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洛茨基主义派—第四国际”的战斗

2018年6月26日

译者:B+1

校对:月饼盒

strategy一般译为“战略”,tactic一般译为“策略”,program一般译为“纲领”,propaganda一般译为“(政治)宣传”

阿根廷“工人—左翼”阵线游行

2018年2月17日至3月3日,来自14个国家的国际主义社会主义者齐聚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托洛茨基主义派—第四国际”的第11次世界大会。本文是对大会主要议题的梳理。

理论和实践

最开始两周的时间很紧凑,我们先是对《社会主义战略和军事艺术》(原名为Estrategia socialista y arte militar,作者是Emilio Albamonte与Matías Maiello)进行专题研讨。首先,在托洛茨基对政治工作与军事科学之共通点的挖掘的基础上,我们将政治策略概括为将各个孤立的行动统筹起来的一门技艺,将政治战略概括为夺取政权的一门艺术。

与会者讨论了若干个议题,包括“纲领与革命战略的联系”。关于这个议题,我们强调了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和凯恩斯主义者及新凯恩斯主义者的区别:后两者嚷嚷道,人们在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内取得的改革成果不会被资本主义必然导致的深重社会灾难一笔勾销;前者则力图积极回应资本主义在帝国主义阶段的深刻趋势以及强加给群众并造成非同寻常之苦难的灾难性危机与大规模战争,从而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到来铺平道路。这是政治与纲领性斗争中的一项基本议题。

与会者还讨论了阶级、政党和领导权的动态联系。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采用了卡尔·冯·克劳塞维茨所提出的名为“奇怪的三位一体”(strange trinity)的理论框架1——群众愤慨情绪、统帅们的通盘考虑(calculations)和政府的政策。这个理论表述了所有战争的一种基本要素。随后,大家讨论了托洛茨基的经典文本《阶级、政党和领导权》,这是托洛茨基在他被谋杀前不久写下的草稿。在文中,他解释了决定政治局势演变的主、客观因素之间的复杂联系。

托洛茨基详尽而切实地阐释了领导权与政党的关键作用,以及为何战略工作是取得革命胜利的关键因素,从而批判了认为资本主义会自行解体从而“导致”社会主义取得胜利的宿命论。据此,革命政党的壮大并非如许多左翼人士想当然地认为是通过政党的组织机构“扩张”,而是有赖于革命者坚持战斗以发展阶级斗争中最激进的那些(思想)倾向。

会上还探讨了第三国际所构想的“工人联合战线”策略(人们有时会将united front称为“统一战线”,但这两者有本质区别。译注)。该策略的目的在于:促进工人阶级的团结,以共同对抗资本;弥合由来自工会或国家机器的一帮官僚所强加的社会与组织隔阂,争取保守领导层与无产阶级中的大多数人转向社会主义革命。如今,鉴于无产阶级力量的支离破碎,联合战线策略至关重要。但它被严重曲解为“左派的联合阵线”(left unity),即脱落阶级斗争的现实,反而与各色官僚集团甚至是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倾向达成政治妥协。

与会者还就“工人联合战线策略”的确切含义展开辩论:它为何只是策略(tactic)而非战略(strategy)、它和防御性战斗及进攻性战斗有何联系、“局部的联合战线”(在工会、特定的组织架构,等等)的含义是什么、革命者可以在哪些情形中最大化地发挥“工人联合战线”的作用、“工人联合战线”与托洛茨基在20世纪30年代针对美国情形所制订的其他策略——例如“打入主义”和“工人党”——有何联系?

此外的几场讨论还关注到以下议题:如何做到始终将政党的核心力量放在议会外的斗争上、革命形势中群众运动的发展和解决好起义行动所要处理之军事问题的可能性增长之间的关系、“消耗战略”的批判性分析、官僚们缓和/调和阶级斗争时表现出的行为特点。

这些讨论都体现了当前“托洛茨基主义派—第四国际”在各国的支部所介入的不断发展的阶级斗争形势。这场会议不仅能够集思广益地进行理论探索,而且反映了大家的实践经验。

“托洛茨基主义派—第四国际”的战斗

把握当前不断发展的阶级斗争形势是La Izquierda Diario(LID)——进步的关键要素。它是“托洛茨基主义派—第四国际”的新闻网络,目前发布有英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和加泰罗尼亚语的报道,且在土耳其有一个支部。“托洛茨基主义派—第四国际”的不同支部(而不仅是阿根廷社会主义工人党)正通过这些网络报纸报道它们的政治行动。

与此同时,墨西哥支部“社会主义工人运动”(MTS)与智利支部革命工人党(PTR)取得了可参加选举的合法地位;巴西支部“工人革命运动”(MRT)通过“民主选举的候选人资格”——作为巴西社会主义和自由党(PSOL)的内部派别,参与推举候选人的党内无记名投票——也实现了同样的效果;法国组织“革命共产主义潮流”(CCR)在最近的一次总统竞选活动中作为新反资本主义党(NPA)的内部派别发挥了重要作用。所有这些选举活动都聚焦于壮大在阶级斗争中的力量,并且高举与资产阶级划清界限的、坚持工人阶级政治独立性的过渡纲领2

从上一次世界大会到2017年初的特别会议期间,“托洛茨基主义派—第四国际”参与了几个重要的国际性运动:巴西的反劳动改革运动,但这场斗争由于巴西劳工党和巴西劳工统一中心(CUT)领导层造成的力量消耗而失去了后劲;在加泰罗尼亚,我们透过“左翼日报”(西语为Esquerra Diari,是LID的加泰罗尼亚语频道。译注)尽可能地介入独立运动;就在去年12月,我们参与了阿根廷反对养老改革的运动。另外,我们还介入了有着特殊且重要意义的阶级斗争事件:例如“革命共产主义潮流”参加了属于ONET派遣的铁路外包工人的罢工。这是法国铁路史上最大规模的罢工之一,它的胜利为反对劳工临时工化的斗争提供了学习范例。

在上一次世界大会(2017年),我们表决通过了《建立革命社会主义国际——第四国际的运动宣言》3的更新版本。由于意识到这一任务极其重要,且为了反对各种宗派主义的自我标榜,我们阐述了为何革命的工人党和一个致力于社会主义革命的国际(对我们而言,这意味着恢复第四国际的革命立场)并不会是我们各支部或国际倾向之渐进发展的产物,而是来自革命马克思主义组织中的左翼、工人阶级的不同群体以及青年先锋队这三者的迈向社会革命的结合。

尽管我们还没有与大型的运动思潮实现合并,但我们的号召也取得一些重要成果:与来自意大利的“革命国际主义派”(FIR)的同志恢复了友好合作,并在FIR设有一个联络委员会。FIR来自意大利工人共产党(PCL),后者曾是由阿根廷工人党(PO)所领导的国际倾向——争取重建第四国际协调委员会(CRFI)——的支部。意大利工人共产党的成员构成了阿根廷工人党青年党员的主体。“革命国际主义派”的成员分布在罗马、那不勒斯和博洛尼亚,并发行线上报纸“战斗之声”(www.lavocedellelotte.it);我们还和秘鲁“南方抵抗运动”(Resistencia Sur)的同志恢复了友好合作,并正与其展开战略与纲领方面的讨论以及联合行动(通过女权主义组织“面包与玫瑰”的秘鲁支部、LID等平台);最近,我们还和哥斯达黎加“社会主义者组织”(Organización Socialista)——它最初是国际倾向“社会主义还是野蛮主义”(Socialismo o Barbarie)的组织——的同志合作,他们派出了代表团参加了战略讨论会和“托洛茨基主义派—第四国际”的世界大会。

在美国,“左翼之声”(Left Voice)在坚持发行网络英文报的的工作上不断进步,这份同名报纸已经成为了左翼与先锋队群体的风向标。它以往各期内容已也付诸纸印,同志们围绕这份刊物精诚合作(有些成员于去年夏天前往阿根廷,以学习了解更多阿根廷社工党的经验),从启迪不少正在转向左翼立场之北美青年的工作中掌握到阶级斗争与政治斗争的初步经验。

阶级斗争中的重心

由于各支部分别处于四个不同的发展阶段,“托洛茨基主义派—第四国际”正成为日益复杂的实体:第一、阿根廷社会主义工人党已正为在阿根廷建立先锋党奠定基础;第二、我们在巴西、智利、墨西哥以及最近在法国(“革命共产主义潮流”在新反资本主义党内左翼中的力量增强了)都形成了宣传与行动性组织;第三、在西班牙、玻利维亚和德国活跃着政治宣传团体(propaganda groups);第四、在乌拉圭和委内瑞拉,组织还处于萌芽阶段。所有这些不同的行动各自对应着不同的国情。

在连续几次世界大会上,我们都讨论了国际的新支部如何走适合自身情况的发展道路、而无需全盘复制阿根廷社工党的经验。在这一背景下,我们讨论了“托洛茨基主义派—第四国际”各支部的无产阶级化以及在所在不同的国家办网络报纸的进展。因为如今面临着着这样一种风险:发行网络报纸与推出我们的选举候选人固然能让我们从“上层建筑”(from above)围绕过渡纲领展开鼓动工作,但却可能会过多地消耗我们的精力。

因此,这次世界大会的核心议题之一便是:如何利用好国际的不同支部所取得的所有这些进展,以求始终将我们的工作重心放在阶级斗争上。

为此,我们讨论了以下主要议题,以探讨如何调整国际的前进方向:(a)宣传工作与组织工作之间的关系,(b)发展与巩固“革命运动的阵地”(“strongholds”)的重要性,(c)新改良主义成为了革命组织发展的主要障碍,(d)引导群众“运动”(女权运动、民主运动,等等)迈向阶级斗争,(e)提升“托洛茨基主义派—第四国际”理论研究成果的深度与广度。

图片内容:2017年4月6日,阿根廷社工党成员在一次总罢工的封路现场。Enfoque Rojo拍摄。

对新改良主义的斗争

2008年经济危机催生了不同类型的新改良主义潮流,其在政治立场上接近旧社会民主党(在最近几十年逐渐演变为社会自由党)内的左翼。和传统的改良主义不同,这些新改良主义潮流并不扎根于工人运动,而是立足于“激进”中产阶级群体——包括学生、年轻的不稳定工作者(precarious workers)和公共部门职员。智利“广泛阵线”(Frente Amplio)作为新改良主义的变种参加了最近的智利大选。在法国,国民议会议员让-吕克·梅朗雄和他的政党“不屈法国”(France Insoumise)投入了新改良主义的怀抱。其他新改良主义潮流则吸引了倾向于激进化的不同青年群体:例如,“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DSA)极大地主导了“桑德斯现象”,英国工党党内斗争(Momentum within the British Labor Party)使杰尔米·科尔宾成为党魁,并吸引了大量的年轻人靠拢工党。

这些新改良主义政党已经暴露了它们的战略导向。例如:激进左翼联盟(Syriza)在希腊贯彻了欧洲“三驾马车”的紧缩计划,尽管西班牙“我们能”党(Podemos)在议会选举仍具有一定实力,但它不再能如前那样激起人们的希望(它与西班牙工人社会党联手控制了几处地方政府,且已经与西班牙当局沆瀣一气)。

尤其是当它们构成了斗争运动的一部分时,我们希望和这些新改良主义潮流当中的左翼、以及因之而进入政治生活的众多年轻人展开对话。我们希望探讨:为何社会主义革命的战略与纲领是必要的、为何改良资本主义的道路是不可取的?“托洛茨基主义派—第四国际”各支部力图与管理/合理化资本主义的战略作斗争,因为这种战略只会导致阶级斗争的失败与士气丧失(例见希腊激进左翼联盟)。

新改良主义现象还对左翼造成压力,滋长了左翼能够在“选举场域”培育力量的幻想。最近的案例有巴西社会主义和自由党(PSOL)领导层中大多数成员的右转,他们和迪尔玛及卢拉领导的巴西劳工党(PT)、巴西社会主义党(PSB)、民主劳动党(PDT)和巴西共产党(PcdoB)达成了纲领性联合声明。我们巴西支部“工人革命运动”(MRT)的同志对此作了批判。

在阿根廷,企图凝聚起这类新改良主义政治势力的意图由于如下两个原因而落空:第一、基什内尔主义的改良主义主张已丧失信誉;第二、2001年以来,工人—左翼阵线(FIT)逐渐壮大成为一个强大的替代力量。这在很大程度上使得“托洛茨基主义派—第四国际”在阿根廷无须像在智利、西班牙等国那样应对各种类型的新改良主义势力。

新改良主义是革命政党建设的阻碍。“托洛茨基主义派—第四国际”各支部力图通过政治斗争与阶级斗争克服该障碍。选举活动虽然有助于革命鼓动,但却无法实现我们透过阶级斗争所能开辟出的政治空间。

自2015年起领导阿根廷工人—左翼阵线的社会主义工人党(PTS)并非“产生”于选举场域,而是产生于其所扎根的工人运动,以及在参与阶级斗争中取得多个重要战果。同理,工人—左翼阵线的组建离不开阿根廷劳工运动中的标志性成果,例如2009年危机爆发时卡夫亨氏(Kraft)食品厂工人的反裁员斗争。同样地,Nicolás del Caño同志的反资本主义2015年竞选活动之所以在门多萨市赢得17%的选票,离不开此前在李尔(Lear)工厂发动的大规模斗争——在那里,Caño同志在支援工人们的多个场合中遭到警方袭击。类似的案例还包括:2017年,阿根廷社工党历史上首次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省赢得了两个国会席位。这一竞选成果是在百事工人领导的一场尖锐斗争的背景下取得的,这场斗争反映出群众——在随后的2017年12月反对马克里养老改革的示威抗议中再次体现出来——的愤怒。

将群众运动与阶级斗争联系起来

1938年,列夫·托洛茨基在《过渡纲领》中指出革命运动的革新将发端于青年与女工4。3月8日发生在全球多个国家的大规模妇女动员——加上某些部门/行业的局部罢工——表明这一战略假设在当前依然有效。

“托洛茨基主义派—第四国际”活跃地参与了这一运动,我们付出多年心血以求培育社会主义女权主义的力量。由国际的支部和党外的独立同志所领导的“面包与玫瑰”活跃在阿根廷、智利、巴西、墨西哥、西班牙、玻利维亚、德国、法国、乌拉圭、委内瑞拉、秘鲁和哥斯达黎加。“面包与玫瑰”在阿根廷与智利的支部构成了当地参与人数众多的女权运动之主要战斗力量。

在托洛茨基撰写《过渡纲领》的年代,改良主义组织排斥青年与女性群体,而主要做工人阶级中最具特权之阶层的工作。在新自由主义时代,这种情况已成为过去时。如今我们不仅要对付主要做无产阶级最上层群体工作的工会官僚,还要对付“运动”中其他类型的官僚。后者人为地割裂争取公民权(或“社会”权利)与工人阶级立场的总体要求,尽管社会剥削与社会压迫日益交织在一起。例如,对女性的社会压迫和近几十年来工人阶级中女工比例不断提升的社会现象有着紧密联系,即使它的特点不仅仅局限在阶级压迫。

要对付这些官僚,我们不仅需要在运动中发起关于纲领与战略的斗争,也要力求在口头主张及行动实践中将群众运动(不管在何地何处爆发)与阶级斗争联结起来。法国组织“革命共产主义潮流”(CCR)在ONET铁路工人罢工与#MeToo女性集会之间建立的联系为我们提供了相关案例;此外,“面包与玫瑰”的阿根廷支部在3月8日抗议与Posadas医院(全国最大的医院之一)护士反裁员的市中心封路行动之间建立了联结,使得这场斗争获得巨大的社会关注度,从而迫使当局出来与斗争者展开谈判。

巩固“革命运动的阵地`”

正如列宁、卢森堡与托洛茨基等革命者所指出的:革命党的建设并不仅仅依靠组织的“扩张”,还和新出现的最为激进的社会思潮之发展紧密联系。

要实现这点,我们必须能够集中力量于一些特定的社会运动(certain structures),通过介入其中,在现实环境做好政治宣传工作。一方面,网络报纸为“托洛茨基主义派—第四国际”提供了政治鼓动的发声平台;另一方面,壮大“革命运动的阵地”(通过发挥领导层、活跃在各条战线的同志、各支部的作用及我们的政治影响力)至关重要——这既是为了集中我们的斗争力量,也是为了强调进行不间断斗争与阶级政治独立性的必要性。

“革命共产主义潮流”(CCR)的同志在介入ONET罢工的行动中,尝试在反对不稳定工作的核心斗争中与一部分有决心战胜的工人建立合作/联系——即使在一开始时只有些许铁路中的罢工者及同情者支持他们。他们的做法包括但不限于:集中发挥CCR自身组织及其网络报纸《不断革命》(Révolution Permanente)的力量、建设局部的“联合战线”与创建“民主”联盟,以及把这场罢工斗争与#MeToo女性集会及圣丹尼斯工人区的战斗力量相联结。

诚如克劳塞维茨所言,在投入手头上的战斗时,我们很难总是保持优势,但我们只需要在关键时刻发挥迅雷之势。这是有关集中战力的原则,这在斗争中是至关重要的。

一方面,办好网络报纸是我们日常开展政治介入工作者的关键,因为可以在全国层面上让每位同志与同情者等等时刻参与其中,宣扬我们的政治路线,以尽可能地加强我们的影响力—;另一方面,我们必须将办好网络报纸和巩固“革命运动的大本营”这两者紧密联系。这有助于我们的组织建设和在特定斗争场域/领域增强我们的力量,而不仅仅局限于在这里或那里招收到新成员(即表面光鲜的组织“虚胖/虚壮”。译注)。

阿根廷社会主义工人党(PTS)

宣传工作和革命组织之建设

当阶级斗争处于低潮时,当几乎所有的斗争行动都被迫在当局(黄色工会、议会及社会运动中的当局管控势力)所强加的框架内进行时,革命宣传是锻造战斗的、头脑清醒的革命队伍的要素之一。

为此,我们将会建设一所“线上大学”(“virtual university”),提供音频、视频以及纸质材料以促进各层次的(从入门到高阶)、全方位的马克思主义训练。我们将首先推出西班牙语版本,日后将逐步探索推出其他语言的版本。“线上大学”只是一种工具。关键在于结合宣传工作与个人社交圈子这两者的联系,以便打破为绝大多数实践工作所固有的改良主义逻辑,这是增强我们组织力量、将华而不实的“运动”力量(在国家选举或工会选举中投票,参与到这个或那个事件)转化为列宁主义政党的战斗力的唯一途径。

在建设革命组织时,我们在竞选活动中或是介入斗争事件时所提出的口号,不管多么重要,其作用都是远远不够的。没有什么可以取代如下工作的重要地位:耐心地解释为何摧毁腐朽的资产阶级国家机器是必要的、为何需要工人阶级革命(革命的民族性只是一种体现形式,其根本立场必须是国际主义)并建立工人阶级政权。我们同样必须解释压迫与资本主义剥削的根源,并勾勒出我们的共产主义观点。

与此相关的是由列宁在《怎么办》中提出的“理论—政治斗争”。在其中,他所提出的最具争议性的主张之一便是——后来被考茨基以他自己的理解重新阐释——社会主义必须“从外部”以政治宣传的方式引入。与随后将该主张庸俗化了的“灌输论”版本(在工厂“外面”发声)有很大区别的是,列宁的初衷是反对“经济主义者”(以及日后继承它们“衣钵”的孟什维克)。这些人号召社会主义者仅仅发挥纯粹的工会领导层作用以及局限于工人们的最低要求展开斗争。这种意识培育的“机制”——并非通过政治宣传引入工联主义(trade unionism)——注定是短命的;事实上正如列宁在1905年所观察到的俄国苏维埃的发展史,这种“机制”严重依赖于政治局势的发展。但当我们并非确切面临革命前夕的或革命的形势时(在阿根廷,革命局势的因素似乎正在成熟),列宁的观点依然是强有力的警示:革命者必须推进建设真正的革命组织,而不是建立一个各色“运动”(学生运动、女权运动、工人运动,等等)的大杂烩。

“人民的代言人”

列宁认为,在工厂工作(以及在其他地方开展介入行动)的社会主义斗争者务必做好“人民的代言人”(“People’s tribunes”)的角色,而不是仅仅做一名“工会代表”。这在当时是为了由工人阶级领导所有社会力量转向反对沙皇独裁政权的政治斗争。但这一主张同样适用于当前的社会运动,因为工人阶级必须在社会运动中培育社会主义倾向,以便引导这些运动转向反对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及其政权组织的斗争。

一些人将“人民代言人”的角色庸俗化为来自左翼群体的吹哨人(揭露黑幕者)。但对列宁而言,“人民代言人”的内涵并非如此狭隘。在《怎么办》中,列宁认为“代言人”是那些“善于把所有这些现象综合成为一幅警察暴行和资本主义剥削的图画;他们要善于利用每一件小事来向大家说明自己的社会主义信念和自己的民主主义要求,向大家解释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世界历史意义”5的人。

从这个观点看,我们不可割裂发展政治运动与组织工作之间的联系,不可将宣传工作停留在光说不做的阶段,而是要沟通我们政治实践的不同面向。

因此,例如,缩短工作日和提高工资水平在当前关于工作的全球讨论中是个非常重要的议题,对此仅有三类解决方案:(1)当权者提出的不同类型的劳动改革要求,目的是加强新自由主义的攻势,(2)“改良主义的”总体收入方案。在最好的情形中,这意味着高额国家补贴,代价就是更严重的不稳定工作现象和对工人阶级整体的剥削,(3)缩短工作日,确保基本生活水平的工资;建立工人阶级政权,以求基于社会需求而不是资本利润来规划国民经济,并将资本(以及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优秀技术成果—资本家不会主动将这些成果推广至全社会)社会化(即不仅仅是国有化。译注)。

因为“共产主义”的名声已经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被斯大林主义严重败坏,因此革命者务必让共产主义的目标“重新吸引人心”。

理论及革命马克思主义的复兴

列宁指出,布尔什维克主义取得成功的条件之一是“坚如磐石的理论基础”6。在经历了数十年的以各种形态的后现代主义以及革命运动的间断为标志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反动后的今天,这种理论基础依然必要。从它诞生伊始,“托洛茨基主义派—第四国际”就为此作出了很多努力。

近年来,除了办有29期《国际战略》(Estrategia Internacional)杂志和国际各支部发行的国内理论期刊,“托洛茨基主义派—第四国际”的一些同志还出版了题材广泛的一系列著作,包括但不限于:

  • Ruth Werner与Facundo Aguirre合著的《1969—1976年的阿根廷工人起义》
  • Emmanuel Barot所著的《马克思在苏维埃的国土》(Marx in the Land of Soviets)
  • Juan Dal Maso所著的《葛兰西的马克思主义》
  • Javo Ferreira所著的《社区、土著主义和马克思主义》
  • Iuri Tonelo所著的《资本主义危机及其表现形式》
  • Andrea D’Atri所著的《面包与玫瑰。资本主义下的性别认同与阶级对立》
  • Diana Assunção所著的《女性群体中的不稳定现象》(Precarization Has a Woman’s Face)
  • Esteban Mercatante所著的《扑所迷离的阿根廷经济》
  • Christian Castillo所著的《国家、政权与共产主义》与《基什内尔主义者当权时期的阿根廷左翼》)
  • Daniel Afonso与Daniel Matos合著的《巴西的黑人问题、马克思主义与工人阶级》
  • Rojo、J. Luzuriaga、W. Moretti与D. Lotito合著的《百年阿根廷工人史:1870—1969年》
  • Emilio Albamonte与Matías Maiello合著的《社会主义战略和军事艺术》
  • P. Langer Oprinari、J. Vergara Ortega与S. Méndez Moissen合著的《烈焰中的墨西哥:1910—1917年》。

革命马克思主义的复兴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获新生。国际的第11次世界大会讨论了如何加强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阐述与传播,并且意识到打好这场理论斗争和在不同群体的知识分子增强革命马克思主义之影响力(在新的经济与地缘政治的剧烈动荡以及当前阶级斗争浪潮的影响下,他们正在左转)的重要意义。


原文标题:The Battles of the Trotskyist Fraction

原文链接: https://www.leftvoice.org/the-battles-of-the-trotskyist-fraction-part-3

  1. 译注:克劳塞维茨的相关表述为:“……透过战争的全部现象就其本身的主要倾向来看,战争还是一个奇怪的三位一体,它包括三个方面:一、战争要素原有的暴烈性,即仇恨感和敌忾心,这些都可看作是盲目的自然冲动;二、概然性和偶然性的活动,它们使战争成为一种自由的精神活动;三、作为政治工具的从属性,战争因此属于纯粹的理智行为。这三个方面中的第一个方面主要同人民有关,第二个方面主要同统帅和他的军队有关,第三个方面主要同政府有关。战争中迸发出来的激情必然是在人民中早已存在的;在概然性和偶然性的王国里,勇气和才智活动范围的大小取决于统帅和军队的特点;而政治目的则纯粹是政府的事情。”摘自《战争论》第1卷第46页,商务印书馆,1982年,北京。
  2. 译注:“《过渡纲领》阐述了三种不同的行动方案。第一种方案是争取、重获或扩大人权与自由,在许多国家的法律、宪法条款中都对此进行了保障。此类例子包括新闻自由、集会自由、组织工会的权利、自我决策的口号等,这些都是民主要求。在独裁者、资本家、官僚专制的国家中,这些要求非常具有爆发力……第二种方案和群众的维权斗争相联系。在这些斗争中,群众捍卫自己的生存条件和劳动条件,例如提高工资、降低劳动强度、终止工资冻结、提高福利水平等……第三种方案是《过渡纲领》的核心,方案中提出的要求直接反对资本主义财产、权力、特权制度。如果工人能够采取暴力武装行动,那么这个方案可能会动摇资本主义制度,并引导群众创造独立的新生力量。方案中的大部分要求,例如浮动地提高工资、降低工时,建立工厂委员会,工人控制生产,建立工人民兵组织,对资本家团体征收等,都属于这类过渡性的要求。这些要求的顶峰是形成委员会或苏维埃。”摘自乔治·诺瓦克《过渡纲领在革命过程中的作用》。
  3. 在2013年8月于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举办的“托洛茨基主义派—第四国际”第8次世界大会上表决通过了该宣言的最初版本。文本链接为:http://www.leftvoice.org/For-a-Movement-for-a-Revolutionary-Socialist-International-The-Fourth-International
  4. 原文为:“第四国际特别关心于无产阶级青年一代。它的全部政策都力求唤起青年相信他们本身的力量和未来。只有青年人新鲜的热情和进取的精神,才能保障斗争的初步胜利;而只有这些胜利才能把老一代的最优秀份子送回革命的道路。过去如此,将来也如此……那些机会主义的组织,由于他们的本性使然,其主要的注意力集中于工人阶级的上层,因此它们忽视青年和女工。但资本主义的没落却给那些靠工资过活的及管理家务的妇女以最沉重的打击。第四国际的支部应该在工人阶级内部最受剥削的层份中,因此应该在女工当中,寻求支持的基础。他们将在此处发现热心、无我及决心牺牲的无尽宝藏……打倒官僚及钻营禄位主义!开辟到青年之路!转向女工去!这些口号大书特书地写在第四国际旗帜上面。站到第四国际旗帜底下来呵!”摘自《过渡纲领,或资本主义的垂死痛苦与第四国际的任务》,链接为: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marxist.org-chinese-trotsky-1938b.htm#21
  5. 《怎么办?——我们运动中的迫切问题》第二节“工联主义的政治和社会民主主义的政治”。
  6. 译注:“另一方面,在这个坚如盘石的理论基础上产生的布尔什维主义,有了15年(1903─1917年)实践的历史,这段历史的经验之丰富是举世无比的。”摘自《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第二节“布尔什维克成功的基本条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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