懒惰权(驳斥1848年“劳动权”)(下)

保尔·拉法格 著

王鹏 译

三、生产过剩带来的后果

  西塞罗的同代人、希腊诗人安谛巴特洛斯曾颂扬用于磨碎谷粒的水磨坊的发明。按照他的看法,水磨坊将把女奴隶解放出来,将恢复过去的黄金时代:“珍惜你们的双手吧!磨坊的女工。放心地睡吧!让公鸡徒劳地去报晓吧!达奥已让山林水泽女神代替奴隶们的劳动;看,她们正在轮子上欢畅地跳跃,旋转的齿轮带动沉重的石磨一起转动。我们将和我们的父辈一样,过着悠闲的生活,尽情地享受女神赐予我们的礼物。”


  唉!这位多神教诗人所宣布的悠闲日子并没有到来。对劳动盲目的、可恶的和极其有害的热情把机器这个解放者变成奴役自由人的工具。机器的生产力使自由人变为穷人。


  一个心灵手巧的女编织工靠编结花边用的木筒子每分钟只能结五个网结,而一些编织机在同样的时间内可结三万个网结。一架机器每分钟的工作量相当于一名工人一百小时的工作量,或者换句话说,机器工作一分钟,可让工人休息十天。在用现代机器装备起来的其他工业部门里,也程度不同地存在着类似的情况。随着机器设备日臻完善,随着它们的速度和精确度不断提高,人的劳动逐渐被淘汰。但是,工人并没因此而获得更多的休息时间,相反,他们的劳动劲头反倒更足了,似乎想要与机器比个高低。这是多么愚蠢和致命的竞赛啊!


  为了让人能够更好地同机器竞争,无产阶级取消了限制旧行会手工业者劳动的合理的法规,取消了节假日[旧制度下,教会的法律明文规定,工人全年有九十个休息日(五十二个礼拜天和三十八个节假日),并严格禁止利用节假日加班。这是天主教最大的罪过,因为这是导致工商资产阶级不信教的主要原因。大革命时期,资产阶级一上台.就下令取消节假日,用每工作九天休息一天代替原来的每工作六天休息一天。资产阶级在把工人从教会的桎梏下解放出来之后,又在他们的脖子上套上了沉重的劳动的枷锁。


  十五,十六世纪,现代工商资产阶级刚刚形成,就已经流露出对节假日的仇视。亨利四世曾请求教皇减少节假日,但遭到拒绝,因为“当今异端之一就是表现在节日方面”(奥萨红衣主教的信)。但是到了1666年,巴黎大主教佩雷菲克斯在他的教区内取消了十七个节假日。新教虽然也信奉基督,但较能迎合工商资产阶级的要求,所以它不怎么关心人民的休息,它废黜天上的神以便取消人间的节日。


  宗教改革和自由的哲学思想只不过是凶狠贪婪的资产阶级教徒们用来取消人民群众节假日的借口。——拉法格注]。由于当时一星期只劳动五天,他们是否以为象骗人的经济学家所说的那样,生产者是靠空气和水过活的?但愿不是这样才好!当时的生产者有充分的闲暇享受大地赐予的欢乐,谈情说爱和寻欢作乐;他们可以大摆筵席,欢迎懒惰之神的光临。如今涂上新教色彩的、死气沉沉的英国,当时曾有“快乐的英国”之称。当我们从拉伯雷、凯维多、塞万提斯和其他一些专写冒险题材小说的不知名的作家那里读到描写盛大筵席的场面时,我们不禁垂涎欲滴[盛大为节日往往持续好几个星期。拉腊的唐•罗德里戈在把摩尔人从卡拉特拉瓦旧城里赶走后,举行了婚礼。《歌谣集》中曾有这样的描述:

“婚礼在布尔戈斯举行,
  接着女方又在沙拉斯大摆筵席.
  婚礼和回门共持续七个星期。
  天天车水马龙,宾客如云,
  迟来的客人竟无法找到一席之地”


  参加长达七个星期婚礼的人都是经历过独立战争的英雄的士兵。——拉法格注]。在战役间歇时举行的这类筵席上,真是酒池肉林,喧声震天。约尔丹和佛来米画派也曾用他们的画笔生动地描绘了这一场面。今天,哪里才能见到食量如此惊人的肠胃?又在哪里才能找到容纳整个人类思想的如此奇妙的头脑?我们现在的确退化了,变得渺小了。病牛肉、马铃薯、着了色的红酒、普鲁士烧酒——所有这一切同苦役般的劳动巧妙地结合在一起,损害了我们的机体,使我们的头脑变得愚钝。于是,我们的胃变小了,而机器的生产率却大大提高了;于是,经济学家便向我们宣扬马尔萨斯理论,鼓吹节欲的宗教和劳动的信条。事情难道不正是这样吗?应当割下这些家伙的舌头拿去喂狗!


  因为工人阶级思想单纯,易受愚弄,因为他们带着天生的热情盲目地沉溺于劳动和节欲之中,所以资产阶级才注定懒惰和享乐,才注定不从事生产和过度消费。但是,如果说工人的过度劳动会损害工人的健康和摧残他们的神经,那么它也会给资产阶级带来不少痛苦。


  生产者阶级的节欲促使资产阶级大肆消费他们盲目生产出来的产品。资本主义生产初期,即在一、二百年前,资产者曾是安份守己、品行端正的人。他们满足于和自己的妻子生活,或者说基本上如此。他们从不大吃大喝,把放荡、荒淫的“高尚美德”留给宫廷中的朝臣和贵妇人。现在,没有一个暴发户的子弟不认为应该大力提倡卖淫和采用汞疗法,为的是让汞矿工人的劳动具有某种意义;也没有一个资产者不用香菇阉鸡和拉斐特红酒填塞自己的肚皮,为的是鼓励拉弗莱什家禽饲养工和波尔多的葡萄酒酿造工。在这样的工作条件下,人体的机能很快衰退,头发变稀,牙齿脱落,躯干变形,肚子隆起,呼吸困难,十指不能伸屈。有些人,例如从事政治经济研究的加尔涅先生之流和从事法哲学研究的阿科拉先生之流,他们由于身体过分虚弱,经受不起放荡生活的折腾,但是他们颇有舞文弄墨的才干,他们绞尽脑汁,写出很多起催眠作用的大部头著作,来剥夺排字工和印刷工的休息时间。


  上流社会的贵妇人也过着殉难者一般的生活。为了把自己打扮得象仙女一样漂亮,她们在一天中不知要换穿多少件衣裙(缝纫女工为了缝制这些服装,累垮了身子);她们不惜化上几个小时,让理发师在她们空虚的脑袋上梳个假发髻;她们穿着紧身裙和窄小的鞋子,袒胸露背得连大兵们看了都会脸红,在以慈善事业名义举办的舞会上,通宵达旦地转圈子,为的是替穷人募集几个铜板。多么高尚的心灵啊!


  为了执行既是非生产者又是过度消费者的双重社会职能,资产阶级不仅要使过去颇有节制的欲望变得十分强烈,丢掉两个世纪以前从事劳动的习惯,去过花天酒地、荒淫无度的生活,而且还要使一大批人脱离生产性劳动,来为他们服务。


  这里有一些数字,足以说明生产力的损失有多大。根据1861年的人口调查,英格兰和威尔士的总人口为二千零六万六千二百二十四人,其中男子九百七十七万六千二百五十九人,妇女一千零二十八万九千九百六十五人。从中减掉不宜劳动的老幼,所有“非生产”的妇女、少年和儿童,再减掉官吏、牧师、律师,军人、娼妓、艺术家、科学家等“从事意识形态的”阶层以及所有专门以地租、利息、股息等形式消费别人劳动的人,大致还剩下八百万不同年龄的男女,其中包括在生产、商业、金融等部门供职的资本家。在这八百万人中有:

农业工人(包括牧人和住在农场主家里的雇农与使女)……………………1 098 261人

棉、毛、大麻、亚麻、丝等纺织厂和编织业的工人……………………………642 607人

煤矿和金属矿的工人…………………………………565 835人

冶金厂(炼铁厂、延压厂等)的工人……………………………396 998人

仆役阶级……………………1 208 648人    

  “全部纺织厂的雇佣人员和煤矿、金属矿的人员加在一起是1208 442人,全部纺织厂的雇佣人员和冶金厂人员加在一起是1 039 605人;二者都少于现代家奴的人数。请看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获得了多么辉煌的结果!”。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李第23卷第489页。——编者注]

  除了这个仆役阶级之外——其人数的多少是资本主义文明程度的标志——,还有一个为数很多的不幸者阶级,他们是专门为富有者阶级的那些很花钱的但又毫无意义的癖好服务的:例如钻石磨研工,花边女工,绣花女工,缝制高级时装的成衣工,别墅的装修工等等。[“为有钱阶级服务的仆人在一个国家的人口中所占的比例是该国国民财富和文明程度的标志。”(马丁《加入联邦前后的爱尔兰》,1813年),甘必大自从不再作为一个贫困潦倒的律师经常光顾普洛科波咖啡馆*之后,便否认社会问题的存在。他所说的新的社会阶层,就是指不断壮大的仆役阶级。——拉法格注


  *十八世纪的一家著名的咖啡馆,它是当时文人相聚的场所。大革命时期,它成了一个民主俱乐部,王朝复辟后,它又变为知识界中反对派的活动中心。甘必大和瓦累斯曾是这家咖啡馆的常客。

——《拉法格选集》法文版编者注]

  资产阶级一旦陷入了懒惰和享乐,尽管也吃了不少苦头,最终还是适应了这一新的生活方式:他们对任何可能发生的变革,都感到惶惶不安。当看到工人忍声吞气地过着悲惨的生活,当看到工人的身体被病态的劳动热情折磨得越来越坏时,资产阶级便更加厌恶劳动和对享乐的限制。


  恰恰在这个时候,无产阶级不顾资产阶级把道德败坏视为社会义务这一点,竟心血来潮地想把劳动强加给资本家。那些头脑过于简单的人,对经济学家和道德学家有关劳动的理论信以为真,不遗余力地强迫资本家去实践这些理论。干是,无产阶级提出“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口号。1831年,里昂的起义者提出:“不能靠劳动生,则饮弹而死”。1871年3月,巴黎公社的参加者把他们的起义宣布为劳动的革命


  对这些企图消灭资产阶级的懒惰和享乐的狂暴举动,资产阶级则报之以残酷的镇压。不过,他们知道,即使他们能把这些爆发出来的革命镇压下去,他们却无法用大规模的血腥屠杀来打消无产阶级想把劳动强加给那个饱食终日、无所事事的有闲阶级的这样一个荒唐的念头。正是为了防止这类不幸的发生,资产阶级在自己的身边豢养着一大批宪兵、警察、法官、狱吏,让他们专门从事这项非生产性的工作。人们不应再对现代军队的性质抱有幻想:这些常备军队的职能是对付“内部的敌人”。巴黎和里昂的工事修筑起来不是为了保护这两座城市免遭外敌的入侵,而是为了镇压内部发生的暴动。比利时是资本主义的乐土。它的军队便是这方面的不容争辩的极好例子。它的中立地位得到欧洲列强的保证,但是,按全国人口比例来计算,它的军队的人数却是相当庞大的。骁勇的比利时军队曾在博里纳日和沙勒罗瓦平原上立下显赫的战功,比利时军官们用手无寸铁的工人的鲜血磨快了自己的佩剑,换来了金光闪闪的肩章。欧洲各国没有国民军,只有保护资本家和对付人民反抗的雇佣军,因为人民想让资本家也在纺织厂和矿山里劳动十个小时。


  这样一来,工人阶级在勒紧裤腰带的同时,大大地增加了资产阶级的胃口。资产阶级因此而不得不进行过度的消费。为了减轻自己的这项繁重工作,资产阶级从工人阶级队伍中抽出一大批人(其数目要比从事有益劳动的人多得多),让他们不从事生产性劳动,只是大量消费。不管这些不从事有益劳动的人的胃口有多么大,他们都无法消费掉工人生产出来的全部商品。工人则被劳动的信条迷住了心窍,一味生产,从未想到消费,甚至不想想他们生产出来的产品最终能否找到消费者。


  工人一方面毫无节制地拼命劳动,另一方面节衣缩食,过着清贫的生活,由此而产生的后果是:资本主义生产所而临的最大问题不再是寻找生产者和提高他们的生产效率,而是寻找消费者,刺激他们的胃口和制造虚假的需求。由于饥寒交迫的欧洲工人拒绝穿他们自己织的布,拒绝喝他们自己酿造的酒,可怜的工厂主只得赶快去寻找与欧洲工人截然不同的另一些人:每年,欧洲向世界各地输出成千上万件商品,而在有的地方,人们还根本不知道拿这些商品作什么用[试举两个例子:英国政府为了讨好印度农民(虽然连年灾荒,农民们仍坚持种植罂粟而不种水稻和小麦),曾不得不挑起流血战争来迫使中国政府自由输入印度的鸦片,为了推销苏格兰酿酒厂和曼彻斯特纺织厂的产品,波利尼西亚的原始居民被迫象英国人那样穿着打扮并喝得酩酊大醉,甚至因酒精中毒而死掉。——拉法格注]。已经发现的大陆太小了,不够用,工厂主需要开拓新的疆土;他们日夜梦想着非洲,撒哈拉沙漠中的绿洲,苏丹大铁路。他们紧张地注视着利文斯顿、斯坦利、谢尤、布拉柴等人的探险成果,出神地倾听这些勇敢的旅行家讲述他们的种种奇遇。“黑色大陆”蕴藏着多少尚未被人知道的宝贝啊!满山遍野的象牙,注流成河的椰子油,闪闪发光的金沙。那里有千百万黑人,他们裸露着的身子就象杜弗尔和日拉丹的脸一样,他们正期待着欧洲的棉布,以便变得体面一些,他们正期待着圣经和烧酒,以便了解文明的美德。


  酒足饭饱的资产阶级,人数超过生产阶级的仆役阶级,被欧洲商品淹没的其他各大洲的尚未开化的民族,——所有这些人都无力消费掉堆积起来比埃及金字塔不知高多少倍的商品。欧洲工人的生产率大大超过了一切消费和浪费。工厂主为此感到惊惶失措。他们无法向酷爱劳动的工人提供足够的原料。于是,毛纺厂只得利用又脏又烂的下脚料生产所谓的“再生布”,其牢靠的程度与议员们在竞选时所作的诺言差不多。里昂的缎丝厂为了增加纤维的份量,在又轻又软的天然丝中掺入矿物质,结果使产品变得又硬又脆,使用寿命大大缩短。在产品中掺假,这是为了加速商品流通和缩短产品的使用寿命。我们的时代将被称为“掺假”的时代,就象按生产的性质把古代划分为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一样。有人指责我们虔诚的工业家弄虚作假,其实他们不知道,资本家之所以这么做,是为了给工人工作,因为工人决不肯闲着什么事也不干;工厂主的弄虚作假是出于人道主义目的,当然,他们同时也可以获得巨额利润。假如说这种做法对产品的质量是极其有害的,并造成巨大的人力浪费,但它毕竟能说明,资产阶级是多么聪明能干,而工人则已堕落到何等地步。因为工人为了满足自己对劳动的癖好,竟使得工业家昧着良心,破坏了商业信誉的法则。


  虽然商品生产过剩,虽然在工业中存在着弄虚作假的现象,但是工人们仍大量地涌向劳动市场,他们高呼:工作,工作!虽然工人的数量已经过多,但是工人并不因此而抑制自己的劳动热情,相反,他们把这种热情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一旦什么地方有工作的机会,他们便蜂涌而至。他们要求一天能劳动十二至十四小时,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觉得过瘾。尽管如此,他们仍很快地被赶出工厂大门,失去了满足这一欲望的可能。每年,工业部门里的失业现象就象春夏秋冬一样地准时出现。在损害健康的过度劳动之后,便是连续两个月、四个月的绝对休息。失去了劳动,也就断绝了生计。既然这种对劳动的癖好已象毒蛇一般牢牢地盘踞在工人的心上,既然它已经扼杀了工人身上的其他本能,既然社会所需要的劳动数量必然受到消费和原料的限制,那么,何必非要在六个月内完成全年的劳动量呢?为什么不把劳动平均地分配在十二个月里,强迫工人长年地每天只劳动五、六个小时,而非要让他们在一年的六个月中每天拼命地干十二个小时呢?当工人的每天工作得到保障时,他们将不再彼此嫉妒,将不再互相争夺工作和口粮,他们的肉体和精神将不再被弄得疲惫不堪,这样一来,他们就能开始具有懒惰的美德。


  工人被对劳动的癖好弄得稀里糊涂,以至无法理解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为了使人人都有工作可做,应该采取定量分配的办法,就象在一条快要沉没的船上定额分配淡水一样。工业家从资本主义剥削的角度出发,早就要求立法限制劳动时间。1860年,阿尔萨斯的最大企业家鲍卡尔先生在职业教育委员会上宣称:“十二小时工作日太长了,应该缩短为十一小时,应该在星期六下午两点钟以后停止工作。我建议采取这项措施,尽管乍看起来,这么做的代价太大了。我们早在四年前就这样做了,效果不错,生产的平均数字非但没有下降,反而上升了。”


  帕西在《论机器》一文中引用了比利时大工业家奥塔维尔的一封信:“我们的机器没有达到应有的生产能力;它们的产量比英国纺织厂的同类机器要低,虽然英国纺织工人每天比我们的工人少劳动两个小时……而我们则多劳动两小时。我确信,如果我们把工作日从十三小时缩短为十一小时,我们也能生产同样数量的产品,而且会更经济些。”


  另一方面,勒卢阿-博利约断言:“根据一位比利时大企业家的观察,一个有节假日的星期的产量并不比普通一星期的产量少。”[保尔•勒卢阿-博利约《十九世纪的工人问题》1872年版。——拉法格注]


  我们的人民头脑过于简单,受了道德家的蒙蔽,他们所不敢做的事情,贵族政府却做了。经济学家象不祥的乌鸦那样预言:把劳动时间缩短一小时,就会使英国工业破产。但是,英国政府对他们在道德和工业方面的这种深谋远虑嗤之以鼻,它制定了一项极为严格的法律,禁止一天的工作时间超过十小时。尽管如此,英国和过去一祥,仍然是世界上头等的工业强国。


  我们的面前有英国的成功经验,有一些明智的资本家的经验。所有这些经验都无可辩驳地证明,要想提高人的生产效率,就必须缩短劳动时间,增加假日的天数。但是,法国人民还没有看到这一点。假如因为劳动时间仅仅缩短两小时,英国的生产便在十年内增长了几乎三分之一,[伦敦统计局著名的统计学家古芬提供了有关英格兰和爱尔兰的国民财富增加情况的一些数字:
  1814年——550亿法郎
  1865年——1 6245亿法郎
  1875年——2 125亿法郎。
  ——拉法格注]
那么把工作日缩减三小时,法国的生产岂不可以以更快的步伐突飞猛进?难道不应该让工人们懂得:承担过于繁重的劳动,将会耗竭他们以及他们子孙后代的精力,由于过度疲劳,他们将过早地丧失工作能力;在他们唯一的癖好的支配下,他们不再是人,而只是一些毫无思想的躯壳;他们扼杀了自己的一切才干,只剩下对劳动的狂热?


  唉!他们鹦鹉学舌般地不断重复经济学家的那些说教:“为了增加国民财富,让我们工作吧!”你们太傻了!正是因为你们工作得太多了,所以工业的技术装备才发展得如此缓慢。请不要再叫嚷了,还是听听一位经济学家的意见吧!此人不是什么超人一等的天才,他就是几个月前刚去世的雷博先生:“一般来说,生产方法的变革要视劳动力的条件而定。当劳动力便宜时,就大量雇用工人;但是一旦它变得昂贵起来,便尽量裁减工人。”[路易•雷博《棉花及其体制和问题》1863年版。——拉法格注]


  为了迫使资本家改进他们的用铁木制成的机器,必须提高工人的工资,缩短有血有肉的活机器的工作时间。何以见得呢?人们可以举出成百个这方面的例子:走锭精纺机之所以能够问世并在曼彻斯特的纺织厂中被采用,这是因为纺纱女工拒绝象过去那样长的劳动时间。


  在美国,机器席卷农业生产的各个部门:从制造黄油到麦田除草。为什么呢?因为自由和懒惰的美国人宁死也不愿象法国农民那样当牛做马。在我们光荣的法兰西,犁地是一项极其繁重和累人的活计,而在美国西部地区,它却是一种惬意的消遣:在辽阔的田野里,农民坐在机器上,一边干活,一边悠然地抽着烟斗。

四、什么鸟儿唱什么歌

  假如缩短工作时间能为社会生产创造新的机器,那么迫使工人消费他们所生产的产品则可以大大壮大劳动大军。到那时候,资产阶级将不再是彻头彻尾的纯消费者,它将迫不及待地让那些脱离有益劳动、专门帮它消费和浪费社会财富的军人、法官、美容师、拉皮条者散伙。到那时候,劳动市场就会有人满之患。于是,人们不得不颁布一项严禁劳动的法律,因为根本无法替这些不生产任何东西的、但比蝗虫还要多的人,找到一份工作。除此之外,不应该忘记,还有一批人是专门为满足耗资巨大但毫无意义的爱好和需要服务的。当不再有需要佩戴金银边饰的将军和仆人时,当不再有需要穿花边裙子的妓女和新娘时,当不再需要铸造火炮时,当不再需要盖造宫殿时,——到那时候,就不得不借助严格的法律条文,强迫编织金银边饰的,刺绣花边的,铸造火炮的和盖造宫殿的男女工人去练习划船或学习跳舞,以此来恢复他们的健康和提高人种的质量。当欧洲各国的产品将在当地消费,不再远销到鬼知道什么地方去的时候,海员、码头装卸工、运输工人将学会如何闭目养神。幸福的波利尼西亚青年将可以自由地谈情说爱,不必害怕文明世界的维纳斯女神的鞭笞或欧洲道德卫士的训斥。


  此外,为了替现代社会中一切非生产人员找到一份工作,为了使工业技术不断发展,工人阶级应该仿效资产阶级,断然与节欲的陋习一刀两断,无限制地提高自己的消费能力。不要再每日只吃一、二盎司硬得咬不动的肉,而应吃一、二磅鲜嫩的煎牛排;不必比教皇更虔诚,每天只喝少量的劣等酒,而应大杯大杯地畅怀痛饮波尔多红酒或布尔贡酒,把水留给牲畜去喝。


  如果无产阶级执意想把炼铁工人和炼油工人的十小时工作日强加给资本家,这就大错特错了,这是引起社会对抗和内战的根源。不应该强迫别人劳动,而应该禁止劳动。满可以允许路特希尔德、萨伊之流终身做个懒汉。尽管劳动已成为一种潮流,但是只要他们愿意过懒汉的生活,就让他们去市政府登记一下,然后每天早上发给他们二十法郎的娱乐费。这样一来,社会上的种种纷争就会平息。当不劳而获的资本家一旦确信,人们对他们并无恶意,只希望把他们从生下来便注定要承担的过度消费和挥霍浪费的重荷下解脱出来,他们便会第一个报名参加人民党。至于那些无力表明自己想做懒汉意愿的资产者,就让他们按自己的本能行事吧!总归可以替他们找到一份令他们生厌的工作。让杜弗尔去打扫公共厕所,让加利费去宰长满癣疥的猪和得鼻疽病的马,让派往普瓦西的审判委员会的委员们去登记送往屠宰场的牛羊的数目;让那些爱好盛大葬礼的参议员去当吹鼓手,演奏葬礼进行曲。还可以替别的人找到一份力所能及的工作:让路日里尔、布洛利去盖香槟酒的瓶塞子,不过事先得把他们的嘴巴罩住,免得他们喝醉;让费里、弗雷西讷、蒂拉尔去消除政府部门里的臭虫和污垢,但是要把公款藏好,防止他们恶习不改,顺手牵羊。


  不过,引诱人类堕落、装模作样骗人的道德家、伪君子、假好人将长期受到人们严厉的报复。

  “这帮家伙以伪装的面目出现,欺骗世人。他们诡称,他们终日祈祷诵经,修身养心;其实不然,只有上帝才知道他们在干些什么乌七八糟的勾当。他们把自己乔装打扮成居鲁斯[居鲁斯——古波斯帝国国王(前558-前529)。——编者注],实际上他们是一群酒神节浮雕上所描写的酒鬼。他们那副肠肥脑满、油头粉面的模样便是明证。”

[拉伯雷《巨人传》第2卷第74章。——拉法格注]

  在人民欢乐的节日里,共产主义者和集体主义者将不再象在资产阶级的节日——8月15日和7月14日——那样尽吃尘土,而是痛饮美酒,大嚼美味的火腿;与此同时,那些道德政治科学院院士,那些身穿长袍或短褂的形形色色的传教士——经济学的、基督教的、耶稣教的、犹太教的、实证主义的和信奉思想自由的传教士,马尔萨斯主义、基督教道德——不管是独树一帜的还是处于从属地位的利他主义——的吹鼓手,他们都将身披黄袍,手持蜡烛,在威尔士妇女的身旁,在摆满佳肴、水果、鲜花的餐桌旁,饿得两眼发黑;他们将在满满的酒桶旁口渴得嗓子直冒烟。一年四次,即每逢变换季节的时候,他们将同狗一起,被关在风磨坊里,被迫推十小时的磨。律师和法学家也将受到同样的惩罚。


  在懒惰国里,为了打发一秒一秒地消耗我们生命的时间,将组织丰富多采的文娱演出。这对资产阶级立法者来说,倒是一项最合适不过的工作了。他们将分成许多小组,跑遍乡村和集市,到处作立法的表演。脚蹬高统皮靴、胸佩奖章和荣誉军团勋章的将军们,将穿街走巷,招摇过市,为的是拉拢一些好心肠的人。甘必大和卡桑尼亚克[贝尔纳•格朗尼埃•德•卡桑尼亚克(1806-1880)是波拿巴主义者,热尔省的众议员。他的儿子保尔•格朗尼埃•德•卡桑尼亚克也是热尔省议员。——编者注]将站在大门口大吹大擂。卡桑尼亚克身穿笔挺的礼服,不停转动眼珠,捻着胡子,手中握着他父亲的手枪,唾沫四溅地恫吓整个世界。但是,一旦人们当着他的面拿出吕利埃[厄内斯特•沙尔•吕利埃(1838-1691)——1871年3月18日起义的参加者,曾企图同凡尔赛谈判,公社失败后流放到新喀里多尼亚。在1868年曾要求同保尔•德•卡桑尼亚克决斗,但道到后者拒绝。——编者注]的画像时,他就恨不得钻入地缝。甘必大将滔滔不绝地大谈对外政策:大谈为把土耳其弄到手而不惜在欧洲挑起战火的小小的希腊;大谈想同普鲁士结盟的大俄罗斯,因为它希望欧洲西部各国被打得鼻青眼肿,这样一来,它便可以向东方挺进和镇压国内想入非非的虚无主义者,大谈俾斯麦,说此人相当不错,可以就大赦问题表态……然后,他敲打着他那袒露的、涂有红、白、蓝三种颜色的大肚皮,反复列举诸如雪鹀、块菰、马尔高酒和依根酒之类的山珍海味和名牌好酒,为的是鼓励发展农业生产,并使贝尔维尔选民个个兴高采烈。


  在用木板搭起来的舞台上,首先上演一出选举闹剧。


  在呆头呆脑的选民面前,小丑装束的资产阶级候选人跳起了政治自由舞,用写有各种各样许诺的竞选纲领遮盖自己的脸蛋和下身。当讲到人民的苦难时,眼泪在他们的眼眶里打转,当讲到法兰西的光荣业绩时,声音顿时变得象铜钟一样洪亮。选民们则发出驴子一般的叫唤声。


  然后,开始伟大的一幕:盗窃国民财富。


  资本主义的法兰西,这位身躯高大、脸上多毛、头颅光秃、皮肉松弛、肥胖臃肿、萎靡不振、眼珠失去光泽的女人,懒洋洋地斜躺在丝绒软椅上。在她的脚下,工业资本主义这个铁制的庞然大物,戴着猴子的假面具,机械地吞噬男人、妇女和小孩,空中充满了撕裂人心的惨叫声。长着貂的嘴脸、鬣狗的身躯和针鼹的四肢的银行家,动作敏捷地把钱一个一个地偷走。衣着槛楼、瘦骨嶙峋、可怜巴巴的无产阶级,在手持明晃晃马刀的宪兵的押送下,在拿着饥饿皮鞭的复仇女神的驱赶下,把一堆堆商品、一桶桶酒、一袋袋粮食和金子奉献给资本主义的法兰西。朗格卢瓦[朗格卢瓦是蒲鲁东的信徒,在1865年是蒲鲁东的遗嘱执行人之一。——编者注]一手提着裤子,一手拿着蒲鲁东的遗书,嘴里还衔着一本财政预算,率领一批人看管国库。当工人放下身上所背的东西,他们便用枪托和刺刀把工人驱逐走,然后给工业家、商人、银行家打开库门,这帮家伙即刻蜂涌而上,拼命抢夺棉布、粮食、金条,倒空酒桶。最后,他们再也没有力气了,浑身又脏又臭,一个个软瘫在垃圾和呕吐物堆里。这时候,一声霹雳,大地被震裂,从中跳出历史的“必然性”,它举起铁脚,踩踏一切跌倒在地上抽泣和来不及躲逃的人,并用粗壮的双手推翻被吓得目瞪口呆、直冒冷汗的资本主义法兰西。


  如果工人阶级必须根除身上的使他们堕落的恶习,使出全部气力站立起来,这不是为了争取人权,因为那只是资本主义剥削的权利,不是为了争取劳动权,因为那只是贫困的权利;而是为了争取制定一项禁止人们每天劳动三小时以上的铁一般的法律。到那时候,古老的大地将会快乐得发颤,感到一个崭新的世界正在自己的身上诞生……但是,怎样才能使一个被资本主义道德腐蚀了的无产阶级作出如此有魄力的决定呢?


  一个世纪以来,由男人、妇女和儿童组成的无产阶级,象古代奴役的化身耶稣一样,艰难地攀登苦难的骷髅地[圣经中,耶稣受难的地方。——编者注]:沉重的苦役折断了他们的筋骨,毁坏了他们的身躯,撕裂了他们的神经;一个世纪以来,饥饿损害了他们的内脏和脑子……啊,懒惰,可怜可怜我们这些长期生活在贫困之中的人吧!啊,懒惰,你是艺术和崇高美德的母亲,但愿你能成为消除人类苦难的镇痛剂!

附 注

  我们的道德家十分谦虚。虽然他们炮制了关于劳动的信条,但是他们对它的安神、散心、健肾等功能却一直持审慎的态度。他们打算先在普通人的身上进行“活体试验”,然后再用于资本家,因为他们的任务是替资本家的罪恶辩护。


  但是,一文不值的哲学家们,既然你们不敢向你们的主人兜售你们的道德,那又何必如此绞尽脑汁,煞费苦心呢?你们是否愿意看一看,你们引以自豪的劳动信条曾经遭到怎样的践踏和唾弃?让我们重温一下古代历史以及古代哲学家和立法者的著作吧!

  历史学之父希罗多德写道:“我不能断定,希腊人是不是因为受了埃及人的影响,才轻视劳动的。因我发现,色雷斯人、西锡人,波斯人、吕底亚人也同样地轻视劳动。总之,在大多数半开化的民族中间,学手艺的人,甚至包括他们的子女,都被视作最下等的公民……所有的希腊人,特别是斯巴达人,都是按这一原则培养的。”[《希罗多德全集》第2卷,拉尔歇译,1876年版。——拉法格注]


  “在雅典,只有参与保卫和管理国家的公民才被认为是真正高尚的人,就象他们的祖先只看得起打仗的武士一样。为了能够自由地支配时间,从而把自己的全部精力和智慧用于维护共和国的利益,他们强迫奴隶从事各项劳动。斯巴达人为了保持妇女的高贵身份,竟不让她们纺纱织布。”[比约《论西方古代奴隶制的消灭》1840年版。——拉法格注]

  罗马人只会两种高尚的职业:种田和打仗。全体公民均有权靠国家养活,他们不必学会什么“肮脏的技能”(他们是这样称呼的),因为做工纯属奴隶的事情。为了发动人民,老布鲁土斯指责暴君塔克文把自由公民变成泥瓦匠和工匠。[《梯特•李维全集》第1卷。——拉法格注]

  古代哲学家虽然就思想起源的问题争论不休,但是,他们在厌恶劳动这一点上,却是一致的。

  柏拉图在谈到社会乌托邦和理想共和国时指出:“大自然既没有创造鞋匠,也没有创造铁匠。从事这类职业的人都是低贱的:这些受雇用的卑微的无名小卒,由于他们所处的地位,被剥夺了一切政治权利。至于那些惯于骗人、撒谎的商人,只是作为一种必要的邪恶,才被容许存在于社会里。凡是不惜降低身份,开店经商的公民都将被判罪。如果他们伏罪,他们将被监禁一年。如果出狱后重犯,必将受到加倍的惩罚。”[柏拉图《共和国》第5卷。——拉法格注]


  色诺芬在他的《经济学》一书中写道:“从事手工劳动的人决不能担任任何较高的职务。这样做是完全正确的。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整天坐着干活,有的甚至要受到炉火的烘烤,他们的身体和脑子决不会不因此而受到损害”。


  西塞罗声称,“店铺会做出什么体面的事情来呢?难道商人真能做到童叟无欺吗?正直的人决不会去开铺子……商人不撒谎,就不可能赚钱。难道还有比欺骗更无耻的事情吗?因此,所有出卖劳动和技能的人,都是卑鄙下流的小人。谁出卖劳动,谁就是出卖他自己,使自己沦为奴隶。”[西塞罗《论权利》第1卷第2编第42章——拉法格注]

  受劳动的信条愚弄的无产者,请你们听听这些哲学家是怎么说的吧(有人千方百计地不让你们知道这些话)。一个公民出卖自己的劳动,就是使自己沦为奴隶,成为罪犯,他将被判处几年监禁。


  基督教的伪善行为和资本主义的实利主义还没有使古代共和国的哲学家变坏。这些哲学家敢于向自由人说出自己天真的想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这些最伟大的思想家(我们的库辛、卡罗、西蒙远远比不上他们)希望在他们理想的共和国里的公民都能有充分的闲暇时间。色诺芬补充说,因为“劳动夺走了全部时间,人们再也没有功夫来为共和国和朋友们服务了”。按普卢塔克的说法,莱喀古士这位“大圣人”曾主张禁止共和国的公民从事任何劳动,而应让他们有充分的闲暇时间。[柏拉图《共和国》第5卷;《法律》第3卷;亚里士多德《政治》第1卷和第7卷;色诺芬《经济学》第4卷和第6卷;普卢塔克《莱喀古士传》。——拉法格注]


  巴斯夏、杜邦鲁、博利约以及其他资本主义道德和基督教道德的卫士回答说:“这些思想家和哲学家可是在宣扬奴隶制啊!”完全正确。不过,在当时的经济和政治条件下,难道他们能不这样做吗?古代社会里,战争是极为平常的事情,自由人必须把他们的全部时间用于讨论国事和守卫国家。当时的手工劳动是十分原始和低级的,因此从事手工劳动的人不可能同时又履行士兵和公民的职责。为了拥有士兵和公民,哲学家和立法者不得不在英雄的共和国里容忍奴隶的存在。试问,资本主义的道德家和经济学家不是也在宣扬现代的奴隶制——雇佣制吗?在资本主义的奴隶制下,谁有闲暇时间呢?——路特希尔德、施奈德、布西珂太太之流!这些无用的甚至是有害的家伙也是他们身上恶习的和家中仆人的奴隶。


  有人鄙夷地写道:“奴隶制的偏见支配了毕达哥拉斯和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但是,亚里士多德预见到:“如果每件工具都不需要人的监督,便能自动地下作,就象德达尔发明的自动机或象武尔坎的能自动完成圣职的三脚供桌一样,如果织布梭子会自动织布,那么工场的师傅就不需要帮手,主人也就不需要奴隶了。”亚里士多德的梦想如今已经实现。现代机器能“口喷火焰”,具有不知疲倦的钢铁“四肢”和奇妙的“繁殖能力”,它们驯服地替我们干活。但是,资本主义哲学家的才智却受雇佣制偏见的支配,他们不理解,机器是人类的救世主,是把人从肮脏的手工劳动和雇佣劳动中解放出来的上帝,是带来闲暇和自由的上帝。

译自《拉法格选集》1970年巴黎法文版第98—145页。


原载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afargue/mia-chinese-lafargue-188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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