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败印度人民党,加强工人阶级、左翼和所有进步的运动

印度激进社会主义社  著

素侠云雪  译

译按:此文为印度激进社会主义社在印度2019年国会大选前所发表的声明性文章。该文第一章主要分析了印度人民党自2014年执政以来的统治劣迹;第二章指出将希望寄托于国大党并不能解决目前印度的困境,且国大党并不是进步政党,也无社会主义理念可言;第三章则批判了“第三阵线”这个由缺乏阶级话语的改良主义组织和极右翼组织组成的阵线,指出该阵线的组成部分并不真正为受压迫者服务;第四章一方面批判了印度主流左翼的政治主张及其行动,说明了其改良主义的本质,另一方面主张在此次大选中策略性投票支持包括印共、印共(马)等左翼和进步组织提名的来自受压迫者和被剥削者运动的候选人,并提出了自己独立的政治、经济、文化变革要求。

莫迪在竞选活动中。

一、印度人民党统治下的五年

2014年,以印度人民党为首全国民主联盟赢得了38.5%的选票,但由于印度相对多数制的选举计票体制,足以让全国民主联盟拿下人民院543席中的336席。印度人民党自己获得31%的票选和282个人民院议席。这产生了戏剧性影响。这意味着虽然是联合政府,但它现在被印度人民党控制,印度人民党不再需要瓦杰帕伊【1】式的和解面具。这样可以毫不犹豫地提出国民志愿团(RSS)【2】的核心议程。印度相当大一部分大资产阶级为了让莫迪当上总理,花大钱支持莫迪。因此,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的崛起与印度大资本有关。因此为了评估莫迪执政的五年,我们需要掌握以下各方面因素:陷入低迷的任人唯亲的新自由主义经济,猛烈攻击民主权利,攻击穆斯林和达利特,推行强硬的印度教至上主义及面对这些发展时反对派的四分五裂。

(一)经济局势:任人唯亲、管理不善和不平等加剧

1.整个经济萎靡不振

印度人民党执政的五年里经济并未持续高速增长。可以确定的是在其执政期间少数有便利条件的亲信获得了巨大利益。阿达尼(Adani)公司的增长令人震惊,它成了所有工业集团中增长最显著的一定。2017年,单是阿达尼集团的收益就增长了124.6%。2014年人民院选举之前,莫迪所乘坐的私人直升飞机就是由阿达尼公司提供的。然而就经济整体而言,大部分资产阶级做得并不出色。虽然有众多数据信息,但总体增长率仍远低于统一进步联盟【3】(UPA)第一届政府时的表现。经济中的投资率仍很低,固定资产投资总值占GDP的比重低于历史上任何时期。农业的凄惨使得大土地所有者都跑到德里和孟买举行抗议游行。印度人民党获取民意支持的承诺之一——全面就业一直都没能兑现。最新的全国抽样调查组织(NSSO)数据泄露了出来,尽管政府努力要掩埋它,该数据揭示了自1993年以来印度男性劳动力首次萎缩。

事实上,印度人民党的标志性经济措施全都显著地失败了。

其中最大的失败是“废钞”。据说这是为了检查黑钱。有关回收黑钱的说法被证明是错误的。印度储备银行已确认99.3%的恶化票据都已归还银行。突如其来的决定对印度经济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影响,包括劳动力就业放缓和农业总收入下降。经济增长率放缓降低到了四年来最低的6.7%。

尽管是由国大党计划的,但印度人民党坚持征收商品和服务税(GST),这除了导致增长率进一步下降外,还通过以全印商品和服务税来取代各邦控制的销售税,加强了各邦对中央的依赖。该税的税率由商品和服务税(GST)委员会决定,每个邦在该委员会中同中央一起只有一席,因此无力改变税率,这样做显然剥夺了各邦的权力。

到目前为止,“印度制造”计划因私营部门投资率的下降而陷入困境。外国直接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仍限制在2%左右。只有极少部分投资用于制造业。

即使按照资产阶级的标准,也很难证明这届政府是一个合格的经济管家。

2.扩大中的不平等

虽然经济增长缓慢且集中在少数几家公司,但小型公司受到了莫迪倾向于壮观的专制手势的打击。停止货币流通——一种完全无效的措施——摧残了中小企业,同时让大资本毫发无损。备受瞩目的微型中小企业融资银行(MUDRA)贷款计划针对的是中小企业,不过平均贷款利息却略高于45000卢比。较小的企业继续去恢复正常,而高达姆·阿达尼(Gautam Adani)则已跻身世界最富有人群的名单。

在我国普通人民中,财富也继续集中在最富有的人群中。由瑞士信贷这家投资银行所发表的《全球财富报告2018》称,目前在印度有34.3万人有超过100万美元(或者说7亿印度卢比)的财富。据世界不平等数据库显示,在印度,收入最高的1%的人口中每个成年人每年收入330万卢比或每月收入27.5万卢比,而收入最低的50%的人口则每年收入4.5万卢比或每月收入3750卢比。

螺旋式收入不平等是结束或减少福利支持的结果。在对印度刚起步的社会安全网——公共分配体系(PDS)与农村就业计划(MNREGA)——最初的正面的攻击失败后,印度人民党以一千次削减的方式来促使这些计划死亡。总体福利支出仅有些许增加,而实质上对重启现政府措施的方案的开创性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国家没有反补贴支出来检查不平等的增长。

3.肆无忌惮的任人唯亲

任人唯亲一直是当前政府的基调。这甚至不是一个能在印度各企业中广泛散播财富的政权。相反,少数几个人一直受到当权者的支持和直接的利润转移。计划委员会被争取印度转型国家机构(National Institution for Transforming India (NITI))所取代,该机构已确定74家中央公共部门企业(central public sector undertakings (CPSUs))——其中26家要彻底关闭,10家要进行战略性撤资。政府已任命信用共同基金经理提供咨询服务,并执行其通过交易所指数基金(ETF)来快速销售10家中央公共部门企业的国民经济战略,这其中包括印度石油天然气公司(ONGC)、印度天然气管理有限公司(GAIL)、印度石油有限公司(Oil India Limited)、印度石油公司(Indian Oil Corporation)、印度化石燃料有限公司(Coal India Limited)、印度巴拉特重型电力有限公司(BHEL)、巴拉特电子有限公司(Bharat Electronics Limited)等。因此最接近印度人民党的安巴尼斯(Ambanis)家族企业则被请来监督私有化。由公司之家持有的不良资产数量在印度人民党执政期间稳步增长,并使金融业的地位成为当前经济中最脆弱的部门之一。

政府数据本身告诉人们,每年通过不偿还贷款和税务欺诈所盗取的国库资金不低于50万卢比。仅在2015—2016年,直接逃税额就有65.9万卢比。2017年中,印度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总额为10亿卢比。仅最富有的十大商业集团借款人就占到了5亿卢比。

在此需要详细谈一下众所周知的“阵风”战机丑闻(Rafale Scandal)。本来应由印度斯坦航空公司引进“阵风”战机,但最后却由阿尼尔·安巴尼(Anil Ambani)所属的没有任何航空经验的信实有限公司(Reliance Defence Limited)拿到了引进合同。飞机成本较最初的谈判成本有所上升。2016年9月,印度与法国签署了一项政府间协议,此为该交易的最终版本。根据该协议,印度将支付5800亿卢比(约78亿欧元)来购买36架现成的双引擎阵风战斗机。根据亚什万特·辛哈(Yashwant Sinha)与阿伦·叔里耶(Arun Shourie)(印度人民党内的异见人士,非左翼)同普拉山特·匍山(Prashant Bhushan)的说法,36架战机的总价格是6000亿卢比,平均每架战机花费了166亿卢比。这花费是最初的126中型多角色作战飞机价格提议的2倍多。

关于这个骗局的每个问题都受到了关于威胁印度国家安全的指控。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接受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对国家安全的看法,因为这种国家安全观的主要任务是增加军事硬件。但即使提出这一论点,我们还是要问,如果印度真的需要126架战斗机,那么购买36架更贵的飞机会对谁有利?

4.为什么印度人民党成为资产阶级的选择

如果现政府的特点就是经济管理不善,肆无忌惮的任人唯亲和日益增长的不平等,那么印度人民党背后的资产阶级的整合是如何完成的?这突出体现在印度人民党同其他政治组织在收入上的巨大差距中。根据民主权利协会(Association for Democratic Rights)的一份报道,印度人民党在2017—2018年度所获得的收入占同年度全国各政党收入总和的80%。在超过2万卢比的单笔捐助中,印度人民党的收入占全国政党同类收入的93%(43.7亿卢比),而印度国大党所收到的2万卢比以上捐助仅有2.66亿卢比。这种资金鸿沟是印度人民党背后的资产阶级整合的众多指标之一。怎样解释资产阶级的这种片面性选择呢?

答案不在于印度人民党的表现,而在于其承诺。现政府制定了建立11条工业走廊的计划。这些计划的规模很有用。目前最大的在建工业走廊是德里—孟买工业走廊,总投资额有1000亿美元,这很可能是印度有史以来最大的基础设施项目。德里—孟买工业走廊横跨德里中央直属区、北方邦、哈里亚纳邦、拉贾斯坦邦、中央邦、古吉拉特邦和马哈拉施特拉邦。仅这一项目就会在未来三十年里促使约12%的印度国土城市化,让2万多个家庭流离失所。与德里—孟买工业走廊规模相当甚至更大的其他工业计划包括班加罗尔—孟买经济走廊、金奈—班加罗尔工业走廊和阿姆利则—加尔各答工业走廊。多数工业走廊计划需要政府那坚定与残酷的双手来让数百万人流离失所。

据此,印度人民党政府使自己的声音成为唯一正确的声音。伴随着环保工作的淡化,对人民运动的持续监控,表示愿意动用国家强制力量来镇压反对派,印度人民党反复申明自己有能力、有意愿开展真正大规模的压制,这样一旦投资回暖,工业即可向前推进。

作为绝大多数这些工业计划的发起者,印度国大党可能嫉妒印度人民党对大企业的青睐。然而对左翼与进步力量而言,这只会强调在即将到来的斗争中需要更全面地考虑我们的优势和劣势。

(二)受到威胁的民主

对于推行新自由主义措施所需要的专制主义标记而言,与政府还添加了自己对印度教的歪曲。自2014年以来,对民主权利和宪法条款的攻击有所增加。宪法中的世俗与民主因素正遭到削弱,与之相对的是印度教色彩的、社群的与经院哲学的方向在增强。

1.扼杀政治反对派

印度人民党协同并系统排挤反对派的行为可以以“扫除国大党”(Congress mukt Bharat)的口号为代表。他们尽可能以国会形式来颠覆民主内容,以消灭反对派;但即使如此,如果需要,他们也没有停止过无耻的攻击。

平民党(Aam Aadmi Party (AAP))在德里当选是莫迪政权在选举上遭受的首次挫败。印度人民党利用德里政府特殊复杂的结构,通过无耻的阻挠运动,对平民党的德里邦政权进行了不懈的攻击。印度人民党所做的严重事情包括德里发展局(Delhi Development Authority,由中央政府控制)拒绝向德里政府的社区诊所计划提供土地。德里区长一再拒绝平民党政府提出的撤换行政人员的要求。通过拒绝支付市政工人工资,市政服务(由印度人民党控制的市政公司负责)数次被迫中断。

在其他地方则用金钱力量和邦长来颠覆民主要求。以果阿邦2017年的邦议会选举为例。印度人民党在邦议会选举中获得13个议席(较上次邦议会选举减少21席),国大党获得17席,然而邦长马里杜拉·辛哈(Mridula Sinha)要求国大党的马诺哈尔·帕里卡尔(Manohar Parrikarwas)组建以邦长为首的政府。塔纳塔克邦议会选举形势发生逆转,印度人民党比国大党获得更多席位,但国大党与人民党(世俗派)(JD(S))在选后结成的联盟所得席位则要多过印度人民党。未来几天里,这部电视剧将在电视直播中播出,人们可以从中看到邦议会议员厚颜无耻的讨价还价和录制了耶都拉巴(Yedurappa)花钱收买议员内容的录音内容。

更普遍的是,作为一种所谓的全国共识,反对派人物一再被描述为反国家分子或叛国者。在国会中质疑政府被描述为试图摧毁国家。当然,这是国会还在运作的状况。过去,每届人民院(Lok Sabhas)工作的平均持续时间是468天。第16届人民院相对更糟,其整个任期的工作时间只持续了331天。与此同时,气势汹汹的仇恨言论成为国会发言中的主流。在2014年5月至2018年4月期间,联邦院议员、人民院议员、部长的仇恨言论(指明显社群的、种姓主义的或呼吁采用暴力的言论)增加了490%。这些仇恨言论的90%来自印度人民党的议员。

作为社会主义者,我们一直认为,资产阶级民主再好也是有限和和局部的,但现在哪怕是有限的政治民主也正在倒退。

2.抓捕和削弱各机构

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当然首先是资产阶级的民主。换言之,资产阶级民主制与各种类型的资产阶级专制主义的主要区别在于,在前者中,资产阶级的所有部分都能尽可能步入权力的走廊,并获得资本积累的机会。但现政府的特点是削弱了所有形式的民主机构。为适应同盟家族(Sangh Parivar)【4】的狭隘目标——稳固倒向印度教国家——他们收买并策反国家机构。首先是大规模攻击司法机构。2018年初,最高法院的四名法官采取前所未有的步骤,召开新闻发布会,抗议当时印度首席大法官做任意分配案件的行为。这不仅是法庭内部的派系之争,而且是在抗议印度首席大法官为迎合莫迪政府而任意分配案件的行为。

被围困的第二个机构是高等教育体系:在大学层面还有高等教育的伞状组织大学赠款委员会(UGC)。2014年当选后,印度人民党就无情地针对中央高等教育机构,最突出的是尼赫鲁大学和海德拉巴中央大学等。这些大学的副校长改变了大学治理结构,粗暴抨击教育协会并威胁学生。参与式和咨询式管理机构很快被对教师和职工的欺凌和恐吓文化所取代。

除了给任何对现政权的独立批评均打上反国家的标签外,现政权还试图取消评价的基础。通过操纵国家抽样调查组织等自主统计机构的数据来寻求全面控制信息。越来越多的统计数据要么不被公开,要么被粉饰到一个令人信服的程度。对于有争议的国内生产总值数据、“废钞”(demonetisation)数据及其影响,最一致的是就业数据。国家统计委员会(NSC)两名非政府成员的辞职表明了政府对统计机构动作的直接干预。

印度中央调查局(CBI)彻头彻尾沦为政府骚扰反对党成员的工具。必须承认,与法院或公民社会组织不同,印度中央调查局甚至不能被视为任何一种亲民机构。此外必须承认,无论哪个政府上台,中央调查局的独立性都会受到损害。但中央调查局已经沉沦到前所未有的深渊去了。它被用来针对反对党,以武力强迫反对派领导人改变立场等。这当然表明了这些反对派政客道德与政治水平之差——如穆库尔·罗伊(Mukul Roy)从草根国大党的高级领导人转入印度人民党——但这也表明印度中央调查局并不深究腐败或犯罪。相反,它已成为把被腐蚀或支援的反对派领导人转变为印度人民党领导人的工具。

3.打压公民社会组织

对工人、农民、达利特、部落民、宗教少数来说,对其他组织的攻击会更加严重。公民社会与人权组织、人权活动家和像绿色和平组织、印度社会行动论坛(INSAF)等NGO等均遭受了无情的攻击。有选择地利用官僚和法律机制,如政府利用《外国捐赠管理法》(FCRA),指责他们收取境外资金,将人权活动家和NGO推向边缘,不过颇讽刺的是,同盟家族是接受来自非居民印度人(NRI)的国外资金最多的组织之一。

已经有大量反对工人、达利特、部落民和穆斯林的非民主法律了。可以单独挑出遍及比玛—戈雷冈(Bhima-Koregaon)的达利特抗议活动来作为一种尤其有影响的象征性行动。印度教徒挑衅者在对比玛—戈雷冈的和平集会发起暴力攻击后,声称这次和平集会以毛主义为纲领,利用这种方式来扩大攻击网络,并逮捕了很多公民权利活动家,收缴笔记本电脑并制造虚假的“证据”,收缴包含马克思、列宁或毛泽东等关键词的书籍。在2018年4月至8月间,攻击网络扩大,逮捕了艺术家卡比尔·卡拉·曼弛(Kabir Kala Manch),公民权利活动家肖马·森(Shoma Sen)教授、苏达·拔尔德瓦吉(Sudha Bhardwaj)、高昙·纳夫拉卡(Gautam Navlakha)、阿伦·菲雷拉(Arun Fereira)、菲尔农·冈萨尔维斯(Vernon Gonsalves),诗人瓦拉瓦拉·拉奥(Varavara Rao),活动家苏迪尔·达瓦雷(Sudhir Dhawale),马拉地语杂志《Vidrohi》编辑与创建者共和豹(Republican Panthers)等人。然而,逮捕的罪名依据的是比玛—戈雷冈事件后的暴力事件。换言之,当前政府试图将达利特活动家与民权活动家指责为毛主义者,并称如果你是毛主义者那么你就不配享有任何民主权利。

这些案件越来越多地由《非法活动预防法》(UAPA)和《印度刑法典》(IPC)的数条条款来定罪。《非法活动预防法》是一项允许对被告施以凶残暴力的法案。根据《非法活动预防法》第13、18、20、38和39条,及《印度刑法典》第120B条,马哈拉施特拉邦的加德奇罗利(Gadchiroli)地区法院的当庭法官判处G·N·赛巴巴(GN Saibaba)这位残疾率为90%的轮椅教师及其他5人有罪。根据《非法活动预防法》本身的定义是不能依该法而定罪并逮捕公民的。这样定义是为了防止有人去依此法逮捕人。但是什么构成了“非法活动”呢?几乎指任何“放弃、质疑、破坏或意图破坏印度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行为,或导致或意图导致“对印度的不满”的行为。左翼故意含混不清,这些词几乎涵盖了“特定当局”认为可能会对国家构成威胁的任何行为,从而在推动印度变为一个警察国家。

4.仇恨犯罪:针对少数民族与达利的特恐怖主义行动

最令人震惊的是,印度人民党政府给了与同盟家族有关联的治安委员会团体自由行动的权利,使他们有可能发起反对少数民族和达利特的恐怖活动。为了使这些群众感到恐惧并同时唤起印度教至上主义的社会基础,导致这些罪行的发生率稳步上升。政府数据显示,自2014年至2017年,社群暴力激增了28%。同盟家族以牛肉禁令和保护奶牛为名一再发起袭击和谋杀。

更严重的是,国家采取行动支持这种有组织的暴徒来行私刑。因此,2015年,穆罕默德·阿克拉奇(Mohammad Akhlaq)在吃完牛肉后被谋杀。警方没有去调查杀人犯,而是想调查阿克拉奇家中的肉是不是牛肉。而且莫迪在沉默数日后发表了一份含混不清的声明,而不是进行彻底的谴责。2015年10月,在有关屠宰牛肉的传言引发的抗议活动中,一辆卡车遭到汽油炸弹袭击,在查谟和克什米尔杀害了一名穆斯林。2016年3月,两名穆斯林因被指控走私牛,在部落邦贾坎德邦被绞死。2017年6月22日,在西孟加拉邦,三名穆斯林因被指控走私牛而被杀害。6月27日,一名贾坎德邦的穆斯林奶牛业主因被指控杀害一头母牛而遭到一群暴徒袭击;警方设法将他从袭击者手中救出后将他送至医院,不过此人生命已垂危。

这些都不是偶然事件。北方邦的阿迪亚纳特(Adityanath)政府上台后的首要任务是禁止牛肉。保护奶牛这样一个婆罗门议程已经被用来系统地用暴力来对付穆斯林和达利特。

因此,从国会到基层的各级民主都受到了威胁。这种影响是累积的:在不同群众中加剧恐惧气氛,同时鼓励印度教至上主义的骨干。

(三)推行印度教至上主义议程

我们要谈论的印度人民党—国民志愿团的最后一个问题是其推进的印度教至上主义议程。一些左翼政党和组织在使用“法西斯主义”的概念来反对国民志愿团时,并不承认法西斯主义或法西斯主义本身意味着两个维度——反对普通百姓并支持大资产阶级的经济攻势,和侵略性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攻势。在印度,这意味着推行印度教至上主义议程并制造超民族主义,尤其是要反对巴基斯坦。这不是说仅仅这才是“真正”的议程,而其他事项就只是消遣。国民志愿团的力量在于其在公民社会中产生的力量,其基础是气势汹汹的印度教民族主义。这不是所有印度教徒的信仰,而只是一种非常极端的民族主义,即要建立印度教国家。其力量部分依赖于先前印度教影响下的民族主义运动,随之而来的是宪法本身中的印度教式偏见。但宪法与民族主义运动都是妥协的结果。国民志愿团是纯粹攻击性的印度教至上主义势力。在过去的五年里,它以多种方式将自己的议程推向极致。它攻击了所有重要的世俗民主高等教育机构,尤其是在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因为人文与社会科学教育青年人要批判地看待社会。国民志愿团还通过强调伪古代科学来贬低科学。

推行印度教至上主义议程还意味着针对理性主义者的暴力。针对卡尔布尔基(Kalburgi)、达婆尔卡尔(Dabholkar)、班萨雷(Pansare)和高里·兰开希(Gauri Lankesh)的谋杀案表明了极端印度教力量想要达到的地步。他们的有罪不罚程度在增长。在一些案件中,他们受到法律和法院秩序的检查,如在萨巴里马拉(Sabarimala)案中,他们攻击世俗与民主法律。因此,在萨巴里马拉案中,莫迪攻击喀拉拉邦政府试图让妇女进入寺庙的一点点努力。在其他案件中,他们以其他方式推进印度教议程。因此,最高法院立即取消了“三次塔拉格”【5】。这足以使塔拉格成为非法。但通过一项规定塔拉格为犯罪,并监禁宣布塔拉格的男性的法案实际上并不能保护穆斯林妇女,在这些案件下穆斯林妇女并不能获得安全保障,而刑事处分可能会违背她们的和解诉求。在任何其他宗教中,男人(或女人)都不会以这种方式将合法离婚程序定为犯罪。

最后,推进印度教至上主义议程意味着对克什米尔以及巴基斯坦采取更加极端的立场。在克什米尔,通过退出与人民民主党(PDP)的联盟并建立邦长的统治,他们将该省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同时,他们通过与以色列的合作,及使用以色列最初用来反对巴勒斯坦的技术,已证明了他们有多么暴力。而且普尔瓦马(Pulwama)事件【6】表明了侵略性民族主义将如何转向战争威胁,哪怕是两个核武器邻国间都会存在危机升级的风险。

普尔瓦马事件及其后果是阿米特沙(AmitShah)、纳伦德拉·莫迪及其同伙的竞选活动。所以让我们冷静地看一些问题。为什么忽略了攻击的警告?而且为什么有80辆卡车的士兵进入如此庞大的车队,并使之成为一个诱人的目标?第三,为什么从来没有提出数十年来使克什米尔青年转向好战的原因,或为什么克什米尔要遭受如此多的暴力?政府的态度是——克什米尔是印度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克什米尔人民并不重要。1947年,当印度也提出全民公投时,印度承诺他们将享有最大的自治权利,不过这个承诺长期遭到背叛。今天,连克什米尔人的基本民主权利也遭到侵犯,印度在克什米尔保留了数十万武装人员,并不断对克什米尔人施加暴力。

自普尔瓦马事件后,政府声称轰炸了巴基斯坦境内一个重要的恐怖主义营地,却不去审视这些问题。同时还伴随着媒体的民族主义燥动。左翼必须坚决反对这种攻击性民族主义,并要求关注克什米尔人的权利。

(四) 工人阶级与进步社会运动

目前的印度人民党政府时期并不是工人阶级有力量的时期。虽然在很多地方都发生了重要的工作场所斗争,但工人阶级并未出现在反对印度教至上主义崛起的最前沿。更多重要的进步反对派来自其他各种群众:学生、达利特、农民与妇女。

1.工人阶级

这段时期开始了凶险的劳动法改革,这使得争取有组织的工人的社会保障的工会化和改革变得更加困难。《劳动法》关于劳资关系的法案非常严格,不过已被国民志愿团自己的工会(印度劳工同盟【7】,Bharatiya Mazdoor Sangh)所拒绝。2018年关于社会保障的《劳动法草案》同样将工会从关于社会保障的谈判中边缘化。

虽然有着这样明显的攻击,但该时期并是已建成的工会所发起和支持的战斗性劳工斗争时期。虽然参与人数众多,但重要的罢工行动更多是具有象征性的影响很小的一天或两天行动。大型工会间的分歧加深了,印度劳工同盟(BMS)经常依赖与政府的特殊联系来讨价还价。

在各中央工会之外也有战斗性斗争。班加罗尔服装制造业的女工发起了大规模的野猫行动(有12.5万工人参加),反映了工人持续激烈的反剥削与反攻击斗争。还发生了少数零星的更持久和更具有战斗性的斗争。这些斗争出现在德里—孟买工业走廊:在马纳萨(Manesar)和尼姆拉纳(Neemrana)的马鲁蒂(Maruti)、本田、大金(ダイキン)及其他公司工人的斗争尤为重要。在此背景下,一些地区的工会领导的战斗性工人阶级的斗争的努力更接近于形成更大规模的平台“工人权利斗争运动”(Mazdoor Adhikar Sangharsh Abhiyan)。同样,对立联合的战斗性工人阶级斗争的基础,及将各地斗争政治化是未来的关键任务。不过对现政权最尖锐的反对不是来自工人阶级,而是来自其他社会部分。

工人权利斗争运动

2.学生

最早反对全国民主联盟政权的人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大学生。从印度电影电视学院(FTII)抗议活动开始,到印度理工学院安贝德伽尔-贝里亚尔研究中心(Ambedkar-Periyar Study circles)成立,再到海德拉巴邦中央大学的安贝德伽尔学生协会成立。这些都是反对国家所采取的严厉措施(包括导致罗希特·维姆拉【8】(Rohith Vemula)死亡的措施)的坚决与战斗性斗争。尼赫鲁大学的学生斗争范围更广,并努力使学生更有反叛性。贾达夫布尔大学、塔塔社会科学研究院(TISS)及其他学校的声势浩大的学生斗争反映出这些地方正是反叛的主要地带。

罗希特·维姆拉

对这些运动的镇压进展迅速。但通过实际的团结网络,并通过榜样的力量,学生运动倾向于互相传播信息并互相支持对方。最近,反对国家取消学系间预定名额的企图的斗争也在校园里引发了激烈的战斗。

大学校园的骚乱不是学生有更多想法的结果。人民发展民主空间委员会(People’s Commission on Shrinking Democratic Spaces)揭示了将印度高等教育转变为新自由主义大学所需的广泛行动。强硬的大学当局想要创建更加安静、软弱和专业化的公共大学,而这也正是印度教右翼与新自由主义所渴望的。暗中私有化的议程已在推动。高等教育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在稳定下降,研究型硕士生的入学率在下降,而且在2018年,私立机构的本科生入学率首次超过了中央机构的本科生入学率。与此同时,大学也是其他社会变革的场所。正如能力发展与研究组织委员会(Saksham Committee)报告中所揭示的,47%的高等教育学生为女性,这个比例是整个经济中男女比例最接近的领域。“其他落后阶层”的保留名额使大学比以往更具代表性。毕业生的就业前景依旧黯淡。

更大的结构性力量搅动着大学校园。学生对大学校园的搅动可能会持续下去,将学生政治化和将学生斗争与其他斗争结合起来的立场极为关键。

3.达利特群体

在本阶段,达利特集团的抗议活动仍然有其激进边界,让印度人民党担忧。如上所述,达利特和穆斯林是奶牛警戒主义的直接目标。在古吉拉特邦乌纳公开鞭打达利特的事件在全邦引燃了一场基层动员。更早些,在反对导致海德拉巴邦中央大学学生罗希特·维姆拉自杀的体制行动的抗议中,达利特团体站在各抗议团体的最前沿。这其中最突出的,可能是对2018年4月呼吁反对稀释《反对暴行法》(SC/ST Atrocities Act)的全国总罢业(Bharat Bandh)的回应。尤其是在印度北部,出现了意想不到的大规模回应,使很多城市停摆。同样突出的是由布拉卡施·安贝德伽尔(Prakash Ambedkar)为回应皮玛—科雷伽昂(Bhima-Koregaon)的印度教民族主义团体对达利特纪念活动的攻击而号召的马哈拉施特拉邦总罢业。

2018年4月的总罢业

针对达利特团体,国家和印度教团体越来越普遍地双管齐下的手段。一方面,攻击那些运动与动员。如无耻地试图否认维姆拉的达利特身份,逮捕并镇压总罢业中的抗议者,及野蛮攻击皮玛—科雷伽昂的抗议,随后以“乌尔班纳萨尔”【9】之名将许多组织者关押起来。另一方面,是同化和印度教化达利特。任命有些崇敬安贝德伽尔(一名反穆斯林的思想家)的拉姆·纳特·科德温(Ram Nath Kovind)为总统;采用引人注目的特技,如让议员给达利特洗脚;准备引入《反对暴行法》的法令和立法;及大学任命名册等,都是这种更加怀柔的方法的例子。

重要的是,要承认没有一种印度教至上主义方法可以成功并稳固地满足达利特的要求。国民志愿团的精神从根本上讲是婆罗门的精神,这点并不会改变。同样重要的是,必须克服左翼和达利特团体间的历史嫌隙。在斗争中联合起来——特别是同工人阶级的斗争——对这点讲至为重要。

4.农民

农业问题已经到了临界点,且农民已经踏上征程。突出的动员发生在孟买,由全印农民联盟(All India Kisan Sabha)领导,及德里则由不同组织组成的联盟领导。在其他更多的地区也有农民骚动。对甘蔗农民不缴会费的不满使印度人民党落在了北方邦西部农民的脚后跟后。

农民骚动使农民们联合成一个联盟。其中也包括富农和边缘农民。该联盟的存在说明农业部门自身所处危机之深。此外这种情况为时已久。随着工业化的推进,可以清楚看到创可贴是用来弥合二十多年来农业部门深深裂痕的唯一东西。农民运动争取到了政府的让步——政府宣布给土地所有者每年补贴6000卢比——代表着这种创可贴,这样去解决农业危机希望渺茫。

5.妇女运动

过去几年里,在公共与私人领域内的妇女权利问题也激发出了明显的民众能量。始于2012年乔蒂·辛格(Jyoti Singh)被奸杀后引发的大规模动员,性别暴力、性骚扰、强奸与男女工作条件不平等等问题已成为焦点。妇女在学术界、新闻界和其他一些职业中均有发起抗议。争论还提出了基于种姓形式的性别暴力问题。

虽然这些运动并没有直接针对印度人民党政权,但它们对男性主导公共生活的深远揭露使新一代妇女(包括一些男性)走入激进的行动主义。这些是反对在大学宿舍搞宵禁来禁锢女生的彬吉拉·托德(Pinjra Tod)运动的行动与能量,通过Me Too运动来争取更加安全的工作环境的要求,及其他抗议,如遍及二十四个邦的性暴力幸存者的“尊严三月”运动。即使在通过被视作印度教至上主义堡垒的巴纳拉斯印度教大学(BHU),妇女的抗议也动摇了这一机构。这些斗争中所表达的平等与自由要求与同盟家族所倡导的男权主义思潮和回归传统的价值根本不相容。加强这些运动将使之成为导向未来更加解放的抵抗的关键部分。事实上,加深交叉视野并将它们与工人阶级的斗争联系起来对最终的胜利而言非常关键。

这些不同的运动给了斗争精神以坚持存在下去的一些希望。有时它们甚至能够削弱对印度教主宰的希望。然而必须承认,这些并不仅是潜在的替代选项的起点。这些种类的运动之间存在重大的裂痕。必须有通过加强工人阶级来加强左翼和进步运动的更广阔的视野。

反大学校园宵禁运动

二、国大党是一种替代选项吗?

对于我们在前文中讨论过的一些问题,我们已经达成了相当一致的意见。然而,当前的印度形势呼唤的不是学术讨论,而是具体的政治行动。这就是提出广泛的观点与立场的地方。

自由派反印度人民党的立场的目标只不过是渴望以他们为核心的国会多数派来取代印度人民党的国会多数派。对很多自由派,尤其是讲英语的精英而言,主要目标就是在2019年的大选中取得有利结果。这使得国大党成为他们的主要选择。实际上,即使是国会左翼也痴迷于这一选择。计算纯粹是算术上的。要阻止印度人民党,必须要获得国会多数派,拿到290—300个议席。除非至少有一个作为反对派核心的政党能获得130—150个议席,否则没有一个替代政府可以宣誓就职。值得注意的是,现在掌管选举委员会的是与莫迪一致的人,其中选举委员会主席和副主席是国民志愿团成员。随着骰子越掷越多,主流自由派已成为国大党的崇拜者。拉胡尔·甘地(Rahul Gandhi)过去曾被人认为无能为力,现在则不断被视为一个成熟的政治家,并与莫迪形成鲜明的对比。

这种对印度国民大会党(INC,国大党的全称)基本的“数学式”肯定给出了最微弱的福利国家光芒。一个措施是最近提出的“最低收入保障”(NYAY)计划。这是一项最低收入支持计划,每月向最贫困的20%的家庭发放1.2万卢比。不过国大党自己都对该计划缺乏兴趣,说明了该计划是多么糟糕。通过国家抽样调查组织的家庭消费调查并不能适当估计家庭收入。过去的经验证明,这种定位会产生很大的错误:包括不够格的接受者,同时还排除了有需要和有资格获得资助的人。最终,国大党也没说如何在未来的五年政府任期内将这一计划的基金增加到36.5万卢比。鉴于国大党基本的新自由主义,它不太可能向企业或富人征税。相反,最可能的做法是结束其他社会福利计划以支付该计划。国大党也不可能有其他任何严肃的行动去做最需要的事情:优先创建免费、普遍、优质的医疗服务;为所有人提供优质的公立小学与初中教育;为老年人安排足够的社会保障与养老金;向公共住房与交通提供大量投资等等。

支持国大党会有一些非常重要的问题。一两个人可能不会给自由派添加太多麻烦,但他们必须给所有声称自己是社会主义者或坚持阶级斗争的人添麻烦。即使我们要接近自由派的预设,也会有麻烦的。

作为社会主义者,我们需要提问,除了恶魔化问题,或在短期内离开印度教至上主义,我们能说出印度人民党和国大党的主要区别来吗?如果我们注意1991—2018年期间,国大党共执政15年。国有部门的解体、公共分配制度的破坏、银行的私有化等均开始于国大党执政时,虽然印度人民党在过去五年里取得了更大的成功。

我们看到消费税计划在以国家统一的名义取消各邦的自主权,而该计划正是由国大党提出的。唯一身份认证计划(UID,现在以Aadhaar而闻名)也是如此,是建立警察国家的一个步骤。同时,该身份系统并不安全,已出现过泄漏事件。换言之,国家不仅可通过此计划大规模控制居民,还可以将数据泄漏给私人企业。国大党对Aadhaar的批评都是些次要的和技术性的问题,这并不奇怪。国大党不会也不能对唯一身份认证计划提出任何有原则的反对意见。

社会主义者应考虑的另一个问题是,主流政治力量力图将话语转移到个性与两党制上来。一方面,我们不断被要求考虑谁是更好的总理,莫迪还是甘地?或我们会被问道,有更多人来竞选总理职位时,政局会不会不稳定?这是为了使印度越来越朝向直接的公民投票或总统制政治迈进。革命社会主义者一直坚持认为社会主义民主必须比资产阶级民主更民主。所以我们不应通过把大选视作拉胡尔·甘地与莫迪之间的战斗来削减民主,而应通过为比例代表权而战斗,即任何政党只要获得1%的议席就可在人民院获得五个议席,并应使投票成为可转让的选票,这样就不会浪费选票了。可转让选票的意思是,如果选票上的第一选项没有获得1%的选票,那么该选票就转移给第二选项。我们必须记住美国左翼活动家是如何谈论共和党与民主党的——老板有两个党,我们却一个也没有。两党制有意给群众提供错误的选择,而老板和精英则控制着两党。

国大党领导人拉胡尔·甘地

将国大党视为世俗民主联盟的核心的另一个问题是,国大党既不很民主,也不很世俗。如果我们看一下国大党如何利用宪法与其他法律,就可清楚看到从一开始国大党就力图在世俗与印度教社群倾向之间实现“平衡”,同时还有一种集中化倾向,即实现一种印度教—印地语—印度斯坦族政治。如果看一下推动奶牛保护的宪法承诺,就可知这点表现得非常明显——穿上亲农业外套的婆罗门要求。仔细看一下附表八中所承诺的发展印地语,及必须从梵语中吸取资源的概念,也可看得出这点表现得非常明显。《印度教法典议案》的失败就是与印度教社群主义妥协的结果。

但这并不仅是过去式。在过去几年里,我们能看到国大党持这样一种观点,即世俗自由主义者和穆斯林别无选择,只能投票给国大党。因此国大党认为自己的任务是吸收婆罗门的力量。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国大党已经恢复了软性印度教至上主义政策。就在前段时间,国大党的两次行动清楚地描述了这点。其一是国大党对最高法院关于萨巴里马拉庙的判决书的回应。在喀拉拉邦,国大党试图与印度人民党争抢印度教社群力量,因为国大党认为这样可以削弱该邦的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在德里,当来自喀拉拉邦的国大党(英迪拉派)议员想要发起一场抗议时,索尼亚·甘地(Sonia Gandhi)【10】实际上告诉他们不要在德里搞事。换言之,对于国大党高级指挥人员来说,这是个策略问题。在德里,他们不得不同印度人民党竞争,又不得不同印共(马)及世俗自由派力量谈判,所以他们不主张在德里支持印度教社群主义。

我们可以讨论的另一种国大党的行动是国大党几名领导人,如前北塔拉考特首席部长哈里什·拉瓦特(Harish Rawat)或前马哈拉施特拉邦部长克里帕桑卡尔·辛格(Kripashankar Singh)支持建拉姆庙的呼吁。显然,将拉姆庙作为一个签名活动主题的党和将拉姆庙作为一系列重大问题的一部分的党之间会有不同。这些人清楚地表明,即使印度人民党被逐出政权,印度教社群主义也不会消亡。

卡马尔·纳特

国大党不仅想支持印度教社群主义,而且会制造那些以宗教名义杀人的人,其表现之一就是卡马尔·纳特(Kamal Nath)——他是1984年反锡克教大屠杀案的主要被告之一,但纳特在最近还当选为中央邦首席部长。所以如果仅考虑算术问题,则会丢失关键的政治问题。这是一个认识到整个政治领域右移多远的问题。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承认,虽然我们毫不犹豫反对国大党,但许多邦的被剥削与被压迫人民可能发现他们没有别的选择,只能投票给国大党(英迪拉派)。这可能也是中央邦、拉贾斯坦邦、古吉拉特邦和其他一些邦的穆斯林、部落民、达利特及工会所面临的选择,因为他们没有发现其他值得投票支持的重要替代力量。

我们不是在向资产阶级政党提供政治建议。然而革命者需要对政治局势有清醒的估计。国大党的软性印度教至上主义是联合起一个反社群化议程的“世俗化”阵线的主要障碍。正如国大党的深层右翼经济承诺是联合起一个反对同时由法西斯主义发起的经济攻势的“人民阵线”的主要障碍一样。所以,当有人指责我们是无关紧要的政治力量,说我们是因错误的宗派主义才反对投票给国大党时,我们会问,那我们要投票支持的纲领是哪个啊?如果国大党在过去三十年的行动,国大党领导人在过去五年的言行都表明它能执政,那么很明显:

(1)国大党上台也会对巴基斯坦强硬。

(2)执政的国大党会进一步军事化,拉胡尔·甘地指责莫迪导致“阵风”战机的速度放缓。

(3)国大党不会公开反对当地的社群主义势力,而会满足于易容术,例如改变某些学术机构和其他机构(如大学赠款委员会、印度历史研究会议(ICHR)、尼赫鲁大学的副校长、海德拉巴邦大学等)的官员,而非通过严厉的反社群法来取缔国民志愿团和世界印度教大会(VHP),并以同样的理由来取缔像印度学生伊斯兰运动(SIMI)这样的组织——其实这些组织很少能损害印度的世俗主义与民主结构,或采取彻底的行动反对国民志愿团的婆罗门思想。

(4)国大党会沿着印度人民党的国家集中化道路继续向前,因为印度人民党接管了很多为掩饰以前国大党的所作所为而用的武器。

简而言之,由国大党领导和主导的政府可能会让印度人民党离开政府五年。但首先,劳苦大众的多数、达利特、部落民和穆斯林们很清楚国大党过去的政策,他们会犹豫是否要投票给国大党,因而也就会使这样一个国大党政府很难出现。其二,这样一个政府(即使它能持续那么长时间)会在2024年时恢复印度人民党的可信度,因为人民将看到这种政府的经济政策并不能给人们带来好处,而在政权之外的印度人民党一方面可以动员受压迫种姓步入婆罗门式规范,另一方面可以通过指出国大党的失败来动员劳苦民众。而且由于国大党渴望的阵线是包括绝大多数反对党的阵线,因此这样一个政府的崩溃将会是其投出的最后一个骰子。到时国民志愿团可以公开选出一个彻底血腥的同盟家族政权,同盟家族将在国会两院都占多数,打开决定性修宪的前景。

三、建立“联邦阵线”或“第三阵线”【11】会怎样呢?

这种呼吁一直在以不同的方式流传。社会阵线有两种形式,我们要一一加以考察。一种是非常右翼的,由西孟加拉邦首席部长和草根国大党领导人玛玛塔·班纳吉(Mamata Banerjee)所呼吁。这当然没能正式实现。大多数地区政党都知道,他们的作用最终取决于获得的席位数量,所以它们主要满足于各自邦的安排。但我们必须意识到,除印度人民党外,草根国大党是最具侵略性的右翼政党之一。我们很早就这样确认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与很多激进左翼政党和组织不同,没有呼吁为了所谓反对“社会法西斯主义”【12】的斗争,而在2009—2011年时支持草根国大党。我们从未在政治上支持对草根国大党,甚至也没有在基层与草根国大党有过任何联合。草根国大党激烈反对工人阶级的斗争,反对了自2011年以来印度中央工会所发起的所有全印总罢工,恐怖“处理”西孟加拉邦茶园工人,拒绝由政府向政府雇员和其他工人支付每年两次的物价津贴,还发起对左翼力量的斗争(无论对国会内左翼和激进左翼),手段包括逮捕、冤案、由党派暴力造成的死亡、由警察行动造成的死亡、因监狱行动造成的死亡(或在监狱中因无所适事而造成死亡,如苏迪普·崇达尔(Sudip Chongdar)被指控为印度共产党(毛主义)领导人而被捕,他在中风后因缺乏治疗而死亡)等。

玛玛塔·班纳吉

草根国大党早期也是全国民主联盟集团的合作伙伴,还曾参与过一届全国民主联盟政府。它当前在大选中反对印度人民党是源于资产阶级的政治强迫。当前印度人民党在西孟加拉邦的力量在增长,而国大党与左翼阵线均看似处于守势。它因此而正式宣布反对印度人民党。从许多事态的发展可看出这种反对非常可疑。据说,草根国大党的暴徒曾屡次殴打印度人民党领导人迪利普·戈什(Dilip Ghosh),然而他甚至没有一次住院住疗。这似乎是草根国大党与印度人民党共同同意而上演的“节目”。这使草根国大党能以低成本扮演印度人民党的对手,也使印度人民党能成为草根国大党的真正对手。尽管左翼阵线在西孟加拉邦遭遇了种种失败,但正如2019年2月3日动员所显示的,左翼阵线仍能发起真正的大规模民众动员。然而在大选时期,基层的大规模流氓行径可以减少将支持转变为选票。

草根国大党无原则的世俗主义议程还可以从其利用孟加拉沙文主义而非民主政治为动员战略看得出来。其最高领袖班纳吉夫人声称其目标是在西孟加拉邦赢得全部42个席位,希冀这样可以在极为松散的国会中变成最强大的党。如果这个希望没有达成,她会一直期待较低的统计数据会让印度人民党转为潜在的盟友,可能将莫迪—沙二人组转为“世俗”与“温和”的面孔(例如加德卡里(Gadkari)已发出正确的声音),这种情况下,她可以支持或参加一个新的全国民主联盟政府,以换取印度人民党答应她的一些关键需求,并摆出一些令人信服的姿态——她可举之为世俗主义的伟大胜利。

大众社会党的活动,后面宣传画中的女性为其领导人玛雅瓦提

第二种社会阵线/联邦阵线模式是更倾向于反对印度人民党的阵线。这是许多活动家一直希望在活动中实现的概念,但在重要的大选形式的政治计算中几乎没有什么基础。这是印度的彩虹联盟。这是由那些不把阶级斗争视作核心的活动家提出的,但最多只是作为一种身份(“阶级身份”)和其他身份。他们认为,一个由大众社会党(BSP)、达罗毗荼人政党、全国人民党(RJD)和社会主义党的联盟可以突出种姓、地域和民族愿望,并创建更民主的空间。

确实,对达利特—部落民—大众(Bahujan)的压迫是一个主要的斗争点。但当左翼参与其中时(不过确定不是在驾驶位上)也确实可在印度看到联合阵线政府的前景。如果没有在总体上产生更强大的斗争,彩虹联盟也不会建成彩虹政府。相反,单就数字而言,至少在2019年不可能建成这种中左派彩虹联盟政府。在一些邦,国大党也是彩虹联盟的一部分,或者国大党是印度人民党的主要反对力量。

而且,这样一个联盟不可能发展出一份稳固的纲领,即使那些投票支持他们的被剥削者和受压迫者望穿秋水也做不到。玛雅瓦提(Mayawati)【13】拒绝为阿萨德(Azad)军和皮姆(Bhim)军做任何事情表明大众社会党试图在自己的霸权下赢得一个议席,而非为达利特权利而斗争。

而一些知识分子坚持谈论彩虹阵线,但多数此类政党都没有重要的性别与阶级口号。

四、左翼与工人阶级应采取怎样的战略

印度很多方面的情况都在恶化。有组织的左翼——政党、工会、其他群众组织的抗争力量相比三十年前差了很多。我们的衡量基准的起点需要设置在1989年,因为在那年,印度人民党提出了新的战略。自那时起至今,我们一直在争论此问题。在那年的国会中,印度共产党、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前进集团、印度人民阵线与马克思主义协调委员会共有54席,且共获得10.49%的选票。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有更强的抗争力量。

在1989年之前的几年,印度资本主义就转向新自由主义与私有化的经济,但其过程缓慢。1990—1991年则是一个急剧转变的时期。通过破坏性的新市场、亲富人政策,国际收支平衡危机被用作

而且纳拉辛哈·拉奥(P.V. Narasimha Rao)[1]的少数派政府就可以做到这些,通过提升对印度人民党的厌恶感来将左翼挡在海湾之外。拉奥政府时期左翼拥有58个议席,与上次国会选举选票大致相同。但其小恶的一贯政策将抗争性的阶级战斗与反抗法西斯主义区分开来,即国会内左翼只是平静地对待拉奥政府。其结果就是导致了印度人民党的迅速增长,并使其有能力与其他地区性资产阶级政党结盟。在1996年,印度人民党获得161个议席,其盟友赢得26个议席。国大党赢得140个议席,相比上次选举减少了92个议席和7.5%的选票。左翼阵线赢得52个议席和仅仅超过9%的选票。

重要的在于,这些年来国会左翼紧紧抓住对进步资产阶级政党的幻想不放,而这起着决定性作用。这是在1996年联合阵线政府成立时揭露的。印度共产党入阁,同时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与革命社会党从外部支持该政府。这届政府的经济政策与上届政府没有什么区别。财政部长齐丹巴兰(P. Chidambaram)提出的预算被印度大企业描述为“梦想预想”。1999年时,这届政府主要的市场化倡导者之一蒙特克·辛格·阿卢瓦利亚(Montek Singh Ahluwalia)在为计划委员会撰写的一篇论文中写道:“这种共识的演变可能反映在1991年国大党政府所发起的改革在1996年的联合阵线联合政府中得以继续,并得到了1998年上台的人民党政府的广泛认可。”

这种人民阵线主义最终使左翼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其最后一次重大机会是在2004年。印度人民党在2004年大选时以傲慢、公开的上等阶级竞选活动来谈论“印度大放光芒”。国家层面的看法与印度人民党相反,其地方联盟的看法也是如此。左翼赢得61席。但随后左翼阵线决定以“共同的最低纲领”为基础,向国大党领导的统一进步联盟(UPA)提供“外部支持”,这被称为向前迈出的一大步。但事实上,“共同最低纲领”没能落实。“共同最低纲领”没有承诺向古吉拉特邦种族灭绝的受害者提供本该有的公正。在全国民主联盟(NDA)执政时期,穆里·马诺哈尔·约希(Murli Manohar Joshi)保证要重写教科书。当曼莫罕·辛格(Manmohan Singh),在一次腐败的平衡行为中,呼吁均衡地抵制左派原教旨主义者和印度教原教旨主义者,左翼党派并没有充分支持世俗历史学家与学者反对萨瓦卡尔(Savarkar)[2]、希特勒的荣耀,和在教科书中诋毁俄国革命的一击的斗争。

这也不是左翼在面包和黄油问题上没有采取更强硬立场的问题。左翼,甚至是非革命左翼,都没能认清,他们的力量主要在于国会外动员。尽管左翼党派在很多邦都没能掌权,但印度工会大会(AITUC)[3]、印度工会中心[4]等还是一再动员大量工人发起可以称为世界上最大规模罢工的总罢工。但统一进步联盟执政时期的左翼党派并没有全力争取工农的权利,他们满足于农村就业计划(MNREGA)这样的成就,而该计划仅向每个家庭的每个成员提供100天的低薪工作。如果左派不仅主要在国会外,而且还在国会中利用议员,为全面恢复公共分配系统(PDS),为所有人提供全面的医疗保障,为了由国家资助教育和教师(他们是国家雇员),而非将其出租给NGO和由收入不高的工人来支付教育费用,那么他们本可以为受剥削者从统治阶级那里争取更大的利益,并有可能加强他们的基础。毕竟,19世纪90年代到20世纪头十年的德国社会民主党通过重要的工会动员为工人赢得了胜利与权利,还赢得了国会席位。印度共产党在1951—1962年间的进展同样如此。入阁的经历使改良主义左翼给自己重新定位,使他们无法理解这点。大多数左翼党派及其领导人不是将议会战斗与国会外的动态紧密结合起来,而是区分成不同的日历。他们有工农的动员,但一旦公布了大选的消息,工农动员的日历就会停止,而开始另一个选举的日历。结果是忽略了之后的阶级战斗。当下的例子是茶园工人的斗争和学校服务委员会申请者的选举与斗争,这两件事都发生在西孟加拉邦。随着印度人民党立约翰·巴拉(John Barla)为候选人,现在就完全有必要为茶园工人的权利而斗争。同样,由于玛玛塔·班纳吉及其草根国大党深深地将中央学校服务委员会(SSC)转变为非法诈骗,因而斗争就需要更明确,更尖锐,而不是将其留给少数抗议者承担。

2019年1月的印度总罢工

此外,左派依旧狭隘地看待阶级斗争,这反映了身份政治力量的政策。他们视阶级为众多身份中的一种,印度左翼以一种狭隘的经济主义观点来看阶级斗争。印度左翼没有考虑阶级斗争与种姓压迫间的联系(当他们尝试将二者联系起来时,则会终结于失败的“半封建社会”理论)。

左翼将性别与性问题简化为阶级斗争式的教条定义。因此,无论左翼的潜力如何,都依旧是政治中的边缘力量。

我们对印度左派的批判正基于此。我们明白潜在地联合的阶级斗争。但是要真能联合起不同的受剥削与受压迫的群众,需要共同发展理论与实践,为受压迫和受剥削的每个部分人群而斗争,并将其与国会斗争结合起来。除非这些斗争相互联结起来,除非左派永远不再寻求与进步资产阶级结盟,而是与被剥削者和受压迫者一起斗争,那么他们即使在国会中也很难复兴。而且在国会中,只有更强有力的左翼才能抵制法西斯分子。如果我们不得不依赖与资产阶级政党联合的机会,那么我们就会继续为法西斯分子提供土壤。

无论是改良主义左翼还是激进左翼,都需要明白,如果不能就马克思主义对种姓、性别、性向等问题的分析形成适当的行动纲领,那么一来会形成木头类型的种族主义式的马克思主义,这种马克思主义疏远了达利特、部落民、妇女活动家、酷儿;二来会导致后现代主义影响下的马克思主义崩溃观。

从这个角度看,我们认为当今观点下真正的联合阵线必须是工人、农民、达利特、部落民、大型妇女斗争、酷儿运动组织等群众组织的联合阵线。一个左翼联盟提出的候选人应来自这些群众运动及左翼政党,而不是非印度人民党的资产阶级政党,我们同样也应号召群众支持我们自己的候选人。

在具体情况下,我们的口号是:

打败印度人民党。

打败所有最右翼的党,无论这些党是否在区域上与印度人民党结盟。

我们明白,在国会议席基本是由印度人民党和国大党对峙的情况下,人们会被迫投票给国大党。但我们并不认为这样能走出危机。前进的道路需要将选举看作发起群众运动进程的一部分。

因此我们呼吁投票给左翼和进步候选人。

法西斯主义式的力量从未被资产阶级政党所击败。声称要与印度人民党作斗争的其他资产阶级政党既不反对新自由主义,也不能永久打败印度教至上主义政治。但它们现在也反对印度人民党,是因为他们意识到印度人民党最终的胜利会成为它们的丧钟。国大党是个丑陋的右翼政党,从长远来看,它无法成为印度人民党前进的严重障碍,不过它也不是极右翼的法西斯主义力量。因为它不能成为新自由主义与印度教至上主义的严肃反对者,所以即使我们把投票反对印度人民党/同盟家族作为主要的竞选口号,也不应号召积极投票给国大党。

在大选之前、期间和之后我们所要致力的斗争

(一)争取民主的大选,争取行政和立法改革

1.在国会、邦立法院、政府中实行人民比例代表制,以取代当前的简单多数票获胜制,以真实反映人民的意愿。

2.在国会、邦立法院和地方政府中为女性和其他性别保留至少33%的代表席位,并且在一定时期内将此比例提升至50%。

3.由国家出资的选举制度,以使选举不受金钱、权力、贿赂和其他不良行为及媒体行为的影响。选举委员会应由多名成员组成的宪法委员会任命。

4.通过不给执政党带来任何额外的份量和优势的国会委员会,和没有政府干预与控制的具有独立功能的宪法保障,来立法改变职位,并解除印度中央调查局(CBI)、中央警备委员会(CVC)、国家侦查机构(NIA)、印度总检察和审计署(CAG)等机构的顶级黄铜。

5.应通过不给执政党带来任何额外份量和优势的执政党与反对党成员委员会组织的立法机构来任命、撤职、替换非国会的执行机构。

6.一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强制性立法前协商框架,以确保公民参与制定影响他们的法律。

7.在选举名单中恢复过去五年中被取消选民资格的数十万名达利特和穆斯林选民。

8.废除全国公民登记册和公民身份法案。

9.确定政府和私营部门的收入比最高不得超过一比六。将累进所得税的税率最高提高到80%,恢复财产税并提高企业利润税。

(二)保护和扩大民主

1.彻底并无条件地废除反民主的法律及法律或法案的部分内容,如《非法活动预防法》(UAPA)、《国家安全法》(NSA)、《武装部队特权法》(AFSPA)、《印度刑法典》(IPC)的第124(a)条和449条,及行政拘留法等。

2.一部有效的举报人保护法。

3.立法制定无障碍的、去集中化的公民申诉补偿机制,为平息公民的不满设定时间限制,其中应包括可审核的和可问责的条款与索赔条款。

4.根据第73和74条宪法修正案的精神,对地方自治政府的资金、工作人员和决策权提供宪法保障,强制规定村民会议(Gram/Ward Sansad)在决策制定、监督和行动中的最高权威。

5.建立将攻击反映不同文化和身份,如饮食习惯、宗教习俗、种姓级别、性别差异等的个人或群体,其中主要是少数民族和弱势群体的行为定罪的法律框架,并应保护受害人的索赔行为。

6.由具有准司法权力的准法定机构负责监督和保护政府和国家的政治与社会反对派,使反对派能够与执政党有同等机会,有权不受歧视地抗议和组织事件。

7.执政党或政府的任何侵权行为,无论受到正式的还是非正式的政府资助,都应由独立的法定机构以适当的快速反应来处理。

(三)基本权利

1.为所有成年人提供“工作权”的宪法保障,失业补助应相当于最低工资,并应可一直领到60岁。

2.60岁以上的人普遍有权享有养老金,其数额应等于其最后工资的数额。

3.与工会、营养学家、社会活动家协商,宣布全国最低工资标准,并根据消费价格指数,以两年为期自动调节此标准;无论其工作或就业性质如何均应如此。作为一种法律义务,每五年强制修订最低工资标准。

4.普遍的(符合营养与健康的)食物权利法案,补贴公共分配体系(PDS)。

5.建立普遍的基础健康与医疗保障体系,让人们方便获得安全的饮用水、营养、住房、端到端的免费医疗服务等,确保不同人群均能享有高质量的和可用的保障。

6.每所学校都必须投诉“印度义务教育法”(RTE),每个儿童的教育与看护均应成为该法案的组成部分。必须大量增设工业培训学院(ITI),随后应设立国家农村教育基金,以提高农村地区的教育质量。提供低于特权,但至少达到大学水平的住宿设施。反对教育系统的社群化。

7.严格执行现行劳动法,包括能追究责任的可行性规定;要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步进行改革,以支持雇员去缩小雇主与雇员之间的权力与权限差距。

8.由法律保证征地的合理价格,如根据斯瓦米纳坦(Swaminathan)委员会关于农民及其土地分配的建议,支持农民集体、可持续生态农业并全面实施2013年的土地征收法案。

9.承认当地社区,特别是森林居民为该地区生态系统与自然资源的管理者和共同所有者,并在法律上授权相关的地方议会管理该体制,同时对林业部门进行重组以协助他们。应建立独立的和有权力的环境委员会来判断环境标准,制定法规并确保其执行。

(四)媒体、司法与对弱小人群的正义

1.形成一个媒体问责的独立的机构框架,和摆脱政府控制并独立于公共服务广播机构的许可权力。

2.一个可以为所有人伸张正义的易接近的与负责的司法机构。非常需要一个独立于政府与法院,能够有检查权的全职机构,以督促司法机构的负责与执行。

3.通过一项建立平等权利委员会的法律,该法律应易于理解,并能满足所有人对社会平等的期待。通过这种方式确保无助的社会群体能反对结构性不平等和不公正,从而确保适当的解决方式。只为社会上受压迫者和被压制者在公共与私营领域预留工作与教育机会。

4.通过制定尊重跨性别者自我认同的法律,承认所有边缘性行为者的平等权利。

(五)环境、外交政策等

1. 所有自然财富既不应由政府,也不应由企业部门控制。它们必须属于人民。直接生产者必须有权拥有土地。

2. 利用自然财富时,维持生态平衡必须占有重要地位。废弃所有破坏环境的产业。

3. 印度必须走上同南亚、东南亚、西亚各国友好相处和发展兄弟般关系的道路,以实现这些地区人民的普遍发展,而不是走上以冲突为基础的关系。停止疯狂的战争政策,削减军事开支。停止使用核武器和核电。


注释:

【1】瓦杰帕伊(Vajpayee),印度人民党创始人,1996、1998、1999年三次出任印度总理。

【2】国民志愿团是印度一个以印度教至上主义为意识形态,主张在印度建立政教合一的印度教国家的法西斯主义组织,有自己的准军事组织,内部纪律严明,要求服从于最高领袖意志。

【3】统一进步联盟是印度国民大会党主导的一个政党联盟,在其于2004—2014年执政期间,印度共产党和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亦对其表示支持。

【4】同盟家族是由多个印度教至上主义组织和政党组成的联盟。

【5】一种关于休妻的伊斯兰教法。塔拉格原意为“解脱”,一般指丈夫在妻子洁净期(非月经期)宣布“塔拉格”,在三个月后婚姻关系解除;另一种是丈夫在妻子洁净期内宣布“塔拉格”,之后每个月说一次“塔拉格”,三次宣布塔拉格后婚姻关系解除。在婚姻关系未解除期间,均可复合。

【6】2017年8月,印控克什米尔南部的普尔瓦马县发生一起恐怖袭击事件,造成2名中央后备警察部队人员和1名警察死亡,另有6人受伤。在普尔瓦马事件之前,印度安全部队已经在印巴克什米尔边界挑起了数起武装冲突,事件后也展开了残酷的军事报复行动。

【7】印度劳工同盟为国民志愿团和印度人民党控制下的全国性工会组织,会员约有100多万人,是印度人民党和国民志愿团的政治工具。

【8】罗希特·维姆拉是印度社会学博士,2016年,因不堪群忍受校方对达利特的侮辱,在读博士二年级时的他自杀。他是达利特,喜欢文学、自然科学,生前参加安贝德伽尔学生协会。维姆拉生前曾被克扣七个月奖学金。

【9】纳萨尔是印度东北部的毛主义运动。

【10】索尼亚·甘地为印度国民大会党(英迪拉派)的领导人。

【11】2014年国会大选时第三阵线包括:全印安纳德拉维达进步联盟、全印度草根国大党、胜利(比朱)人民军、特伦甘纳全国委员会、YRS大会党、民族主义国大党、社会主义党、全国人民党、印度平民党、查谟—克什米尔国民议会党、全印度联合民主阵线、人民党(世俗派)、人民党(联合派)、贾坎德邦解放阵线等党派。(任佳、李丽:《新版列国志·印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8月,第149页。)

【12】指很多印度激进左翼组织,包括印度共产党(毛主义)在内,出于一种宗派主义理念,指责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为“社会法西斯主义”,并时常次印共(马)和印共视作主要敌人。

【13】玛雅瓦提是印度北方邦首席部长,也是印度大众社会党的领导人,被很多达利特视为偶像,她自己也乐于在达利特中推行对自己的个人崇拜。

【14】纳拉辛哈·拉奥为国大党领导人,曾于1991—1996年任印度总理。

【15】萨瓦卡尔(1883—1966)是印度独立运动活动家,印度教至上主义哲学的提出者之一,也是印度殖民地“两个民族”理论的早期积极倡导者,主张印巴分治。

【16】印度工会大会是由印度共产党领导的全国性工会组织,有300多万会员。

【17】印度工会中心是由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领导的全国性工会组织,约300万会员。


本文译自:http://www.radicalsocialist.in/articles/statement-radical-socialist/853-radical-socialist-stand-on-indian-elections-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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