联盟政府,并再次号召人民支持它:“欧洲剥削阶级的利益不会落后于经营欧盟的政府,但在希腊人民和激进左翼联盟方面则在反对紧缩政策。抵抗紧缩政策是可能的。激进左翼联盟的胜利,像西班牙我们能党的发展一样,表明了可以在欧洲所有国家可采取的道路。”执行局邀请全欧洲的工人“同希腊反紧缩的社会和政治运动,同反紧缩的希腊政府并肩作战”。(2015年7月7日,http://www.internationalviewpoint.org/spip.php?article4113

不到一周时间,这个声明就遭到了无情的嘲讽,因为激进左翼联盟政府很快就批准了新的紧缩协议(第三份备望录)。还没有任何一份资产负债表来描述这一巨大的错误。相反,第四国际的多数领导人将其支持转向了人民团结党(Popular Unity),再一次无视了希腊支部关于这个新党会重蹈激进左翼联盟计划的提议。(见奥·贝桑瑟诺、M·乌尔班和人民团结党的A·萨凡内洛斯关于2015年9月大选的联合声明,2015年9月19日,http://www.internationalviewpoint.org/spip.php?article4225

不幸的是,我们不能不承认,第四国际的领导层,还有多数国际革命左翼派别的领导人都毫无批判地支持激进左翼联盟,因此他们要承担自己曾支持激进左翼联盟领导反紧缩的社会思潮,劝导工人阶级要被动,给人们以虚假的选举期望,并最终造成一个灾难。

这一发展是可预见的,而且希腊支预见到了这发展。这也是我们支部将我们的力量适度奉献给一支独立的,在激进左翼联盟及其危机和衰落之外的反资本主义派别的原因。同其他经历过左翼政府或参加到左翼政府中的国家所发生的一样,这一方案为避免左翼和工人组织的覆灭发挥了作用。希腊的一支独立的反资本主义左翼是开始我们的反击的首要因子。

希腊要求一份资产负债表。但没有一份资产负债表是诚实的,以至于它部是在回避主要的结论:需要在政治与组织上独立于改良主义。

 

译自:

https://socialistaction.org/2017/08/27/greece-a-story-without-the-distorting-prism-of-syriza/

[1] 马诺斯·斯库佛卢是希腊国际主义共产主义组织—斯巴达克斯的中央政治局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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