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陷泥潭的法国

作者:亚德·布哈胡(Jad Bouharoun)

译者:月饼盒

校对:众人附和未必真实

2019年4月18日

译注:为避免个人水平有限所导致的翻译失真,在人名、法案名称以及术语后均以括号形式附上原文;另外在’ left ‘一词的翻译上,以实际上持中间偏右甚至右翼立场的社会党、梅朗雄的“不屈的法兰西”党为代表的政治力量均译为“左派”(这也是国内媒体的习惯话语),而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力量均译为“左翼”(国内媒体惯称它们为“极左”),“极左翼”在本文的语境中不是贬义词。

在自由主义媒体所谓“法兰西陷入了无政府主义状态,我国民众对在其他国家是大势所趋的新自由主义改革竟如此抵触”与所谓“僵化的法国劳动力市场与劳工法律恐怕是阻挠社会经济进步的元凶”的说法中,“懒汉”一词几乎被用烂了。这种所谓“顽固不化的、无政府主义的法国人”的论调并非盎格鲁—撒克逊媒体专属,而是经常占据法国舆论的榜首——从雅克·希拉克到尼古拉斯·萨科齐、弗朗西斯·奥朗德再到埃马纽埃尔·马克龙到“法国企业运动联盟”(MEDEF,它是强大的雇主联盟)的那些喉舌们,更别提各大主流媒体了。无须强调的是,在过去数年受到社会广泛关注的罢工与示威抗议困扰的情形下,突然闯入公众视野的“黄背心”运动使得这种论调更是日嚣尘上,让人好奇法国这种不受现代政治经济规律制约的资本主义国家是如何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今实现了GDP的五倍增长的。只不过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的“法国奇迹”,或正如克里斯·豪威尔(Chris Howell)所提醒的:任何对法国案例的严肃评价都能够得出如下结论——“法国经济各方面都一直经历着大规模的自由化(私有化、供给侧的宏观经济政策和财政与劳动力市场的去管制化),其所导致的结果是持续恶化的社会不平等、两极分化(dualism)及民众缺乏安全感。”

新自由主义时代的法国资本与劳动力

法国经济自由化的历史路径与牵涉领域大约是法国与典型的“新自由主义化”的区别所在,后者以玛格丽特·撒切尔与罗纳德·里根所鼓吹的野蛮地且系统化地粉碎工会活动的成功经验为代表作。而和英美的新自由主义化情形不同,法国选民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抬出了一位左派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密特朗与法共联手试图挽救法国的资本主义制度:大幅度提高社会工资总体水平、刺激消费与制造业生产以应对制度危机。但是当资产阶级通过撤出投资(investment strike)、资本外逃(capital flight)及攻击国有财产等方式来表示拒斥时,密特朗政府转而在1983年3月宣布推行财政紧缩政策,这意味着要着手实施新自由主义的市场化改革。

依照塔里克·阿里(Tariq Ali)的说法,法国特色的“极端的新自由主义中间派”(extreme neoliberal centre)由此形成——但并非如撒切尔主义者那样公开与工人阶级劲敌决裂,而是利用渴望讨好资本的法国左派人士来推行温水煮青蛙式的背叛。在政治上,在二十世纪八十至九十年代通过由来自对立政治集团的成员分别担任法国总统或总理以实施所谓的政坛合作,法国的左派与右派在新自由主义改革上逐渐达成共识——在看似变幻无常的大选中,要么是由左派的人担任总统而让右派掌握议会绝对多数,要么反过来操作。以私有化为例,无论总统与总理是来自左派还是右派,私有化一直都在稳步推进(详见表格1)。

表格1:法国右派或左派政府领导下的多轮私有化(1986—2005年)

资料来源:Poingt,2018
年份 总统 总理 遭私有化的国有财产的价值
(单位:欧元)
1986-8 弗朗索瓦·密特朗 (左派) 雅克·希拉克(右派) 130亿
1993-5 弗朗索瓦·密特朗 (左派) 爱德华·巴拉迪尔(右派) 260亿
1995-7 雅克·希拉克(右派) 阿兰·朱佩(右派)
1997-2002 雅克·希拉克(右派) 利昂内尔·若斯潘(左派) 300亿
2002-5 雅克·希拉克(右派) 让-皮埃尔·拉法兰,后为多米尼克·德维尔潘(右派) 130亿

接连几届法国政府所推行的私有化必然意味着抛弃在以往长达30年的大繁荣时期中(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的法国政府持中间偏右立场)主宰了法国资本命运的国家所有制之“统制”政策。与大卫·哈维的时髦表述“通过剥夺来实现资本积聚”的指向相反,私有化并不必然为资本积聚开辟新的经济部门。以法国为例,已被私有化或半私有化的企业(包括原料制造商圣戈班集团、石油巨头埃尔夫·阿基坦石油公司、雷诺、法国电信及法国航空)在仍属国家所有制时就已经处于竞争性的资本积聚环境中。

为了透过法国资本的漫长发展轨迹及其削减劳工工资之渴望来考察私有化,我们或可采纳本·菲拿(Ben Fine)的观点——“私有化是重构劳动力与资本之间关系的重要途径”。在这点上,橘子电信(Orange,前身是法国电信公司)和法国邮政局的命运尤其具有启发性。在这两个案例中,两家企业的属性先是从公共服务提供者转变为国有企业,后又改制为合股公司以便引入冷酷的工资压制政策。这种做法引发了员工神经衰弱、抑郁以及其他神经功能病例的灾难性激增,其中不少人因而自杀。近年来,在雷诺或是医疗保健服务等各种各样的行业中,工人自杀事件也很普遍——这体现了在工作节奏加快的背景下,工作场所心理健康风险的长期增长;因为无论是在公共部门还是私营部门,雇主都希望工人“干得更多,拿得更少”。

私有化连同公共服务的紧缩政策构成了对法国工人阶级的双重打击:不仅恶化了工作场所的劳动条件,而且降低了工人阶级与贫民的生活质量(因为他们是社会公共服务的最大受惠群体)。这里只消举一些例子:自1989年起法国2/3的产科病房被陆续撤销,2013-17年间有7%的公立医院被关停,自2005年起国内1/3的邮局被裁撤;公共养老院的财政支出本已在过去20年不断被削减,但在2017年又再次被削减——连马克龙派的议员们也因为目睹养老服务建设的“不体面”现状而尴尬不已。此外,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一份报告表明法国的公共教育制度对缓解社会不平等助益甚微。法国新自由主义对农村地区人口以及聚居于市郊的黑人工人阶级(the banlieues)的祸害比其他群体所忍受的要严重得多。马纠·里古斯特(Mathieu Rigouste)认为:“所谓的新型‘低端城市人口’被隔离在市郊,那里成为了新自由主义的试验田——包括削减社会公共支出、让法国国家机器专注于维护统治稳定的职能”。

种族主义和伊斯兰恐惧症自然而然地就被煽动起来,以便为法国资本主义的失败开脱;而围绕所谓的“敏感社区”和多元化融合(integration)的问题而展开的系列讨论,粉饰了法国警察的罪行和移民后代经济边缘化的社会现象。由此,正如许多人所反复谈论的: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导致后来“黄背心”运动兴起的贫困与财务焦虑就已经成为黑人打工者社区挥之不去的噩梦。

不稳定雇佣的状况也在蔓延:分包、固定期限合同、临时工中介以及弹性化政策(无论公共部门还是私营企业)都让雇主得以无视有利于工人的集体谈判协议,同时还可离间能够签无限期合同的工会工人与其余工人的关系(原文注释:这尤其发生在制造业部门)。在过去15年,签订固定期限合同的人数占全体工薪者的比例从10%略微提高到12%;然而,合同的平均有效期限倒是缩短了一半以上——从112天缩减至46天。这意味着:一个人数占比相对较少的工人群体要在更短的固定期限合同下工作,本就不稳定的雇佣状况因而更加不稳定——而女工与年轻工人自然而然地成为了主要的受害者。

因此广大的法国工人阶级都被卷入私有化与紧缩政策的魔掌之中,但法国统治阶级并未满足于他们已推行的新自由主义改革:他们曾多次错失将撒切尔主义的匕首捅进有组织的法国工人阶级心脏的良机——尤其是在1995年,当时一场自1968年以来最大规模的全法罢工迫使当时新任右翼总统雅克·希拉克放弃对养老金的全面攻势;这次失败鲜明地暴露了希拉克的执政成效,在2007年他“碌碌无为的任期”告终时,法国资产阶级或多或少把他比作勃列日涅夫式的人物(意指无法推动“改革”)。

随后是2008年的经济危机:当时法国工资水平略微增长,而与此同时法国资本家的对手——比如说德国、意大利和英国的资本家——则“有本事”削减他们雇员的工资。研究表明法国工资水平的增长在经济危机发生后一直加速;无论在制造业部门还是商业部门(整体而言),工资增长率都要高于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尽管失业率依然高企)。再次强调这是在和德国的工资水平作比较,后者在这同一时期的增长率远远落后于德国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详见图示1)。

图示1:法国、德国与意大利的工资与劳动生产率增长状况(1998—2014年)

数据来源:Berger and Wolff, 2017.所有变量都以1998年的水平为基准。

对法国持续的高工资水平的一种解释为:在法国这个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体中,企业主需要借此留住一定数量的熟练工人,并让他们满足于固定期限合同或临时工合同。最近一次制造业用工需求的剧烈增长也揭示了一个令人意外的问题:有着260万存量的法国“劳动力后备军”竟无法为企业主们提供迫切所需的足够多的熟练工人。

高频率的罢工行动也推动了工资上涨。经济与社会研究院(IESR)整合的数据表明法国盈利部门所面临的停工事件数目居全欧之最:从2005至2014年,每年每千名工人的停工时长合计为132天,是同时期英国平均水平的五倍有余。而在非盈利的公共部门(包括教育与医疗卫生),停工则更为频繁——到2011年每千名工人的停工时长达到329天。

对2005至2016年更为详尽的回顾(见图示2)揭示了盈利部门劳工斗争的波动。2005至2009年在右翼政府(先是希拉克,从2007年后是萨科齐)统治下,高频率的劳工斗争成为常态,并在2010年一场反对萨科齐养老金改革的全国性运动中达到高潮;而在之后连续数年所谓的左派政府执政下,劳动斗争热度明显平复下来;但到了2016年,反对新劳动法(El Khomri法案)的社会动员重新激起了劳工斗争的热度。如果我们观察2015年与2016年的情况,就会发现盈利部门的罢工集中在制造业部门和交通运输部门。与2016年(当时反对El Khomri法案的全国性罢工运动占主导)不同的是,2015年是以地区性的或行业性的劳工纷争为主导,而且参与者都分别来自相同的企业(在2016年他们则在全国层面动员起来)。不出意料的是,发生劳工纷争的都是工人与工会活动者相结合了的大企业。(原文注释:根据Dares Résultats 于去年发布的统计报告,在2015年,法国盈利部门中有1.3%的公司遭遇罢工或停工,而它们的雇员人数占法国就业人数的24.4%;而到了2016年,这俩数字分别攀升至1.7%与26%)

图示2:每年每千名工人的罢工天数(盈利部门)

Source: Dares Résultats, 2018.

法国工会主义/工联主义(trade unionism)最为明显的吊诡是:一方面是如此可观的斗争成就,另一方面却是低水平的力量团结。加入工会者占法国工人总数的比例不到11%,但却有9/10的工人成功签订了集体劳动协议。这也是法国全国性的高工资水平的另一个解释:无论地方工会的力量如何,所有企业都必须至少满足由全国或行业集体劳动协议确定的工资额及劳动条件。工会由于在无须招收工人入会的情况下仍然能够动员后者的力量,因此没有直接动力去大规模地吸纳工人加入;但是在工作场所进行组织的工会活动者仍有潜在的机会去引发罢工。

自奥朗德上台后,法国统治阶级针对坚守高位的工资水平所采取的战略日渐明晰:日益强硬的他们不再青睐过去数十年所采用的各种临时性修补政策,而是力求干脆利落地让阶级斗争的力量天平倾向于企业主们。

奥朗德:危机在加速蔓延

2014年,在与反紧缩势力进行信口开河的高调调情后,奥朗德任命内政部长曼纽埃尔·瓦尔斯(Manuel Valls)为法国总理——以此表明他急剧地转向右翼立场。

瓦尔斯从不掩饰其对“法国企业运动联盟”(MEDEF)的喜爱,固执于不惜一切代价地降低“劳动成本”。他发起了以国家财政补贴企业的大规模计划,而“法国企业运动联盟”皮埃尔·加塔(Pierre Gattaz)则在一次媒体外出巡游中承诺将会创造“一百万个就业岗位”以报答这些补贴计划。根据法国总工会(CGT)的统计,在2017年法国企业共收到1720亿欧元的补贴。总理办公室委托的一份报告揭示了这些补贴资金“主要被用于提振企业的净利率,而很少用于增加工人的工资,因而无法大规模地提振就业率。而且我们尚未看到补贴资金对刺激投资有任何显著效果。”

在2015年11月恐怖袭击后,奥朗德曾试图以国家主义的煽动性言论来实现所谓的“国家团结”(尤其是组织了一场规模巨大的“共和主义反恐游行”),目的是要全力支持法国统治阶级。正如Ugo Palheta反复强调的:“如今我们可以清楚地观察到奥朗德政府反复炒作恐袭事件,以求广泛推广专制主义的统治,而这契合了法国各主要政党的共识。”

在此背景下——警察国家的阴霾仿佛突然压在法国民众头上,大国沙文主义与伊斯兰恐惧症的思潮甚嚣尘上——奥朗德借助El Khomri劳动法发动了对工人阶级的猛烈攻势。由于“在国民阵线(Front National)崛起以及2015年恐袭后安保措施日渐强化的背景下,连工会活动者也被反对El Khomri劳动法的社会运动的爆发所震惊”,因而在法国统治阶级及其国家机器看来这一攻势恰逢其时。

针对新劳动法的抗争持续了数月之久,若干个不同的社会群体投身到这场斗争中。自下而上形成的罢工与示威抗议助力了高中生与大学生的运动。与此同时,早在重量级的工会联合会在战略性行业发起罢工前,(自2016年3月起)“黑夜站立”运动(法语为Nuit Debout,英语为“night on our feet”,或可译为“今夜过后,黎明将现”)引发了陆续多起占领广场行动。所有这些抗争运动虽然都面临法国警察的野蛮镇压,但依然凝聚成大规模的“反对新劳动法及其所代表的社会形态”的示威力量。新的社会现象由此形成:由数以百计的激进左翼组成的“先头部队”站在了公开的示威行动的最前头,力图直接对抗法国警察。

清洁工们(其劳动条件比El Khomri劳动法所波及的所有工种的都要恶劣)的罢工一直保持高热,并在酒店、医院和火车站等工作场所取得了规模虽小但引人瞩目的胜利;法国清洁行业以黑人与女性雇工为主,而且该行业的组织松散性是出了名的,因此这些胜利是意义非凡的进展。

但是就总体而言,这些抗争运动并未产生足以迫使法国当局屈服的群聚效应(critical mass),一方面是法国警方与司法部门对罢工工人、罢工纠察线和游行示威进行令人震惊的镇压,另一方面是战斗性的工会活动者最终未能在企业部门进行有效的组织。2016年的一系列事件表明:尽管“发动总罢工”的口号(这表明民众意识到了工人阶级的客观力量)对于“黑夜站立”这样的“新型社会运动”来说依然是必不可少的,但别指望能依靠全国工会的领导层去落实这一口号。

法国统治阶级虽然在劳动法的斗争上取胜,但却付出了沉重的政治代价。严酷的新自由主义改革演变成自杀式的行动,为此奥朗德不仅牺牲了他自己的社会支持率,而且还把社会党拖下了水——工人阶级与穷苦民众(译注:作为社会党的传统票仓)从背后捅了社会党一刀。就这样,马克龙看到了上位的希望。

马克龙的崛起

仕途顺风顺水的前公务员、后来的法国经济与财政部长马克龙在法国统治阶级——从雇主联盟到政客群体再到高级公务人员——当中成功获得了坚实的好口碑,并很快成为了法国媒体的宠儿。他在自己身边拉拢了一批公关顾问,并成立了旨在打造“候选人马克龙”的形象品牌的“共和国前进”党(“La République En Marche!”(LREM))。马克龙机智地看准时机踢开了行将覆没的“奥朗德—瓦尔斯”政权(这对组合最终无力角逐后来的总统选举),并宣布自己将要竞选总统职位。

与此,保守的共和党(Les Républicains,简称LR;前身是作为希拉克及萨科齐竞选班子的人民运动联盟(UMP))以令人惊异的党内绝对多数票推举前萨科齐政府的总理弗朗索瓦·菲永为2017年法国总统大选的共和党候选人。从意识形态上看,菲永代表了保守主义的、天主教立场的、反穆斯林的、反同性恋的法国资产阶级群体的利益。他有关恐伊斯兰、恐同的公开言论以及对法国殖民帝国的追忆可以说是非常极端:在狂喜的“法国企业运动联盟”成员面前发言时,菲永承诺会以“闪电战”的形式推行野蛮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只消几个月的时间便可改造法国的经济。(原文注释:是在2016年3月9日一次由法国“和谐基金会”(Fondation Concorde)组织的企业高管会晤上)

菲永之被共和党任命为总统候选人不过表明了法国国家机器战略性的、无可避免的右转。但这位擅长说教的天主教徒的竞选活动却由于他被曝光将接近一百万欧元的公共资金转移给妻子而分崩离析(他妻子并未将这笔资金用于某项本该落实的项目)。菲永遭受媒体及其党内高层接二连三的猛烈抨击(要求他撤回竞选申请),但仍孤注一掷地寻求他的保守主义支持者们的支持以求平息事态——他的竞选纲领变得更加右倾,却导致选民们更多地倒向了法国媒体的新宠儿马克龙。因此,菲永这位前法国总理甚至未能挺过第一轮投票(尽管他得到总的来说还算令人瞩目的占比20%的票数)。

如果说菲永的竞选纲领对顽固的保守主义势力来说更有吸引力,那么马克龙则更受法国资产阶级光谱上另一端的群体——住在城市里的担任行政主管或经理职位的年轻富裕一代,他们用领英上(Linkedln)的洗脑的夸夸奇谈(要在法国政坛上掀起风浪,打造一个“创业型国家”)来掩饰自己的弱智——的青睐。马克龙以其滑稽演员的功底来迎合这些人;据我们所知,他的怪诞演讲所带有的糟糕“金句”时常能得到千篇一律的掌声。

马克龙的迅猛崛起令主流媒体目眩神迷,它们热切地从这位年轻政客的个人形象上探求其成功秘诀。但是,很难去设想还有谁比马克龙更能消极地表现出法国政治的混乱;马克龙并没有“创造历史”,他不过是客观的历史发展动力的产物,他在其中不过是一名配角。

实际上,社会党甘愿拿自身为资本献祭、法国主流右翼的危机(菲永的丑闻不过是危机的催化剂之一)以及玛莉莲·勒庞的崛起(有足够多的感到威胁的左派选民因此倒向法媒宠儿马克龙)以及空前的弃权票率,法国统治阶级所面临的内部危机的这些症候让“候选人马克龙”得以风生水起。这就是一位狡诈的机会主义者成为重要帝国主义国家的领导人以及赢得眼光闪烁的蠢材们雷鸣般的掌声的上位史。

在其胜选后不久,马克龙就很利落地卸下了他那副新创企业销售经理的装扮,而改换上略为严肃但同样可笑的法兰西共和国总统行头。幼稚的“共和国前进”党让位于握有实权的法国军队。

马克龙全力推进奥朗德时代的政策:一方面,他强化了法国国家机器的镇压职能(尤其是针对移民和难民);另一方面,他推动了一系列有利于资本的财政改革与劳动改革措施。马克龙发动了对法国工人阶级的攻坚战:宣布将法国国家铁路公司(SNCF)私有化,并取消铁路工人辛苦争取得来的劳动合同条款与工作条件。尽管持续了三个月的铁路工人罢工并未强势到足以令马克龙政权让步,但它引发的社会反应与反El Khomri劳动法运动所引起的相类似:一场占据了大小报刊版面的全国性大罢工,高中生与大学生发起的猛烈斗争以及崛起中的移民与反种族主义运动——人们在街道上组织起来、聚集起来,对付法国警方不断升温的镇压。这些现象一致表明左翼激进力量克服了过去几年法国劳工运动之挫败的打击,正在积聚自身的力量。

然而,除非我们法国左翼力量成功掌握了政权,否则社会各界不会轻易站在我们这边。激进力量的左转受到政治光谱另一端的极右翼势力的制衡;极右翼尤其青睐国民阵线(National Front,在2018年改名为“国民联盟”(Rassemblement National)),它在2017年总统大选中获得了1100万张选票。

法国极右势力:共和主义者的种族主义滋养了法西斯主义的力量核心

对于许多评论家而言,在漫长的经济与政治危机下“国民阵线”这个法国最主要的法西斯主义政党似乎很成功地甩掉了法西斯主义的身份,转变为一个“共和主义”政党——在这语境下,“共和主义”通常是指争取在法国代议民主制下取得合法身份(democratically legitimate)。这一视角可用于替放弃对国民阵线进行有效抵制的几乎所有主流资产阶级政党洗白:例如,马克龙同意于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前与玛莉娜·勒庞展开电视辩论;反观在2002年,希拉克(虽然很难说他是反法西斯者)拒绝和当时的竞选对手让·马里·勒庞(玛莉娜的父亲)展开类似的辩论。

和其他所有政治组织一样,法西斯政党同样是要服从社会演化规律的活生生的有机体,换句话说要适应其所处的具体的政治局势——尤其是当直接夺取政权的可能性在短期内并不存在的时候。例如,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成立的国民阵线一开始便着手联合一些小型的纳粹组织,并力图为它们赢得主流的代议制下的合法性,表明它同样不能挣脱规律的约束。尽管国民阵线经历了许多次危机与转型,但它从未背离法西斯主义的本质。 

本文限于篇幅无法对国民阵线(以及法国的法西斯主义)的历史作详细回顾,但不妨考察它当前的情形:在玛莉莲·勒庞领导下作为法国法西斯主义之力量核心的极右合法组织。在过去的十年,勒庞采用改版过的种族主义(将反伊斯兰主义置于反犹主义之前),一直试图扩大国民阵线的社会影响力与选民支持率。如此这般使国民阵线“无害化”的操作使其在资产阶级评论家与政客眼中有着共和主义的玫瑰色——这也表明了法国主流政治已然多么右转。事实上,国民阵线的种族主义得到了法国当局、各主流政党和一大帮学者、教授及记者(他们一直把(煽动)伊斯兰恐惧症作为自己的上位手段)的认可,这被勒庞拿来吹嘘国民阵线“已经赢得了意识形态斗争的胜利”。勒庞只需调整国民阵线的宣传口,打造新版的“伊斯兰主义”稻草人(译注:指丑化穆斯林的形象,歪曲伊斯兰教的观点),“吸纳前瓦尔斯政府中的右翼分子”来构建“能够与法国共和党和平共处”种族主义阵线。

国民阵线自然也能从长期蔓延的经济危机及其直接影响(失业、社会不平等及紧缩政策)中得益——忽悠一些认为自己被主流政党(无论是右翼还是左派)的口头支票所哄骗(却只得到“贫困”)的工人阶级和穷人群体中的选民。但经济议题上的把戏并不会掩盖它的种族主义面貌:“一些左翼自认为玛莉莲·勒庞所讲的‘社会转型’实际上是体现了……国民阵线的资本主义本质”,以致忽略了它的种族主义性质——而这才是国民阵线的力量源泉及其意识形态的养料。正如丹尼斯·戈达尔(Denis Godard)所言:“国民阵线的全部发展史充斥着两面派做法:一方面利用一切可以使国民阵线合法化的事物(议会工作、媒体曝光率、和右派群体打成一片)扩大其社会吸引力,另一方面则公开地宣扬与实行种族主义及法西斯主义来巩固并发展其法西斯主义的意识形态内核。”这一策略是让·马里·勒庞发明的,她的女儿玛莉莲则分别在2012年与2017年两次总统大选中用来巩固且美化本党的法西斯主义与反犹主义内核。(原文注释:在2017年法国总统大选第一轮投票结束后,勒庞任命一位否认大屠杀的人继任党魁,并宣称法国当局无须为1942年的维尔迪夫事件(Vel’ d’Hiv roundup”)负责——当时数以千计的法国犹太人被法国警察围捕并关押在维尔迪夫,随后被绑架至纳粹德国的集中营)

但这是怎样的一个内核呢!一个已然过于膨胀的“党内安保机构”从曾为法国的帝国主义军事冒险效力的老兵中招募人手,并在国会开展活动(实际上是与许多纳粹小组织联合)。这一安保机构是一批小型的安保服务提供商,它们的名单念起来就让人联想起上世纪80年代法国极右势力在街头的械斗, 令人不舒服地联想到纳粹主义与司空见惯的反犹主义……国民阵线依然是无可争议的法国法西斯主义的大本营。瓦尼纳·朱迪彻利(Vanina Giudicelli)认为玛莉莲·勒庞代表了两种观点的平衡:“一种是认为夺权时机已到,应当着手行动;另一种则认为自身尚缺乏群众运动的支持——换言之,仅仅在法国国家机器内部受欢迎(国民阵线在法国警察与军队中非常有人气)是不够的,因为要将他们这些法西斯主义者的政治计划落实到行动上还需要一个能在街头上决胜的运动。” 。

在过去数年,法国社会经济危机的蔓延一直有利于纳粹街头组织(例如“身份世代”(Génération Identitaire)和“社会壁垒”(Bastion Social))的势力扩散。这些组织利用反犹主义的、恐同的与伊斯兰恐惧症的蛊惑言论与阴谋论(例如说穆斯林移民正“大规模地取代”欧洲白种人)吸引了大量信众,并成功网罗了数以百计的活跃的战斗分子;这些人被部署在里昂、马赛、巴黎及南特等地,从事反移民运动、街头行刺、攻击左翼运动者和占领运动中的学生——这些都是从老一辈纳粹组织中继承下来的伎俩。尽管它们并非正式地隶属于国民阵线,然而半岛电视台(Al Jazeera)对这些纳粹组织的暗访令人信服地印证了反法西斯主义左翼人士长期以来的警告的:“意识形态上的活动和组织上的行动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法国纳粹组织“身份世代”(Génération Identitaire)的一名成员甚至声称:“国民阵线负责搞政治,而我们则负责在街头行动。”这种半遮半掩而又形成了默契的分工很明显地体现在极右势力对“黄背心”运动的渗透规律中。接下来我们会讨论到这个问题。

“黄背心”运动者是什么样的人?

关于“黄背心”运动者何许人也的问题在11月17日之后的好几周时间内折磨着左派的头脑;一个反对“环保税”的运动独立于左派(在工会之外,甚至独立于人们常用的社交媒体网络)而发展起来——这些左派中有头有面的公众人物已经玩火式地向右翼势力示好——并且在国民阵线所强力控制的小城镇与农村地区扎下根基。在“黄背心”运动爆发之始,左翼普遍担忧这是一场小资产阶级的反动的群众运动(无论所持的理由合理与否)。值得庆幸的是,这种担心最终被证明是杞人忧天的。

“黄背心”运动的主体是工人阶级,它是在工作场所以外组织起来的,并且独立于现存的工人阶级组织(例如工会、工人阶级政党以及其他团体)。研究表明许多在职工人与失业者都公开支持这场运动。另一项研究表明2%的“黄背心”到了每个月底都要面临入不敷出的生活困境。

以工人阶级为主体(包括退休者与失业者)的“黄背心”按照地域组织起来,其最初的关注点是涉及面广泛的一系列财政要求:取消对巨富群体的减税政策、打击偷税漏税、降低对养老金及生活必需品的征税率以及提高最低工资水平。人们可以看到在关注国家机器与税收问题上小资产阶级对“黄背心”运动的影响。事实上,在运动早期,确实有些小企业主加入进来,它们特别地在企业税与工资税问题上吐苦水。但随着运动的深入发展,我们可以看到在法国各地以民主的方式(译注:区别于资产阶级代议制民主的直接民主)组织起来的“黄背心”代表大会上,人们所提出的数百项涉及不同方面的诉求明显地围绕工人阶级对失业、公共服务、住房与养老以及女工的贫困问题;而关于小企业的税负问题则已很少甚至没有提及了。

因此从客观上看,“黄背心”运动显然由承受着经济危机以及过去数十年的新自由主义“改革方案”所带来的苦难的工人阶级发起的社会运动。然而这场运动有着两类矛盾的情形:其一、“黄背心”的诉求主要是围绕税收议题;其二、法国国家/法兰西民族的符号在运动中大行其道。

“黄背心”运动在其早期更多地关心税收问题而不是工资问题(这有别于传统的劳工运动),是其发生在工作场所(通常是小型的)之外的表现,而这更能直接地吸引失业者和退休者参与进来;同时也和运动的背景有关:地方性工会力量在一定程度上的退却(在有些情形下甚至是消亡)、斗争氛围浓厚的大型工作场所对周边社会的拉力式影响。不过,税收议题仍然突出了阶级诉求:要求恢复富人税、打击大型跨国企业的偷税漏税行为以及有关社会公共服务的要求都直接针对法国当局主导的资本主义改革——它不断减少工人阶级的间接工资(indirect wages),从而不断造福富人。

而另外一类矛盾情形则更为复杂,即“黄背心”运动采用了长久以来一直被法国左翼与工人阶级所拒斥的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符号——法国国旗、马赛曲以及“玛丽安娜”(Marianne,她是拟人化的法国国家象征),相反这些符号通常出现在由右翼势力主导的运动(除了在2017年总统选举中被左派的让-吕克·梅朗雄采用)。既然“黄背心”运动明显不是一场法西斯主义或是国家主义者/民族主义者主导的运动(那些拘泥于表面形式的迂腐学究可不这样认为),那么问题来了:我们该如何解释无产阶级性质的“黄背心”运动会采用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符号呢?

在这问题上我们不妨回顾葛兰西的观点,他在卡尔·马克思观点的基础上主张:“政治方面或意识形态方面的不同主张都能体现为与表述为结构体(structure)的直接的表现,因而从理论上讲我们必须检验这些主张的本来面目。”(the claim that every fluctuation of politics and ideology can be presented and expounded as an immediate expression of the structure, must be contested in theory as primitive infantilism)。所以反过来说,我们要做的是对意识形态(及其对民众现实实践的作用)作具体的研究。

“有凝聚力的团结的法兰西”不过是法国统治阶级用来为统治秩序辩护的“象征物”而已。事实上它类似于“不同文明与文化的共生与并存,它们由国家凝聚力来维系、在文化上熔融出一种‘道德意识’、既相互矛盾而又相互融合”的说法。在“黄背心”们对法国统治阶级的不服从运动里,这种“道德意识”似乎是理所当然地被接受了。在“黄背心”对国家/民族主义符号与辞藻的采纳上, 一种经典的历史现象重又出现——反叛者们利用统治者们所惯用的道德伦理符号与言论来反杀后者。马丁·路德的追随者以“真正”的基督教为名号来反对罗马教皇,而“黄背心”则使用在英雄主义的十八世纪里法国资产阶级的口号“自由,平等,博爱”(如今这些资产阶级的保守的、明显是怯懦的后辈们却视这些口号为累赘)以及革命气息甚浓的民族主义颂歌《马赛曲》来反对法国当下的统治阶级。“黄背心”借此表明当前的法国统治阶级早已背叛了自身的“道德意识”,借此表明自身是“公民”,是“真正的法国”(上述“道德意识”的真正化身)的捍卫者。

这样的法国当然从未存在过。尽管从本质上看“黄背心”运动既不是种族主义的、也不是反动的,但对民族主义符号的采用却揭示了这场运动的弱点与局限性:首先,法国国旗与《马赛曲》不仅吸引了此前从未在任何政党的组织下游行的工人阶级群众,也吸引了那些低俗丑恶的有组织的极右势力。

其次,高举法国国旗、唱法国国歌以及充斥着以“法国”为名的言论,这些都暴露(betray)了“黄背心”运动的改良主义及其向与阶级社会秩序寻求和解的意向。因为“自由、平等、博爱”的法兰西价值观以及老生常谈的但却正在被消解的“法国社会体制”能够被那些既希望富人与穷人之间达成和解、又希望能够缓和社会不平等与阶级对立的人利用。在这里,“法兰西”被视为一种可以超越法国所有社会阶级以及法国历史发展的宗教式的抽象概念。

一个成长中的社会运动

但至少我们可以从“黄背心”运动中了解到民众的思想是能够逐渐进步的。当人们投身运动后,曾被他们不加批判地接受的“常识”就得接受实践的检验了,他们自身曾秉持的信念(例如:存在对于全体法国人而言的共同利益、警察和司法部门具备“中立性”)因而就会受到现实真相的挑战。

社会学家本诺瓦·科卡尔(Benoît Coquard)提醒我们注意农村地区(“黄背心”运动早期的中心)的日常生活会产生一种“模糊了阶级差异”的思想倾向,特别是很多在小公司/小工厂上班的工人对其老板会有种明显的亲切感——这甚至可能会蔓延到工作场所以外的休闲时间及文化生活。但是,这种感觉由于“过滤式路障”(filtering roadblocks,在农村地区的工作场所以外的类似纠察线的事物)的出现而开始转变——“黄背心”们在堵路现场鼓动与说服来往的司机加入运动中来:“当看到一辆又一辆车驶过路障和环岛时,我们渐渐发现眼前浮现出一种对立:一边是我们的“同情者”(那些“喜欢我们的人”),另一边则是富人(那些肥头大耳的瞧不起“黄背心”运动的人)”。

“富得流油而肥头大耳的资本家”及其代言人们在质疑、歇斯底里与听天由命之间徘徊:尤其是当去年12月“黄背心”运动在巴黎市中心创造了起义式的阵势后(其影响冲击到世界各地),法国哲学家及前教育部长吕克·费希(Luc Ferry)敦促法国警方“使用武力一次性解决问题”,而主管性别平等事务的部长马琳·夏帕(Marlène Schiappa,女权主义者、马克龙派的自由主义门面担当)所作的反应便是干涉民众支持克里斯托夫·德廷格(Christophe Dettinger,他支持推行共同汇报标准(即CRS,用于打击富人的追税令))的众筹行动——她要求列出全部9000位捐款人的黑名单。(原文注释:德廷格确实是一位职业拳击手,有视频拍到他在2019年1月5日的巴黎“黄背心”示威抗议中赤手空拳地与法国防暴警察周旋)

但说话最直白、最不拐弯抹角的当数另一位前任部长萨维埃·贝特朗(Xavier Bertrand),他感叹道:“萨科齐未能连任,奥朗德甚至没办法参加换届竞选,现如今真不知马克龙可否顺利过完他的总统任期。”正当马克龙在税收问题上开始让步及公开妥协时,一些不敢在自己的选区抛头露面的马克龙派议员不断试图通过攻击法国财政部(Bercy)的高级公务人员来转移公众视线——把他们当做马克龙税收政策的替罪羊。法国《世界报》的一系列文章揭示了政府部长班子的混乱:“‘黄背心’运动的诉求之所以在财政部的官员中掀起如此大的声浪,那是因为他们认为马克龙的当选意味着他们终于能迈上各自的人生巅峰(译注:因而和马克龙坐在同一条船上)。一位此前在经济与财务部上班的督察竟然也能入主香榭丽舍,这是多么伟大的胜利啊!。一位政府官员还解释道:‘马克龙和我们很投缘,他能理解我们’。”

在法国各大城市开展传统的星期六示威抗议的前一周,“黄背心”运动轮番设置了路障和延伸到路边的纠察线。警察的野蛮暴力与司法官员变本加厉的苛刻手段、媒体评论员与编辑部文章喷涌而出的蔑视、巨富们及他们的专家团队的怨恨,以及民众眼中“黄背心”运动初期的不成熟都让法国社会的阴暗面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无数民众在现场领教了(带有鲜明的阶级意识的)法国警方的镇压,数以百万计的“黄背心”运动的同情者与支持者在社交媒体上目睹了法国警方的暴行。去年12月发布的一个视频使法国社会舆论发生了转折:在巴黎市郊的芒特拉若利(Mantes-la-Jolie),数百名高中生在法国警察的淫威下被逼跪在地上长达数个小时,并一直遭到警察的嘲讽——他们因为在校外封锁道路而被全数逮捕。在通常情况下,法国国家机器在种族主义的旗号下的日常暴力主要针对的是学生群体中的黑人和穆斯林。但这起事件却非同寻常:尽管部长们以及他们的媒体跟班依旧重复他们那一套“郊区恶棍”的种族主义污蔑之词,但法国各地的“黄背心”示威者并不买账——他们在警察设置的警戒线前集体跪下,以表明与芒特拉若利的伙伴们团结在一起。(原文注释:正如一位老资格的无政府主义者在圣丹尼斯的一次集会上所惊呼的:“这年头是怎么了!谁会想到这些举着法国国旗的示威者竟会和郊区的年轻人团结在一起去对抗警察呢?”)

具体形势的发展将关于阶级、警察暴行与国家机器的角色的问题推到了社会辩论的中心,对激进左翼而言这使得“黄背心”运动拥有了有利的外部条件。当然,如果没有一支战斗力量,就算天时地利人和也难以成事。踊跃地介入“黄背心”运动的并非传统的、政治冷漠的极左翼组织,而是新近成立的反法西斯主义的组织“阿达玛委员会”(Comité Adama)。该组织建立于2016年——当年法国警察在巴黎市郊杀害了黑人青年阿达玛·查奥尔(Adama Traoré)——并一直致力于抗击结构性种族主义(structural racism)与警察暴行。正如阿达玛的姐姐阿斯·查奥尔(Assa Traoré)所言:“在贫困与失业问题上,谁又能比我们这些生活在郊区的人更有发言权呢?当下这些将“黄背心”运动者打到遍体鳞伤的法国警察在过去数十年里将(生活在郊区里的)黑人与阿拉伯青年视作给他们练手的人肉沙包。”她一针见血地戳破了学究们对“黄背心”运动“性质”的讨论:“我们能否获得公正的对待就看‘黄背心’运动的成败了。我们要么加入到这场运动中,要么坐视这场运动在将来被极右翼势力控制而调转头来攻击我们。”(原文注释:她是在2018年12月6日于圣丹尼斯劳工联合会的一次集会上发表以上讲话的)。因此在2018年12月1日的巴黎“街垒战”上,数千名来自不同团体的极左翼联同“阿玛达委员会”及其亲密盟友(尤其是Collectif intergare,它是由一群激进的铁路工人在2017年罢工中组建的反法西斯主义的独立组织)以及包括新反资本主义党(NPA)在内的更为传统的工人阶级组织一起加入到“黄背心”运动中。

极右翼势力在巴黎赤裸裸的政治干涉(并在各地得到跟风者的响应)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因为这表明极右翼也试图夺取“黄背心”运动的领导权。在一开始,看来“黄背心”运动以穷人与(主要地是)农村人口为主体的特点让国民阵线所鼓吹的“大城市之外的被遗忘的法国人”的煽动性言辞得以大行其道。在这场运动里的小资产阶级群体(以及与其纠缠不清的有着亿万身家的银行家们和可怜兮兮的被视为“寄生者”的“逐利投机商”们)中也不乏法西斯主义观点的响应者。早先的一项研究表明参与到“黄背心”运动中的人中,此前投票给勒庞的选民与投票给梅朗雄的选民在人数上不相上下(尽管更多人是投弃权票或投空白票的)。在这场运动的一些场合里发生了公开的种族主义罪行:一些“黄背心”拦下载有(非法)移民的卡车,并要求警察上车搜查;还有些人围堵了一家据称“胆敢把工作机会给了三个移民而非当地人”的公司。

因此种族主义者和勒庞的选民集结起来了,但这背后的“推动力”依然是一些社会性诉求。这就把勒庞推向了尴尬的境地:一方面,她公开支持“黄背心”运动反对“精英阶层”;但另一方面,勒庞所领导的国民阵线却无法兑现这场运动提出的社会性诉求。勒庞时刻不忘国民阵线的小资产阶级根基,因此不断公开地反对以任何形式提高国民最低工资。在去年12月的斯特拉斯堡圣诞集市恐袭案后,她还宣称:“我认为‘黄背心’运动必须立即解散。”在其后接受极右刊物《健谈者》(Causeur)的一次访谈时,勒庞感到有必要提醒读者:“要知道,有些人已经开始谈论移民的处境了。”这清楚地表明了“黄背心”运动的社会性诉求并非是能让种族主义销声匿迹的万金油;相反,这些社会性诉求的主导性以及民众对警方日益深厚的怨恨已经让国民阵线的话语权日益削弱。要知道国民阵线要是在哪儿招摇地支持“黄背心”——例如之前在法国北部的矿区(国民阵线在那里有四个议员席位,并领导了一个市议会)——那么那里的运动势头就会走向衰退。

极右翼势力对“黄背心”运动的其他干涉则来自于一些主打街头行动的法西斯主义小组织。可以很明显地看到它们始终是想以暴力“解决”问题:与法国警方相互勾结,将所谓的“组织与安保服务”(Service d’Ordre)渗透进“黄背心”运动;一般来说它们是想借此控制运动势头,使其保持所谓的“政治中立”以便把工会人士踢出运动。然而,这些法西斯小组织却引火烧身,因为许多化身成独立参与者而去开展所谓“组织与安保服务”的人都被媒体(在激进左翼运动者的协助下)曝光了他们的法西斯主义者的真实身份。因此,更受这些法西斯主义者青睐的干涉方式是直接的行动——例如在里昂、南特、图卢兹、马赛、波尔多,当然还有巴黎——例如对极左翼运动者(例如在1月27日对“黄背心”运动中的法国新反资本主义党成员)进行人身伤害。

几乎在每次周六示威行动中,法西斯主义者与(主要是)独立自主的反法西斯主义的组织之间都会爆发严重的街头斗争,双方都是在过去几年的斗争与加速蔓延的危机中壮大的。法西斯主义组织固然必须被清扫出“黄背心”运动,但同时这些独立行动的人士却习惯了行动的保密——这意味着他们很少为自己的直接行动进行任何政治包装。因此,“黄背心”运动确实能为联合阵线策略提供了现实实践的机会,这一策略将街头的动手对峙与政治上的力量动员结合起来——“向民众广泛地宣传反种族主义与反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向每一位‘黄背心’运动者揭露这些纳粹组织的真面目,解释为何要想尽办法将这些纳粹组织清扫出去”。但是,在抗击法西斯主义的问题上,传统的组织却顽固不化(只会大发陈腔滥调,却没有后续的切实行动);这意味着独立开展斗争的组织依然是法国左翼中唯一重要的力量,只有它们能提出一揽子应对法西斯主义威胁的策略。

在11月17日傍晚,“黄背心”行动的第一天,法国总工会(CGT)的总书记菲利普·马丁内斯与运动者们公开划清界限,声称“无法想象法国总工会与国民阵线的人并肩前行”,还指责“黄背心”运动是企业主操控的一场反征税动员。他的言论(间接地)反映出面对这场在它们的传统场域外集结起来的运动时激进左翼与劳工运动者的焦虑感,以及顾忌被社交媒体网络认为它们与极右翼势力勾结在一起。这反过来导致不少“黄背心”运动者对工会组织抱有一定程度的不信任感,担忧它们的“公民运动”会被任何组织绑架。

因此,最初的联合不得不自下而上地、通过谨慎地采取渐进的步骤来进行。在11月22日,炼油厂工人参加了全国性罢工,以便在年度工资协商期间向他们的老板施压。在罗讷河口省南部,罢工者们加入到当地的“黄背心”队伍——后者已经在工人们所在的道达尔(Total)炼油厂外设置了一日一夜的“过滤式路障”(filtering blockade),标志着工会活动者与“黄背心”运动者之间第一次开诚布公的联合。据一位记者报道:“双方最初是各自观望着,互相派出通讯员来寻求合作。”圣纳泽尔的一个港口城镇是工人阶级斗争的老壁垒,去年11月“黄背心”运动者在那里占领了一间空建筑物,将之改造为“人民之家”。当市议会派人去召集并要求占领者们撤离时,码头工会威胁道(要是市议会坚持己见)他们将发动罢工;因此,“圣纳泽尔人民之家”(la Maison du Peuple de St-Nazaire)至今仍是当地“黄背心”运动者的总部。工人们来到这里,一起设想建立一个不同的社会制度:

“我和参加zone d’aménagement différée(是反对在南特建立新机场的一个激进运动)的年轻人走在一起。我无法确切理解他们的斗争的具体内容,不得不说到目前我还是理解不了。但我们会聚在一起,一起辩论,我们既会相互呵斥,也可能相互拥抱。在我们之间正在发生的,这样一种团结,是我从来没有遇到过的。这一切真是不可思议。我感觉自己无可救药地爱上了这种生活。”

有迹象表明法国政府也担心反对力量的大规模集结。例如当卡车司机工会在去年12月宣布举行罢工时以抗议雇主拖欠加班费时,法国劳工部长很快出面支持工人的诉求,以避免罢工的发生(可能导致的社会连锁反应)。

在12月13日,一封由法国总工会的数十名工人代表共同发表的公开信提到:

“我们的朋友与同事穿上了黄色背心。他们大多是工作条件恶劣的工人,在远离大城市的小公司里上班,有的还失业了。我们和他们一样,都是没有办法再维持生计的工人。我们未能争取他们之间大多数人加入到我们的工会中,加入到我们日常的斗争中,在我们的口号下行动。我们难道不该扪心自问这是为什么吗?”

这反映了工会活动者中某种(反思的、激进化的)情绪在逐渐增强,尤其人们目睹了在巴黎一次特别喧闹的周六动员后,暂时处于弱势的马克龙与全国工会领导层会面,以劝说后者一起发表声明“谴责‘黄背心’运动的暴行”。

马丁内斯是钻进了工会官僚层的经典圈套的一位领导人,在作为一名负责与政府对接的可靠代表和作为目前法国最大的战斗性工会的领导人之间首鼠两端。尽管马丁内斯最终采取了相比其前任更具对抗性的立场(鉴于过去几年当局对工会运动的攻势),但他仍然对发动一场无限期的运动心存疑虑——因为他知道法国总工会无力一直驾驭这类运动的势头。事实上,法国另一个大型工联“法国劳工民主联盟”(CFDT)——它是支持法国当局的——指责马丁内斯,声称在呼吁中止2月5日—3月19日举行的罢工运动的问题上,他采取了令人遗憾的消极态度。

然而,尽管(法国工运中的)当权者摇摆不定,但是“黄背心”运动仍激发起法国的政治热浪,并为关乎百姓日常生计的地方性罢工创造了有利的行动环境。在去年12月巴黎发生骚乱后的一次演讲上,马克龙鼓励老板们为工人发放年终奖,每笔年终奖(作为津贴的形式)将享有最高额为1000欧元的税收豁免。几乎所有的法国大型跨国企业主都焦躁不安地拿钱去支援被迫让步的马克龙,去响应他的号召;但仍有一些企业主拒绝了。这激起了所谓的“马克龙年终奖”地区性罢工,工会在其中发挥了充分的作用;此外,德希斯堡(法国空客的转包商)的工人以“愤怒工人的集结”为名组织起来发动罢工,并在稍后得到了当地一个工会的协助。而另外两个工会则站在老板们那边,并斥责德希斯堡的工人“采取了不负责任的行动”——理由是站在他们的罢工纠察线内的更多是“黄背心”运动者而不是工会成员。此时苹果零售店的工人出乎意料地在平安夜加入到罢工,这使得这场地方性的工会行动重获胜算,最终工人们不仅争取到了年终奖,而且还获得了永久有效的加薪。

这些零星的与地区性的斗争为法国劳工运动接下来的组织工作提供了参考依据。当El Khomri劳动法正式推行时,雇主们三步并作两步地对工人的薪水与工作条件下狠手(特别是在工会组织无力抗衡的情况下),这时就需要在当地组织起抵抗力量。工会必须严肃地对待抵抗行动的组织工作,勇于迎接困难与挑战。幸而“马克龙年终奖”罢工的诸多案例表明法国国内总体政治局势的好转会激发起大量的地区性斗争,而这正为工会壮大提供了必需的养分。

国家机器霸权的危机

“黄背心”运动是法国统治阶级长期面临的体制性危机的最近表现。葛兰西将体制性危机(organic crisis)描述为统治阶级无力解决的长期蔓延——从而波及到意识形态领域与政治领域,并削弱了统治阶级霸权的合法性——的经济危机。

在革命马克思主义者中,葛兰西最为系统地驳斥将国家机器的概念矮化为“武装人员(警察、军队、监狱,等等)所组成的特殊机体”的做法,并指出资产阶级具体有哪些方式去赢得各下层阶级(起码是这些群体中的大部分人)的认可——总的来说,资产阶级宣称其统治以各种方式体现了“共同利益”,因而具有广泛的合法性。霸权理论实际上是关于国家的学说,但它认为国家“不再仅仅是强制性的力量,不再仅仅是统治阶级自上而下地强加其意志的工具。如今,一种用于产生社会认可、用于使各下层阶级(subaltern classes)被统治集团的扩张性历史发展计划所同化的社会关系网络已成为国家机器的必要组成部分。”(原文:no longer merely an instrument of coercion, imposing the interests of the dominant class from above. Now, in its integral form, it had become a network of social relations for the production of consent, for the integration of the subaltern classes into the expansive project of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the leading social group)

葛兰西有个最为著名的隐喻,大意为:资产阶级的统治堡垒不仅仅有武装力量的保卫,而且在其四周围绕着重重堑壕以及错综复杂的迷宫——用来迷惑潜在的攻击者,并使它们丧失锐气,同时确保堡垒内部一切如常。但这并不意味着统治集团的霸权来自于对容易哄骗的民众所施加的意识形态诡计,并非通过傻瓜式的讨价还价(a simple fool’s bargain)来避免引发直接针对国家机器的政治斗争(原文注释:克里斯·哈曼在1977年的文章中写道:“知识分子会假装他们以所谓的‘理论上的行动’、以‘争取文化霸权的抗争行动’去投入到阶级斗争中,但实际上他们不过是想为自己的学术饭碗分一杯羹);相反,统治阶级的霸权是通过葛兰西所说的“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去确保的。“公民社会”是由各式各样的改良主义政党、工会、中学与高等院校、文化机构、媒体等等组成的网络,统治集团的意识形态由此具体地、物质地渗透进民众的日常生活当中。

尽管不便在此对葛兰西的“公民社会”概念作综合的评价,但我们必须要问的是当今的统治者是如何维持其霸权的——以及其霸权又是如何被削弱的。克里斯·哈曼(Chris Harman)在1977年的文章中强调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特点之一便是‘漠不关心’——即群众越来越少地参与到政治与文化社团中……这意味着意识形态话语权的集中、群众的原子化——不过极为重要的以工作场所为重心的工会组织仍然存在——以及传统的政治与文化组织的衰落。”对此我们应当补充公共服务以及“福利国家”的作用,这一般来说虽然不是意识形态权力的作用场域,但却在物质方面赋予了葛兰西所言的 “整合的国家”(integral state)的意识形态主张以合法性。

在新自由主义时代,“原子化”的社会趋势明显加速了。大型工会与改良主义政党对社会不满的表达能力因而受到削弱,但也还是能诱使社会不满的矛盾偏离国家政权;在这点上看,它们充当了使资产阶级免遭意料之外的灾难性毁灭的安全阀。最为明显的例子发生在1968年,当时法国总工会(CGT)与法共为戴高乐政府作出重大实质性让步的承诺背书,以此去拆除革命火药桶的引信(当时爆发了法国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总罢工)。

但这种“安全阀”并非仅仅在公开的社会斗争爆发时才发挥作用,即使是在群众(对政治)漠不关心与原子化时也是很实用的。选举政治成为全国性的头等大事,实质上却是消极地附和统治阶级以及看似积极地向群众靠拢(covered passive consent with the veil of active adhesion);与此同时,而这些改良主义政党在地方上的工会分支的介入力量(这是很重要的却经常被忽略的社会抗争温度计)却逐渐式微。

但这些都不意味着“由武装人员所组成的特殊机体”会等到所有意识形态防护都失效后才出手介入。用葛兰西的话说就是:

“霸权在传统的代议制政体中的‘日常’便是一手使用强制力(暴力),一手争取认同——以种种方式平衡各方利益,但尽可能不滥用暴力,甚至试图让民众相信国家的强制力是为人民大众所着想的,允许舆论(包括报纸与团体)去表达民意——但在一些场合却是大规模地虚构民意。”

因此在自由主义(代议制)民主中,民众认可的产生通常伴随着由少数人所施加的强制性征服——更准确地说是以集权化/中心化的意识形态话语作为掩护去统御各类少数群体:即使未能最终赢得大众的默许,那至少也要确保群众对于镇压行动保持冷漠。国家机器的种族主义在镇压少数群体上(同时也是为了分化工人群体)发挥了明显的作用。

然而,不像毫无生命的堑壕与迷宫,公民社会是活生生的有机物,是有着经济基础的社会与政治联系的存在。长期蔓延的经济危机与新自由主义的“药方”——不仅加剧了贫困与失业,而且使社会公共服务缩水——加重了下层阶级的苦难,并最终腐蚀了公民社会的信誉及其遏制社会不满的物质与意识形态手段;“整合的国家”的规模因而越来越突出其镇压性,加强与扩大镇压职能来应对众多的社会不满温床——这点在“黄背心”运动兴起后越来越明显。

结论

本文之所以重点考察马克龙政权的弱点,乃是基于对法国阶级斗争的历史性阶段的分析:马克龙是在统治阶级中较极端的集团迫切要推行更深入的新自由主义改革(相比于其国际上的对手,法国资本主义是在衰退的)的背景下当选的,马克龙肩负这一历史性任务。与此同时,法国当局在过去数十年所推行的改革以及法国工人阶级的抵抗已经使得法国统治阶级的传统政党丧失了信誉,以致它们在2017年遭遇灾难性的失败。这就使得在面对阶级斗争场域日益分化为极右势力与极左翼进步力量的情况下,马克龙政权必须施行更为暴力的改革政策。这意味着法国统治阶级已经着手发动对工人阶级与贫困民众的全面攻势了,但它在此前的多次社会对抗中已丧失了传统的霸权政治手段了。而这难道不正是危机的源头吗?

话说回来,“黄背心”运动的规模、深度以及韧性震惊了所有人——它体现了普罗大众对于以傲慢的马克龙为绝佳代表的法国统治阶级的无比抵触。无论将来是否可以继续坚持下去,“黄背心”运动确实让无数法国工人摆脱了麻木不仁的、原子化的、萎靡不振的状态,并推动他们踏入了创造历史的舞台。“黄背心”运动的社会效应要比极左翼运动者的政治宣传效果要好很多,因为它在实践中向法国人民揭露了法国国家机器、警察以及司法部门丑陋而蛮横的真实面以及法国资产阶级(及其媒体奴仆)对法国工人阶级的鄙夷与歇斯底里的怨恨;“黄背心”运动还无情地暴露了我们法国左翼阵营的弱点。这真是历史对我们的辛辣讽刺:在如此有利于革命思想的传播与实践、而全体工人阶级都在寻求(无论是否有意识地)资本主义替代方案的历史时期,我们却看到传统的反资本主义左翼停留在无动于衷及分裂混乱的状态,明摆着是没有本事挺身而出把握历史性机遇。

“黄背心”运动所反映并加速暴露的中间派危机可被极右翼势力利用。如果他们有办法不再让人们将其视作法西斯主义的新面孔(见诸于那些最令人毛骨悚然的预言),那么不排除“黄背心”运动会被这些极右翼势力成功渗透。这就是为什么反法西斯主义的极左翼翼力量如此有必要介入到“黄背心”运动中,并致力于参与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主义联合阵线来对抗法国国民阵线以及其他小型的法西斯主义组织。

因此,法国革命者面临着一场重建革命组织、推动反法西斯主义—反种族主义议程的艰苦战斗。但这一任务还不至于毫无希望。尽管2016年反对时任劳工部长库姆里(El-Khomri)的劳动法改革的斗争以及2018年春的铁路工人罢工遭到名义上的失败,但由“反对新劳动法及其所代表的社会形态”的抗争所开启的新时期远未逝去。2016—2018年的社会运动势头不仅形塑了左翼对“黄背心”运动的不稳定但却热情的介入,并且会随着阶级对立的日益紧张与政治危机的加速蔓延而在接下来的日子里继续壮大。

本文作者亚德·布哈胡(Jad Bouharoun)是现居法国的一位中东革命社会主义者。

2019年4月18日


原文标题:The French quagmire

原文链接: http://isj.org.uk/the-french-quagm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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