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进社会工作系列之四:Case Con宣言

张明、念真 译

南产 校

译者按:这份宣言是1970年代由英国一群进步社工在他们合办的杂志《Case Con》上发表,并收录在罗伊·贝利(Roy Bailey)和迈克·布雷克(Mike Brake)合编的《激进社会工作》(Radical social work )文集内。它反映了1970年代出现的第一代激进社会工作理论对福利国家、社会工作的本质、受助者困苦的根源和社工专业化的独特看法。宣言是一份具代表性的历史文献,即使在今天,仍不失其参考价值。

有关第一代激进社会工作理论的成就与局限,有兴趣的朋友可参考伊恩·弗格森(Iain Ferguson)《挽救社会工作──挑战新自由主义与促进社会正义》(Reclaiming Social Work: Challenging Neo-Liberalism and Promoting Social Justice, Sage, 2008。中译本,台湾松慧出版社,2013)的第六章〈社会工作的激进本质〉。

Case Con指的是个案会议,也指将结构性社会问题归结为案主个人责任的欺诈性行为。与此同时,Case Con还发表了一份宣言,主张社会工作者应该努力改变社会,以解决社会问题的根本原因。

没有妙计(No easy answers)

日日夜夜,周而复始,我们社会工作者(包括缓刑监督官(probation officer),教育工作者,医务工作者,社区工作员和地方政府的社会工作人员)已经非常清晰地认识到,恰恰是那些自称要帮助建设社会工作的人们,在一步步地摧毁着社会工作的体系,并希望它最终解体。面对这一悲剧,一些人因失望而更换职业,一些人则带上专家的面具继续在社会工作的阶梯上争夺,而另一些人则对灰暗的现实心灰意冷,在社工的岗位上消耗生命、得过且过;当然还有些人,他们根本就不认为社工体系有什么大问题。

Case Con 是一个广义上的社工组织,我们希望能够解答大家对当前社会工作面临的种种困惑和矛盾。需要声明的是,我们提不出一套高明的解决方案,可以让你立即将之付诸实践,或者创新社会工作的方式,从而能确实满足您的“受众”。但我们相信,我们的回答对你必然是有益的。我们认为社会工作所面临的问题和困惑,是和我们每天所生活的社会紧密相连的,我们只有了解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福利国家模式,只有了解了社会工作作为福利国家的一部分,是如何发展起来的,现在又遇到了哪些压力,我们才能够弄明白我们是如何被影响的,以及我们和社会其它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如何?尤其是弄明白我们现在应该如何去做得更好。

“福利国家”

西方之所以建立起福利国家制度,部分原因是工人阶级的长期反抗所致,但主要还是为了把第二次世界大战造成的社会剧烈动荡稳定下来。资产阶级也认识到:改善工人的生活条件,不仅有利于提高资本主义的劳动生产率,还可以防止工人斗争性的发展。而且,用取消福利来威胁,在某些情况下(不论是罢工还是和平相处时)也是一种进行社会控制的有效方式。战后的繁荣时期,工资增长来得比较容易,但在人们庆幸不平等即将终结的同时,家境审查(means test)被渐渐引入,人人有权享受教育和医疗等公共服务的原则也开始被侵蚀。随着繁荣的消退,政府削减福利支出据说是为了控制通货膨胀,现在又用来在人们的思想上造成资源稀缺的印象,作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解释。国家削减福利开支主要采用了三种形式:

1. 直接而明显地削减,如药物收费,取消学校免费供奶,削减建屋开支等;

2. 直接从工人阶级身上抽取资源,如制定《住房融资法》(Housing Finance Act)以及日趋普及的家境审查。

3. 对所有公共服务实行长期的经济合理化,例如对国民医疗保健体制(National Health Service),甚至还有某些服务被推给私有企业,如养老金。

在社会公共服务领域鼓吹合理化最著名的就是1968年的《西波姆报告书》(the Seebohm Report)。废除了专科的社会服务(如精神保健和儿童护养),由普通的社会服务来取代,强调福利的责任要落在家庭而非政府身上。新的普通社会工作者应该“帮助个人和家庭去处理他们所面对的问题,并在规定的时间内使他们达成更好的自身服务和社会平衡,使他们更好地去面对挑战并勇于接受责任”。换言之,就是要劝说“受众”:当前的问题都是你自己造成的,你要努力学会去面对它们。

政府还决定利用社区本身的力量来处理个人与社区层面的社会问题。于是提议由一种新的工作者来发掘和提高社区资源的利用,并且强调:与其靠政府和企业支助,不如靠自身努力。这也反映在了立法层面,如针对犯人的社区服务令和中介处理计划(community service orders and intermediate treatment schemes)。鼓励志愿服务组织,是新战略的另一个重要方面,现在政府越来越依赖这些志愿组织,如“儿童贫困行动组织”(Child Poverty Action Group)和“庇护处”(Shelter)。连维权者协会和非法房屋的居民(claimants’ unions and squatters)也完全为国家所用了。

专业化(Professionalism)

很有必要考察一下被西波姆报告强调的“专业化工作方式”(professional approach)概念,这一概念现在已经广为社工体系的官僚和工作者愉快地接受。首先,“专业化”顾名思义,就是要求社工有一定的专业知识和技能,他们不再是没有受过专业训练的工作者。这就把社工人员和广大人民群众给分割开来。其次,社工会逐渐地把自己视为等同于医生和律师一类的专业人士。第三,它鼓励设立可以提高效率的职程体制,让“正确”而“专业化”的行为(如超然态度,控制感情投入等)得到晋升的奖励。很明显,这种专业化的工作方式必然会受到统治阶级的欢迎。

专业化社会工作的一件重要工具是那样一种个案工作(一种伪科学),它把贫困归咎于个人的缺陷,迷惑人们,使人难以看到真正的原因(贫民窟、无家可归和经济剥削)。这种个案工作的意识形态迫使人们视社会工作的受众为必须加以改变以适应社会的人。社会工作现在扩大到包括一些新的(以及不算很新的)花样,如社区工作(community work),小组工作(group work)和福利权工作(welfare rights work)等。一旦这些工作形式被专业化,就会像传统的个案工作一样沦为统治阶级的控制手段,还可能有节省开支的好处。专业化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发展方向,尤其是因为很多社会工作者期望它能够解决社会工作本身的许多问题和内在的矛盾,那就是不可能透过社会工作来解决社会的基本缺陷。因此我们必须利用一切机会来反对社会工作的专业化。

独立于国家的组织工作(Organizing independently of the state)

如果我们想要了解福利国家的发展历程以及社会工作者在其中的角色,而以为国家是中立的,它在社会上彼此有些并不严重、只是暂时性的不同意见的各部份之间担任仲裁人,那是完全不行的。了解国家是采取有效行动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因为国家决不是中立的,它在任何阶级社会都代表着统治阶级的利益,并拥有维护其权力的必要工具。例如,在英国,国家保护的是英国资本主义的利益。只有明白了这一点,我们才能够真正明白战后福利国家的发展历程,然后才能明白我们要如何进行组织。既然国家不可能是公正的,我们就有必要分析一下,国家作为我们的老板,到底希望社会工作者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我们还要根据这个分析来判断:如何进行阶级斗争才是最有效的。

我们被要求去“帮助”我们的“受众”,使他们“负责任”,换言之,他们作为个人,要向那根本是不可接受的社会现实妥协。我们要反其道而行之,要使受众了解:以集体的行动来改变现实是可能的。我们只有自己也集体行动才能做到这一点。

因此,我们不是仅仅注意把国家的一些前哨基地 (例如社会服务部门) 民主化,因为这只会使它们更有效率。我们要争取权力去否决所有危害我们的重大利益以及受众利益的决策。我们还要不断要求提供更好的服务以满足社会的实际需要。为了能够做到这点,除了开部门会议和工作会议之外,还有许多事情要办。我们行动的要点,是独立于政府而按照工人阶级的利益去做组织工作。这方面的利益是与资本主义及其行政工具──国家的利益相反的。

工会

我们要向工会领导层施加压力,并且争取工会中的负责职位,但我们首要的任务是在各级工会组织中争取实现普通会员的民主监督,由此而促进草根组织的发展。我们支持工会领袖,只要他们支持普通会员的斗争。但我们必须提防工会领袖把持斗争,脱离我们的监督。为了获得长久而实在的利益,我们认为,建立一个全国性的草根组织,把基层工会干部联合起来,是绝对必要的。

所有的社会工作者只要有可能都应该加入“ 国家和地方公务员协会 ”(NALGO),因为这是真正代表广大社会工作者利益的组织。当然还有其它组织,例如缓刑监督官的“ 国家缓刑官协会”(NAPO),对于有些Case Con 支持者来说是更适合加入的。社会工作者为了在地方层面上使工会更加民主化,可以在各地建立分支委员会,把它们打造成为工厂工人代表会。但是如果要在其它层面上争取民主监督,我们还应该去联合其它斗争人士。我们可以去加入或者建立一个本地的 “ 国家和地方公务员协会 ” 或 “国家缓刑官协会 ” 的行动组织,再透过一个全国性的组织吸取其它斗争人士的经验。我们要与其它的草根组织(如草根教师组织,医院工作者组织和护士行动组织等)、斗争性的房客团体以及非法房屋的居民建立联系。

我们不要让我们的斗争变成仅仅是在工会支部里通过动议,我们必须采取实际行动去争取我们所相信的东西。比如在住房问题上,我们要支持地方政府的工作人员拒绝执行因实施《住房融资法》而导致的加租;支持非法房屋的居民采取直接行动解决住房问题,拒绝把人们送入临时收容所,而要求让人人都得到合适的住房。在种族主义问题方面,我们应该和别的公众团体一起反对任何歧视黑人的立法(如保守党的“身份证法规”)。在进行反镇压的斗争时,我们坚决要求我们的工会分部针对特定的事件采取纠察、集会、工业行动等手段去积极参与反对镇压。

我们还要在我们与“受众”面对面接触时避免忘掉了我们的观点。做社会工作的时候,我们对种族主义、缺乏住房、暴力镇压等问题的立场,必须与我们作为工会干部时的立场相一致,我们的原则必须超越个人主义、专业主义和名利主义。

一个社会主义的归宿

Case Con认为,我们的“受众”所面临的问题和困难,并不是个人的原因造成的,而根植于我们所生活于其中的社会。只要这个社会还建立在私有制之上,它就是在维护一小撮统治阶级的利益;只有建立一个代表大多数人利益的劳动者政权,这些社会问题才能得到根本解决。因此我们的任务就是,战斗起来,缔造这个劳动者政权。


译自罗伊·贝利和迈克·布雷克合编的《激进社会工作》文集, 英国Edward Arnold出版社,197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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