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瞧!这就是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

作者:Tatiana Cozzarelli

2017年6月24日

译者:B+1

校对:散人

“面包与玫瑰”(西语为Pan y Rosas,下文统称PyR。译注)是活跃在全球多个国家的社会主义女权组织。本文关注Pyr在阿根廷的发展史。

一个全由男性工人组成的队伍发起了一场罢工,以支持一位跨性别女工使用公司卫生间的权利;在卡夫(Kraft)食品厂的工人发起了一场停工,以抗议某位对女同事实施性骚扰的经理;在今年3月8日,百事工厂、以及教师和机场工人们也分别发起了停工,以纪念国际妇女节。PyR投身到上述发生在阿根廷的斗争事件,并在其中协助开展组织工作。PyR所奉行的是这样一种女权主义:扎根于工人阶级,并动员工人阶级既捍卫自身的阶级权利,也为实现女性应有权利而斗争,反对一切形式的社会压迫。

何为“面包与玫瑰”

PyR是萌芽于阿根廷的一个社会主义女权组织,如今其成员分布在玻利维亚、巴西、智利、墨西哥和西班牙。PyR坚持以如下信念为其工作的出发点:只有废除可恨的资本主义制度,方可消灭祸害全球女性的性别主义。我们力争实现直接的民主改良和我们尚未享有的应得权利——堕胎权、实现与男性平等的能基本满足生计需要的工资水平、使女性免受殴打、强奸或虐待。但在这么做的同时,我们也清楚地认识到女性的真正解放不可能在资本主义社会框架内实现,因此我们为实现社会主义革命而组织起来。我们认为工人阶级是革命的主体,它既有能力摧毁整个资本主义制度,也有能力从资本主义的废墟中建设崭新的社会主义社会。我们认为工人阶级只要和女权运动以及其他被压迫者——黑人、土著居民、LGBTQ人士——的抗争运动结合起来,就能战无不胜。

PyR因而亦致力于在社会各界广泛参与的阿根廷女权运动中成为社会主义立场的一翼,推动女权运动与工人阶级联合起来,并关注工人阶级的诉求。我们也在推动女权主义者们去意识到资产阶级政党——即便是后新自由主义的基什内尔主义政党——并非女权运动的支持力量。在基什内尔主义者掌权的几年时间里,阿根廷女性依然没有获得堕胎权——同样地,掌权多年的巴西劳工党也没有让巴西女同胞们享有堕胎权。

早在2001年,阿根廷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女性同志(指comarade,下文皆同。译注)就写了一本关于女性权利的书,叫《面包与玫瑰》。当年,阿根廷经历了大规模失业、通货膨胀与政局动荡,从而引发了被称为“拦路者”(piqueteros)的失业工人运动。在2001年12月,发生了以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群体为参与主体的多场大规模群众动员和暴动。社工党的同志从布鲁克曼(Brukman)厂女工们的行动中得到深刻的启发。老板在2001年宣布关停这间工厂,但随后在女工们的领导下,工人们占领并掌控了工厂。在布鲁克曼厂被占领后的最初几年,阿根廷警方时常试图将工人驱逐出去。社工党始终和工人们并肩作战,同志们还创作了这些宣传口号:“工人必须可以留在这里,生产资料必须由工人拿着,工人不需要老板!”、“布鲁克曼厂属于工人。如果你们不能接受这个事实,那就哪凉快滚哪去!”(Brukman belongs to the workers and if you don’t like it, go fuck yourself)

2002年,社工党工人参与萨农厂(Zanon,是内昆肯省的一间陶瓷工厂。有些文章译为“扎农厂”)的占领运动。他们在工厂内成立了一个女性委员会,将女工以及她们的伴侣与家庭组织起来。布鲁克曼厂和萨农厂占领事件是21世纪初年阿根廷工厂占领浪潮的组成部分:工人们拒绝接受老板关闭工厂的举措;相反,他们将工厂夺回来,并重新恢复生产。在工厂收复运动全国大会上,各个运动组织的女性以及新加入到女性委员会的独立人士,共同探讨如何解决女工们的诉求。

但总的来说,在21世纪初年,阿根廷左翼很少讨论到女性议题。对女权主义的讨论局限在大学内部,工人与左翼组织并不重视女性议题,很少去认真讨论。在这个社会背景下,PyR的成立正是为了宣传马克思主义政治主张以求解决女性权利问题。PyR反对女权主义走自我孤立的道路,而是主张在高涨起来的工人阶级运动中宣扬女性应有的权利。与此同时,PyR是以工人阶级与革命社会主义者的视角参与女权运动的。

在2003年,PyR第一次参加了阿根廷全国女性大会。该会议已有30多年历史,吸引了全国各地女性与女权主义者的参与。当时,PyR的与会代表团只有40人;会上,我们和其他女同胞共同要求实现自由而安全的堕胎权。而在最近10月份的全国女性大会上,PyR代表团由来自全国的将近4000名女同胞组成。

“面包与玫瑰”(Pan y Rosas)在最近一次全国女性大会上。图中的PTS为阿根廷社会主义工人党,两者同属“托洛茨基主义派—第四国际”。

“Pan y Rosas”意为“面包与玫瑰”。这个称呼起源于1912年马萨诸塞州劳伦斯市的“面包与玫瑰”罢工:当时,女工们组织了一场抗议削减工资的罢工。我们意识到要求“享有面包与玫瑰”是一个很强有力的口号(“面包”指解决温饱问题,“玫瑰”指捍卫女性生存的尊严与价值。译注)。我们主张工人阶级立场的要求,例如增加工资、减少每天的工作时间,等等;我们也主张女性立场的要求:享有儿童照管服务(包括工厂内的。译注)、堕胎权、免受在公共场所遭遇性骚扰,等等。我们要求享有休假的权利,以便有时间和家里人共处。我们要求过上完整的社会生活:既能够解决温饱问题,也能够享受到生存的尊严与人生价值。

PyR虽然是由社工党同志组建的,但它也有非社工党的成员。PyR虽然是女权组织,但它一直都力图与企业、工厂及大学的男同胞们建立联系。我们反对激进女权主义内排斥跨性别人士/跨儿的一派(TERFism),我们主张跨性别者的权利,并正在做Ta们的组织工作。

PyR自成立后,就一直不断深入到阿根廷工人群体和大学当中。下文列举几个相关案例,以展现PyR是如何动员群众为女性权利抗争的。

在工人阶级中的PyR

PyR力图在阿根廷各地的工厂与工作场所建立女性委员会。这些委员会的成员除了女工以外,还包括男工的妻子、母亲和女儿。这类女性委员会可以追溯到世界工业劳工联盟(IWW)的罢工经验:组织起女性委员会,以协助女性参与到劳工斗争当中,提升她们的政治意识,并联络其他受到劳工斗争影响的女性。这意味着打破许多女性在独自从事(或许能得到些许微不足道的帮助)家务劳动与照顾小孩时感受到的仿佛与社会脱节的无力感(isolation),并通过集体的力量解决家庭问题,力图不再让个体家庭承担所谓“女性专属的工作”(如家务劳动。译注),而是让公共领域承担——即通过社会化的方式解决女性负担。1

在阿根廷,PyR在多个工作场所参与建立了女性委员会。例如在卡夫(Kraft)厂,曾有一位女工被经理性骚扰,女性委员会随后组织了一场停工:这位女工最开始是通过工厂内部机制向上反映经理的性骚扰行为,却因此被厂方勒令停职。因此,轮值的夜班工人们决定发动停工,誓要将这位经理赶下台。最终,经过5小时的停工,这位经理被开除了。

当纳利厂(Donnelly,从事印刷业务,于2014年被工人占领)的女性委员会还组织起男工友的妻子们。在当纳利厂占领行动中,女性发挥了至关重要的发起作用。她们还参与了罢工纠察队,并寻求附近社区对工厂占领行动的支持。这些女性中有不少人后来成为了当纳利厂的工人。大家还成立了一所面向工人子女的日间照护中心(营业时间为早上5点到晚上10点)。这些工人还参加了“一位女性也不能失去!”运动和3月8日妇女节抗议活动,并且在工厂内组织起面向男性工友的讨论性别主义的工作坊。

在“不能再失去任何一位女同胞 !”运动中的PyR

如今的阿根廷女权运动已经经历了大规模的“不能再失去任何一位女同胞!”运动(Ni Una Menos)的重新形塑。这个社会运动鼓舞了全国各地无数女性投入到街头行动。“不能再失去任何一位女同胞!”是起源于墨西哥的一句习语。在那里,资本家、当局与毒品走私贩勾结在一起,形成了一种针对墨西哥加工出口工厂(maquila)女工的迫害体制。

谋杀女性并非墨西哥特色的社会现象。在阿根廷国内出现了几次社会影响恶劣的谋杀女性案件后,阿根廷女权主义者就采纳了“不能再失去任何一位女同胞!”的口号。阿根廷的第一场“不能再失去任何一位女同胞!”抗议运动发生在2015年,当时有约30万人在国会大厦前示威抗议。自那以后,每年的相关抗议活动(有时甚至一年几次)都会有数十万人参与。

PyR视谋杀女性的社会现象为迫害女性之暴力行为链条的最后一环,它被国家机器加以合法化与复制推广。在包括阿根廷在内的多数拉美国家,堕胎仍然是非法的。这导致每年都有大量女性丧命。就在去年,阿根廷发生了多场群众动员,要求释放因堕胎而被指控谋杀并遭拘捕的贝伦(Belen)。尽管阿根廷当局摆出了应对家庭暴力现象的姿态,但家暴援助政策依旧缺乏必要的政府资金支持,受到家暴的女性从国家机器那里得到的援助微乎其微甚至压根没有。跟美国的情形一样,当女性受到某些类型之性别暴力的侵害时,她反而还要受到国家机器——警察、法庭等等——的反复迫害。这些人当着受害女性的面说她在撒谎,根本就不去听她的陈述,甚至说受伤害都是女性自己招来的。性别暴力还和贫困这种制度性暴力如影随形。

由于这些“不能再失去任何一位女同胞!” 群众性抗议的推动,工人阶级内部出现了面向女权运动的支持力量和政治意识提升现象。因此,在国际妇女节当天,在阿根廷的不同行业都发生了停工与罢工。在百事工厂,与当权的工会官僚层对立的车间委员会在工人大会上发起投票,决定在早上5点发起停工。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机场,南美航空公司的员工以暂停登机工作的方式发起停工,而这依然是由与工会官僚层对立的工人大会支持的。在3月8号的前一天,教师们参与了一场群众抗议活动,并发动罢课。许多部门/系所的教师以罢课的形式在工会内部展开斗争,并取得一些胜利——而这些仅仅是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情况。PyR在这些停工中组织起一些反对派力量,并与其他男工女工并肩作战,介入到争取在3月8日实现罢工的斗争中。

百事工厂和“不能再失去任何一位女同胞!”运动

位于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一家百事工厂是当地拥有最为激进的工人力量的工厂之一,也是为数不多的其工人参与了多场旨在伸张女权之停工的工厂之一。在PyR成员的率领下,车间委员会发动了反对岗位外包、要求更长的产假与更完善的工作环境的斗争行动。

在上个月底,这些工人被告知工厂即将关闭——这会导致600多名工人失业。于是工人们(大多数是女性)决定占领工厂以保卫自己的岗位。随后,他们遭到了警方的暴力驱逐。

这群工人当中有不少人将他们捍卫工作的斗争视为争取女性权利之斗争的组成部分。他们认为“不能再失去任何一位女同胞!”运动有着反对百事关闭工厂的内涵指向。工厂中的一位工人领袖Katy Balaguer将印有“Ni Una Menos Sin Trabajo”的3万件衣服送给参与示威抗议的人们,这句话的意思是“不能再让任何人失业”。

对抗性别主义、恐同主义和恐跨性别主义有助于提升工人阶级的政治意识与组织经验

PyR是由阿根廷社工党内外的同志组建的。但是PyR并非社工党内要求反对父权制、恐同主义和恐跨性别主义的唯一一股力量,这三者都受到社工党成员的一致反对。我们认为这些发生在工作场所内的反压迫斗争表明了工人阶级政治意识的提升。以MadyGraf厂的案例,该工厂从几年前就被工人占领并掌控住了。在这之前,老板们只雇佣男工。后来,一位男工人出柜成为跨性别女性,但老板不允许她使用女性厕所。于是厂内工人发动了一场停工,来捍卫她使用女厕的权利,并且向老板表明工人们会挺身而出反对恐跨性别主义。正如该厂的一位工人所说:“这次停工实践帮助我们当中不少人提升了自己的政治意识以及工友之间的集体意识,让他们下定决心跟老板摊牌去解决那些被工厂置之不理的问题。”几年后,工人们就占领了这间工厂。许多曾经支持以停工的方式捍卫跨性别工友权利的工人还加入了阿根廷社工党——尽管他们不属于PyR的成员。这些工人参与了有关性别主义、父权制、恐同主义与恐跨性别主义的日常讨论会与政治行动。

PyR与工人—左翼阵线(FIT)

女性议题并不单独局限在工作场所斗争或者女权运动当中。相反,社工党致力于将解决女性议题的努力广泛地落实到日常党务的每个方面,这包括在选举活动中提出女性议题的解决方案。社工党是阿根廷工人—左翼阵线的三大政党之一。该阵线投身于阿根廷大选活动——但这并非因为他们幻想可以通过选举斗争/议会斗争实现社会主义,而是因为通过工人—左翼阵线,他们可以站在议会上公开面向数以百万计的群众宣讲其政治主张。他们在国会中有一个席位,而在州及地方立法机构中则有数名议员。他们力图利用这些席位揭露与批评资产阶级政党,支持以及让社会更多地关注劳工、青年和女性的斗争运动。较为重要的是,我们所有的议员都只从薪金中抽出相当于阿根廷教师工资量(拉美国家的教师远远不像我国教师那样享有优越的待遇。译注)的一部分,而将剩余金额全数捐助给劳工运动。

在总统选举中,来自社工党的Nicolas del Cano同志是唯一在全国电视辩论上发起实现堕胎权要求的总统候选人(尽管其他候选人当中也有女性)。他和所有其他活跃在地方及联邦立法机构的工人—左翼阵线成员都主张实现女性未能享得之应有权利。他们共同倡议一项旨在援助遭受家暴之女性的国家紧急计划,以替代此前资金不足且没有对受害人给予及时援助的受家暴女性弱保护措施。Cano提议给予受家暴女性以短期的庇护性居所,并且为女性家暴受害者提供购买新房的国家补贴(通过向富人加征税款)。工人—左翼阵线提议遭受家暴的在岗工人在离岗期间依旧可拿相应工资,并主张女性能通过一些渠道得到专业的咨询与协助服务……这些还只是工人—左翼阵线所提出的解决对女性暴力的部分措施。

社工党进一步讨论了女性议题与党纲领各个部分的联系。例如,在最近一次中期选举中,社工党发起了一场要求实现6小时法定工作日、实现满足基本生活水平的工资率的竞选活动。这场竞选活动讨论了包含女性所承受的双重社会负担(工作和家务)的女性议题,这也是协助社工党的副总统候选人Myriam Bregman的一次政治宣传。

社会主义女权主义和工人阶级

有时候,当美国民众听到其他国家活跃的左翼运动时,会觉得很不可思议,会认为很难在美国达到同样的水平。因为我们美国人认为本国工会官僚的地位太稳固了,而且美国工人阶级被打击得太厉害,加上国家机器过于强势,另外美国社会主义者力量太弱了,等等。这些说法都有道理,在美国做组织工作确实并不容易。

然而,拉美及世界其他地区的客观条件也并不比美国的要好很多。阿根廷之所以能够在3月8日爆发多场停工,是因为阿根廷左翼在工人阶级当中耐心地做了不少组织工作。PyR刚成立时只有40名成员,而如今仅仅是在上次全国女性大会就已经有4000多名成员参加了,且有能力在阿根廷各地的工作场所发起停工等保卫女权与劳工权利的斗争。我们的美国同志务必吸取这些经验——只有独立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和资产阶级政党,组织工作才会有远大出路。

  1. 译注:“为了使这种平等能实现,妇女企图寻找结束家庭奴役的道路。她们要求妇女的家务社会化,不再编为「妇女的工作」。最自觉地会认为社会——而不是个体家庭单位——应负起照顾年幼、老人和病者的责任……从妇女的无偿家务劳动中获利的,是资产阶级,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男性,自然也不是男性受薪者对劳动者家庭的「剥削」,要根除这个绝大部份地压在妇女身上的重担,唯有推翻资本主义,并且使家庭杂务在社会主义的重建过程中社会化……”,摘自《社会主义革命和妇女解放斗争——第四国际第十一次世界大会决议》(1979年10月)。

发表评论

电子邮件地址不会被公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