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动荡,反击和可供替代的出路(决议)

赤心  译

素侠云雪  校

 

这份决议由即将卸任国际委员会提交给大会审议,以108票赞成,5票反对,1票弃权的方式通过。

 

 

过去几年的特点是充满各种命运的社会和政治动员浪潮。在马格里布和中东,阿拉伯之春的浪潮过后(尽管还没有耗尽力量),面临的是反动势力的联合。在拉丁美洲,委内瑞拉统一社会主义党在大选中的惨败后,已经开始了一轮新的循环。在欧洲,齐普拉斯投降后,激进左翼联盟没有遵循它的当选或2015年7月大规模反对投票后开启的动力学。

2008年,雷曼兄弟的破产触发了一场国际金融危机,随后引发了多场深层次的危机,尤其是欧洲主权债务危机。这次危机造成了新的社会攻击,这些攻击加剧了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由1989年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重组以及资本主义全球化新阶段引发的剧变。

本文的目的在于简要分析在此种背景下进行的社会变革和被剥削和被压迫者的斗争能力和经验,以及社会、工会和政治抵抗运动和反对资本主义攻击的斗争的发展。

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国际阶级之间的力量关系的现实。这意味着分析:

  • 工人阶级和其他被剥削阶级的社会现实,随着全球化和俄、中全面重新融入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他们在过去的三十年里经历了多次改变。
  • 工人运动和反一切剥削压迫的社会运动的组织力量,他们在不同层面上经历了多次剧变。苏联的解体以及苏、中争夺反帝国主义抵抗运动的“社会主义”霸权的竞赛的终结,在很大程度改变了我们称之为“世界革命三大部分”的政治地理。但是在这些部分,在组织被剥削和被压迫者的斗争运动中,现在它们各自真实的力量是怎样的呢?
  • 近二十年里激进化(尤其是年轻一代中)的新领域。尽管全球正义运动现在比本世纪初还要微弱,然而社会正义的问题,与银行势力以及主要跨国公司和机构斗争的需要,仍然是激进化的强大载体。社会正义、工人稳定就业、农民耕种自己土地的权利以及环境议题之间,有着明显的联系。我们同样能看到,在气候变化和无效的重大项目面前,人们渴望对重大决定施以民主监督,并反对拥有大量不受监督的政客的专职权力体系。LGBT+和女权动员释放出对生活在没有暴力和没有不公平法律实施的世界的渴望,是它们的强大推动力。对反对种族歧视和暴力,终结殖民主义和蓄奴社会的遗产的斗争来说,情况也是如此。最后,我们观察到新的计算机科学技术(尤其是社交网络)充当示威组织者,以及在全世界所有地方作为信息和动员手段的力量。
  • 除了这些对民主和社会正义的要求外,提供斗争的政治凝聚力,在“国际工人运动”不再存在的局势下,将它们整合到反对体制的全球斗争中去的能力。拒绝资本主义政策的后果并不自动催生反资本主义意识。工人的社会认同并不产生本身的阶级认同。有什么能力将这些斗争纳入一个战略性的政治纲领,激进挑战资本主义社会及其创造或重建的压迫?由此而论,我们该如何评价全球正义运动和以协调各地区斗争为目的的各种国际网络?最后,在国家、地区和国际层面上,无论他们将自身定位成民主派,反资本主义者或是革命者。这些抵抗运动中的政治流派的力量在哪里,该采取什么样的方向?

 

一、一些分析要素

1. 全世界工人阶级和被剥削者的境遇经历了何种演变?

应该注意到一些重要的现象。全球化加速了一些国家(印度,中国,土耳其,墨西哥等等)的工业和经济发展,这个现象应在逻辑上继续发展并呈现出多样化。

在所谓的“新兴”国家里,这导致了两个重要现象:城市集聚,工资工人人数的增长速度比人口增长的速度要快(1992年到2012年,增长了75%,而人口增长了30%)。很显然,这与新的经济发展中心的发展是一致的。另一个显著特征是,与制造业相比,服务业获得较快增长,伴以许多曾经是“专业性”工作(比如教学和医疗保健)的无产阶级化,随之的影响就是这些团体正越来越可能参与到工业活动中来保卫工作条件,反对与日俱增的工时延长,工资冻结,私有化和其它攻击。

但是我们必须始终考虑到,根据国际劳动组织的标准(无偿的家务工作人员或个体经营的工人),整体上看,这些国家的劳动力中有大部分由从事不稳定职业的工人组成,自2008年以来,这个比例一直在增加,因此这是一股逆流。同样地,国际劳工组织从2008年以来记录并预计在未来五年里,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失业率有稳定的增长。结果显而易见:显著的城市化,农村人口成了少数,伴随着随之而来的社会结构的解体,(农村地区的社会服务和教育机构被取消,他们被集中到大城市),这显然导致了生存环境的恶化,即使在农民团结关系网还保留的地方。

因此我们目睹了工人阶级人数的增加,但具有全然不同的特征,社会的全面发展塑造了这种特征。

在“老牌工业国家”里,无论二十世纪的阶级斗争如何激烈,无产阶级的发展普遍与全国架构内反对资产阶级的工会和政治斗争携手并进,在民族国家层面上获得了社会权利,阶级之间的力量关系得以固化。工人阶级的集体权利得到承认,这不仅涉及到公司层面的雇佣合同,也与作为公民社会一部分的共同社会权利相关;资产阶级让出的一部分资本主义利润资助捐赠和税收再分配体制,二十世纪的大多数工业社会就建立在这个基础上。这样就有了与实证主义和基督教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形态遗产相关的社会妥协,“福利国家”的发展。这些意识形态和妥协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势力的重大发展构成必要的障碍。

今天这一切都已荡然无存,新兴国家的工业发展都不是在相同情况下发生。例如,在“东移”的汽车制造业:除了墨西哥、阿根廷、巴西,重要的发展地区都在东欧、土耳其、伊朗、巴基斯坦、印度和中国。在这种情况下,生产线和岗位要求和老牌工业国家一样,但社会权利和劳动立法就完全不同。在其他工业部门也是类似的模式。在这些工业发展的新区域里,上世纪的社会妥协已不存在。在老牌工业国家里,新自由主义的紧缩政策已公然挑战这些妥协成果。此外,我们可以目睹半奴役的状况,尤其是对于移民工人以及逃避一切法规的地下工厂里。

2. 世界剥削率的演变

最近几年的经济变迁也带来许多后果。不仅老牌工业国家的工资停滞不涨,最近几年在牺牲工资的条件下,生产力得到增加,加剧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出现的对资本有利的工资损失趋势。同样,更不确定的合同以及引进新的更加严厉的劳动法规是老牌工业化国家(英国零时工合同,意大利的就业法案,德国的短工……)提高生产率的要素。不稳定就业的增加和工作条件的恶化影响并针对年轻人,因为他们与劳动力市场的关系很薄弱。这被当作一种杠杆,从工人阶级最薄弱的地方开始,触动劳动力市场总体战略的全球转变。

尽管2008年生产突然减缓,在许多新生产区的工人获得实际的工资增长,特别是在中国。尽管那里发起多起跨车间跨厂经济罢工,他们获得了切实的效果。

在这种背景下,我们注意到了称为劳动力市场和贫困的“女性化”的表现形式。这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理解:一方面,历史上曾是妇女正式就业的典型条件被推广到整个工作场合:工作的不稳定和不安全,灵活的合同,工资低于支付家庭所需的必要消费。另一方面,它也解释了妇女就业机会的增加,特别是对于继续保持女性化的工作,例如护理工作。对于那些还要从事无偿家务劳动的妇女来说,工作日是双倍的。

因此,劳动力市场的社会张力元素在“新兴”国家和老经济体里都存在,要么是通过不断增长的失业压力,要么是因为不断恶化的就业条件和社会保障体系。世界上几乎有半数劳动者不靠雇佣劳动生存,极度不稳定。流行的趋势是不稳定的合同和最大限度地减少对裁员的法律保护的立法。这些发展凸显了资本家的灵活性和能力,使他们能够根据日常需求调整最长工作时间和员工的人数。随之而来的是生产销售链上的物流组织,依靠无数的分包商以尽可能降低成本。许多新协议允许大公司逃避国家法律: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TIP)、服务贸易协定(TISA)……在欧盟内,每个月都有新的法律会取代旧的国家法律。事实上,在国际范围上,现在有两个层次的权力:国家权力和法人权力,而后者更强大,要比工会组织和劳动合同更强大。

过去十年,债务危机从南方国家转移到先进资本主义国家:许多国家(美国,印度)的家庭债务、欧洲的主权债务危机。这些危机加剧了社会攻击、不稳定、社会痛苦的局面,使得对审计的需求,以及大众要阻挡这些政策进行的监督变得非常迫切。贫穷女性化的概念牵涉到这一事实,即在这方面,女性也成为这类政策的首要“目标”。作为母亲,她们必须为这些政策的实施承担责任。她们也参与其经济的银行化和金融化,这给她们的劳动增添了额外的负担。

所有这些改变削弱了维持集体组织并在企业内构建集体抵抗的能力。与此同时,它们激发了反击的需求和自我组织的动力。这也需要当地社会组织的发展,能够在工作场所层面外重组孤立的工人或临时工。

女性化的过程,以及曾经统一的某些身份认同的弱化,例如工会身份,也解释了具有前所未有的作用的“新”社会行为者的出现,例如女性和在许多国家内的LGBT +社群。

3. 对农业人口的联合进攻

尽管农民的人数越来越少,但仍有13亿男女从事农业,占到了工人阶级人数的40%。在非洲和亚洲,农民依然占据了劳动人民的大多数。在过去二十年里,亚洲、非洲和拉美,农民面临着“保守的现代化”政策,这个政策试图使农民适应于资本主义全球化,给乡民社会带来了深刻挑战。农民阶级面临多种威胁,但不仅仅是食品系统的未来和环境平衡:农业产业化的有力崛起、土地掠夺、牺牲食物生产的农业、扩大出口为目的的单一作物种植、对自然资源加强掠夺。征地是全球化现象,由地方、国家和跨国集团与投资者投机者来操作,他们与政府和地方当局串通一气。这导致了土地所有权和自然资源集中于主要的投资基金、种植园主和主要的林业公司、水电站,矿场手中。旅游业和不动产业以及当局管理的港口和产业设施也会导致上述情况。

所有权的集中使得当地人群面临着被驱逐出自己土地,被迫背井离乡的局面——特别是对农民。这侵犯了人权,尤其是女性的权益。

银行、养老基金和其他投资基金等金融机构变成掠夺土地的强大推手。同时,在这个关键时候,为争夺自然资源发动残忍的战争和冲突。

私营企业加强了对土地、水源、种子以及其他自然资源的控制,逐渐控制农业和食品,土地的掠夺与此密切相关。在这场利益竞赛中,私有部门垄断了资源,在决策过程中赢得了支配地位,以此增加了它对食品生产系统的控制。

农村妇女和男人、没有土地的人、土著居民,特别是妇女青年、不稳定的农场工人被剥夺了生存的手段。这些实践也摧毁了环境。土著居民和少数族裔常常被人以武力方式驱逐出自己的土地,这使得他们的生活越来越不稳定,在某些情况下,实际上就是导致他们被奴役。

在所有的大陆,农民运动产生动员。这些围绕着粮食主权的抵抗行动,在过去的二十年里成倍增加。此外,这些农业人口处于当今面临的一切危机的中心;经济危机以及公私债务的后果、粮食危机、导致人口迁徙的气候变化、对女性和少数族裔的权利攻击。南方国家的政府很多时候处于偿还债务的压力下,为缓解债务压力,在最近几年里,它们加大了农产品出口,并实行耗费自然资源的政策。农业人口首当其冲成为环境破坏和农产品托拉斯控制他们的土地的受害者。

4. 移民显著增长的后果是什么?

全世界几个地区有大量人口流离失所:有2.5亿国际移民,7.5亿内部移民(流离失所人员……)。这些运动通常是由带有显著地区差异的经济结构变迁所产生的:例如南非和安哥拉从邻国吸引移民,阿根廷和委内瑞拉在拉丁美洲,澳大利亚和日本在东亚和东南亚也是如此。海湾国家吸引了来自非洲之角、土耳其、印度次大陆和菲律宾的大量移民。在菲律宾,有将近20%的工作人口在外生活工作,其中有一半在中东,多数是妇女。三分之二的国际移民是在发展水平相当的国家之间进行,三分之一的移民转向美国(墨西哥)和欧洲,多数是来自这些国家的前殖民帝国。但战争(特别是在叙利亚、伊拉克、厄立特里亚,阿富汗)和目前的气候变化带来的永久流离失所给这个现象增加了新内容。

在危机和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的当前背景下,妇女的移民加深和加剧了她们遭受的压迫,并对妇女的剥削产生了多种影响。移民发生的背景反映了世界大部分人口的极度贫困和权利丧失。

妇女移民是因为需要为自己和家人找到更好的生活条件,以及本国缺乏就业机会。她们也因政治迫害和战争环境中的生命威胁而移居国外。

我们也能发现妇女和她们的家庭加入了前往欧洲多个国家的难民流,她们逃离饱受暴力和战争折磨的原籍国,叙利亚和中东其他地区这种情况尤为明显。在这种情况下,残忍的剧情发生在视图前往德国和其他国家的移民身上。这种悲剧发生在东欧和巴尔干地区的欧洲边界、海岸上,地中海。在这方面,妇女面临性别歧视、种族主义和剥削。

移民的另一个方面与他们设法到达的国家的拐卖妇女有关:英格兰,丹麦,荷兰等国家。在有组织犯罪和贩毒集团势力强大的国家,妇女面临着不同的风险,例如在拐卖妇女的国家和国际网络中,被贩毒集团绑架和“失踪”,用来进行卖淫。在其他情况下,拐卖是通过更复杂的机制组织起来的,比如为所谓的爱情关系,为妇女安排相亲,在这个过程中,人贩子的整个家庭都会参与进来。另一个方法就是用工作的承诺来欺骗妇女,这是强迫她们卖淫的幌子。在一些地方,移民与性旅游业之间存在联系。

在政治上使用排外运动,把移民当作敌人,甚至是工人阶级的敌人,比如在英国退欧运动,以及美国特朗普所做的那样。在一些欧洲国家,如丹麦,排外运动采取了“女性民族主义”的说辞,声称移民正在“削弱”目的国家本土妇女的权益。“女性民族主义”的话语与“同性恋民族主义”紧密相连,在后者那里排外权声称移民威胁到了LGBT群体的权益。

同时,问题的另一种表现方式与经济驱动的移民有关,其中,贫穷,不平等,因新自由主义的破坏性后果带来的工作和机会的缺乏,推动数百万人离开自己的国家去其他地方寻找工作。这在年轻人中尤为明显,他们对工会组织或其他社会组织构成挑战。

就菲律宾而言,有超过一千万人在国外工作,远及沙特阿拉伯和中东其他地区。菲律宾工人通过汇款给其家人的货币收入构成了该国外汇收入的核心部分。在这种情况下,菲律宾移民中妇女占优势被认为是因为她们更容易找到工作,即使她们经常被迫卖淫,这对他们及其家人意味着深刻而严重的后果。

在移民面临压迫和剥削的世界许多地区,妇女也正在遭受几乎类似于奴役的“新”形式工作——禁闭,卖淫和被贩买。

如果我们提到拉丁美洲的迁移和移民,墨西哥就是最具戏剧性的例子之一,同时也是拥有许多抵抗经验的地方。这个国家是成千上万移民的必经之路,不仅是墨西哥人,而且是中美洲人和来自非洲这么远地方的人,他们试图在沿着美墨一千多公里的边界上的任意一点越境进入美国,寻求工作或避难(例如,远离中美洲的暴力事件)。这就是为什么唐纳德·特朗普对墨西哥工人进行蛊惑人心的运动,指责他们从美国工厂的美国工人那里偷走工作,并坚称沿着这条长长的边界建造(实际上要完成建造)一堵墙。

除了移民美国这一长期存在的危急情况之外,我们现在可以加上特朗普的仇外和种族主义政策的威胁,该政策打算在短期内驱逐约300万墨西哥工人。事实上,在奥巴马总统任期内,有300万工人被驱逐出境;现在的问题是,特朗普希望仅在2017年驱逐相同的数字,这将在现有的人权和政治危机中引发墨西哥不可预测后果的社会危机。这些驱逐出境政策将限制墨西哥工人从美国向他们的墨西哥家人汇款。

汇款是该国第二大外汇收入,仅超过汽车企业(特朗普希望收回美国的公司)的出口。这笔汇款收入大于外国直接投资,旅游和石油出口。墨西哥是仅次于中国、印度和菲律宾的第四大汇款收入经济体。

这些政策的后果对妇女尤为显著。特朗普试图强加的新法律,如结束“庇护城市”(在这些地方,警察不允许向犯有轻微罪行——比如交通违规——的人索要移民证件)将导致带来家庭破裂的驱逐。如果一个无证移民妇女在美国有孩子,他们就会获得国籍,经过漫长,昂贵和冒险的过程,母亲也可以成为美国公民。随着新的法律规定,家庭被拆散,他们的孩子被带走,母亲被驱逐到墨西哥。特朗普希望实施的另一项法律规定是对那些被驱逐到墨西哥后重新尝试返回美国的被捕的无证移民进行10年监禁。

墨西哥除了是通往美国的桥梁之外,也是来自其他国家的移民的到达点。由于美国的限制,成千上万的移民滞留在墨西哥,特别是在蒂华纳和新拉雷多等边境城市。在卸任前几个小时,奥巴马取消了被称为“干脚”的法令,该命令直接给经陆路而非海路抵达美国的古巴人以庇护。2017年2月,新拉雷多的数千名古巴人要求前往美国,但现在他们没有权利,在墨西哥也没有。

蒂华纳也出现了同样的情况,数千名海地人和非洲人在这里越过边境,他们向来自本国的偷渡贩支付了大笔钱,也许能将他们带到美国。在这些海地人中,有完整的家庭以及许多具有高水平资格的人。

除了这些数千名没有工作、没有权利的被困移民的社会和经济危机之外,墨西哥人群中出现了反对海地人和非洲人的种族主义现象,后者被诬蔑为行为不端者。虽然墨西哥可能会抱怨移民在美国受到的不良待遇,但这种不良待遇也适用于抵达墨西哥或前往美国的移民。

除了剥夺和剥削他们的种族主义,贩毒集团(经常得到墨西哥当局的支持),在圣费尔南多和塔毛利帕斯等地攻击中美洲移民的公共汽车。除了偷窃和谋杀其中一些移民外,其他人被招为准奴隶劳工或充当杀手,而女性则被视为其业务中的妓女或供贩子自己使唤。

由于资本主义全球化,减少劳动力的趋势也转化为妇女和儿童移民的危险处境恶化(包括独自前往美国的儿童人数增加)。根据官方数据,2004—2006年期间,移民妇女占移民总数的44.7%,而2013—2015年期间这一比例上升至47.5%。移民妇女的失业率也高于男子。

从20世纪70年代到现在,墨西哥妇女的迁移率有所增加。2012年,居住在美国的女性约为550万,占居住在该国的墨西哥人口的46%。她们的劳动和就业条件与传统的性别角色有关。

一些组织指出,对移民妇女的虐待已正常化,强奸已成为一种奇观。伴随这些妇女的角色和陈腔滥调的观念使她们更易成为性暴力、失踪、卖淫、人口贩卖、勒索、与家人分离(许多人带着孩子旅行)、任意拘留、疾病、事故和女性自杀的受害者。由于她们经常负责照顾与她们一起旅行的儿童,因此她们成为双重攻击的目标并且困难增加,因为她们的无证工人身份使其更难获得就业、住房和资源,以及为她们及她们的孩子提供的任何社会服务。

移民的加剧显然是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和正在进行中的社会现象。工业化国家完全能够欢迎希望来本国的移民,但在许多国家,包括美国、澳大利亚、欧洲和南非,移民已成为排外运动的靶子。在与这种排外运动作战的同时,要帮助接受和组织这些能够加强这些老牌国家的工人阶级力量的外来工,这是工人运动的双重挑战。这是我们在试图组织这些工人加入工会时面临的一个挑战。一些海湾国家,甚至以色列,都依靠大量沦为半奴役处境的移民来发展工业活动。

5. 环境危机的影响

我们正面临着空前的环境灾难,人类活动造成的气候变化是其最危险的特征。

土地荒漠化、盐渍化、水灾使得地球的大部分地区不适宜人居住或种植庄稼。气候混乱正创造着极端气候事件,其中生命损失、住所和基础设施的毁坏带来死亡、疾病,进一步导致数百万人的贫困。

近十年来,在世界上许多地方,气候变化和其它方面的环境灾难已引起了人口流动。这些流动会变得越来越多,牵涉到这个星球上最贫穷的人。资本主义工程(例如大坝)以及醉心于用甚至更极端方法来开采世界上许多地方的化石燃料带来的效应之一,就是采取反对整个族群的新进攻的形式:在菲律宾、加拿大、亚马逊河,改造整个地区的工程公然攻击那些通常属于原住民的人和已经遭受歧视的其他群体。在这些地区,大众自我组织的阵线和反对气候灾难和破坏性工程的斗争正在成型。

总体形势是世界正在经历剧变,在许多地方随着劳动者人数的增多,带来显著的社会动荡。在经济发展没能与民族国家同时发展出能够保证更好生存条件的结构和服务时,这些动荡就发生了。与多数情况恰恰相反;我们目睹了日常生存条件多方面的恶化,在许多地方,战争和气候变化加剧了这个恶化。妇女和青年人受到这种形势的最严重冲击。

 

二、多条战线的抵抗

1. 工人运动的不均衡发展

在开展工业化以及通过罢工有效抵抗管理方要求的国家里,我们明显能看到工会活动在新的职业领域显著增长。然而,总的说来,这种情况发生在这样的情况下,即“老工人阶级”赢得的社会成果(尤其是养老金和社会保障)远远没有扩展至新兴国家,而在欧洲和其它工业国家以紧缩计划的名义受到挑战。同样,中国在近几年也经历了多起局部罢工,特别是围绕着工资问题的罢工,这也没有产生独立于国家机器的工会运动。

工人阶级在数量上不断增长。需要指出的是,增长的中心明显转到了亚洲,或许未来会转到非洲。在这些地区,人数的增长带来了工会力量的发展,受薪工人的社会比重增加为阶级觉悟提供了基础,尽管这种模式中的矛盾通常将“政治”问题委托给各种政党,但总体上他们还没能够为欧洲工人运动提供政治支柱的强大政治架构。

强大的工人斗争不仅仍然发生在老牌工业国家和拉丁美洲,而且还发生在南非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土耳其、印度次大陆和亚洲。

但是,在全球化时代,工会更需要承担包括种族主义、各种形式的歧视和住宅问题在内的更广泛议题,这对激进化也是一种鼓舞。虽然在一些最不稳定的工人的组织工作上作出了一些尝试,诸如,美国、英国(程度较小)的快餐业工人,总体上看,老牌工业国家最不稳定的工人(年轻,且女性和移民工人占了较高比重)组织化程度最低。

当前形势也提出了其它策略问题。许多部门的工会正在探索在全球化时代,“价值链”组织模式是否应该取代产业工会运动这种问题,也就是说协调所有部门,使得单一生产成为可能。更重要的是,利润的最大化导致生产过程的分离,在同一个地点或者最普遍的是在国际层面上寻求分包。此外,工会民主的问题是建立有效组织所必不可少的。

创建单一的工会——国际工会联盟(ITUC),将世界上绝大多数工会联合起来,并不能掩盖巨大的差距,这种差距尤其体现在保卫雇员利益、反对资本主义计划方面。具有马克思主义和阶级斗争背景的工会和政治组织在其成员之间进行教育的弱点导致阶级意识的缺乏。

工会运动因此面临一些重要问题:它整合社会中涌现的所有社会问题(种族主义、恐同症、歧视女性、住宅)的能力。主要的当务之急是需要整合环境方面的问题。有保障的工作和与有害工厂和产品所作斗争之间存在张力,需要建立一种诉求机制来解决这些矛盾。

  • 在工业活动、社区和居民地这些区域,要考虑到一切形式的不稳定工作这个现实,从而促进创建能组织一切与之相关的架构,尤其是要借助超越企业架构的发展。这尤其会影响那些经常自己主动建立工会分会的年轻人。
  • 工人在实际的生产链网络里彼此竞争,迫切需要在国际范围内依靠这种生产链网络协调这种组织运动。
  • 在权利斗争中急需创建阶级认同,它能给抵抗运动提供纲领,这是挑战资本主义结构并贯彻推翻这个制度的计划所必需的。

2. 自我组织和合作

许多国家遭遇了多数由大型国际公司带来的裁员和关厂,产生了接管这些企业的运动,以阿根廷的济农(Zanon)为模式,2002年以来这个地方有超过300多家工厂被工人接管。同样,在欧洲,自管工厂网络围绕着Fralib、华奥美(Vio-me)和Rimaflow等正在发展。

此外,农民社群领导的反对大公司和农产品托拉斯的斗争,导致了生产合作社的创建,目的在于自己管控销售。这些经验虽然不足,但提出了监督和工人接管生产资料的问题,也提供了与社会需求有关的生产的选择。到处都缺少的是基于以下坚实经验的社交联系的力量:偶尔但长期的斗争;替代社会的胚胎;可以抵御攻击并发展联盟的据点;对抗空间;确实提出了经济和社会选择的本质问题的政治和文化话语。

我们必须试图以辩证的方式结合:“赞成”和“反对”;抵抗和替代的模式;互惠共生/合作社和争取权利的斗争。我们必须在薪酬和合作方面支持和促进新形式的直接组织工作的经验。自我管理是实现重建阶级意识和自下提出新民主的目标的工具。我们必须建立能最终打破了自发性和组织性之间旧的二分法的组织,废止阶级意识只存在于政党形式中然后才能“导入”斗争的旧观念。这两个方面可以共存于一个社会实践不再与理论和文化阐述分离的特殊阶段。

3. 债务斗争

在过去的十年里,因金融危机的爆发,债务危机采取比先前更广的维度。北美次贷危机和欧盟主权债务危机之后,印度、西班牙和许多欧洲国家的人口受到影响,特别是,在近几年里有一千万个家庭被赶出他们的住宅;和美国一样,这些国家也有学生负债。这些非法债务已是产生许多争取审计的运动和斗争的载体。

4. 农民斗争

在非洲、拉丁美洲、亚洲和欧洲,许多地方斗争团结了农民与原住民运动。土地垄断和粮食主权的问题处于这一切斗争的中心。它们都具有的特征就是斗争的横向性,有反资本主义的、环境的、女权的、反对歧视和种族压迫的、争取移民权利的。民主问题、主权问题,面临政府和跨国公司时的决定权也是他们诉求的中心。联合了七十个国家160多个组织的农民之路(Via Campesina),在过去二十年里,成功团结了无数男女农民、小生产者。而且着重将女权、原住民和环境议题置于它关注的中心。

在中美洲、拉丁美洲,原住民社群争取权利的斗争和争取土地权利的斗争发挥了作用,这些斗争通常遭到残酷的镇压,就像巴西和洪都拉斯发生的一样。在亚洲、非洲——例如在马里——农民动员反抗土地垄断。

5. 民主运动和社会正义运动的作用

从愤怒者(Indignad@s)运动和阿拉伯地区主要城市的广场运动、占领运动开始,自2011年以来,民主斗争的长波出现在非洲、欧洲、亚洲和墨西哥,它在青年中有很强大的影响,并将民主问题和社会问题联系在一起。阿拉伯地区,马格里布和中东的革命浪潮起因在于民主议题和社会议题。美国和欧洲的愤怒者运动、占领运动有着同样的根源。最近几年撒哈拉以南非洲发生了许多要求施行民主协商的运动(尼日利亚、塞内加尔、布基纳法索)。在反腐败的长期民主动员之后,韩国总统朴槿惠于2017年3月下台。独裁和终身总统的问题、大选的推迟和腐败的制度一直是近几年群众动员的强大推动力。在面临独裁政治制度兴起的国家(巴西、东欧和菲律宾)争取民主权利的斗争现在和将来都会在政治议程上继续占据中心位置。

6. 没有工作的社会青年的地位

在非洲,和在拉丁美洲一样,年轻人,尤其是年轻学生,构成了一个容易受失业和危机影响的社会阶层。巴西年轻人反抗交通费用的斗争、智利和魁北克的学生抗议、十五日愤怒者运动(15M)以及响应突尼斯和埃及的社会动员力量的多种占领运动。多个西非国家发生了许多反腐败的民主动员,生存条件问题和青年的未来备受人们关注。

在所有这些动员中,青年力量处于结构上不安全的范围内,世界多个地方的年轻人经历大规模失业。不断提高的教育水平提高了人们对改善生活水平的期望。但它只会加剧反叛,并增加对整个社会更美好未来的需求。这些运动强调政治民主的要求,挑战由资本家和食利者寡头控制的政治体制。近几年,年轻人一直是革命动员的推动力,在英国科尔宾的选举运动中,以及我们能党的诞生或美国支持桑德斯运动带来的进步政治发展中也发挥了关键作用。

7. 妇女权利和反暴力、强奸和屠杀女性,争取堕胎权的群众动员

一般而言,在女权斗争的关键问题上,近几年来形势变得自相矛盾,鉴于当前女性在工资工人中占有大量比例。妇女运动在世界所有地区发展了多种不同形式和动员,但在许多国家也面临着反动攻势,这与新保守主义和原教旨势力的崛起有关。这种攻势再次破坏基本权利,包括在经济上和社会上独立于男性(父亲、兄弟或丈夫)的权利,选择打扮、控制生育的权利——包括有权接受免费安全合法的堕胎。

近几年内,社会动员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回击对妇女的暴力行为,最初是印度、土耳其、阿根廷、智利、乌拉圭和墨西哥发生的残害女性的行为。自2012年12月印度爆发大型示威后,其他城市也发生了许多示威:马德里,2015年11月7日有五十万名妇女反对暴力和暗杀的增加;阿根廷,几起震惊全国的谋杀发生后,几十万妇女于2015年集会;在墨西哥,妇女的谋杀和失踪已增加到先前未知的水平,激起了几个以贩毒著称的州的强大抗议。

这些动员提醒了我们许多国家的高水平暴力,这种暴力首当其冲的是妇女,也影响社会现实:多数中美洲国家,包括墨西哥和巴西在内,以及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几乎所有国家和南非是非战争杀戮水平最高的国家。

在值得注意的新因素里,我们发现了一种与社会主题进行富有成果的对话的倾向,直到现在它们还没有感受到自己完全是妇女和女权主义运动的一部分:跨性别集体、黑人妇女、土著妇女、女同性恋者等。出现了新的动员形式,在一些国家,采取诸如罢工等行动,与工会运动进行讨论和辩论,2017年3月8日被称之为国际妇女节罢工的动员的情况更为广泛,动员的人数大幅增加,这预示着女权运动的兴起及其联盟的多样化。

特朗普的当选触发了一场由妇女运动发起的国际示威浪潮,运动爆发于2017年1月21日,不仅在美国几个城市,而且在全世界的许多城市,将妇女运动置于反对反动政治斗争的最前沿。在自由派进攻的浪潮下,各色反动政府掌权,都试图挑战前几十年斗争赢得的堕胎权。在这种形势下,大规模动员已保卫和扩展了这个权利,尤其以2014年发生在西班牙的和2016年发生的波兰的动员最为显著。

我们应该指出这一新运动的国际性,这使其具有增长潜力。像阿根廷和意大利这样的国家在不同的纬度上鼓舞了塑造连接斗争、战术和战略的新兴结构的可能性。不可否认的是,新技术在这方面发挥了作用,特别是作为传播和交流平台的社交网络。

8.LGBT+斗争

许多国家(除了穆斯林世界和撒哈拉以南非洲),LGBT+组织的力量使得同性关系合法化成为可能,为跨性别人士争取了有限的权利。在这个过程中,同性婚姻在许多地方获得认同,不仅在富裕国家,也在其他国家,例如在南非,以及拉丁美洲(通常,社会共识很广泛)获得越来越多的认同。其它的战斗仍有待获胜——尤其是跨性别人士和LGBT+父母的完全权利。

暴力恐同运动的问题也非常严重。反对LGBT+运动的行动中,反动宗教势力起了关键作用,在世界各地这都很明显,不论这些势力来自基督教——天主教或新教、印度教或穆斯林,以及那些与宗教没有任何关系的暴力偏执的极右翼团体。在新兴国家里,反LGBT+的暴力通常用反对欧洲/美国的文化模式的话语来为其辩护。与此同时,近年来,同性恋民族主义流派以帝国主义尤其是美帝国主义是有助于LGBT+权利的进展的力量,为它们反对阿拉伯国家进行辩护。这也提出了交叉性的问题,需要在所有反抗压迫的斗争中建立联系。

9.反种族歧视和保卫移民的组织

美国“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的组织尤其集中反对警方的种族主义,以及显著广泛的国家种族主义问题,它是自民权运动消退以来美国种族主义的重大发展。这一运动也鼓舞了黑人青年在巴西和南非等其它许多国家的斗争。多数情况下,这包括对国家开展的毒品战争的反应,该战争被用作暗杀巴西、菲律宾、美国、墨西哥、哥伦比亚等国许多年轻人的借口……在欧洲,随着边境和移民政策的凶残效应变得触目可及,我们已看到实际的团结运动和政治诉求在明显增长,其中希腊最显著,意大利、德国、英国和加泰罗尼亚也是如此。反恐斗争和紧缩政策的环境已导致种族主义话语的复兴,这是殖民历史的遗产,并重建了对被种族化的大众阶级的歧视,首当其冲的是失业人士和不稳定人群,特别是在欧洲和北美。

10.应对全球变暖的不断增长的运动

在许多国家,反对气候变化的强大运动的崛起能够而且必须在未来几年里发挥挑战整个制度的领导作用。未来,气候的这些变化现在和将来会危害到亿万男女的生存。首当其冲的是原住民和生活极不稳定的人群,因为他们受到采伐森林的政策以及侵蚀他们生存领域的资本主义大型项目的影响。在许多地区,人们组织起来,寻求建立整合其它社会组织的网络。

这表明在许多地区,失业问题、工作条件问题与其它许多最重要的社会问题纠缠在一起,有关人群也这么认为。

 

三、政治变革、斗争和反资本主义战略的问题

核心问题无疑在于能够构建这些社会政治运动的解放远景。农民之路、一些工会部门以及气候联盟的经历表明,从事国际范围内的行动,挑战资本主义社会(尤其是青年中)是一个自然的过程。

但是由另类全球化运动(世界社会论坛、世界妇女游行组织、课征金融交易税以协助公民组织)兴起浪潮产生的许多结构在这次对抗中遭遇了发展障碍,产生了危机。近年来,农民之路和第三世界免债委员会为确保发展,一方面将主要重心放在农民斗争上,一方面置于债务议题和公民审计流程上。传统工人运动面临的形势很困难,国家的舆论政策或与紧缩政策的妥协给它带来了重大影响。甚至东欧替代工会的浪潮在近几年也失去了势头。同样,在社会讨论后,大规模反资本主义团体的一切经历都已停止;涉及此中的组织有英国社会主义工人党、英格兰(与威尔士)社会主义党、法国革命共产主义者同盟/新反资本主义党。

在构造国际革命运动,一个立足于保卫权利和社会正义的反资本主义运动时,我们必须提出新的挑战。

当然,在世界的许多地方,这是一场新秩序的战斗。

如上所述,社会攻击、紧缩政策、旧的社会让步结构的瓦解导致了愈演愈烈的强大的社会愤怒。这种愤怒转而反对要为这些攻击负责的民族的和国际的机构、领导和政党,它们通常是传统政治体制的支柱。这种失效和腐蚀在国际层面提出了战略问题:它给革命分子、反抗这些反动政策的社会运动势力提出了责任,要求它们提出一种能够给出一个拒绝这种体制的进步的、革命的方向的政治前景。我们看到整整一代年轻社会主义者在诸如气候问题、妇女运动等方面进行了动员。这将促进我们自己的组织、工会和学生组织,促进更好的性别平衡,并有助于提出这些运动中的不同政治问题(这也适用于欧洲,这里不同大学里的年轻女性组织可以成为国际学生运动网络的支点)。

争取民主和社会正义的斗争本身并不能自动产生推翻压迫制度的斗争。

近几年产生了明确的政治问题。面对着突尼斯和中东的独裁政权的挑战,中美洲的进步政权或反紧缩的社会爆发,各地反动势力采取了进攻路线,尤其是增加能够对抗这些解放运动的极权制度。这要求实施能够既组织大众动员,又能对抗反动反击的战略。

此外,大众阶级中的斗争正在重新露面,斗争在阶级斗争或社会主义立场明确的流派与反动宗教或法西斯右翼势力之间展开。在大众周围,宗教影响一直很强;农村或城市社区利用宗教关系进行组织,并推进反抗富人和权势争取社会正义的诉求。革命社会主义组织当然可能与带有这些关系的组织共存。但我们在多个地区面临的问题是反动宗教潮流和极右翼潮流。在欧洲和美国,这些潮流在工人阶级圈子里利用通常的手段在危机时代转移反资本主义斗争(恐惧移民和外裔、民族主义怀旧之情……),加上尤其在欧洲蔓延的伊斯兰恐惧症。在其它传统的穆斯林地区,已经在大众阶级的一部分中建立领导权的组织,将对社会正义的渴望或反对帝国主义国家的斗争转移到讲述伊斯兰古时的神话。所有这些意识形态建立在大众怒火之上,危机或者社会保障体制、公共服务的消失,不稳定工作的增加触发了这种怒火,而它们将反资本主义斗争转向回归宗教秩序、虚构的认同或者国家认同,上演着早已就绪的对自然秩序、父权制家庭、恐同和厌女的反动投降。无论在帝国主义大都市还是受支配的乡村,这些基于身份的议题通常会成为它们的结构框架,这可以给予忏悔身份退却的无限逻辑。

但是这种对听众的竞争使得反资本主义组织必须在社会政治运动里,赋予社会平等前景(在一个消除了资本主义和剥削的社会里)以新的生命和力量。

但在另一种层面上,我们必须应对另一种挑战:在社会运动中建立群众组织对抗来自体制的攻击和侵害,同时建立必要的联接,将各条战线的抵抗整合到一起。在争取反压迫运动的汇聚过程,退却到身份认同的危险,拥护社会变革的政治响应的微弱成为努力实现反压迫运动趋同的共同参照,带来了比以往更错综复杂的现象,正如美国“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的动力的例子一样。

在政治领域,整个问题在于如何建立政治战略,远离制度视角的限制,提供社会运动自我组织所需要的空间;这样的力量要为大众诉求服务;用机构管理的经验为这个社会运动服务,同时直接对付资本主义的经济力量。在这点上,最新的经验很难说是积极的。

在本世纪的头十年里,只有拉丁美洲目睹了可以被认定为这些社会运动扩张后果的政府大选,但是没有转变大众的生活条件,以便能够复兴社会解放的前景。厄瓜多尔、玻利维亚、委内瑞拉等国政府的演变并没能够改变循环,需要与(尤其是)建立在竭泽而渔政策基础之上的观点决裂。工会和社会运动不得不反对没有信守承诺的政客。

另一方面,马格里布(北非)和埃及,群众运动建立在青年动员和工会力量之上,使得它能够推翻独裁制度。他们同样发现自己位于抵抗的位置。然而,我们可以看到马格里布地区国家的运动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运动之间出现了区域动力学因素。

在希腊,靠着拒绝紧缩政策上台的齐普拉斯政府的背叛,将重建激进左翼政治潮流的政治替代的责任抛给了社会运动。在西班牙,愤怒者社会动员产生的直接后果是,我们能党今天正使社会运动面临着类似的形势。反资本主义者(第四国际西班牙支部——译按)为直接对抗紧缩政策在我们能党内发起战略讨论,这与产生我们能党的社会运动提出的要求产生共鸣。

最终,在预示着希望的强大反击发展的背景下,政治变革在以社会动员、社会运动形式产生的许多地区正处于防御地位。

未来几年里,关键问题不仅在于充分组织针对这些持续攻击的反击,也要有政治能力与社会动员一道建立能够正面挑战资本主义的解放政治运动。

 

发表评论

电子邮件地址不会被公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