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与革命者的任务

赤心  译

 

这份决议草案由国际委员会成员、国际社会主义组织(德国支部)的领导成员雅各布·谢弗(Jakob Schäfer)[①],与国际委员会成员、新反资本主义党领导成员伊凡·瑞迈特(Yvan Lemaître)[②]提交大会讨论与审议,作为《第四国际的作用和建党任务》。该决议草案以1票赞成,95票反对,16票弃权的方式被大会否决。


 

新自由主义和帝国主义全球化的转变

1)2016年这一年,随着英国退欧公投,特朗普的当选,以及血腥独裁者阿萨德在俄国的支持和联盟大国的共谋下重夺了沦陷的阿勒波,标志着新自由主义和帝国主义全球化转变的开始。

资产阶级试图构建一种“幸福全球化”的神话,在这个全球化里,市场能带来民主,和平和福祉,这种奥巴马总统力图表达的神话彻底破产。

直到21世纪初,技术的进步与像中国、印度和巴西这类所谓的新兴国家里破产农民的大规模无产阶级化相结合,降低了生产成本,刺激了利润机器和金融赌场。但是代价是普遍的债务和“繁荣的”金融泡沫。对利润的期待导致了肆意的投机。

美国次贷危机触发的事故是不可避免的。

将特朗普和一切反动的极右翼和民粹派势力推到前列的真正冲击是2007至2008年的危机。

势力均衡已改变,经济新自由主义与帝国主义的军国主义相结合,使整个星球失去平衡。世界第一强国已不再拥有它享受的霸权:新的竞争者——中国正出现在多级的世界。单个强国已不再能遏制国际关系的不稳定,反过来,强国已感受到了威胁。

在“让美国再次强大”的口号背后,特朗普以自己的方式定义了一个能满足美帝国主义需要且为他声称要反对的大部分企业所共享的前景。这个口号的背后是在全球竞争的环境下,保卫美国资本利益,反对人民,反对它本国的工人阶级。民族主义者和贸易保护主义者旨在用花言巧语将人们与面对恶化竞争的资产阶级政治相联系,制造出幻想,以为统治阶级的政策会解决大众阶级的焦虑,满足他们的需求。

统治阶级以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和排外的名义离间大众阶级,让他们成为替罪羊,以此试图将大众阶级的不满和反抗转变成内斗,以便抑制他们并使他们屈从于统治阶级的政治,保卫其利益,工人运动面临着这种新的进攻。

作为回应,我们的定位是围绕着阶级独立及其推论——具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前景的国际主义组织起来。

2)第二轮资本主义重要的全球化——在导致帝国主义发展和两次世界大战的第一轮全球化一个世纪后——已深刻改变了资本主义、地球以及全世界阶级斗争的特别状况。我们正见证着资本主义发展的新阶段。

以世界大倾斜著称的形势导致的剧变已加速,2007—2008年开始的危机又加重了它,这场剧变似乎转变成旷日持久的危机,这是资本主义停滞和解体的长期进程。

危机带来的国际竞争的加剧,加强了作为多种安全工具的国家作用,强化了军国主义政策,不稳定性增长,地缘政治陷入混乱,军事冲突倍增。

第二次巨大的全球化发生在工人运动经历长期的失败和衰退之后。遭到社会民主党的背叛之后,工人运动受到扼制,被压倒,斯大林派官僚伙同资产阶级反动在肉体消灭了它的领导层。这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被压迫民众的反叛沦为民族主义的囚犯。

无产阶级不能赋予它一个国际主义的远景。然而这个革命浪潮以获得机会的几百万被压迫民众打破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压迫枷锁的方式震撼了世界。但新政权完全不是走向社会主义,而且寻求与世界资本主义市场融为一体。古巴是抵抗世界列强的革命浪潮中诞生的最后一个国家,它的挑战证实了人民在敢于面对统治阶级和国家所表现出的力量。

资本主义已在全世界获胜。它瓦解了列强和资产阶级统治的旧框架,带来的只有危机、社会和民主的退化、战争、生态灾难,并开启了战争、不稳定和革命的时期。

3)资本主义发展的新阶段将旧的帝国主义关系与全球新自由主义的权力新平衡结合在一起:可以说是帝国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发展。

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列宁展示了帝国主义的发展与资本主义的本质相联系:“帝国主义是作为一般资本主义基本特性的发展和直接继续而生长起来的。但是,只有在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的、很高的阶段,资本主义的某些基本特性开始转化成自己的对立面,从资本主义到更高级的社会经济结构的过渡时代的特点已经全面形成和暴露出来的时候,资本主义才变成了资本帝国主义”[3]。我们可以用这个推理来解释我们正面临的资本主义发展的新阶段。

“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通过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产生了多个跨国公司和全球经济金融化的阶段。这个新阶段起因于所有制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它们的恶化将资本主义带到了一个更高的阶段,“资本主义到更高级的社会经济结构的过渡时代”,过渡的客观条件在全世界已成熟并越来越明显。

帝国主义的发展和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世界的斗争引发了第一次帝国主义战争和革命浪潮,法西斯主义者和斯大林主义者的反动挫败破坏了这次革命浪潮,所以它无法阻止在瓜分世界时出现第二次野蛮的时刻——第二次世界大战,借助这场大战,美帝国主义势力成为了能够管理资本主义世界秩序的唯一力量。之后是战争和革命以及殖民地人民起义的二十年。

70年代末,在第一世界强国美国及其盟国英国主导的新自由主义攻势下,一个新的时期开始了。为了应对利润率的下滑,之后开始了第二轮全球化,资本主义建立达到这个星球极限的全球生产模式。

战后繁荣结束时的新自由主义攻势导致苏联的瓦解,官僚的倒台,它们曾在民族解放斗争发挥过作用,然而以和平共处的名义,即保卫官僚的利益,维持全球均势。

苏联的终结使得以美国为首的资产阶级开始了进一步的攻势。布什时代新自由主义和帝国主义的陶醉感盛行,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获胜,但“历史的终结”的神话经不住时间的考验。第一次伊拉克战争开启了针对人民的长期攻势,目的在于推行全球化的新自由主义,这是导致失衡的新世界秩序和新的战争的混乱战略。

布什时代终结后,奥巴马立誓要打开新的篇章。但他没能给“混乱战略”产生的形势提供一份政治解决方案,除了接受外别无选择。

5)自2008年的金融危机以来,这个国际新自由主义阶段倾向于让位给国际关系重组的时期,同时全球经济解除了束缚,因为没有一个政权有实施任何监管的手段。全球化竞争带来的不稳定和对确保生产贸易的共同框架的需要之间的矛盾正在增长。

30年内,势力均衡已改变,尽管这场危机,金砖国家和中国,几乎所有人都努力参与全球经济发展,虽然美国在各方面仍是世界第一强国,但它必须让步,寻找盟友。全球半数制造业现在都由新兴国家管理。

民族国家和生产贸易的国际化之间的矛盾比以往更强大,同时今天没有一个主导力量能够调控国际关系。这两个因素结合在一起,打破了国际关系的平衡。

卡特尔和国家垄断联盟处理自由的国际竞争。垄断组织已成长为跨国公司,从事各种工业、商业和金融活动,达到147家跨国公司拥有全世界所有跨国公司经济价值的40%。即使它们保持民族基础,也在致力于世界范围内的依存关系。

金融资本的寄生式增长已导致大量的投机资本,以及生产性投资的下跌。

债务经济和美国是资本净输入国(在不同程度上,与其它老牌帝国主义力量一起)这个事实表明了金融资本的寄生性。资本的输入是将发展中国家的工人阶级创造的财富榨取到老牌帝国主义国家的手段。

我们正在目睹空前的财富集中。通过公共债务,控制金融的银行寡头让国家听从它的指挥。

前殖民地国家或受到控制的国家,尤其是新兴国家的经济发展使得一场新的劳动分工正在上演——这是一种全球化,不仅是生产的国际化,用米歇尔·于松(Michel Husson)[4]的话来说,是“成为一个整体的世界经济”。

世界的领土划分受到两次世界大战和民族解放运动浪潮的挑战,又被跨国公司所塑造的自由国际竞争所取代。世界的瓜分已让位于为争夺对贸易路线、产地和能源供应的控制而进行的斗争……用哈维的话说,资本主义的逻辑与领土控制以新形式结合起来。

此形势的结果就是世界不断增长的不稳定,这种不稳定又产生军国主义的崛起、局势的紧张,这已迫使美国重新部署它的力量,同时寻求旧有的势力,欧洲,日本和新兴国家的支持和介入来维持世界秩序。该政策带来了不断增长的不稳定,和宗教恐怖主义原教旨主义的发展(持久不稳定性的因素),所以是失败的。

6)在全球资本主义达到这个星球的极限的同时,它也引起空前的全球生态危机,引发了人类未来的问题。利润的逻辑导致世界范围的生产组织完全无视人与生态的平衡。

生态和气候危机与经济社会危机的结合体现了人类前所未有的挑战。不终结资本主义,缺乏建立在依据社会和生态需求的全球合作基础之上的民主计划,就没有出路,一国内没有解决办法。

危机激起了国际主义者的意识,不仅从“我们的故乡是人类”这层意义上说,而从这层意义上,即逻辑上和全球上,反对危及这个星球的威胁的斗争超越了国界。这场斗争是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的一部分,与社会和政治的阶级斗争联系在一起。

生态问题和社会问题息息相关,两者必须一起解决。

7)战争、经济新自由主义、跨国公司的控制、土地的被征用,很大一部分农民遭受的毁灭打击,原教旨主义反动的崛起以及生态气候危机带来了社会解体,移民的悲剧以令人震惊的方式凸显了这个解体进程的影响。

这些极端的、不可逆转的趋势已达到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从未见过的境地。它们受资本主义全球化产生的不稳定所驱使,为了应对它在中东和非洲的大部分地区陷入的持续不稳定局面,发动不断的战争。它们也为老牌列强和新晋列强之间、地区势力诸如中东、伊朗和沙特阿拉伯的激烈竞争所驱使。大财团和它们的国家也正在发动针对工人和人民的社会战争。危机的中心在欧洲,表明建设一个资本主义的欧洲已陷入失败。

我们正面临巨大的人道危机。我们的回应必须考虑到声援运动,尤其是在欧洲发生的。如果我们的政策不能自限于提供人道援助,我们的行动,特别是在工会或工人组织内的行动仍然也是援助。

移民属于欧洲、美国和其它地方的无产阶级。

这场危机产生了越来越多的恐惧和仇外情绪,影响了所有的政治力量。某些人为了遏制他们的政策所引起的不稳定而推进战争和警察镇压,要对抗他们,国际声援是唯一的办法,从这层意义上说,这能酝酿革命。

8)建立在信用和债务的指数级增长基础上的金融积累已增加,达到了它所导致的“剥夺式积累”(大卫·哈维语)发展的极限。不能够发展经济来增加满足资本贪婪所需的大量剩余价值,资本主义找到摆脱积累困境的方法:双重攻击工人和人民,强行增加不平等的财富分配。

这导致了激烈的斗争,争夺领土、能源、原料、贸易路线的控制权……自由的全球竞争转变成了控制财富,改造世界的斗争,但力量关系已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完全不一样。

自2007—2008年来危机的发展已加剧局势的紧张。

中东局势表明美国不再能够向其它力量和民族施加它的霸权。美国要维持自己的霸权和世界稳定,被迫接受新的权力关系。这两者互相联系。美国的霸权取决于它是否有能力维持世界稳定,“全球治理”。它需要的是统治阶级给予它声称代表大众利益作出的行为以可信性。

但今天不再能这么做了。没有一个力量能这么做。因此加剧了局势的紧张和军国主义。拥有帝国主义视野的新力量的崛起或保护自身利益的地区势力的崛起不断削弱着美国的领导能力,使得国际局势更加混乱。美国的回应就是特朗普的政策“让美国再次强大”,要通过贸易战,保护主义和军国主义来维护它们的经济和军事霸权。

局势的紧张和不平衡能持续多久?从长远看来,不能排除任何结局。我们需要理解世界局势的可能演变会产生方法,解决我们被统治阶级拖入的这场危机。没有理由排除最糟糕的假设,地区冲突或大面积战火的全球化,新的世界大战或相当全球化的战争。叙利亚战争的演进和乌克兰的战争一样,是这种情况的另一个例子。

关键问题是美中关系的本质和可能发展。

中国的更具侵略性的帝国主义政策源自于其内部矛盾和中国统治阶级对社会问题的无能为力,不提供社会不满的发泄渠道就无法维持社会秩序。我们不在那儿,但我们不能排除争夺全球领导权的战争也许会发生。

答案取决于无产阶级和人民从一开始就直接介入制止更坏的情况的能力。问题不在于预测而是基于我们自己的战略理解阶级和国际关系的发展。

统治阶级和国家面临着霸权危机,这场危机将开启革命时代。它为另一个世界的诞生创造条件。

 

强大的国际工人阶级的崛起

9)进入全球劳动力市场竞争的世界工人阶级大幅度增长,危及老牌帝国主义国家中的“工人贵族”的收益,破坏着上世纪改良主义的物质基础。

工人阶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单单在韩国,雇佣劳动者就超过了马克思时代全世界雇佣劳动者总人数。工人阶级在工业化国家里占据了人口的80%到90%,差不多占到了全球人口的一半。总的说来,全世界产业工人的数量从1991年的4.9亿上升到2012年的7.15亿(数据来自国际劳工组织)。2004年至2012年间,工业增长率甚至比服务业的增长率还要高!工业部门并没有衰落,倒是农业部门衰落了,它的总劳动力从44%下降到了32%。即使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产业工人阶级减少了,它在阶级斗争中的作用仍然是占主导优势的。服务业的无产阶级化已在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创造了新的雇佣部门,清洁、零售和快餐公司的工人已开始了斗争,在美国发动了争取十五美元时薪运动。

兼职工人的发展使工人阶级不能发起重要的斗争和扮演革命角色的说法是不正确的。过去,工人的条件更不安全且没有大工厂,在巴黎公社期间,巴黎工人能够“冲天”……今天,尽管资本家的猛攻带来种种障碍,但工人找到了反击的方法。法国几十年来最大的罢工(就人数和时间来说)是2009年至2010年的无证工人罢工。那次罢工有6000名罢工者,包括1500名短期合同工,在超过十个月的时间里,他们被组织在一个罢工委员会里。通过全世界范围内产业的重组,资本主义全球化已在南方国家创造了新的工人阶级,他们的力量最近体现在:自2010年以来的中国罢工潮、土耳其布尔萨2015年的大规模罢工、印尼重要工会的成立,工会运动和群众罢工在2016年末韩国总统下台中起到的作用……

世界工人阶级从未有过如此力量,这将使得它成为能够团结一切被压迫者终结资本主义统治的阶级。必须在阶级独立的基础上来促成它的政治组织,发展与它相关的系统性政治介入。我们必须将重建或建设阶级意识作为我们主要的关注点。

11)“无产阶级经历了各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它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是和它的存在同时开始的。”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写下这段话描述无产阶级不断地斗争将自己组织“成为阶级,从而组织成为政党”。今天,这场斗争在国际范围内展开,无产阶级的活动每日都被整个社会感知到,虽然它的老党已经瓦解或和资产阶级秩序融为一体,而它的工会陷于阶级合作。工人之间在全球范围内的竞争削弱大多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享受的社会福利,发达国家的资产阶级和国家曾依赖这种社会福利对他们的政策达成共识,维持阶级合作。这个时代过去了。

今天,资产阶级和国家寻求以保护主义、民族主义和民族自由主义的名义使无产阶级参加它们的经济贸易战。

工人运动处于守势,但进行长期深刻的重组过程,我们想帮助并促成它的组织成为一个阶级,“成为一个党”。

 

明确一个革命战略

12)在诞生自工人运动和导致殖民地革命的民族主义势力瓦解后,无产阶级成为全球反动力量攻击的目标,处于这样一个时期,必须要用新的眼光来考虑战略问题。

在革命战略方面,资本主义的演变有几种含义。我们尝试总结这种演变的主要趋势。

它倾向于削弱改良主义的物质基础,因为它限制了帝国主义的超额利润,在我们目睹了财富的高度集中,不断增长的不平等和贫困的时候,曾经这一度是阶级合作的凝固剂。不管它们还是否起作用,资本独裁没有给国家或留在体制内的政客留下余地。希腊的悲剧和齐普拉斯的投降说明了这一事实。

它赋予国际主义以具体的表达,这体现在成千上万无产者的日常生活中。社会议题和国际议题比过去要更加相互依赖。不断增加的国际关系不稳定是由国内紧张局势以及大国间竞争或大的地区力量间的竞争所导致的。这种不稳定为被剥削阶级的介入提供了新机会。

在资本主义欧洲的最老牌和最稳定的国家里,新自由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攻势也已彻底改变了旧的政治关系。法国总统大选进一步说明这个问题。政党和政府机构一样,彻底处于资本的控制下,没有任何独立或回旋的余地。旧的左右翼议会划分没有任何内容。

唯一有意义的划分就是阶级的划分,无产者和资本家、被剥削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不可调和的对立。

资产阶级的政策带来了社会的分崩离析,催生了反动、民族主义、新法西斯主义或宗教原教旨主义势力,与它们的斗争现在是中心政治议题。出路在于促成社会革命性转变的阶级政策。

13)恐怖主义和圣战运动,宗教原教旨主义的最极端形式源自于大国的政策,但更广义地说,是产生贫穷和加剧前所未有的不平等的自由派政策的产物。

在富国,优先考虑威胁是一个错误。在西方国家,宗教原教旨主义的威胁滋养着新法西斯主义的威胁。它们都是进步、民主和自由的敌人,也是工人和他们想要支配的人民的敌人。

反对反动、右翼、法西斯主义和宗教原教旨主义势力的斗争需要一场反对资产阶级政策带来的政治解体的全球斗争。

在国内和国际问题、社会和政治问题以一种复杂的方式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局势下,凸显出了二元论者、阵营论者或道德家立场的不足,尽管没有危险。某些事物可能以某种方式将我们束缚在文明的冲突中,困在社群主义里,我们必须与这一切作战。我们从国际工人阶级的利益出发,决定和发展我们的政策,这个阶级独立的政策能够将民主的渴望,大众阶级反对各种形式的种族主义的团结具体化。

我们的方法旨在揭露大国追逐的目标,以及阶级战争和反人类战争之间的联系,全球竞争和国与国之间国际竞争的联系。

我们谴责西方国家发动的所谓反恐反极端伊斯兰斗争,这导致了战争,煽动旨在让大众臣服于他们的宗教狂热分子。

我们毫不含糊地谴责这些势力,并与之斗争,我们声援反对或抵抗他们的进步运动,同时谴责大国的宣传以新版的“文明冲突”为依据来他们的政策辩护。这种声援无论如何都不能与大国的政策混为一谈。

我们争取和平、民主和人权的斗争与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不可分割。

14)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后果引起了反动势力的崛起,在这样的背景下,妇女争取性平等和女权的斗争尤为重要。它代表了一种重要的革命因素。我们全身心参与这场斗争的方方面面,在工作场所或在生活场所或在教育中。我们用自己的民主要求对抗男性支配和父权制家庭——私有制的必然后果,压迫和支配女性和青年,并且越来越和当今世界和社会进步格格不入的形式。

妇女是剥削的首要受害者,也是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灾难性后果的受害者。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妇女是雇佣劳动者。她们的斗争是一切被剥削和被压迫人民的斗争。我们不但不分裂被压迫人民,不反对女人和男人的斗争,我们争取整个工人运动让女权主义运动自主斗争,争取妇女的政治和社会解放。这两场斗争是同一场斗争。如果妇女在家里是无产者,男人只有平等对待她们才能获得真正的解放。

争取性平等的斗争与反对原教旨主义和歧视(它们都支持并为妇女的从属地位而辩护)的斗争密不可分。

15)我们声援人民不能向所谓的“国际社会”或联合国呼吁,它们的作用在于为大国政策提供民主的遮羞布,这种作用正日益被忽视。我们的立场是再三强调工人和人民之间的必要团结。大国用侵略性和军国主义政策操纵人民并使他们互斗,这是终止这种政策的唯一方法,

成为国际主义者意味着力求明确一个独立的工人阶级政策,并与反对本国资产阶级的斗争相结合。

16)建立“广泛性政党”的战略,缺乏明确的纲领和战略界限,它的后果和得出的经验让我们对此质疑。这样一种建立在改组过程前景之上的战略本来是受前苏联的解体和各国共产党的垮台所推动。我们可以对它作出独立的评价:它没有考虑到这个时期的新趋势。

这个演变突出了这样的理念,即摆脱了这种可憎的支配式命令的工人阶级,需要组织起来,彻底与资本主义战斗,致力于社会的革命性转变。

至少一个半世纪的工人运动的经验教导我们,这种斗争需要一个党,一个激进的组织良好的,赞同马克思主义理念的党,简而言之,一个社会主义或革命共产主义政党。

没有其它路可走。要么是工人或组织起来的青年不仅意识到资本主义的延续给整个人类带来的威胁,而且意识到工人阶级必须,而且可以夺得决定和控制社会未来即政权的权利,要么整个社会将陷入改良主义的各种毫无出路的陷阱,正如多次重复的那样,为反革命势力,右翼的胜利铺平道路。

革命党不能靠一纸宣言就诞生。它创立于斗争中,只有当它成为群众党时才能发挥决定性的作用,它拥有提出一贯革命的方针、组织群众斗争,领导工人阶级的广泛阶层的政治组织方法。

如果战斗和动员是革命力量成长的必要条件,那这个发展需要有组织的核心,在人类社会的未来的模式以及过渡方法和纲领上达成共同意识,以此团结以来。

意识到这种群众党不可能是任何小组织线性发展的结果,我们寻求联合团结反对资本和资本主义秩序、赞成废除资本主义制度拥护社会主义的革命力量、组织和战士。

我们知道,因为改良主义的幻想,各种改良主义方法,包括他们的现代形式的左翼民粹主义所代表的危险,被剥削阶级付出了代价。我们知道,因为改良主义的死路,无产者总是付出沉重代价。因此,我们的政治和组织重组的努力决不允许有任何的误解:革命分子和改良分子的联合最终只会削弱我们纲领的力量和我们的介入活动。最好的情况是,这会形成中派组织,它同样无法建立能够为夺取政权而准备的革命党。失去了提出革命前景的力量和决心,我们冒着将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目标无限期推迟的危险,适应于选举政策。

所谓的广泛性政党(包括革命党和改良主义党)的经验在任何地方都无助于创建革命党,这个工人阶级的决定性斗争的先决条件。我们明确提出我们想要的就是一个先决条件,能重组革命势力、训练干部、说服新政治化的力量、将巨大的力量转变成共同阵线,进而是新的组织,最终是一个群众革命党。

迈向这个方向意味着我们应该明确二十一世纪的过渡纲领的中心要素,根据世界不同地区,尤其是欧洲的水平,进行调整,从这里,从这个基础和架构出发,我们能够将建党政策和重组反资本主义者和革命分子的主动权结合在一起。

这是一个政治和纲领任务,只能靠集体完成,且需要时间和精力,但它是不可或缺和不可避免的任务。

17)全球的巨大转变不仅仅是修辞意义上的准则。它以戏剧和杀戮的方式写就,迫使我们重新考虑一切。我们该如何帮助革命运动在国内、欧洲和国际层面上出现?这个问题再次以新的术语提出。

我们必须推进重组反资本主义者和革命力量的战略,该战略以社会的革命性转变纲领为基础,根植于被剥削者的基本要求,确保体面的工资和退休金,以众人共享工作来结束失业,保卫公共服务,这就提出了夺取政权的问题,来取消债务,创建公共银行垄断,将大产业和商业集团社会化。

如果这个战略和纲领适合于每个形势和每个国家,它们将围绕着过渡方法组织起来,提出工人大众政权,99%的政权的要求,废除债务,确保银行和跨国公司不能再进一步破坏。

我们必须从过去的失败和挫折中以及从当前的剧变中识别出一些有助于社会的革命性转变的元素,帮助工人阶级的独立组织,使它能够表达出其它社会阶级和整个社会的社会、民主、生态的诉求。

针对全球化的破坏,反动势力利用工人阶级的绝望和恐惧来发展他们的排外和民族主义宣传。作为对立面,我们必须团结工人阶级反对资本主义和它的体制。

我们致力于在这个阶级独立的基础上团结被剥削阶级和他们组织。

我们完全意识到面临的困难。从工人运动的斗争中诞生的旧党的崩塌制造了士气低落,迷失方向和混乱,而资产阶级和反动势力处于攻势。但是,我们相信,在反资本主义者和革命分子碎片化的背景下,第四国际能发挥重要作用。

 

建立一个新的国际,重组反资本主义者和革命者

18)第四国际像一切其它组织一样,不能声称自己代表革命运动的未来。它必须力图建立其它重组过程,以便为一个新的革命国际铺平道路。

过去,宗派主义的和不民主的实践分裂了革命运动,未来取决于那些与这些实践决裂,以此来聚集同一个运动里的革命分子的人。

从中短期来看,世界的急剧不稳定为新反资本主义者提供了机会,革命运动必须要抓住。

并不只有我们才能代表革命国际主义。我们必须寻求聚拢来自其它传统的革命分子,其基础是共同理解形势与任务。

要帮助集合那些声称是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的力量,我们需要为整个运动提出战略性和纲领性的答复,将讨论一份社会主义的纲领、革命共产主义的纲领提上议事日程。

超越革命分子根据国情和形势建立自己的党所通过的多样性策略,建立革命党、夺取政权、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党仍是战略目标。

2017年4月13日


注释:

[①] 雅各布·谢弗(Jakob Schäfer)为德国国际社会主义组织(第四国际德国支部)的领导成员。他是一名已退休的铁路工人,也是左翼工会的领导人。

[②] 伊凡·瑞迈特(Yvan Lemaître)是法国新反资本主义党的领导成员,也是之前革命共产主义者同盟的领导成员。

[3]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选集》第二卷,第650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第三版。——译注

[4] 米歇尔·于松(Michel Husson)当代法国学者,其著作《资本主义十讲》有中文译本。——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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