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华瑗同志传略(1915-1983)

李培 遗稿

姜君羊 整理

林华瑗又名林焕华、林华,广西邕宁那龙双定乡人。1915年出生。他家有三亩水田,四亩旱地。父亲林美高,粗识字,务农,有时也做帮工。母亲姓陈,不识字,农忙干农活,农闲纺纱织布。林华兄弟姐妹九人,男四女五,林华排行第二。他家人口多,生活并不富裕。

儿童时代,林华在本乡双定小学读书。他的一位老师是南宁省立一中的学生,思想进步,在学校因闹风潮被开除,回原籍双定小学任教。这位老师对林华的影响很大,他后来常常谈起这位老师。

1931年,林华到广西省立一中读书,与他同班级的相好同学中有毛鸿鉴、苏燕海、徐汝璋等人。那时候的政局动荡不定,蒋介石正在一次又一次地对中国共产党江西苏区进行「围剿」,广西的桂系军阀也对桂西北韦拔群领导的农民武装进行「清剿」。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强占东北三省,整个中国陷于内忧外患之中。这些重大事件,对要求进步的青年学生如林华等,自然而然产生出许多疑问并急切要求解答。那时候,在广西省立一中教师中有施云、陈强、贺希等人。这些人都是以陈独秀为首接受了托洛茨基主义的共产党人组成名为「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布尔什维克列宁派」(即后来的托派)的成员。他们是在国民党政府在1931年5月破获组织,逮捕了陈独秀为首的全部领导成员之后,才先后逃到广西来教书的。他们在教书当中,常介绍学生阅读进步的文学作品如《铁流》等,也有意无意中鼓励学生学习马列主义著作如《共产党宣言》等。林华就是在这些老师的教育下接受革命思想,走上革命道路的。

在这些教师中,贺希对林华影响最深,并系密切。贺希在广西省立一中教书时间不长,大约在1932年底便以肺病的原故回上海去了。1933年学期开学不久,林华与另外两位同学在一股革命热情的推动下,毅然放弃学习,离校出走,到广州去,找工做,找共产党,投身革命。这一不寻常的举动,引起全校为之轰动,议论纷纷。但他们到了广州却找不到共产党,也无门路去做工,他们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只好各走各路,林华于是又回到了南宁。恰好这时新成立的南宁染织厂招收学徒,林华去应考,并被录取了。

林华到南宁染织厂当学徒不久,即被该厂送去上海永安第三纺织厂学修纺机。当时,贺希在沪西一带工人中活动,林华在一个偶然机会遇见贺希。老师学生异地相逢,林华心中好高兴,这样便跟随贺希参加了中国托派的组织活动,成了广西地方的第一个托派分子。

1934年下半年,林华在永安纺织三厂学习修纺机期满便回到南宁染织厂做修理工,履行学徒合约。

1936年初,林华又一次到上海去。这次去上海是事先同贺希约定的。贺希答应他在上海找工做,并投身到托派的组织活动中去。这年的春节前数天,林华到了上海,与贺希同住在康宝路鸿章纱厂后面弄堂的一个灶披间。贺希答应他过了春就到鸿章纱厂找关系去做修理工。不料春节过后第三天,贺希一早出门一直没有回来,林华也不敢乱走,在家里左等右等也不见贺希影子。等到第二天傍晚,陈其昌来了。林华1934年在永安纺织三厂学修纺织机时便认识陈其昌。他一见陈其昌便把贺希出门两天未回的事告诉他。陈其昌听了便知道贺希出事了,转身要走。林华赶紧对陈其昌说:我在上海人地生疏,现在贺希出事,希望你能帮助我。陈其昌答应了他,约定相见时间和地点,便匆匆走了。

据贺希在1952年写的回忆录,他这次出事就是被国民党特务盯梢后被捕去的,与先被捕的尹宽、邵鲁关押在国民党上海公安局,后又解送国民党的南京反省院,直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才得释放。1983年3月7日,贺希病死于原藉江西萍乡郊区公社联星大队。

现在再继续说林华。他于约定的时间去会见陈其昌,陈对他说:「职业问题一时还难解决,现在组织(即托派)有些工作要人做,只是生活比较艰苦,如果你愿意做,可以马上介绍你去做。」林华当即对陈说:「我立志为工人阶级的解放事业工作,不怕艰难困苦才到上海来,再苦也不怕。」陈听了林华的表态后,便答应了。

对了两天,陈其昌来了,把林华连同所有家具一起搬走。搬去哪里事先也没说,到达目的地后林华才知道。新居是当时法租界古拔路一个弄堂骑楼上的房间,原住着小华(即华镇彬)和他的母亲。陈对林华说,你今后和小华一起在这里排印《斗争》报,即托派的机关报。自此,林华即开始了真正参与托派的组织工作了。

说起托派的机关报,不能不说当年以鲁迅之名发表的影响极坏的《答托洛茨基派的公开信》。这封信的主要点就是暗示中国托派的机关报是拿日本人的钱办的。信中说:「陈先生:先生的来信及惠寄的《斗争》《火花》等刊物,我都收到了。……我看了你们印出的很整齐的刊物,不禁为你们揘一把汗,在大众面前,倘若有人造一个攻击你们的谣,说日本出钱叫你们办报,你们能够洗刷得清楚么?」鲁迅这封信发展时署明:「鲁迅先生口授,O.V笔写」【1】。在这里要说的是托派的机关报是怎样办起来的呢?下面就来谈谈这个问题。

1935年,上海沪东有个托派成员排字工人小粟失业,为了吃饭,买了一些铅字,摆个小摊印名片、小广告之类。一天晚上,尹宽参加小粟的支部活动,看到小粟的谋生工具十分简单,只需将铅字排好版夹牢就能印名片,印小广告,尹宽即向这个支部提出能否用此办法来印书报,支部一致认为可以。于是尹宽就在当时托派领导成员中提出筹点钱给小粟和小华去试办。先印了托洛茨基的小册子《法国往何处去?》,接着就开始印《斗争》《火花》等机关报。印书印报都在小粟的阁楼上进行。这里是小粟的家,家中就小粟和父亲两个人,父亲不识字,也不知道儿子在搞托派活动,印的甚么书报。他眼见儿子印好了书报送走了,却不拿钱回来,于是提出要求,不拿钱回来就不许再印。托派组织穷,拿不出钱来应付小粟的父亲。如果要把印刷的设备拿走,也得要向小粟的父亲付钱,而且不管怎样,都会担暴露秘密的风险。唯一的办法就是「抢」走设备,这既要瞒过小粟父亲,也要瞒过小粟本人。否则就白费劲。

当时「抢」走刷设备很有戏剧性。托派组织为此组织了三个人,一个是密勒氏评论报的副编辑格拉斯(中文名李福仁),一个是格拉斯的汽车司机邵鲁,再一个就是上海电话公司工人赵志澄。格拉斯扮成外国巡捕房的三道头(相当于中国某一级的警官),邵鲁开汽车,赵志澄扮翻译,趁小粟不在家时驱车前往,冲上小粟的阁楼去,声言检查,一下子把全部印刷设备搬上汽车运走。格拉斯现在还在美国。【2】

前面提到过,1936年初,尹宽、贺希先后被国民党捕去。《斗争》报自此即由陈其昌负责。林华就是由陈其昌安排参加排印出版托派机关报出版工作的。在这里还得谈谈陈其昌其人。

鲁迅的《答》信中提到的「陈先生」,就是陈其昌。他以「陈仲山」的化名给鲁迅写信,并寄去《斗争》《火花》等报刊。陈其昌是山东人,早在北京大学读书时,即参加中国共产党,与王实味、胡风、王凡西是同学。1935年底成立的托派临时中委时,他和尹宽、蒋振东、王凡西和李福仁,就这个中委的负责人之一。

1942年6月日本宪兵破获「四行」(即国民党的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和农业银行)的一个秘密电台,陈其昌不意陷于其中被捕。日本人从陈的住处抄去了托派的文件,企图通过对陈其昌施行酷刑,迫使他交出托派关系。据一位与陈同监的人后来说:陈其昌受酷刑,但一句话也没说,有一次提出去审问,便再也没回来,牺牲了。

现在回头来说林华排印出版托派机关报的情况。托派组织从小粟家「抢」走简陃的印刷「机器」之后,先搬到古拔路,后来又因为安全和其它原因曾两次搬家。1937年5月才搬到赫*路【3】和爱文路附近的一间木屋的前楼去。就在这一年的下半年,林华招来了他的广西好朋友毛鸿鉴和丁肇荃(即丁毅)。他们先后来到上海同林华一起排印出版托派的书报工作。

自从林华、毛鸿鉴、丁肇荃等人先后参加上海托派的出版工作之后,从1936年到1941年间,他们经常把托洛茨基的著作和托派的文件资料寄回南宁给他们的好朋友阅读和研究,这样一来,使得托洛茨基主义得以在那个时候在广西流传开来。【4】

上海的小粟和小华创办的简陋印刷设备印出了托派的机关报,这件事引起了托派的北方和南方组织的极大兴趣,先后派人来上海取经。北平的托派组织在1936年派来一个姓马的来,他看了小华和林华印刷出版机关报的情况,和他们的艰苦生活,非常激动表示回去后想法办个像样的刊物,但小马回去后却无下文。

香港的托派组织派来名为陈仲禧的同志,他是太古船鸼工人,他看了字盘,字粒、字架及简陋的装在小木箱中的印机后,坚定地说:「我回去要翻印《斗争》报。」果然,1937年初,托派华南组织在香港翻印出版了《斗争》报。

1937年8月13日,日本发动了侵占上海的战争,史称813事件。在此战役中,上海军民奋起反激,日本战舰「浅间丸」号被击伤,拖到香港太古船坞要求修理。托派华南组织的《斗争》报及时发出号召书;号召工人拒绝修理。号召书指出:修好这战舰,就意味着帮助日寇屠杀自己的同胞。号书贴到了「浅间丸」上去,工人们看到了号召书,唤起了爱国仇敌的怒火,拒绝修理该战舰,日本人只好把「浅间丸」拖走,到别处去修理。这件事激怒了日寇,也激怒了港英统治者,为此逮捕了托派华南组织的一些成员。

1939年4月至1940年4月,林华曾到香港去与秀云结婚,在秀云的协助下负责排印托派华南组织的机关报。后来同秀云一起回到上海,仍与毛鸿鉴一起排印《斗争》报。直至《斗争》报于1941年8月停刊,林华才转回南宁,在南宁源兴隆炮竹厂当店员。

1947年,林华作为源兴隆开设的布店采购员常驻广州,但没多久,便转去香港《华商报》当排字工。1949年10月,《华商报》迁回广州后改名为《南方日报》,林华在《南方日报》干不多久即转到广州国药公司当杂工。

1949年春,中国托派中以郑超麟、王凡西为首的中国国际主义工人党选举林华为该党的中央委员。

1952年冬,林华作为托派分子在广州被捕,判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1957年当局者认为林华表现较好,改判刑期为十年。1962年,林华10年刑期将满,有关门部派人了解情况,林华起先表示无活可说,支吾过去。那位来了解情况干部对他说:你不用有顾虑,有甚么话都可以说,向政府交心嘛。林华经过考虑,终于把自己心里话写了出来向政府汇报,大意是:自己没有改造好,最好不要释放,一定要释放,还是要坚持自己的信仰的。又说:「苏联党内斗争,托洛茨基是对的,斯大林是错的。托洛茨基坚持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斯大林要搞民族利己主义。」不幸的是,当时的法院就根据林华这个坦诚交心的汇报,竟说林华坚持「反动立场」,污蔑斯大林,给林华加刑十年。这样的刑法在世界文明史上实属罕见。

1972年林华再服10年徒刑期满后,被强制留在上海青浦县青东劳改农场就业,后来转到上海南汇上海劳动玻璃厂(劳改厂)就业,直到1979年7月才得享有公民权,同年8月转回南宁定居。1983年4月11日,林华因肺心病医治无效逝世,终年69岁。

1983年10月12日

2004年9月12日姜君羊整理

2018年12月18日宴之傲校定


注释:

【1】事实上,那时鲁迅正在患病,根本无法「口授」。O.V就是冯雪峰。他当时是中共中央派到上海去负责文化界工作的负责人。鲁迅这封信就是冯雪峰写好后和胡风一起拿去读给躺在病床上的鲁迅听,然后就拿去发表的。胡风在1984年写的《鲁迅先生》一文中对此事已经说清楚了(此文发表在1993年《新文学史料》第1期上)。在此不必多说。——整理者注

【2】关于《斗争》《火花》的印刷出版,王凡西在《双山回忆录》中是这样说的:「1935年年底成立(托派)中央临委会」,「第一件事就是建立一个自己的印刷工坊」,「那时我们没有能力买机器,就凭几个印刷工人同志的智慧,制作了最原始的木架铅印机,单单从外面买一些铅字来,就能印出两种颜色的漂亮报纸,致使当时的鲁迅读了会诬蔑我们是拿『肮脏的钱』来办报的。这个印刷工坊最初由两个印刷工人同志受理,后来一个姓粟的叛变了,企图占为己有,对组织实行要挟,我们于是来了个突击,李福仁化装成巡捕房三道头,两个同志扮成包打听,直入粟寓,将『机器』抢出。以后印刷工作长时期由林焕华及毛鸿鉴二同志负责」(见《双山回忆录》229页)。——整理者注

【3】手稿不清晰,待查——校订者注

【4】说到印刷托派机关报的经费、李培此文的记述与王凡西的回忆略有出入。现根据《双山回忆录》记述如下:到底托派的机关报是不是拿日本人的钱来办的呢?《双山回忆录》给了最明确的回答。王凡西在《双山回忆录》中说:为了印刷机关报,「我们租了一幢独立小屋,月租13元,维持两个同志的生活每月共30元,买纸张油墨及添置铅字,月需10余元,合计共约50余元。」托派是个穷组织,只靠自己党员交纳的收入的10分之一的党费不足以负担这笔开支,「不足之数,悉由李福仁付足」。李福仁当时是「上海某英文报的编辑,月薪400元,后来是《密勒氏评论》报的副主笔,月薪300元。他是一位共产主义者,是托派成员,他的出钱就是以此资格缴纳的」。由此可见,那些攻击托派拿了日本人的钱办报的谰言,完全是无中生有的诬陷。——整理者注


参考文献:

痛悼姜君羊同志〈1922─2006〉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fourth-international/biography/mia-chinese-fi-biography-20061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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