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进社会工作系列之五:关怀与控制——资本主义社会下的社会福利

伊恩·弗格森(Iain Ferguson)、迈克尔·拉瓦莱特(Michael Lavalette)著

张明、季耶 译

译按:本文节译自两人2009年3月发表的论文〈“Baby P”虐儿事件后重新检视社会工作〉(Social work after “Baby P”,文章网址:http://isj.org.uk/social-work-after-baby-p )。该文篇幅颇长,有些章节是谈英国情况,所以只介绍第四节的内容。注释从略。这一节扼要分析资本主义社会下社会福利和社会工作的性质。有兴趣进一步了解的朋友,建议阅读两位作者加上格里·麦尼(Gerry Mooney)三人合撰的《再思福利:批判的观点》(Rethinking Welfare: A Critical Perspective, 2002),它基本上是采用英国左翼史学家约翰·萨维尔(John Saville)早期的论文〈福利国家:一个历史考察〉(The Welfare State: An Historical Approach, 1957)作进一步阐释的。

英国知名导演 肯·洛奇(Ken Loach)的电影《我是布莱克》(I, Daniel Blake, 2016)讲述一名单亲母亲为生活苦苦挣扎,与同样申请社会救济的木匠丹尼尔·布莱克发展出一段难得的友谊。此片获得戛纳金棕榈大奖。

社会工作有时候也被称为继医疗卫生、住房、教育和社会保障之后的“第五项社会服务”(fifth social service),它不同于另外四种战后福利国家措施,因为它不是提供一种普遍的社会服务。它首要的目的一直是关心那些生活在贫困状态工人阶级,包括那些因为年龄、身体或者智力问题给自己或他人造成麻烦的人。比如1990年代格拉斯哥斯特拉斯克莱德(Strathclyde)区的社工其受助人中有十分之九是领取政府补贴的。

社工的法定职权要求去管理他们能够察觉到的贫困父母的问题行为,包括需要偶尔代为照看他们的孩子。但这就容易导致两种后果。一方面他们很容易引起工人的怀疑和敌对心理,毕竟他们不像卫生巡视员那样有官方背景。另一方面,由于他们接触的是被打上烙印的社会群体,如施虐的父母、青少年罪犯、收容人员以及身体或者智力有问题的人员。这使得他们很容易遭到右翼政客和报刊的攻击,被诬蔑为“软弱”或“天真”。尤其是受过职业训练的社工一贯强调寻求理解受众行为的原因,而“不去做判断”(non-judgemental)。因此职业的社会工作就很容易面临“关怀”(care)和“控制”(control)的尖锐矛盾,这也是资本主义体系下福利制度普遍存在的内部矛盾。

首先,社会福利的改革有时本来就是工人阶级斗争的直接结果。比如法国1930年代,上百万的工人进行罢工并占领工厂,导致了社会福利体制的确立以及1936年人民阵线(Popular Front)政府的上台。同样是法国,1995-6年两百万人走上街头抗议削减社会福利的威胁(所谓的总理朱佩计划“Juppé plan”)并取得了胜利。这也点燃了法国燃烧至今的阶级冲突烈火。

而且一般说来,担心工人阶级起来革命打倒现存的秩序,成为推动政府自上而下进行改革的间接但主要的因素。比如19世纪的德国,在接连不断镇压社会主义政党的同时,俾斯麦进行了社会立法;二战结束时的英国,敏锐地认识到它需要改革,保守党下议院议员昆汀·霍格(Quentin Hogg, 1907-2001, 后来的海尔什姆勋爵 Lord Hailsham)在1943年就曾声明:“如果你们不为人民进行社会改革,人们就会对你们进行社会革命。”也正因此,工党政府在1945-51年建立起了英国的“福利国家体系”,其核心就是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National Health Service)。这也反映了战后初期阶级力量的平衡关系。

但是,如果你认为资本主义下的社会福利都是自下而上斗争的结果,那你就错了或者是被误导了。福利国家本身还是资产阶级从政治和意识形态上进行阶级统治的一种社会控制方式。从英国最早的1830年代的济贫法(Poor Law)看,它就是要强迫那些有能力出卖自己劳动力的人必须去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所谓的福利条款也令人气愤,仅适用于那些年老、严重残疾之类的特定人群。这也就意味着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对于很多人来说,贫民习艺所只是一个劳动场所的新选择。1869年英国成立的第一家社会工作组织慈善组织协会(Charity Organisation Society) ,在艾德礼(Clement Attlee,1945年任英国首相)看来其“本质就是为了保护有产者的利益的。”该组织占主导的意识形态就是认为贫困原因在受众身上,而不去追究社会经济结构方面的原因。其杂志《慈善组织评论》(Charity Organisation Review)说:“英国工人阶级贫困”的原因不在于“他们所生活的环境”,而是他们的“浪费习惯”。

今天福利政策作为进行社会控制手段的重要性丝毫不能被忽视,我们也看得到新工党(New Labour)正试图迫使单身父母回去工作,还要通过新的工作测试减少领取补贴的残疾人的数量。而它的骗人口号就是“工作是摆脱贫困的出路”( work is the route out of poverty)。另外福利政策也被用来塑造和强化主流的家庭和民族观念。我们都知道很多福利政策都是建立在对家庭的设想上的,比如它想当然地就认为大部分妇女都是要抚养孩子并从事家务劳动的。这种判定本身就已经反映出谁更有资格获取福利;还有“英国公民权”这一提法,已经把那些合法获取福利的人(如寻求救济的人)当成了“局外人”。

最后,福利制度的设立对资本主义本身也是非常重要的。没有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希望其竞争对手拥有一支比自己更健康、受过更好教育的劳动大军。也就是说,确保本国劳动力最起码的健康和教育水平是符合整个资产阶级利益的。马克思曾就19世纪的工厂法(对妇女和儿童的每周工作时间做了一些限制)做过如下评论:“工厂法……就像棉纱、自动器和电报一样,都是为了满足资本主义工业大生产的需要。”(《资本论》第一卷)过去一百多年来大部分重要的福利制度改革的原因都是当局认识到,要促进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提高军队战斗力,就需要铸就一支健康的、有技术含量的劳动大军。我们指的绝不仅是身体上的健康,正如英国左翼理论家哈曼(Chris Harman)所说“它也是一个道德问题,资产阶级需要工人们心安理得地为他们工作,就像农民的牲口那样。”

然而就像马克思说的那样:“资本从来都不会主动接受这些变化的。”尽管是有利于资产阶级整体利益的,但几乎每一阶段的变革,都要经历议会里资产阶级的强烈反对。而他们后来也往往不得不痛苦地通过税收的形式放弃自己部分的利益,为工人们提供福利。统治阶级勉强地接受了工人的高福利,也促成了资本主义经济在1940年代到1970年代初期的“长期繁荣”(long boom)。但当全球经济从1970年代中期衰退时,削减福利开支就成了工党和保守党政府的首要措施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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