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关系与阶级斗争

亚历山德拉·米哈伊洛夫娜·柯伦泰  著

陈晗懿  译

五叶  校

亚历山德拉·米哈伊洛夫娜·柯伦泰(Kollontai,1872-1952年)

在当代人类需要考虑和关注的许多问题中,性问题无疑是最重要中的那些。除了传说中的那些“岛屿”,没有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性关系问题还没有成为燃眉之急。人类今天正生活在一场严重的性危机中,并且由于它的漫长和持久而更加不健康和有害。在人类历史的漫长旅程中,你大概不会再找到一个性问题在社会生活中占据如此中心地位的时代;一个两性之间的关系问题像一个魔术师一样吸引着千百万苦恼的人们的注意的时代;一个性戏剧成为每种艺术无尽的灵感源泉的时代。

随着危机的持续和越发严重,人们逐渐陷入越发绝望的境地,并正在绝望地尝试着每一种能找到的手段以求解决这个“无解的问题”。但是,随着每一个用来解决问题的新尝试,原已混乱的个人关系的绳结却变得更加纠缠起来。就好像我们看不到那唯一一根能够最终引导我们成功掌控这个棘手的疙瘩的线绳。性问题就像一个恶性循环,不管人们是多么害怕,不管他们是多么努力地东奔西跑,他们都无法逃脱。

倾向保守的那部分人认为,我们应该回到过去的美好时光,我们应该重新建立家庭的旧基础,并加强那些久经考验的性道德规范。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拥护者们说,我们应该消灭所有对性行为的虚伪的限制和过时的守则。这些多余的、压抑的“破烂”应该被收到档案馆去了——只有个人道德、个人意志可以决定这样的亲密问题。另一方面, 社会主义者们,向我们保证性问题只有当社会的社会和经济结构的基本重组得以解决后才能得到解决。这种“把问题推到明天”的说法是否暗示着我们仍然还没有找到那根唯一的“魔线”?难道我们不应该找到或至少指出这根允诺着绳结之解开的“魔线”?难道我们不该现在、立即找到它?人类社会的历史——有着不同目标和利益的各个社会集团和阶级之间不断斗争的历史——为我们提供了找到这根“线”的线索。这不是人类第一次经历性危机。这不是第一次有新的价值观和理念的汹涌浪潮模糊了道德戒律有关性关系的明确的含义。在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时期“性危机”曾尤其尖锐,那时一个伟大的社会进步将习惯了发号施令的骄傲而又宗法式的封建贵族推到了幕后,并为一个新的社会力量——资产阶级的发展和确立扫清了道路。封建世界的性道德原从——部落生活方式的——集体经济和扼杀个体成员的个人意志的部落权威领导发展而来。这与新兴资产阶级新而又奇的道德规范发生了冲突。资产阶级的性道德建立在与封建基本道德尖锐矛盾的原则之上。严格的个人主义以及“核心家庭”的排它性和隔绝性,取代了对宗法制生活的地方性和地区性经济结构的特性——集体劳动——的强调。在资本主义之下,竞争的伦理、个人主义和专属私有财产原则的胜利,成长并摧毁了共同体的观念,而这种观念在某种程度上是所有类型的部落生活所共有的。在一整个世纪里,当生命的复杂实验室正在把旧规范变成一种新公式,并正在实现道德观念间的外在和谐时——人们曾在两种差别巨大的性守则之间困惑地徘徊,并企图让自己能适应两者。

但是在那些灿烂多彩的变革岁月里,性危机虽然深刻,却还没有它在我们时代所表现的那种威胁性特征。这一点的主要原因是:在文艺复兴的“伟大岁月”,在那种新的精神文化之光以其清晰的色彩淹没了垂死的世界、淹没了中世纪贫瘠单调的生活的“新时代”,性危机只影响了人口中相对较小的一部分。尤其人口中最大的部分——农民——只是以最间接的方式受到了影响,并且只有当经济基础——乡村的经济关系发生改变时,才慢慢地、经过几个世纪的过程而受到影响。在社会阶梯的顶端爆发了一场两个对立阶级之间的激烈战争。这是一场涉及到他们不同的理想和价值观以及看待事物的方式之间的斗争。正是这些人曾经历了并受到了发展了的性危机的威胁。因循守旧的农民,继续牢牢依附着他们祖先传下来的久经考验的部落传统,并且只在极端必要性的压力之下才会去调整这一传统以适应其经济环境不断变化的条件。甚至在资产阶级与封建世界斗争的顶点,性危机也没有触及“纳税人阶级”。当社会的上层忙于打破旧规矩时,农民们实际上似乎更决心要牢牢依附他们的传统。尽管持续的旋风在头顶盘绕并震动了他们脚下的土地,农民,特别是我们俄国农民,设法保持了他们性守则在许多世纪里不受触及、不受动摇。

今天的故事就不同了。“性危机”甚至连农民也没放过。就像传染病一般,它“既不知等级,也不知地位”。它从宫殿和拥挤的工人阶级营房蔓延开来,顺便拜访了小资产阶级安宁的住所,然后进入了乡村的心脏。它在欧洲资产阶级的别墅里、工人家庭发霉的地下室里、在农民烟雾缭绕的小屋里都制造了受害者。性冲突“无门可挡”。谁要是认为只有社会中富裕部分的成员才正在这些问题之中苦苦挣扎是犯了致命错误。性危机的浪潮正冲过工人家庭的门槛,并造成了与“精致资产阶级世界”的心理痛苦同样严重和揪心的冲突情境。性危机不再只引起“有钱人”的注意,了性关系问题事关社会中的绝大部分人——它们事关工人阶级的日常生活。因此,很难理解为什么这个至关重要而紧迫的问题被如此冷漠地对待。这种冷漠是不可原谅的。工人阶级在其进击“未来的围城”时遇到的各种任务中,无疑有建立性别间更健康、更愉快的关系这一项。

对工人阶级基本任务之一采取的这种不可原谅的冷漠的根源是什么?我们该如何对自己解释这种把“性问题”降低到不值得集体努力和关注的“私事”领域的虚伪行径呢?为什么这个事实一直都被忽略了:纵观历史,改变性别间关系,以及改变决定这些关系的道德守则的尝试一直是社会斗争中一个恒久的特点;加之个人关系被按照特定社会群体组织起来的方式已经对各敌对社会阶级之间的斗争的结果造成了一种关键影响。

我们社会的悲剧不仅仅是那些平常的行为方式和规定该行为的原则正在瓦解,而是一波自发的新的生活尝试正从社会结构之中发展出来,给人以尚且无法实现的希望和理想。我们是生活在财产关系的世界中的人,一个充满尖锐的阶级矛盾和个人主义道德的世界。我们仍然在不可避免的精神孤独的重拳之下生活和思考。甚至在充斥着叫喊声、噪音和人流的城镇之中,甚至在一群密友和同事之中,人也能体会到这种“孤独”。由于他们的孤独,人们倾向于以一种掠夺性的、不健康的方式去幻想在异性的成员中找到一个“灵魂伴侣”。他们把狡猾的厄洛斯(爱神)当作驱走——哪怕只是一时——这无法逃脱的孤独之阴霾的唯一手段。

或许人们没有在哪个时代曾感到过像当今时代一样深刻和持久的精神孤独了吧。可能人们从未曾在这种孤独的麻醉影响下变得如此沮丧,堕落得如此彻底。很难有例外。黑暗从未显得如此之黑,仿佛前面有一盏灯在发光。

“个人主义者”们——那些只是被松散地与其他个人组织进一个集体的人们,现在有机会改变他们的性关系,以便将它们建基于友谊和患难与共的创造性原则之上,而不是某种盲目生理的东西之上。当今的个人主义财产道德正在开始显得非常明显地具有麻痹性和压迫性。在批判性关系的性质方面,现代人所做的不止是拒绝现行道德守则的过时的行为形式。他孤独的灵魂正在寻找这些关系的真正本质的重生。他为“大爱”,为一种温暖和有创造力的情境而呻吟哀叹,其能凭一己之力驱散如冰冷幽灵般困扰着当今“个人主义者”们的孤独。

如果性危机有四分之三是外部社会经济关系的结果,另四分之一就取决于我们由统治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培养的“精致个人主义的心灵”。今天人们“去爱的潜力”,如德国作家梅瑟尔-赫斯所说,处于一个低潮。男人和女人们寻找彼此,期望通过对方为自己找到一种获得更多身心快乐的途径。无论他们是否结婚,他们都很少考虑对方的情况怎样,很少考虑他们的情感和心理过程正在发生着什么事。

装点我们时代的“粗糙个人主义”或许没有在哪里像在性关系的组织中那么昭彰了。某人想要逃脱他的孤独并幼稚地想象“相爱”给了他得到对方灵魂的权利——在情感的亲近和理解的稀有赐福的光芒中温暖自己的权利。我们个人主义者们在对“自我”的执著崇拜中惯坏了自己的情感。我们想象自己不用“付出”任何东西,就能得到与身边人共处“大爱”状态的幸福。

我们对自己的“契约伙伴”提出的要求都是绝对和不可分割的。我们无能遵循爱最简单的规则——即应该以极大的关切来对待对方。关于性别间关系的新概念已经被概括出来了。它们会教给我们如何达成基于完全的自由、平等和真诚的友谊等陌生的观念的关系。但是同时人类不得不与它的精神孤独一起坐在寒冷中,并只能梦想着人与人之间的一切关系都将被“上帝的太阳”的光芒温暖、将体验到一种归属感、将会在新的生活条件中得到教育的“更好的时代”。除非人类心灵有一次巨大的改革,除非人去爱的潜力得到提升,否则性危机不可能得到解决。如果要重塑心灵,则按照共产主义的方式对社会-经济关系进行一次基本改造是必要的。这是一个“古老的真理”,但没有别的出路。无论人们尝试何种婚姻或人际关系,性危机都不会得到消减。

历史从未曾见过如此多样的人际关系——与其“稳定的家庭”不可分开的婚姻、“自由的结合”、私通;女孩与其爱人十分公开地以所谓“野婚”的方式一起生活;对偶婚,三人婚甚至是复杂的四人婚姻——更不用说各种形式的商业卖淫了。你能看到这同样的两种道德守则也在农民阶级的两边存在着——一种旧式部落生活方式和发展中的资产阶级家庭的混合。因此你得以看到少女之屋[1]与视通奸和与儿媳同寝为耻辱的态度并存。令人惊奇的是,在当今人际关系矛盾和纠结的诸多形式面前,人们还能够对道德权威保持一种信念,能够理解这些矛盾并穿行于这些互相破坏和难以共存的道德守则。即使这常用辩词——“我按照新道德生活”——也帮不了任何人,因为新道德仍处于被塑造的过程中。我们的任务是厘清当今矛盾的各种性规范的混乱,然后明确那些符合进步和革命阶级之精神的那种道德的原则。

除了前面已经提过的当代心灵的不足——极端个人化,已经成为一种狂热的自我主义——“性危机”还因两种现代人的心理特征而更加严重:

1.“拥有”婚姻伴侣的观念;

2.认为两性不平等的信念,即认为它们在任何方面、任何领域,包括性领域中的价值都不平等。

资产阶级道德,以其完全基于私有财产的内向型个人主义家庭,已经精心耕耘了伴侣应该完全“拥有”对方的观念。它一直以来都很成功。比起处于宗法制婚姻关系之下时,现在“拥有”的观念更加普及了。在“部落”庇护之下发展的漫长的历史时期里,某个男人拥有其妻子的观念(从来没有过哪位妻子无可争议地拥有其丈夫的思想)并没有超出一种纯粹身体上的拥有。妻子有义务在身体上忠诚——她的灵魂则属于自己。即使是骑士们也承认他们的妻子有权有chichesbi(柏拉图式的朋友和仰慕者),并且有权接受其他骑士和吟游诗人的“奉献”。是资产阶级精心照料和培养了绝对占有“契约伙伴”的情感和身体之“我”的观念,因而将产权的概念扩展到包括占有对方整个精神和情感世界的权利。因而在资产阶级为统治权而斗争的时期,家庭结构被增强了,稳定也得到了保障。这就是我们当作自己应得的遗产而收下,并准备视为一种不可改变的绝对道德的那种理想!“财产”的观念远远超出了“合法婚姻”的边界。它让自己感觉起来就像最“自由”的爱的结合的一种必然的原料。当代崇尚自由的恋人们光知道他们所爱之人身体上的忠诚还不满足。为了摆脱孤独那永存的威胁,我们以一种不会被未来世代所理解的残忍和粗心向我们所爱之人的情感“发起进攻”。我们要求知道此人之存在的每个秘密的权利。现代的恋人们原谅身体的不忠比原谅“精神”的不忠还要快。他把任何在这段“自由”的关系的边界之外体会到的情感都视为他个人财富的损失。

“恋爱中”的人们自己对与第三人的关系难以置信地不敏感。我们无疑都目睹过这种奇怪的情形:两个相爱的人,在他们恰当地了解对方之前,就匆匆要对对方至今建立的所有关系行使自己的权利,要调查其伴侣人生最深处的角落。两个昨天互相还不认识的人,由一时的相互情欲走到了一起,匆匆赶到对方之存在的中心。他们想要体会这种奇怪和难以理解的心理——以其无法被超越的过去经验——作为他们自身的延伸。结婚配偶是彼此财产的观念如此广为接受,以致于昨天还各自过着自己的生活的年轻夫妇今天就脸也不红地公开了各自的信件,并把只是其中一人的朋友的第三人的词句当作共同财产,这已经不能作为什么非常之事来使我们感到震惊了。但是,这种“亲密”只有当人们已经长期锻炼了他们的共同生活时才真正可能。通常一种不实的亲密只是这种真诚感情的仿制品,是由认为两人间肉体关系足以作为将占有权利扩展到对方情感存在的错误观念培养的欺骗。

性别的“不平等”——它们权利的不平等,它们身体和情感体验的价值的不同——是扭曲了当今人们心灵的另一个重要情况,也是“性危机”加深的一个原因。从宗法制和资产阶级社会沿袭而来的“双重道德”,经过几个世纪的过程,已经毒害了男人和女人们的心灵。这些态度与我们如此相融,以至于它们比起我们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那儿继承而来的关于占有别人的观念更加难以摆脱。认为性别——甚至在身体和情感体验的领域——不平等的观念,意味着同样的行为将会被根据它来自男人还是女人而区别对待。甚至是资产阶级中最“进步”的成员,那些早就拒绝了现行道德的整个守则的人,也轻易地由于他也以性别差异为由为相同的行为颁布不同的判决而在这一点上难住了自己。一个简单的例子就够了。请想象一个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成员,他有教养、关心政治和社会事件——简而言之是他一位“名人”,甚至是一位“公众人物”——开始和他的厨娘上床(这并不少见)甚至合法地与她结婚了。资产阶级社会是否会改变它对这个男人的态度,这件事是否会给他的道德价值蒙上哪怕一丁点的怀疑阴影?当然不会。

现在请想象另一种情形。一位有地位的资产阶级社会的女性——一位社会人物,一位研究生,一位医生,或者一位作家,都一样——与她的男仆亲近了,并且——为了使这个丑闻圆满——和他结婚了。资产阶级社会将如何回应这位原先“有地位”的女性的行为?他们当然会用“轻蔑”淹没她。并且请记住,如果她的丈夫,这位男仆,长得好看或者具有其他“身体特质”,情况还将更恶劣。“她中了什么迷药显而易见”,一定会成为虚伪的资产阶级的嘲笑之词。

如果某位女性的选择带有任何“个人特征”,资产阶级社会不会原谅他。这种态度是一种朝着部落时代传统的倒退。社会仍然想要女人在做选择时考虑地位和家庭的指令和利益。资产阶级社会不能把女性视为一个与其家庭单位分开、处于家庭义务和美德之外的独立的人。当代社会在充当女性托管人的方面更甚于古代的部落社会,教她不但要结婚,还只能与那些“配得上”她的人相爱。

我们不断遇到具有相当精神和智力品质的男人选择了一位一文不值且空虚的女人作为他们的人生伴侣,而她在各方面都比不上其丈夫的精神价值。我们把这种事视为平常,毫无疑虑。最多朋友们也只不过会可怜伊万·伊万诺维奇(俄国的“张三”)自己找了个倒霉媳妇。但是如果事情按相反的方式发生,我们拍响双手并怀着关切喊道:“一位如玛利亚·彼得罗芙娜般杰出的女性怎么会上这样一位无名之辈的当呢?我开始怀疑玛利亚·彼得罗芙娜的价值了。”我们哪来的这种双重标准?它的原因是什么?原因无疑是:经过数个世纪,不同性别具有“不同价值”的观念已经成为了人们心理构造的一部分了。我们习惯于不顾女性的身体和情感体验地不把她当作一个具有个体特质和弱点的人格,而仅仅将她当作某个男人的附属物来进行评估。这个男人,丈夫或者情人,将他的人格的光芒投射在这个女人身上,而我们视为她的情感和道德构造的真正定义的,只是这种反射而不是这个女人本身。在社会的眼中,一个男人的人格能够被轻易地与他在性领域的行为分开。一个女人的人格几乎专门依据其性生活而被裁判。这种态度源于女性数个世纪以来在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并且只是到了现在,对这种态度的重新评价才慢慢地被实现,至少大概实现。只有女性的经济角色发生一种变化、她在生产中的独立地位,能够以及将会减弱这些错误和虚伪的观念。

如果要解决性问题,扭曲着现代心灵的三个基本情况——极端自我主义、婚姻伴侣互相占有的观念,以及对性别在身体和情感体验方面的不平等的接受——必须被直面。只有当人们的心灵获得了“关切之情”的充足储备之时,当他们去爱的能力更强之时,当人际关系自由的观念成为事实,以及当“同志情谊”的原则战胜了不平等与服从的传统观念之时,他们才能找到能摆脱困境的“魔法钥匙”。没有这种对我们心灵的再教育,性问题就无从解决。

但是这是否要求太高?这种建议难道不是没有基础的乌托邦、一个做梦的唯心主义者的幼稚见解?你到底打算如何提高人类“去爱的潜力”?难道不是从远古以来各民族的智者,从佛陀和孔子直到基督,就一直忙着做这件事吗?而谁又能说“去爱的潜力”得以提高了呢?这种关于性危机之解决的善意的白日梦难道不仅仅是对无能为力的一种承认、对寻找“魔法钥匙”的一种拒绝吗?

情况是这样吗?对我们心灵的彻底再教育,以及我们处理性关系的方式是那么的不可能,那么不切实际吗?相反,难道人们不能说:当伟大的社会和经济变化正在进行中,正在被创造中的条件要求并产生了一种符合我们一直所言之物的心理体验的新基础.

另一个阶级,一个新的社会团体,正在走上前去取代资产阶级,包括它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以及它的个人主义的性道德守则。进步阶级——随着其力量的发展——不会不能揭示那些在与其社会阶级面对的问题的紧密联系中形成的有关性别间关系的新思想。

正在我们眼前发生着的社会经济关系的复杂演变——它改变我们所有关于女性在社会生活中的角色的观念,并逐渐破坏资产阶级的性道德——具有两个矛盾的结果。一方面,我们看到人类力求适应变化着的社会经济条件的不懈努力。这表现为要么企图维持“旧形式”,同时为它们提供一种新的形式(遵守不可分离的、严格的专偶制婚姻的外在形式,又在实践上接受伴侣的自由);或者表现为接受实际上包含着资产阶级婚姻道德守则所有元素的新形式(具有比合法婚姻更强的强迫性占有欲的“自由”结合)。另一方面,我们看到无论是在外在形式还是内部精神上都不同于旧规范的性别间关系的新形式缓慢但稳定的出现。

人类在探索它通往这些新观念的道路时并没有十分的自信,但我们需要着眼于它的尝试——无论此时它是多么模糊——因为它是一种与作为阶级的无产者的任务紧密联系的尝试,这个任务就是夺取未来的“围城”。如果,在矛盾、纠缠的性规范的复杂迷宫中,你想要找到更健康的性别间关系——那些能带领人类走出性危机的关系——的起点,你就必须把资产阶级“讲究的居所”留给他们精致个人主义的心灵,并看看工人阶级挤成一团的住所。那里——在资本主义的恐怖和肮脏当中,在泪水和咒骂当中——喷涌着生命之泉。

你能看到我们之前提过的双重过程在无产阶级——他们不得不在严酷经济条件的压力下生存,受到资本主义残酷的剥削——的生活中寻求出路。你能同时看到“被动调整”以及主动反对现存现实的过程。资本主义的毁灭性影响摧毁了工人的家庭,并迫使他无意识地去“适应”现存条件。这引起了一整个系列在性别间关系方面与其他社会阶级的遭遇相似的情况。在低薪的压力下工人不可避免地倾向于晚婚。如果二十年前一名工人通常在二十到二十五岁之间结婚,他现在只有近三十岁时才承担养家的责任。工人对文化的需求越高——他越是重视与文化生活接触、观看戏剧和演讲、阅读报纸和杂志、将自己的闲暇时间奉献给斗争和政治或者某种如艺术或阅读等等兴趣追求的机会——他就越倾向于晚婚。但是生理需求可不会考虑财政状况:它坚持要让自己得到关注。工人阶级光棍,和中产阶级光棍一样,指望把嫖妓当作一种发泄方式。这是工人阶级被动适应其不利生存条件的一个例子。再举另一个例子——当工人结婚时,低工资迫使工人家庭像资产阶级的家庭所做的那样“控制”生育。杀婴事件的频繁、卖淫的增长——这些都是同一个过程的表现。这些都是工人阶级适应周遭现实的例子。但这不是一个无产阶级独有的过程。人口中所有其他阶级和部分都被卷入了以这种方式为反应的资本主义发展的世界过程。

我们只有在开始讨论反抗而不是适应压迫性现实的主动的、创造性的力量时,以及讨论性别间关系的新理念和新尝试时,才能看出区别。这种主动的反抗只有在工人阶级之中才发生。这并不意味着人口中的其他阶级和部分(特别是由于其社会存在情况而靠近工人阶级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不会采取正在由进步的工人阶级摸索出的“新”形式。资产阶级,受到想要往他们毫无生机和脆弱的婚姻中吹入新生命的本能欲望的驱使,抓住了工人阶级的“新”思想。但是工人阶级发展出的性道德理念和守则并不反映资产阶级的阶级需要。它们反映工人阶级的需求,因而在它的社会斗争中起到了一件新武器的作用。它们有助于打碎资产阶级社会统治的基础。让我们用一个例子来把这一点说得明白些。

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用文明婚姻更自由、更容易被切断的联系来代替不可分开的婚姻的尝试,破坏了资产阶级的社会稳定的本质基础。它破坏专偶制的、基于财产的家庭。另一方面,性别间关系的更大的流动性与工人阶级的基本任务相符,甚至就是其中之一的间接结果。对婚姻中“服从”元素的抛弃将会摧毁资产阶级家庭的最后一批人造纽带。这种工人阶级成员一方对另一方的“服从”行为,与关系中的占有欲一样,对无产阶级心灵有一种有害的作用。革命阶级只选举某类成员作为其独立代表并不利于其自身的利益,这些代表的职责是把阶级利益置于单个的、孤立的家庭之前来进行服务。在罢工或主动斗争期间发生的家庭利益和阶级利益之间的冲突,以及无产阶级看待这些事件所依据的道德标尺,是新的无产阶级意识形态之基础的十分明确的证据。

假设家庭事务需要一位生意人把他的资本从一家处于财政困难的公司中取出来。资产阶级道德在判断他的做法时是十分明确的:“家庭利益优先”。我们可以将此与工人们对一位违背其同志们、在罢工期间复工以使其家庭免于饥饿的罢工破坏者的态度相比较。“阶级利益优先”。这里还有一个例子。中产阶级丈夫对其家庭的爱和忠诚足以使他的妻子放弃所有家庭之外的兴趣,最终把她自己与育婴室和厨房绑在一起。“理想的丈夫能够撑起理想的家庭”是资产阶级对此的看法。但是工人们是如何看待一位其阶级的“自觉”成员遮住其妻子或女友的眼睛,让她看不到社会斗争的呢?为了个人幸福,为了家庭,工人阶级的道德将要求女性参与展开于家门之外的生活。女性被“囚禁”于家中、家庭利益至上、丈夫对妻子的绝对所有权的广泛行使——所有这些东西都正在被工人阶级意识形态的基本原则“同志般的团结”所打破。同一阶级中的某些成员与其他成员不平等,并必须服从于其他成员的那种观念是与无产阶级基本的同志原则相矛盾的。这种同志原则是工人阶级意识形态的基础。它决定了整个处于发展中的无产阶级道德并为其添彩,这是一种有助于人们人格的再教育的道德,它使得人能够感受,能够自由而非被一种占有欲所束缚,能够有同志情谊而不是不平等和服从。

这是一句古老的真理:每一个(作为结果)推动了经济增长和物质文化的进步的新阶级都给人类带来一种相应的意识形态。性行为守则是这种意识形态的一部分。然而,还值得谈谈“无产阶级伦理”或“无产阶级性道德”,以批评那种认为无产阶级性道德不过是“上层建筑”,因而在社会的经济基础得以改变之前这个领域容不下任何改变的老生常谈。仿佛某个阶级的意识形态是在保障该阶级统治地位的社会经济关系被完全瓦解时才被塑造出来!所有历史经验都告诉我们,一个社会集团是在它与敌对的社会力量斗争的过程中得出其意识形态,进而是性道德的。

只有在新的精神价值观的帮助下——这种价值观被创建于该阶级之内并符合其需要——该阶级才能成功增强其社会地位。只有凭借这些新的规范和理念,它才能从社会中其他敌对的集团那里赢取权力。给一种反映工人阶级利益的道德寻找基本标准,确保发展中的性规范符合这些标准——这是工人阶级思想家们所必须解决的任务。

我们必须认识到,只有意识到社会之中发生着的创造性过程,意识到新的需求、正在被塑造中的新理念和规范,只有认识到进步阶级的性道德的冲击力,我们才可能理解性关系的混乱和矛盾,并找到那根能够解开性问题紧紧缠绕的线团的线。

我们必须记住只有一种与工人阶级所面临的问题相适应的性道德守则才能充当加强工人阶级阵地的重要武器。历史的经验教给我们很多。什么能够阻止我们按照工人阶级——它为一种共产主义的制度和更深刻、更快乐的性别间关系而战——的利益使用这一武器?

[1] 在传统的俄国乡村中,年轻姑娘常常会一起租一间旧小屋或某人家房子的一个房间。她们会于傍晚时分在那儿相聚来讲故事,做针线活还有唱歌。年轻男人们会来加入联欢活动。有时似乎这种联欢活动会变成一场群交活动,不过对此存在争议。

1921年


原文链接:
https://www.marxists.org/archive/kollonta/1921/sex-class-struggl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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