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评十月起义中军事行动的得失

Королевич Плывёт  著

 

马克思和恩格斯曾指出,任何取得胜利的革命的第一个信条就是打碎旧军队,解散旧军队,用新军队代替它。布尔什维克党在俄国各革命政党中是较早考虑到军队在未来革命中会发挥重要作用的一个党,因此,它对俄国武装力量(尤其是彼得格勒卫戍部队)的渗透于十月革命多年之前便开始了。早在1905年革命期间,布尔什维克就建立了本党第一批军事组织,大批党的骨干分子加入了波罗的海舰队,以喀琅施塔得海军基地作为主要活动据点,策动了1906年的当地水兵暴动。暴动虽被镇压,布尔什维克在波罗的海舰队中的威望却一直保存下来,十余年后,使本党在喀琅施塔得迅速重新获得了巨大号召力。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对武装力量的重要性有了更为明晰的认识。在1914年11月14日致施略普尼柯夫的一封信中,列宁这样写道:“刺刀的时代已经来临。这是事实,就是说,也必须用这种武器进行斗争。”不过,由于列宁远在国外,他的意见只能作为指导在旧军队里从事秘密地下工作的一般性原则,至于具体策略,仍需俄国国内的布尔什维克机构自行摸索。

由于护国主义思潮的流行和沙皇政权对革命运动的镇压,1917年之前,布尔什维克的首都组织一直没能建立专门负责对军队进行宣传的机构,党员的基本工作仅限于从事一般性的宣传鼓动。1917年二月革命后,由于君主制崩溃后新成立的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在群众心目中缺乏威信,只有在彼得格勒苏维埃的支持才能勉强掌握政权,因而它不得不与彼得格勒工人代表苏维埃达成协议:承认彼得格勒驻军各团在推翻沙皇政权中的特殊贡献,保证不将其调出首都。彼得格勒卫戍部队因此获得了超然于调动命令之上的特殊地位。临时政府陆海军部有能力做的,只是在彼得格勒军区的地域内,对各团队的驻地进行微小的调整。至于彻底地控制每一支首都驻军,完全是当局无法完成的任务。以喀琅施塔得海军基地为例——尽管直到1917年5月,布尔什维克也未能在喀琅施塔得苏维埃中占据多数席位,但当地的社会革命党人和无政府主义者时时刻刻受到水兵的强大压力,在重大问题上都只能追随布尔什维克。除布尔什维克外,水兵只信任自称“与布尔什维克毫无原则性分歧”的区联派领袖托洛茨基和卢那察尔斯基。喀琅施塔得驻军,成为布尔什维克在彼得格勒卫戍部队中最早获取的支点。

7月事件中,持枪包围塔夫里达宫、要求临时政府让权的波罗的海舰队水兵

1917年春夏之交,喀琅施塔得市苏维埃一度拒绝承认临时政府的统治者地位。8月,临时政府找到机会,以支持“布尔什维克军事暴乱”为由,要求把5个在七月事件中要求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反革命团”调出首都。彼得格勒苏维埃士兵部未经讨论便执行了这道命令,军区司令部开始顺利地将各团调离。但仅两天之后,由于俄军最高总司令科尔尼洛夫公开发动叛乱,临时政府不得不把已被派出彼得格勒的各团调回。这样一来,至十月革命前夕,彼得格勒卫戍部队的驻防情况依然基本维持了二月革命时期的格局。一些于1917年2—8月历次革命行动中表现积极的团队(如帕夫洛夫团、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团、第180后备步兵团),在十月起义时再次发挥了突出作用。据苏俄政权官方公布的数字,整个起义过程中仅有6人死亡,50人受伤。较诸一场带来时代更迭的大革命,这样的生命损失是颇为微小的。原因则有两个:一是二月革命后俄国所具有的宽松政治氛围(当时流行的政治文化中看重语言的力量而非靠流血解决问题);二是布尔什维克在发动起义之前的政治工作得力,最大限度地孤立了敌人,参加起义的彼得格勒卫戍部队士兵数量远远超过了保卫临时政府的部队,令临时政府一方不敢作殊死抵抗,以免招致起义者更加猛烈的报复。

显而易见,政治文化方面的原因只具有辅助性质,军事力量的对比才是关键。只有当矛盾双方就敌我力量对比均达成一致或接近的看法时,冲突才可能以手段较为缓和的方式来解决,而事实也正是如此——十月革命前夕,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支持的临时政府与布尔什维克控制的彼得格勒苏维埃之间,矛盾早已公开激化,各自都在毫不隐晦地宣称要以武力解决问题。无论是临时政府—彼得格勒军区司令部一方,还是彼得格勒苏维埃—军事革命委员会一方,都对自己和敌人掌握的兵力有着颇为准确的估计,双方在这场博弈中出的均是“明牌”。单是从这一点来看,以理查德·派普斯为代表的西方历史学者对十月革命性质所作的结论(称十月革命为“一场经典的国家政变”、“并非出于自发,而是阴谋的结果”)也是无法成立的。

关于十月起义中临时政府方面的兵力,不同学者之间并无太大分歧,均认为在2000—3000人之间。至于起义军的数量,按起义总指挥托洛茨基的说法,在25000—30000之间。20余万首都卫戍部队中,只有约十分之一的士兵直接参加了起义行动,但绝大多数团队的中立态度已足以保证起义在城市各处的顺利进展。论人数双方为十比一,但以兵员素质、火力强度和后勤保障来看,战斗力差距超过了十比一。起义的三天中,能够证明这种压倒性的力量差距的事件不胜枚举,从车站到监狱,军事革命委员会公开地大规模调动军队,政府军司令部的命令却仅对几支小部队有效。面见克伦斯基汇报军情的临时政府驻首都特派员罗戈夫斯基提请政府注意以下一种情况,即布尔什维克正在“井然有序地”实施自己的计划,却不管在什么地方都未受到政府军的任何抵抗。将军列维茨基25日早晨从海军部通过直线电话向总参谋长杜鹤宁作汇报时,也谈到:“驻扎冬宫的部队只是在形式上保卫它,因为它们没有作出积极的举动。总之,我的印象是临时政府好像处在敌对国家的首都,该国结束了动员,却没有开始积极的行动。”

以对普通士兵的政治宣传为基本斗争形式;胜负在实际交火之前便可分出;如果出现交火,通常也只是对新的力量边界进行试探性确认,故而不会造成太多流血——这即是在1917年的俄国出现的一种全新政治战。它并非首创于十月起义期间,早在当年8月临时政府平定科尔尼洛夫叛乱时,即得到了广泛应用。临时政府与彼得格勒苏维埃争夺彼得格勒卫戍部队控制权的斗争,基本以此类方式进行。一个例子是,10月23日下午,彼得保罗要塞驻军通过集会和公开辩论,决定彻底倒向军事革命委员会一边,设在冬宫的临时政府因此直接暴露于涅瓦河对岸大炮的威胁之下。托洛茨基曾在《俄国革命史》中以此事为例总结道:“又一次可能爆发的武装冲突在交锋之前未经流血便解决了,这就是十月起义,它的风格就是这样的。”

但是,和平斗争方式的无节制使用,在降低战场伤亡的同时,也对彼得格勒卫戍部队的战斗力造成了极大负面影响。由于有平定科尔尼洛夫叛乱的成功经验,卫戍部队中的大部分士兵都倾向于相信宣传和鼓动可以彻底平定事态,对军事手段采取怀疑态度,甚至认为某地发生了武装冲突必定是出于一些可悲误会。在战斗中他们并不认真,常寄希望于敌方自动停止抵抗,甚至在执行封锁、搜查、逮捕等难度较低的准军事任务时,也会犯不应有的错误。下面分别从三个方面加以说明:

1、检查粗疏,导致大批敌方领袖人物脱逃。

起义前夜,帕夫洛夫团在靠近冬宫的百万大街上布置了巡逻队,盘查过往行人,从街上经过的陆军部主管马尼科夫斯基、正教院总监卡尔塔绍夫、粮食部长普罗科波维奇、政府办公厅主任加尔佩林和临时政府驻大本营首席特派委员斯坦凯维奇都遭过到短暂扣留,但很快便获释。马尼科夫斯基等人得以立即去冬宫参加临时政府会议;斯坦凯维奇于25日早上带着半个连的工兵士官生试图将布尔什维克逐出市电话局,这是临时政府在冬宫之外的地点唯一成规模的抵抗。起义当天中午,克伦斯基乘车也得以顺利逃出彼得格勒。

2、对冬宫守备力量估计过高,封锁冬宫过晚,致使临时政府防御冬宫的力量增强。

十月起义中,靠近冬宫的起义部队不敢在宫殿外阻拦临时政府一方的援军,哥萨克乌拉尔团的两个连和一个机关枪小队、一队41人的乔治十字勋章获得者、妇女营的一个突击连都未经任何战斗便顺利进入冬宫。前来声援临时政府的前部长纳博科夫甚至得以应副总理科诺瓦洛夫的邀请至宫内会谈,再按原路返回。直到傍晚喀琅施塔得水兵赶到,冬宫与外界的交通才被切断。另外,冬宫与市杜马、大本营之间的电话联系,一直保持到了冬宫陷落时。由于部队推进速度过慢,在斯莫尔尼学院等待消息的列宁声称:如有延误,便要将负责指挥攻打冬宫的波德沃伊斯基等人“全部枪毙”。

3、面对克伦斯基的反攻,惊慌失措、士气不振。

彼得格勒卫戍部队作战意志薄弱所造成的战斗力低下,在推翻临时政府的战斗中由于人数优势而被掩盖了,但从10月27日开始,当克伦斯基与克拉斯诺夫率第三骑兵军反攻彼得格勒时,彼得格勒卫戍部队于加特契纳、皇村、红村一再失利,未经战斗便放弃了帕夫洛夫斯克、亚历山大车站,抛弃了大批武器装备。29日晚,克伦斯基的先头部队打到普尔科沃镇附近,才遇到了第一次真正的抵抗。为了扭转战局,列宁不得不立即发电报给赫尔辛福斯方面要求芬兰驻军增援,原因是“一部分彼得格勒的军队已经疲乏不堪”,列宁对增援部队的要求仅为“必须忠实可靠,有作战的决心”。

十月武装起义过程中的出现的行动失误,很大程度上是由指挥以外的问题、即彼得格勒卫戍部队自身弱点造成的。列宁在1918年论及军队问题时曾指出:“一个上升到统治地位的新的社会阶级,如果不使旧军队完全解体……不经历一个没有任何军队的最困难最痛苦的时期(法国大革命就经历了这样一个痛苦时期),不逐渐建立起、在艰苦的内战中建立起新阶级的新军队、新纪律、新军事组织,它无论过去和现在都不能取得也不能巩固这种统治地位。”不过,由于特殊的历史环境,即外部军事压力和俄国内部“双重政权并存(Двоевластие)”的特殊局势,革命立即彻底打碎旧军队无疑是不现实的。十月革命的胜利并非是凭借彻底打碎旧军队而得到的,而是依靠革命化的旧军队推翻了旧政权。武装起义的过程中,支持布尔什维克的各团所采取的军事行动可谓基本成功,却也有一些重大失误之处,这为之后旧政权势力的反攻留下了隐患。就根本性质而言,为十月革命胜利作出卓越贡献的彼得格勒卫戍部队依旧是一支革命化的旧军队,而非新式革命军队。它的历史使命,在苏维埃政权建立后即宣告完成。1918年初,苏俄政府下令彻底复员旧军队,全新的无产阶级武装——红军登上了历史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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