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的回归

约翰·贝拉米·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  著

五叶  译

本文为一篇之前于2016年11月28日线上发布于《雅各宾》的同名文章的修订版,以纪念恩格斯诞辰196周年。

 

几乎没有谁的政治或智力伙伴关系能够与卡尔·马克思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所享有的那种媲美。他们不仅在共同参与1848年社会革命的情况下在那一年写下了著名的《共产党宣言》,而且还有两部早期著作——1845年的《神圣家族》和1846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

在1870年代晚期,当这两位科学社会主义者终于得以住在彼此附近、每日进行交流后,在讨论他们的各种想法、计划、或项目时,他们常常会在马克思的书房里——各自在属于自己的那一部分房间里——来回走动,当他们用鞋跟转身时,在地板上留下凹槽。他们频繁地把自己正在写的作品的片段念给对方听。[1]恩格斯在他的《反杜林论》(马克思为其贡献了一章)出版前把整个手稿念给了马克思听。马克思为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写了一篇序言。在马克思于1883年逝世后,恩格斯根据其伙伴留下的手稿整理了《资本论》第二、三卷以供出版。即便恩格斯像他自己曾首先承认的那样处于马克思的荫蔽之下,他凭自己的能力也仍然是一位知识和政治的巨人。

然而几十年来学术界一直认为恩格斯降低和扭曲了马克思的思想。正如政治学者约翰·L·斯坦利(John L. Stanley)在他2002年的遗作《纵观马克思(Mainlining Marx)》中敏锐地观察到的那样,想把马克思和恩格斯分开的企图——不止于他们是两个有着不同兴趣和才能的独特的人的明显事实——越发地采取将恩格斯(他被污蔑为一切马克思主义中应该谴责的东西的根源)与马克思(他被美化为文明的学者象征)撇清关系,而不把他本人视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的形式。[2]

四十多年以前,在1974年12月12日,我参加了一个在华盛顿奥林匹亚常青州立学院举行的大卫·麦克勒朗(David McLellan)关于“卡尔·马克思:一种名声的兴衰(Karl Marx: The Vicissitudes of a Reputation)”的讲座。在那一年前麦克勒朗出版了《卡尔·马克思:他的生平和思想》,而我仔细地研读了这本书。[3]因此我在那个下午走进了讲堂,怀着热切的心情等待他的开讲。然而,我听到的东西深深地让我不安。麦克勒朗当天的主要信息就仅仅是:卡尔·马克思不是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为了发现真正的马克思,必须把马克思的麦子与恩格斯的糠分开。麦克勒朗宣称,是恩格斯把实证主义引进了马克思主义,导致了第二和第三国际,以及最终的斯大林主义。几年后,麦克勒朗把这些批评中的一部分放进了他的短篇传记《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中。[4]

这是我第一次接触作为西方学左的标志性特征的反恩格斯观点,而它们紧密地与“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独特的哲学传统的兴起相连——与其相对的是有时人们所说的官方或苏联马克思主义。在这个意义上说,西马把拒绝自然辩证法,或者格奥尔格·卢卡奇将其称为的“仅仅客观的辩证法”当作它的主轴。[5]

对大多数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辩证法是一种同一的主客关系:我们塑造世界的程度就是我们能够理解世界的程度。这种批判观点构成了对一直以来深刻感染着马克思主义的粗糙实证主义的可喜纠正,而这种粗糙实证主义此前一直以来是被苏联官方意识形态所合理化的。然而它同时也产生了把马克思主义推向唯心主义方向的效果,导致了把历史唯物主义视为不仅与人类和社会科学相关——当然还有政治——而且还与唯物主义的自然科学相关的长期传统的抛弃。

毁谤恩格斯在学左之中成为了一种流行消遣,还有些人物,比如政治理论家特瑞尔·卡弗(Terrell Carver),将自己的整个事业建立在这个基础上。一种常见的策略是把恩格斯用作从马克思主义中提取马克思的工具。如卡弗在1984年写道:“卡尔·马克思否认他是一名马克思主义者。弗里德里希·恩格斯重复了他的话但是没能理解他的意思。确实,现在看来很明显恩格斯是第一位马克思主义者,而且越来越多的人接受恩格斯在某种程度上发明了马克思主义的说法。”对于卡弗来说,恩格斯不仅承认了发明马克思主义的头等大罪,而且还承认了无数其他罪恶,比如推销准黑格尔哲学、形而上学、实证主义,以及辩证法——所有这些都被声称“与马克思十分小心的折衷主义相去甚远。”

说马克思有“一种方法论”的观点被归咎于恩格斯,也因而被宣布是错误的。被解除了与恩格斯的关联并夺去所有确定的内容后,马克思就很容易地被弄得可以让安于现状者们当作一种知识分子先驱来接受了。正如卡弗最近所说(并不像是在讽刺),“马克思是一位自由派思想家。”[6]

但是大部分对恩格斯的批评是指向他的《反杜林论》和未完成的《自然辩证法》中的所谓唯科学主义的。麦克勒朗在他的恩格斯传记中声称后者在自然科学方面的兴趣“使得他强调一种自然的而非历史的唯物主义观念。”恩格斯被指责把“物质观念”带进了马克思主义,而这种观念“完全不是马克思的作品所原有的。”他的主要错误是企图发展一种抛弃“辩证法的主观方面”的客观的辩证法,而这导致了“马克思的观点与一种科学的世界观逐渐同化。”

“毫不奇怪,”麦克勒朗控诉道,“随着苏联政权的巩固,恩格斯的庸俗化成为了苏联教科书的主要哲学内容。”[7]正如马克思越发地被描绘为文雅的知识分子,恩格斯越来越被视为粗劣的推广者。恩格斯因而在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学术话语中充当了一只方便的替罪羊。

然而,恩格斯也有他的仰慕者。他在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衰落命运的反转的第一个真正标志是历史学者E·P·汤普森(E. P. Thompson)1978年的《理论的贫困(The Poverty of Theory)》,该书主要是针对路易斯·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在书中汤普森抵抗了一种脱离一切历史对象和经验参考点的抽象的、实体化的理论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攻击。在这个过程中——也在我一直所认为的二十世纪晚期英语知识界的顶点之一中,他勇敢地支持了“老笨蛋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这个饱受阿尔都塞批评的人。

在此基础上,汤普森为一种辩证的经验主义——这是他在恩格斯身上最钦佩的东西——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的必要性提出了充分理由。[8]几年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和《每月评论》的创始编辑保罗·斯威齐(Paul Sweezy)以大胆地重申恩格斯通往辩证法的方法的重要性和他对机械论和还原论观点的批判开始了他的《马克思主义四讲(Four Lectures on Marxism)》。[9]

但是将要恢复恩格斯作为一个与马克思并列的主要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名誉的真正转变并非来自史学家和政治经济学家,而是来自自然科学家。在1975年,史蒂芬·杰伊·古尔德(Stephen Jay Gould),在他的《自然史》中,公开赞扬恩格斯关于人类进化的理论,该理论强调了劳动的角色,他将其描述为维多利亚时代最先进的关于人类进化发展的观念——一种预料了二十世纪人类学对非洲南方古猿的发现的观念。几年后,在1983年,古尔德在《纽约书评(New York Review of Books)》中发展了他的论点,指出一切关于人类进化的理论都是关于“基因-文化共同进化”的,并且“十九世纪关于基因-文化共同进化的最好例证是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其1876年的非凡文章《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逝世后出版于《自然辩证法》)中给出的。[10]

医学社会学家和医学博士霍华德·维茨金(Howard Waitzkin)同样通过展示二十四岁的恩格斯如何在1844年书写《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期间以预示了其后公共卫生界内部的发现的方式探索了疾病的病原学,而将其1983年里程碑式的书《第二种病(The Second Sickness)》大大归功于恩格斯作为一名社会流行病学家的先驱角色。[11]在1985年,理查德·陆翁亭(Richard Lewontin)和理查德·莱文斯(Richard Levins)出版了他们现在已成经典的《辩证生物学(The Dialectical Biologist)》,献词直截了当地写着:“献给弗里德里希·恩格斯,那位在很多时候搞错了但在关键地方说对了的人。”[12]

80后们得以见证了马克思主义中生态社会主义传统的诞生。在以泰德·本顿(Ted Benton)的先驱著作为代表的第一阶段的生态社会主义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因不够重视马尔萨斯的自然界限而受到批评。然而,在1990年代晚期,随之而来的争论产生了第二阶段的生态社会主义,以保尔·伯克特(Paul Burkett)1999年的《马克思与自然(Marx and Nature)》为开端,该书旨在探索历史唯物主义本身的经典基础中蕴含的生态学元素。[13]这些努力最初是集中于马克思的,但也考虑了恩格斯的生态学贡献。该努力得到了新MEGA(马恩全集)计划的增援,在其中马恩的自然科学笔记开始被首次出版。其结果是对经典马克思主义传统的理解发生了一次革命,它的很大部分与一种由当今时代危机(即是经济的也是生态的)演化而出的新的、激进的生态实践共鸣着。

恩格斯对科学的贡献越来越得到认可以及生态马克思主义的兴起再次引起了人们对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以及他其它与自然科学有关的著作的兴趣。2000年以来我(为了一部即将完成的书所做)的研究大部分都集中于恩格斯——以及其他受他影响的人——与一种生态辩证法的形成的关系。在这方面我也不是孤独的。政治经济学家和生态马克思主义者埃尔马·阿尔特瓦特(Elmar Altvater)最近在德国出版了一本有关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书。[14]

批判我们时代的资本主义不可缺少恩格斯的例证就源于他在《反杜林论中》的著名论点:“自然就是辩证法的证明。”[15]这句话在西马哲学中常常受到嘲弄。然而,反映在恩格斯自己深刻的辩证和生态分析中的论点,能够用今天的话来表示:生态学就是辩证法的证明——这是一个其重要性目前尚无人准备好来否定的命题。这样看来,就十分容易理解为何恩格斯在当代生态社会主义讨论中具有如此重要的地位了。生态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常常引用他在《自然辩证法》中的著名警句为主题:

但是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又取消了……因此我们必须时时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象征服者统治异民族一样,决不象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一样——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统治,是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动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16]

对于恩格斯来说,如同对于马克思,通往社会主义的关键是以一种尽可能促进人类潜力,同时保障未来世代的需求的方式对人类和自然的新陈代谢进行合理管理。那么,我们在二十一世纪见证恩格斯的回归则毫不奇怪了,他和马克思一起,继续激发斗争、燃起希望,而这些斗争和希望则定义了我们自己的饱受危机、必然革命的时代。


[1] 艾丽诺·马克思·艾芙琳(Eleanor Marx Aveling):《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学院,《马恩回忆录》(Reminiscences of Marx and Engels),莫斯科:外国语出版社,无日期,186页。

[2] 约翰·L·斯坦利(John L. Stanley):《灌输马克思》(Mainlining Marx),新不伦瑞克,新泽西:事物出版社,2002年。

[3] 大卫·麦克勒朗(David McLellan):《卡尔·马克思:他的生平与思想》(Karl Marx: His Life and Thought),纽约:哈珀与罗出版公司,1973。

[4] 大卫·麦克勒朗(David McLellan):《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哈蒙兹沃思:企鹅出版社,1977。

[5] 奥尔格·卢卡奇(Georg Lukács):《历史与阶级意识》(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伦敦:墨林,1968年,24页,207页。

[6] 特瑞尔·卡弗(Terrell Carver):《作为方法的马克思主义》(Marxism as Method),编辑:特伦斯·波尔(Terence Ball)。詹姆斯·法尔(James Farr):《马克思之后》(After Marx)(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84),261—278页。特瑞尔·卡弗:“特瑞尔·卡弗推荐五本关于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最好的书”,8月4日,2016,http://fivebooks.com。对卡弗观点的批判见斯坦利的《灌输马克思》,32—33,50—54,123—130页。又见卡弗对加雷斯·斯特德曼·琼斯(Gareth Steadman Jones)的《卡尔·马克思》的书评(马克思主义与哲学书评,8月28日,2016,http://marxandphilosophy.org.uk ),在其中我们被告知在他的政治事业中马克思只是“渴望为追求民主制度的广泛群众运动做贡献。”

[7] 麦克勒朗(McLellan):《弗里德里希·恩格斯》,79—107页。

[8] E·P·汤普森(E. P. Thompson):《理论的贫困》(The Poverty of Theory),纽约:每月评论出版社,1978年,50—57页。

[9] 保罗·M·斯威齐(Paul M. Sweezy):《马克思主义四讲》(Four Lectures on Marxism),纽约:每月评论出版社,1981,11—25。

[10] 史蒂芬·杰伊·古尔德(Stephen Jay Gould):《自达尔文以来》(Ever Since Darwin),纽约:诺顿出版社,1977,207–13。《风暴中的顽童》(An Urchin in the Storm),纽约:诺顿出版社,1987年,111页。

[11] 霍华德·维茨金(Howard Waitzkin):《第二种病》(The Second Sickness),纽约:自由出版社,1983。

[12] 理查德·陆翁亭(Richard Lewontin)和理查德·莱文斯(Richard Levins):《辩证生物学》(The Dialectical Biologist),坎布里奇,马萨诸塞:哈佛大学出版社,1985年。

[13] 泰德·本顿(Ted Benton):《马克思与自然界限》(Marxism and Natural Limits),《新左派评论》178期(1989),51—86页。保尔·伯克特(Paul Burkett):《马克思与自然》(Marx and Nature),芝加哥:干草市场媒体集团。又见约翰·贝拉米·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马克思的生态学》(Marx’s Ecology),纽约:每月评论出版社,2000年。

[14] 见帕勒·拉斯马森(Palle Rasmussen)于马克思主义与哲学书评发表的关于阿尔特瓦特的《恩格斯的新发现(Engels neu entdecken)》的书评,2016年8月6日。

[15]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反杜林论》第二版,莫斯科:外国语出版社,1959年,36—37页。

[16] 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纽约:国际出版社,1975年,第25卷,460—461页。

发表评论

电子邮件地址不会被公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