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民主与司法独立

素侠云雪 著

 

最近的一次中央全会,重点便是讨论“依法治国”的问题。现在的“依法”,很大意义上是为了保证资产阶级制度的有序进行。其中道理,本文不详述。其决议中多处涉及“司法”问题,如:“完善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的制度,建立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制度,建立健全司法人员履行法定职责保护机制”,这似乎是要保障司法独立的。不过,因为连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都缺乏,所以真正的司法独立也就无从谈起了。

司法独立本是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中不可分离的一部分,三权分立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也有保障司法独立的意思在。因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下法院这一重要的司法机关独立于行政、立法机关而存在。而工人国家要是实行巴黎公社式的民主的话,则须实行“议行合一制”,要使劳动者的代表机构成为国家全权机构,那么,司法机构必然不可能像在三权分立的情况下有那样的独立性,那么司法独立在工人国家里是否也就应该成为一个多余的、落后和司法原则了呢?

若依目前工人官僚国家的实践来看,他们基本上是有司法而无独立司法的。但如果细考其国家机构体制,则可以看到,它们的司法不独立,问题不在于议行合一制,而在于官僚专制。至今所存在过的工人国家的体制多是以苏联1936年宪法所规定的体制为基础的。一是在总在党政原则上强调共产党对国家的领导,如苏联1977年宪法第六条规定:“苏联共产党是苏联社会的领导力量和指导力量,是苏联社会政治制度以及国家和社会组织的核心”;二是在体制上,以一个人民代表机关(在苏联是苏维埃,在蒙古是人民大呼拉尔,是波兰是议会,在匈牙利是国民议会,南斯拉夫为联邦议会,古巴是人民政权代表大会)为国家权力机关兼立法机关,权力机关下分别有行政机关(苏联、民主德国、古巴的部长会议,)、司法机关(法院和检察院)。如果仅从国家体制上看,似乎是有利于司法机关独立行使司法权力的,但因为基本的工人民主常被剥夺殆尽,而国家机构的权力安排又反映社会的整体权力分配,所以这些工人官僚国家内几乎没有什么司法独立可言,一般的司法活动常被官僚集团所肆意干涉——形式上看则是常常横遭执政党的干涉。

在工人官僚国家中,没有实质的司法独立,社会整体法治水平也普遍偏低。司法机构不过是官僚集团整体意志的执行机构而已,普通公民则连保障自己基本的法律权利都很难。突出表现就是数不胜数的政治审判和政治清洗。

图:1937年的莫斯科公审中,检察官在宣读判决书

早期较著名的,是苏联的三十年代大清洗。一来,像莫斯科大审判这样赤裸裸地破坏基本司法程序的审判,为斯大林主义官僚层描绘了极为丑陋的画面。二是大清洗中大量被冤枉的普通民众,更是在上级有关部门的授意下,只判不审,司法机关其实已经无法可司。这种官僚集权体制很快在二战结束后推广到新的工人国家中,大规模的政治清洗也很快在诸新成立的工人官僚国家中展开,“帝国主义间谍”、“反革命”等罪名在这些国家的法院密集地宣判着——紧随党对“案犯”进行攻击和清洗后。这些审判同莫斯科审判一样,充斥着虚假的指证、证词和证据,被告且被剥夺了为自己辩护的权利。

或许有人会说,这不过是斯大林主义官僚层中的狗咬狗行为,作为革命的共产主义者又何须关注?但这个问题断不是这么简单的,因为反对官僚主义并不是仅反对官僚层中每个个体,或是反对某一官僚层,而是要反对整个官僚集权体制。那些在审判案中被清洗的人,无论是高层领导干部还是普通的党员、工农群众,很多都在反法西斯斗争和革命中做出了一定贡献。纵然在政治上有他们不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内容,但这不能成为我们无视他们遭迫害的理由,相反,这迫害打击了革命群众的革命自主性,破坏了社会主义的信誉。因而这种迫害是在促进官僚集权体制的建立,它破坏了基本的社会主义法治,为官僚层的为所欲为铺了路。像中国“文革”时期的“革命委员会制度”、党政一元化和“砸烂公检法”等做法,则事实上连基本的司法形式都要取消,就更遑论维护司法独立与公民权利了。

除政治性的迫害外,由于一般性法治遭到了破坏,所以普通公民的基本法律权利也就难以得到切实保障,如中国20世纪80年代初的严打,与其说是为了打压犯罪,不如说是为了执行领导人的政治路线,其破坏性一直延续到资本主义复辟后。人们遭受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侵害时,所能采取的措施,往往不是通过司法程序解决,当然也不可能通过相应级别的的权力机关(这机关本身已是橡皮图章)解决,而是多要通过企求上级领导,尤其是企求中央领导开恩来解决。当人们试图运用自下而上的方式来反抗官僚层的压迫时,这些司法机关又常可以成为镇压的急先锋。因而为反对工人官僚压迫的政治革命,是需要为司法独立而斗争的,且这种斗争理所当然应是争取社会主义民主的革命的一部分。

回过来讲政治上的迫害,多数情况下都存在着(一)党政不分,党常常直接干涉司法;(二)有一支强大的秘密警察力量,这支秘密警察力量在进行侦查时常将正常的司法程序排除在外,他们的定罪就是事实上的最终判决了;(三)会有一个形式的法庭审判,这种审判只不过是事先预演好的而已,法庭官僚不过执行上级有关部门的指示行事而已。

这三条,很多人都会追溯到苏俄红色恐怖时期的契卡(全俄肃清反革命与怠工非常委员会)。放在今天,我们可以承认,赤色恐怖时代契卡已经在绕过正常司法程序来办案了。如内务人民委员彼得罗夫茨基1918年9月电报中所称:“地方苏维埃应立即逮捕熟知的全部右翼社会革命党徒,资产阶级和帝俄军官群体中,应扣押相当一批人质。白卫圈子的任何微小动作,(我方)应毫不含糊地以大规模枪决回敬。”[1]此时所注重的,已经是审判的效率,而非审判的公正性了。当然,我们可以举出多个例子来说明苏俄时期的契卡同后来斯大林主义式的大清洗在本质上是不同的,如那时的苏俄还是个多党制工人国家,契卡并不为一党的官僚层所控制——这样一个官僚层也还没有成型。契卡的工作还有一定公开性,他们有自己公开的报纸,工人阶级可以质询其工作。且契卡的活动是在极度困难的战争时期,而非各种大清洗活动发生的和平时期。但一个秘密警察机关的膨胀多少都在培养一个只知服从命令而内部缺乏民主的职业集团,这个集团后来为斯大林主义官僚层所利用,且自己也成为这个官僚层的一员,并最终收为镇压异己的强有力的工具。司法独立在恐怖时期受到的冲击,同样为斯大林集团最终篡权提供了便利。

今天要继承十月革命的精神,不仅要学习其经验,也应当吸收这些教训。即使在革命处于极度危机之时,也应该多注意保障司法的独立,被指控为反革命的人,应该有请律师进行独立抗辩的权利。法庭在判案时,也应该以宪法与法律为准绳独立审判,而不应被临时的各种政治运动需求所干扰,更不应只服从一党的意志,不管这个党如何表现出革命的坚决性。

有人可能会问,革命马克思主义既然主张推行巴黎公社式的民主,而这样一种议行合一的体制是以劳动者代表大会为权力机关,在政权上实行民主集中制,那么司法机关是否也要与劳动者代表大会完全合一,即是否要由劳动者代表大会来实行司法权?或者,放宽了讲,即使有专门的法院和检察院,各级劳动者代表大会是否为贯彻议行合一原则而可以任意干预同级司法机关的司法工作呢?

未来共产主义下的自由人联合体下的情形,现在也不便过多设想,大体现在意义上的司法都已经消亡了。不过由于已经有百年的工人运动史和数十年的工人国家建设实践,工人民主国家下的司法情况还是可以设想并为之努力的。

其一,在国家政权尚未完全消亡之时,司法机关还是有必要设立的。其二,不仅要设立司法机关,而且要保证其独立行使司法权,不随意受其他机关、其他政党的干涉。

当然,社会主义民主下的司法独立会与资产阶级的司法独立有很大的不同。

首先阶级基础便大不相同。一者司资产阶级之法,一者司无产阶级之法。

其次,资产阶级民主制由于通常实行三权分立的制度,司法机关与行政机关、立法机关在法律地位上是平等的。社会主义的民主制下,司法机关不可能、也不应当获得在法律上与劳动者代表大会(立法和权力机关)有同等权力。司法机关的主要工作人员只应当由劳动人民选举(直接的或是由劳动者代表大会)产生,陪审团也应当由劳动人民选举产生。(资产阶级民主制下,司法机关工作人员也要由其他机关产生,如总统任命、议会选举产生等。)但劳动者代表大会本身不应该直接干预司法机关的审判及其他司法工作。劳动者代表大会的决定作用主要表现为,一来一部分司法官员大概要由其选举产生;二来在民主的工人国家中法律法规是由劳动者的代表大会所创制并通过的,因此司法机关的工作应遵循这些法律法规进行,而不应随着某一地群众未成为法律法规的意志,或是司法工作人员的自我主张而“独立”断案。故而可说,社会主义民主的司法独立,意味着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检查权等司法权力。司法机关工作人员是否称职,也主要在于他们能否真正践行“依法”和“独立”二大法则。反过来说,一些代表大会不依法的命令,司法机关应有权拒绝其实行。

第三,资产阶级民主制下为了保证司法独立,实行法官的终身化(如美国最高法院的法官)、高薪化等政策。无产阶级民主制下法官、检察官等司法机关工作人员自然应该同其他工作人员一样,收入不应超过熟练工人的最高工资,工作人员应当可以随时被选民替换。社会主义民主制下的司法独立与资产阶级民主制下的司法独立有一个巨大不同,即社会主义民主正是要逐步打破职业官僚制度,在司法系统中亦然,资产阶级民主制倚靠官僚机关的相互制衡来保证司法人员独立司法的施行与良心,社会主义民主制下则主要倚靠劳动人民对自我法律权利的认同与捍卫来保证司法工作人员力行司法独立。

至于政党与司法的关系,则既然要坚持社会主义多党制,那么司法事务更不应为一党的私务。民主的工人国家自然要永行禁绝斯大林主义式的将司法机关事实上置于执政党各级党委统辖下的制度。民主的工人国家内,司法的独立自然也意味着在各不号召暴力反抗工人政权的政党间持一种中立态度。

总之,把握好劳动人民民主的自我组织这一斗争目标与斗争方式,社会主义的司法本身将真正从捍卫司法独立迈向司法的消亡。至于工人民主国家中可实行的一些司法原则,其实可用如下几条来概括[2]

第四国际保卫而且要扩大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刑法及司法方面所得到的最先进的革命成果,而且要为把这些成果写入社会主义的宪法及法典而斗争。这些成果包括以下的权利:

(1)应订定一套成文法;不应追溯既往的罪行;提供证据的责任在于控方;在没有犯罪的证据以前,应该假定被告人无罪。

(2)任何人都有充分的权利,自由决定其辩护的内容;法律辩护人不应该为了在审判中所用的辩护文件或辩护方式而受到检举。

(3)反对个人犯罪要由团体、家庭等集体负责的观念。

(4)严禁任何形式的酷刑逼供。

(5)除了内战及战争时期以外,严禁死刑。

(6)扩大陪审团的公开审判制度,而且使这制度普遍化。

(7)所有法官都应民选,劳动大众有罢免法官的权利。

工人国家能够慢慢地吸收更多的群众参加法律的工作,来代替职业性的司法人员制度。这工作可以从地方及较轻的罪行方面做起。

——当然,在基本资产阶级民主都缺乏的资本主义国家,则可提出资产阶级民主制下的司法独立为过渡诉求,但应保障人民对司法人员的选举权与监督权,应反对任何资产阶级法治对劳动阶级的攻击。


注释:

[1] 此电报全文可见: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reference-books/marxist.org-chinese-cika-1918.htm

[2] 以下所引段落内容可见第四国际1985年12大文献《社会主义民主与无产阶级专政》一文: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fourth-international/0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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