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土豆革命

哈坎·布隆奎斯特(Hakan Blomqvist)  著

离火  译

素侠云雪  校

瑞典反对食品短缺的母亲游行

似乎是出人意料般,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产生的影响首先在中立国瑞典感受到了。瑞典和其他北欧国家一道幸免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但却因为周遭的冲突,遭受了粮食短缺和一些其他的困难。

1914年,保守的瑞典政府开始组织国家的粮食供应时为时已晚。肉类、油类、牲畜、土豆和其他的农作物,以及皮革、衣服、鞋子等战时经济所需的一切,都出口到了德国,这也给瑞典商人和富农带来了可观的利润。

1916年以来,瑞典工人阶级陷入恶化的粮食状况中,工人们由一个复杂的国家机关系统实行粮食配给。由于战争爆发以来实际工资不断下降,钢铁工人们爆发了罢工,社会动荡蔓延开来。

1917年1月,面包实行了配给制,三个月后配给量被削减。在俄国革命的影响下,社会抗议爆发了。

就像3月彼得格勒爆发的抗议一样,小城镇中工人阶级妇女开始抗议,要求更多的配给卡以及低价的牛奶和土豆。抗议活动逐渐蔓延到较大的城市,在4月的最后两周里,瑞典各地超过25万名妇女和男性参加了粮食抗议活动——这次的抗议有590万人参加,其中70%的人生活在农村。

工人抗议活动不仅仅只采取示威和集会的形式,其后往往紧跟着直接的行动,例如盘存有望找到食物特别是土豆的商店、仓库、农场以及一些其他地方。

一群妇女强行进入一家杂货店,要求搜查是否有隐藏的食物。如果有,她们就会强迫店主以她们公布的价格出售这些物品。在一些地区,这些盘存采取了大规模行动的形式,例如,在奥达伦北部地区,5000名锯木厂工人带着家人在农村游行,搜查他们农场和村庄里的商店,并强迫业主出售物品。在有些地方,搜查变成了掠夺。

革命的幽灵

随着应征士兵加入饥饿抗议活动,事态的发展对于当局来说似乎已经失去控制。在瑞典的几个驻军城市,士兵们虽然被军官解除了武装,但他们身穿制服,纪律严明地和平民抗议者一起游行,或者参加到讨论俄国革命的社会主义会议讨论中去。

1917年春,改良主义的社会民主党分裂出左翼,并形成了一个新的更加革命的政党,此政党后来成为瑞典共产党。这个新党联合了广大的社会民主主义青年运动。

新党与无政府工团主义者一起,在瑞典劳工内部形成了一个左翼少数派。受俄国事态发展的影响,青年运动在军队内成立了一个名为“士兵和工人”的协会,以“不要向你的阶级兄弟的开火”为口号与工人们友好相处。

斯德哥尔摩当局由于害怕革命,并对应征士兵所表现出的忠诚缺乏信心,决定组织一支由数千名武装平民组成的秘密卫队。在这计划泄露后,社会民主党左派呼吁武装工人阶级,迫使当局放弃了计划。

这件事发生在5月1号的前几天。很多人担心在这一重大的日子里,会有一场全面的暴力的对抗,因为劳工运动动员了武装力量。然而,瑞典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五一游行是纪律严明的、和平的,因为数千名工人卫队保护着他们,以防止劫掠以及与军方的冲突。

在抗议、盘存和示威活动的表象之下显现的是重要的自我组织的发展。全国各地的抗议者为了向当局确切表达他们的需求,并提出他们的要求,选出了“饥饿者”或工人委员会作为群众运动的高度临时的机关。

然而,在一些地方,这些委员会转变成了与俄国以及后来世界上许多地区相同类型的工人代表会(苏维埃)。最著名的例子是瑞典南部工业小镇韦斯特维克(Vastervik)的“4月16日工人委员会”(Workers’ Committee of April 16)。

由参加罢工和抗议的工人——男工和女工——组成的群众代表大会选举出由5名代表组成的委员会,以监督城市的粮食供应。委员会确保工人对价格和利润实行监督,监督食品和粮食的质量,颁发渔业出口许可证,并通过工人卫队维护法律和秩序。除了最初的一些事件外,实施这些举措并没有运用暴力,而且当地自由派市长也与委员会合作,而拒绝了其上级当局给与军事支持的提议。

韦斯特维克小镇的宣言——要食物、要土地去种土豆、8小时工作制以及要求释放所有在饥饿游行中被捕的抗议者——在瑞典各地获得了广泛的支持。大约有40个城镇建立了类似的工人代表会,其中一些在劳工运动的所有流派的参与下建立,另一些则只有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和社会主义左派参加。

在北部城市海纳桑德(Harnosand)以及拥有大量锯木工的奥达伦(Adalen)等地区,工人代表会建立了与韦斯特维克镇类似的地方政权。在海纳桑德,甚至地方警察也参与了工人代表会代表的选举。

运动的分裂和衰落

然而,这场运动很快就分裂了。5月7日,旧的社会民主党和瑞典工会代表大会(the Swedish Trades Union Council)的领导人宣布成立1917劳工委员会(the Labor Committee of 1917)即“1917 ars Arbetarkommittee”,并将其作为该国所有地方饥饿者和工人委员会的中央领导。地方斗争禁止采取非法直接的行动,而应把注意力集中在即将到来的9月大选上。

随着社会民主党和自由派的胜利,他们承诺会打败右翼政府,解决粮食问题并建立普选制度。(在1917年大多数男子有权投票给瑞典议会第二院的议员,但第一院是由市政当局间接选举产生,其中最富有的个人可以获得40票,因此第一院有权阻止议会的立法。当然妇女是没有投票权的。)

由于采取了上述的措施,地方委员会因为社会民主党工会和劳动公社的退出而分裂了。左翼势力试图通过选举自己的群众运动的中央领导人来对抗事态的发展。6月6日,在斯德哥尔摩一个由2万名工人组成的群众大会上,全国工人代表会“Arbetarnas landsrad”(工人区代表会)由选举产生了。

该代表会被称作瑞典的彼得格勒苏维埃。但与俄国中央苏维埃不同的是,瑞典的这个苏维埃不是从地方委员会和代表会中选出的,而更像是左翼势力的阵线组织或者竞选组织。

它在斯德哥尔摩发生的一场重大冲突的第二天成立,当日数万名工人在瑞典国会外抗议。警察和军队袭击了集会的群众。虽然一些人认为这是革命的前奏,正如在俄国上演的革命一样,但事实上这是1917年瑞典饥饿运动的最后一幕。

5月期间,瑞典的几个城市里发生了暴力冲突和骚乱,绝望的妇女试图获得面包和土豆但却遭到骑警和军队的镇压。随着锯木厂工人在波罗的海最北边的赛事卡尔岛上解除了一支军队的武装,这场社会动荡终于达到了顶峰。

在第一场夏收后,粮食危机有所缓解。9月,社会民主党和自由派赢得了选举,并建立了联合政府。然而,自由派—社会党人政府(the liberal-socialists government)在第一院内进行宪政改革时却遭到保守派的阻止。随着战争的继续,第二年粮食形势再次恶化。

到那时,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希望已经破灭,芬兰内战以血腥击败红军而告终,成千上万的人或牺牲、或受伤、或入狱、或失踪。可怕的1918年见证了瑞典左翼势力的衰落,工人委员会普遍沦为左翼工会和团体的小集体,在一些地方甚至仅仅是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的机关。

这场运动以食物、鞋子以及其他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和质量为中心。但由于无政府工团主义者放弃了“政治”,不愿参与对普选权和议会选举的斗争,所以当民主问题再次成为议事日程的中心时,这些委员会就被边缘化了。

随着1918年11月德国爆发革命,甚至瑞典社会民主党也以革命威胁了第一议院的保守派。他们在斯德哥尔摩举行了一场大型示威活动,1000名女工走在示威前列,提醒着保守派们牢记1917年春天流行的饥饿抗议活动和革命气氛。

同时,左翼社会党人组织了一场群众集会,争取建立基于工农兵代表会的瑞典社会主义共和国。这种模仿布尔什维克先例的行为无疑会在瑞典资产阶级和君主制内引起恐惧。但现实中,底层自我组织运动已经消失,政治斗争的结果只是一种妥协。

在瑞典通常所谓的“民主突破”只是以保守派接受普选,以换取君主制和议会制得以存续而告终,而此议会制没有给任何一个底层的自组织工人委员会留出位置。

对于改良主义的瑞典社会民主党来说,这是一条必经之路。对于作为共产主义者的左派社会党人来说,1917年各代表会中存在的核心问题是工人们意识低下。工人代表会作为通向“无产阶级专政的”途径,不仅仅是工人自我组织的表达方式,更是党自身的意识和计划的表达。1917年斗争所达到的高潮将不会再有了。

 

 

译自:http://www.internationalviewpoint.org/spip.php?article5233

本文最初发表于2017年11月至12月期的《反潮流》(Against the Current,美国团结社机关刊物):

https://solidarity-us.org/atc/191/p5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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