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国际当前应采取怎样的战略[1]

玛蒂尔德·斯坦 盖尔·魁郎 著

素侠云雪 译

 

当前局势中的主要内容是资本主义体制的无能为力。资产阶级依旧不能解决危机,帝国主义战争仍在带来损失。的确,这些事情都不利于我们的阶级。但我们必须有能力去分析和思考什么是新内容,尤其是现存斗争的新内容。明显的是,相比于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当前的形势对革命者而言不利程度要小些。

弗朗索瓦·萨巴多(François Sabado)常常写道,即使有斗争,也完全无助于工人运动的成长。但我们认为,我们的优先目标应该是分析这些斗争,分析其潜力和不足,而且最重要的是我们应该怎样参与到他们中,应在其中发挥怎样的作用。所以起决定意义的是我们在工人阶级中的实践。我们必须能够从他们成功的地方,甚至是工人运动和革命左翼的成长因素(因为这里也有一些成功)中吸取经验,我们应返回到这些成功中(如中国和美国劳动者围绕工资的斗争、西雅图的革命者[2]和阿根庭工人左翼阵线[3]在选举中的胜利……)。分析这些积极因素对我们这些革命者,尤其是对绝大多数革命者来说是必要因素,但我们的国际并未直接参与到他们中。

世界代表大会必须去深化我们关于局势和接下来的纲领的分析。这对要发起下次世界代表大会的此次国际委员会会议来说极为重要,而且在议程中,在文本的编校中,都应包括在此次国际委员会会议的各种争论和提案中提出的所有政治问题。

一、我们对激进左翼联盟政府的态度,“反紧缩政府”的问题

激进左翼联盟能在大选中获胜,依靠的是希腊群众前几年的斗争。但要注意到,它自己不能在希腊的新局势中继续革命政策。如现实问题是,希腊政府在面对一个关键问题:应如何给自己的第一步措施(积极但受局限的措施)提供资金,因为政府已经亏空。

从一开始,激进左翼联盟的领导就实行“协商”债务的战略,反对任何拒绝偿债的“单方面决定”,哪怕是暂时拒绝也不行,而拒绝偿债是解决同三驾马车关系的局势的关键。希腊国家债务的多数都属于欧盟和国际机构,而非银行。所以任何对希腊债务的威胁都会对欧洲主要国家的财政产生直接影响。因此,安格拉·默克尔和欧盟委员会会拒绝任何让步。另一方面,奥巴马和欧洲资产阶级中的很多人则支持重新谈判。希腊如果脱离欧元区将会威胁到他们:因为希腊脱欧会造成无法预知的形势,这种恶劣的形势将会滑向他们那里。其他的可能性就只有齐普拉斯经认真考虑后,达成一项协议,使希腊获得更多弹性的情况下偿还债务。激进左翼联盟很明确地在尽力维护欧盟与欧元区,以图实现人道的资本主义。同独立希腊人党结盟的背景是激进左翼联盟领导层的民族主义和亲俄政治立场,但更深层的背景是,同独立希腊人党这个资产阶级派别结盟,突显了现政府的“协调”性,和它对资本主义制度框架的尊重。从欧洲资产阶级那里赢得时间并松一口气,排除任何欧洲群众的正确参与,即是齐普拉斯的政策。

激进左翼联盟政府是反资本主义突破的第一步吗?

弗郎索瓦·萨巴多(François Sabado)称激进左翼联盟的经验为工人运动的新结构,认为这种新的改良主义不同于旧的改良主义,它有可能在政府层面的斗争中有所收获。更新奇的是:这同巴西劳工党和意大利重建共产党的逻辑一样,或者更近些,当同样谈论到可靠的政治成果的缺席是工人阶级斗争的主要障碍时。

自2012年以来,第四国际的多数派主张“反紧缩政府”这一假设,视这种政府为推翻资本主义的起步方式。在密特朗[4]、卢拉[5]和很多其他同样让我们阶级失望的左翼政府的经验之后,我们必须避免重复同样的错误:执着于“反紧缩政府”并不是使我们更加接近社会主义的捷径。查韦斯主义的轨迹提醒我们,民众运动的每一步都不会在面对私有财产时停步,不会在撤退时终结,也不会在反革命面前投降。

激进左翼联盟必定不代表一种建立革命政党的模式,反紧缩政府也不代表一个可实现的目标。

相反,革命者必须同各种可能的幻想作斗争,斗争方式是提出必要的纲领性措施,即现政府应该采取的措施:废除债务,强征银行……

我们可看到,现在正兴起关于战略的争论,即是否主应导并执行如下纲领:直接参加到斗争的工人中。只有通过希腊和欧洲工人的独立动员,才能逆转局势。在现阶段必须反对改良主义政治。

目前很难预知希腊形势的发展。然而,我们必须在一些关键问题上保持清醒。要让希腊工人阶级的境况有些许改善,就必须取消债务,反抗欧盟和三驾马车。为了应对不可避免的报复,应该如何避免银行和经济中重要部门的索取呢?在上述条件下,实行反资本主义过渡纲领并不奢侈,但有必要保卫我们社会阵营的大多数基本利益。

我们不应不顾这种情况,即强权、欧盟、三驾马车、希腊的右翼和极右翼会为了封堵工人而尽力向现任政府发起攻击。在此局势下,革命者不应保持中立,工人应该在坚持他们自己的理念和保持完全独立的前提下保卫这个政府。但这不是目前最可能的情况。在当前激进左翼联盟内的左翼平台参加了政府的情况下,革命者必须完全独立于政府。

培养“政府将能够怎样”的幻想,只不过是使用骗术的捷径,结果只会打开右翼和极右翼的上台之路。

二、我们能够建立革命政党

因为建设政治组织让我们有能力面对当前的局势,促进工人和被压迫者独立地动员起来,所以这是个决定性问题。南地中海地区的革命进程本可导向推翻资本主义,不过革命政党的缺席会给这样的进程带来负面影响。当革命爆发时,提出建立革命党的问题已经太晚了:必须在局势趋向革命前就开始创建革命党……在不可避免的社会爆发甚至革命进程中,如南地中海局势中发生的这样,在革命派领导进攻性阶级独立政策的条件下,革命派有可能增强,聚拢众多的听众,并成为在局势中受人关注的一部分。在世界上一些地方,在每一次不同条件下,在没将这些经验理想化的情况下,反资本主义或革命活动者领导的政策证明,反资本主义的和革命的理念可以打开突破口。在阿根庭,工人左翼阵线在大选中的成功和激进左翼的影响就在朝着这个方向走。在南非,金属工人同南非金属工人总工会领导的决裂,及他们支持组建一个反资本主义工人党以反对非洲人国民大会党的立场,在南非群众中得到了广泛回应。哪怕在美国,克沙玛·萨旺特(K. Sawant)的例子表明革命者可以领导一场战斗性竞选。

难道这意味着革命者必须系统放弃加入任何“泛左政党”吗?这不成一个问题。视泛左政党为自己要实现的目标,会使我们在政策上不可避免地顺从这些党的领导,还会使我们无法在关键运动中起独立作用。“我们能”(Podemos)党[6]的事例告诉我们:这种新政治力量的形成代表了部分西班牙民众要同来自“过渡时期”的现政权决裂的诉求,该党代表一种进步的历程。但伊格莱西亚斯(Iglesias)很快便完弄手段以控制全党。在“我们能”党内缺乏革命者的独立政治力量的情况下,我们可看到伊格莱西亚斯和他的团伙会将“我们能”党转变为一个官僚选举机器。

西班牙反资本主义左翼党(IA)[7]多数派的同志公开参与到必要的“民主革命”中……使他们的政治立场几乎不可能与“我们能”党领导的政治立场区别开。如果我们的目标是建立一个革命党,那么,反资本主义组织和我们可能会参加的重组组织内所发起的几个涉及纲领的关键问题的争论,就几乎是具有决定意义的争论。坚持建立革命党的战略目标是必要的指针。如果我们不想丢失任何关涉工人民主问题的里程碑,就同样必须坚持此战略目标。

“我们能”党逐出了在最近一次代表大会中占20%的反资本主义少数派,这样做既不尊重内部规章,又不尊重少数派权利,可以想象他们能漂到多远的地方去。当一个人不能在我们自己的组织内进行这些讨论时,这个人还有可能在“我们能”党内倡导内部民主吗?

参加一个“泛左政党”可以作为一种争取我们阶级接受革命纲领的策略,但不能成为一种战略。

三、拒绝帝国主义干涉与无条件支持人民

库尔德的局势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们完全同库尔德人民团结在一起,支持他们的生命权和自决权。我们不需要为了将他们与伊斯兰国区别开,就不顾一切地将他们的组织或他们在西库尔德的所做所为理想化,这一点是无条件的。但另一方面,决不允许我们以任何方式忽视帝国主义的责任,也决不允许忽视帝国主义当下的含义和破坏作用。

帝国主义的责任

美帝国主义的困难极为明显:他们之前重组中东的努力失败了;各种限制阿拉伯革命结果的操纵措施使得混乱的局势越发混乱;他们对该地区盟友的控制非常松散,这些盟友为了自己的竞争利益,越来越多地发挥自己的作用,美帝这样做无异于玩火自焚,并使自己陷入无法自拨的局势中。美国对该地区的关注度也可能在降低,各大国在未来几年会大幅修改能源议题,我们更可以确定的是,他们的同盟关系极可能破裂。不应低估帝国主义间的竞争。

但不管可以推测到在哪里的,怎样的情况下,首先必须谴责帝国主义干涉,这样做基于两个根本方面:

1、资本主义世界仍由帝国主义主导和操控着,帝国主义的利益决不可能被任何对人民的承诺捆住手脚,哪怕他们会选择支持这些斗争——当然,必然是为着他们自己的想法和目标才去支持的。

2、这场战争将会持续很多年。这是个泥沼,且有一个因素使美国决不想参与其中。在当前极受限制的条件下,帝国主义想限制伊斯兰国的力量,不过在他们没能选出任何长远替代力量的情况下,他们支持库尔德人的一些政治派别而不是其他派别。这对地面作战而言极其重要,对库尔德人而言尤其如此。但为了能在这漫长时光中留下印迹,我们首先应钉下哪颗钉子呢?科巴尼的库尔德人经历的人道灾难提示我们,决不可以丢弃任何对全球局势的洞察力。

同库尔德人民团结起来,保卫库尔德人民

只批判帝国主义而不及其他毫无疑问是一个错误。我们应该加上,我们不只在抽象意义上或宣传上同库尔德人团结:特别是,为了招待难民,需要解除边境的众多限制。这不仅是我们自己要完成的事,而且我们还要这样对帝国主义说:供给武器,而不是直接去轰炸。

第二方面:应相信,现阶段同库尔德人的真正团结对我们而言,需要我们远离帝国主义武器。迄今为止,他们的武器只供给部分库尔德人组织,而不是另外一些(特别是不会给库尔德工人党,因为该党曾长期向巴尔扎尼[8](Barzani)和其他库尔德力量提供武器)。库尔德工人党及其盟友会认为获得这些武器是他们的权利。在当前的形势下,我们当然不应该指责库尔德工人党,虽然我们认为库尔德工人党的政策、战略目标和可能的结果不会和巴尔扎尼有什么必然的不同。但在法国,面对我们国家的帝国主义,我们不应该散播关于武器还是轰炸的幻想。然而包括第四国际成员在内的丹麦红绿联盟[9]的议员,却在议会中支持战争贷款,说这样可能利于向库尔德地区输入武器,不过他们很快发现自己要面对第二阶段,这个阶段对丹麦政府或其他政府而言同样重要:丹麦政府同美国和法国一起,派出自己的F-16来轰炸伊拉克。

同库尔德人的团结并不是说忘记了帝国主义应该对伊斯兰国这样的反动派的成长,对那些地区的居民所处的形势负责。不应否认,这些反动派同样有他们自己的逻辑和独立性。所以我们必须参加到保卫库尔德人民的示威中,应无条件与此保卫联结起来,明确反对帝国主义的干涉。因此,我们没有在呼吁政府向库尔德人提供武器的示威呼吁中签名。请大家不要散布幻想,以为资产阶级会保卫那里的人民。

四、我们对第四国际的建议

在国际层面重组革命者是我们在第四国际内讨论的众多目标中的一部分。建设一个革命的国际能够收获意义非常的影响,此影响不仅来自于我们自己组织的增强:第四国际可以同其他国家的或国际的革命组织发起一场讨论,来讨论我们对资本主义危机、共同运动,或我们要建立的组织类型等问题的回答。

第四国际必须马上增强自己参与到工人阶级和青年中的能力。拥有分析与全面讨论的框架是一回事,拥有管理关于政治参与的国际协调能力是另一回事。为了开始协调我们在工人阶级和青年中的参与活动,为了交换好的实践经验,我们建议召开关于参与劳工的国际会议。

玛蒂尔德·斯坦(Mathilde Stein)和盖尔·魁郎(Gaël Quirante)

(第四国际成员,新反资本主义党执行委员会委员)

 

2015年2月

 

译自:

http://anticapitalisme-et-revolution.blogspot.fr/2015/02/contribution-to-international-commitee.html

 


注释:

[1] 该文是在2015年的第四国际国际委员会全会上,来自法国的第四国际少数派委员提交的提议。

[2] 指西雅图市议员,美国社会主义选择(工人国际委员会[CWI]美国支部)成员克莎玛·萨旺特。她原为印度一名软件工程师,后来在美国学习经济学,2010年获得美国国籍。2013年当选为西雅图市议员,成为1877年后第一位在美国当选为市议员的社会主义者。

[3] 一个由托派政党组成的联盟,其成员包括工人党(重建第四国际协调委员会阿根廷支部)、社会主义工人党(托洛茨基主义派—第四国际阿根廷支部)、社会主义左翼党(国际工人同盟—第四国际阿根廷支部)。该阵线在门多萨等一些省市的地方议会中议席数居第二。

[4] 密特朗法国社会党领导人,1981年到1995年出任两届法国总统。

[5] 卢拉是原巴西劳工党主席,2002年到2014年担任巴西总统。他当选总统后为继续新自由主义政策和向资产阶级妥协,清洗了劳工党内的革命派。

[6] “我们能”党(Pozemos),西班牙新兴政党,成立于2014年1月。思想上倾向于左翼民粹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因该党的主张代表了西班牙人民要求摆脱危机和紧缩政策,且对传统政党不信任的诉求,所以发展很快,目前已经是西班牙最大的党之一。该党组织架构松散,但领导人伊格莱西亚斯掌握有较大的权力和影响力。

[7] 反资本主义左翼党(IA),原第四国际西班牙支部,成立于1995年,原名替代党,2009年同其他一些革命左翼组织重组为反资本主义左翼党。2015年代表大会中决定解散并合并入“我们能”党中,且改为松散的“反资本主义者协会”。不过党内左翼很快即组织起了“革命反资本主义左翼”,以图建立独立的革命马克思主义政党。

[8] 巴尔扎尼是库尔德民主党领导人及伊拉克库尔德政府的总理。

[9] 丹麦红绿联盟,丹麦一个左翼政党联盟,由丹麦共产党、左翼社会党人党、社会主义工人党(第四国际丹麦支部)、共产主义工人党和一些独立成员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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