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国际的作用与目标(草案)

第四国际国际委员会[①]  著

素侠云雪  译

 

译者按:此文件为第四国际第十六届国际委员会准备提交给2018年第十七次世界代表大会的决议草案。译者在此译出此文以供汉语界的同志们讨论。这份文件代表了第四国际多数派的立场,译者本人并不认同这份文件。与此文件相反的意见可参见《惊雷》第十三期登载的《第四国际反对派宣言:让我们把握机会,建设革命与共产主义的国际》一文。

建设共产主义的革命政党应是第四国际的重要目标,但自从提出建设“广泛性政党”的目标后,第四国际内很多组织为同其他一些左翼组织联合,或为参加一些较大的改良主义左翼政党,经常软化纲领,实际上等于向这些改良主义政党妥协。此文件将第四国际在亚洲地区的发展也都归纳为广泛性政党战略实施的结果,但这些新参加第四国际的组织实际上本是经过一番教育后方接受革命马克思主义的纲领的。文件中数处提到要尊重不同国家的国情,共产主义者在不同国家中活动当然要联系当地的具体国情,但这不意味着可以在建设革命党的问题上,以“适应国情”为名放弃原则立场。第四国际领导层曾支持激进左翼联盟,及左翼联盟的迅速投降就是最近的一个突出的例证。目前第四国际的目标实际上仍主要放在建设激进左翼联盟这种类型的政党上,如在西班牙支持本没有雄厚工人运动基础的我们能党,在丹麦经常服从于红绿联盟的改良主义举措等。如果不能及时停止目前的战略,则今后新的失败还会接着到来。

第四国际多数派这份决议对广泛性政党的实践反思不够,没有得出有益的教训,反而称“并不意味着之前的选择是错误的”,“必须准备决裂,并组建新的政治工具”,却忽视了这种行为给劳动群众,给革命组织本身带来的失望与幻灭,这种情况在希腊表现的尤为明显,第四国际领导层不顾希腊支部数年前的警告,一意去支持激进左翼联盟,而在激进左翼联盟叛变一段时间后“决裂”出来的人民团结党,又继续激进左翼联盟的战略。《惊雷》下一期将刊登反对派成员在希腊问题上的总结。


此文件是2017年2月召开的第四国际国际委员会会议所通过的三份将提交给世界代表大会讨论的文件之一。

我们对第四国际的作用与目标的理解在国家层面意味着,我们要建设利于阶级斗争的党。这也就是说,这样的党要能集合力量,并能基于阶级斗争的立场和纲领决定能影响和促进阶级斗争的行动,这样的党的最终目标是明确地摧毁现存(资本主义)体制,这几句可以总括这种党的特征。这个前景承诺第四国际的各力量要成为建设和领导这种新政党的整体的和忠诚的部分,而不是简单地招募新成员,或坐等谴责最终的叛变。

我们的方向依照对世界局势的分析所得出的结论而定,这些分析是从另两份为世界代表大会所作的文件而提出的,一份文件是关于地缘政治混乱的,另一份是在阶级意识危机的背景下,关于激进化的不平衡和矛盾的进程的。

关键思想是,我们不能推广一种第四国际必须去做的模式,尽管很明显,一些显然更成功的经验将会被模仿;但我们必须习惯于一种情况,即具体经验是不同的,而且有时显然会走向不同的方向。问题之一是,我们有时自然而然地倾向于只考虑一些关键国家的问题(如前一些年是法国问题),而且没有充分国际化我们的想法;在最近的国际委员会上,关于不同经验的讨论更好地丰富了我们的观点;而且这也是这份关于作用与目标的决议的核心。[2]

一、20世纪90年代的重新定位

1995年,我们认为,基于完全的第四国际纲领以建设小型群众性先锋党的前景遇到了瓶颈,尽管建设活动者政党的经验中有很多宝贵的经验可学习。在柏林墙倒塌和苏联集团崩溃的新形势下——重新划定组织间的界线——使得建立一种激进的阶级斗争政党成为可能,这种党将能容纳多的力量,将对阶级斗争产生积极的和更大的影响。[3]

《建设今天的第四国际》的决议案因此提出一种关于建党的观点,要集中于通过集合那些比认可第四国际历史性纲领的组织更广泛的力量,建设并加强国际在各国的组织。

它这样描述此种背景:“社会主义社会的方案同时提供了替代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灾难性经验的方案,不过这缺乏可信度:官僚主义的可信度受到了斯大林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第三世界’民粹主义的民族主义等的资产负债表和他们那些一直延续至今的软弱性的阻碍。在大量占主导地位的国家中,广泛的先锋力量现正怀疑是否还有能同帝国主义进行革命性决裂并获胜的机会;他们还怀疑在新的大国平衡状态下获取政权并保持政权的可能性。”

我们要注意到,为即将到来的世界代表大会做准备的报道没有在各力量关系和政治阶级意识水平上获得任何实质性改善。这不是说从1995年以来形势没有任何变化,这些年来有些重要的运动在政治意识上脱颖而出(这其中有萨帕塔运动、全球公正运动、玻利维亚革命、占领运动、阿拉伯革命,还有一些大型的工作场所罢工和女性主义示威),但这些运动还不足以抵制不断的攻击,并因此还没有改变整个力量平衡关系。左翼中还没有出现足以重建勇气的强大的政治派别,因此创建新型政党仍是一个可行的立场。

这种党建的两个理由如下:“斯大林主义体制的崩溃会严重震撼工人阶级、工会和政治先锋队中反对我们的那些宗派偏见,这是一种积极影响。资本的必胜信念同样对鼓励所有认识到自己力量薄弱的反资本主义者的联合有影响。今天,我们更能在斗争中同那些迄今仍拒绝与我们交流的力量在斗争中建起团结与联合的关系来。”(第二章)……“我们希望欢迎这些力量加入我们的革命马克思主义组织,他们不必宣称自己是‘托派’,也不必认同我们的历史,但他们要参加我们组织的话,需要基于一份真正的联合纲领。”(第三章)

“我们也应当采用青年一代会感兴趣的政治思想的新主题,这将从现在这个‘后斯大林’时代发展起来,新的理论关注点和经验必须同成千在资本主义危机中再度确认的旧教训结合起来。采用新主题并不是走向斗争的青年的简单的‘教学’问题,而是我们阐述理论、提升我们的纲领,及吸收新政治经验、在斗争的最初形式与主题、社会经济变化等的能力上的基本问题。”

该文件继续介绍了趋于加强我们组织的目标的不同方法:

(A)具体斗争和群众运动中的联合阵线

(B)同其他革命组织团结

(C)同其他左翼组织进行更广泛的重组

还有在1991年《关于拉丁美洲的决议》称:“很明显,不可能给我们所有支部都提供单一的方向。在党建方面没有可以适应任何时候和各个地域的单一模式和单一路线。现在很明显,尼加拉瓜革命和巴西劳工党的建成,让人们开始学习这两条经验。我们要建设大型群众革命政党,但要达到这一目标有无数不同的、多种多样的可能性。”(引用时加粗)

当时列举了我们各组织的不同方案:

巴西劳工党

像巴西劳工党(PT)这样群众性工人政党的出现,使一个革命马克思主义的派别有可能在里面以忠实的态度来建设该党。……

墨西哥的工人革命党(PRT)基本上是以一支独立的对群众有影响的革命党发展起来的。在新卡德纳斯主义出现前,我们已经近乎将大部分革命左翼围绕工人革命党融合起来了。

墨西哥工人革命党

参加到已经存在或组织起来的革命组织中。这条道路是由我们的哥伦比亚支部率先实行的。我们的同志基于同斗争社签署的围绕哥伦比亚政治局势的政治协议参与到其中。

参加到一个革命政治阵线中,不过保持自己的独立存在。在这一水平上,我们乌拉圭同志通过联合几个派别——民族解放运动—图帕马罗斯(MLN-Tupamaros)、人民胜利党(PVP)、东方人革命运动(MRO),还有好大一部分是独立活动者——组建人民参与运动(MPP)的经验也非常重要。

2003年我们重申:

具体到每个国家,争取这类政党的斗争将经过一系列的阶段、策略和组织形式。这种反资本主义的重组必须从一开始就追求一个核心目标:建立一个有影响的、明确两极化——在这个目标这一极,社会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后斯大林主义、生态主义者、民粹主义者)不一极——的组织,这是为了加速他们的危机并争取到乐观的结果。

这需要:

—革命马克思主义派别同重要的或标志性的派别,或那些具有代表性的同改良主义政党决裂的组织(并不一定要他们达到革命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联合组成的现存的有影响的政治力量;

受人尊敬并且同社会运动保持密切关系的重组的组织,可促进进运动的要求和行动。

被人们认为可代表某些社会现实的形式,同那些忠于社会自由主义的垄断型政党决裂,这样的组织通过普选在地方、全国和(可能)国际(欧洲)的议会中有议席,

多元化的架构,超越简单的内部民主,同时鼓励集中和讨论,允许一支革命马克思主义派别作为一支被整体上广泛承认的部分参与其中。

在拉美的例子中,我们的目标是建立广泛的、多元的反资本主义党,并/或同一支真正存在于无产阶级和社会运动中,在反资本主义全球化斗争的框架中抵制新自由主义的力量重组。作为一个革命马克思主义派别,我们支持建设一个左翼“硬核”。如果代之以一种要努力保持“我们自己的身份”的“自我认同”的宗派主义态度,来进行战略思考、激进的行动和大胆的举措,是不可能成功的。

2010年我们的重点已经大量从注重要同已经存在的不同类型的左翼组织联系,转变为重组左翼:

4.我们希望参与重组进程,建立一个新的左派,它能满足本世纪的挑战,重建工人运动,重建它的结构、它的阶级意识、它在政治和文化上对于资产阶级的独立性。

一支反资本主义的、国际主义、生态主义和女权主义的左翼;

一支左翼,它毫无疑问是社会民主党及其政府的替代者;

一支左翼,它为21世纪的社会主义而奋斗,这种社会主义是自我管理的、民主的,并且有实现共同目标的纲领的社会主义;

这个左派意识到,为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同资本主义和它的逻辑决裂,因此它不能与它想要摆脱的东西一起执政;

一支多元化的左派,植根于社会运动和工作场所,整合工人的斗志,植根于妇女和LGBT(同性或双性恋者)的自由解放和生态的斗争;

一支非体制左派,建基于无产阶级和被压迫者自我组织的战略,其原则是工人的解放是工人自己的事;

一支左派,它促进一切形式的工人和大众阶层的自我组织,鼓励为自己和依据自己的决定进行思考,决定,做事情;

一支左派,它整合新的社会阶层,整合如贝伦世界社会论坛所表示的新主题,最重要的是整合新的一代,因为你不能用旧材料做新东西;

一支国际主义和反帝国主义的左派,它反对统治和战争,为群众性的民主国际奠定框架;

一支能够把关键的革命马克思主义的宝贵遗产同女权主义、生态社会主义和拉丁美洲原住民运动的发展联系起来的左派。

一支独立和阶级斗争的左派,它争取广泛的联合行动,对抗危机,为工人和所有被压迫者争取权利,争取收益和愿望的实现。

我们的方向是建设反资本主义的有效新手段,同现行制度作斗争,在这方面有一些准则和一般任务。

 

二、达到同一目标的不同道路,断裂与分叉

正如我们在这些不同的决议中所重申的那样,关于怎样的政治工具可以适应某特别的国家,某特别时期的决定,要基于对形式的具体理解——动态、现存的力量。没有什么贴着外在的标签的方法可以替代真实的局势。

因为一个有用的政治结构只能这样理解,即不同形式的政治组织必须随着形势的变化而变化。最好的脚本是,我们参与建设的政治工具要随着需求的变化而变化——因此,我们为发展那些我们身在其中的党的政治基础/纲领而斗争,而它们也会这样做。

但也可能会是另一种情况,这时事实上背叛必然要发生。在那种情况下,当我们确定我们已经在政治斗争中失利时,我们必须准备决裂,并组建新的政治工具。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之前的选择是错误的。(我们也明白,那些声称他们自己基于一分完整的布尔什维克纲领的党,都背叛了革命或成了改良主义组织。)我们必须评估那些党成立之时,及它们成立的最初阶段(可长可短)是否对它们国家的形势起了积极影响。

因此我们可以判断巴西劳工党或意大利重建共产党的演变,它们最终变得没有价值,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参加到它们当中是错误的;或在某些时间点(更长或更短的阶段里),他们就没有表达过希望变革体制的积极愿望;或它们就无法取得一些具体成果。

在一些事例中,也有可能很迅速地就显露出某政治工具只是一个过渡工具,这时的目标就是要创建一个新政党。

因为我们认为政治工具的本质必须随着形势而演变,我们知道,当革命处在地平线时,我们需要一个能够理解并把握机会的党。然而,我们知道,在当前宣称自己是革命党并非必要,在多数情况下也不会导出符合对阶级斗争有用的标准来。这并不是说我们无法指出有些公开声称它们是革命党的组织能获得确定的影响的经验来:反战运动中的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法国革命共产主义者同盟,或处在我们运动外的英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在20世纪70年代时创建了反纳粹同盟。然而它们的影响是特别的政治局势所带来的结果,而且只能理解为其所处的背景。此外,它们的影响仍很小,而且这些党并没有在他们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占据关键地位——除了革命共产主义者同盟在其最后的十年里,通过2002年和2007年贝尚斯诺(Besancenot)的两场选举运动获得了关键的政治影响外。

 

三、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们经验的资产负债表

几乎第四国际在所有国家的支部都力图使它们的路线符合它们的国情,以建立更广泛的政治形式,或成为其一部分。

头一回经验是在20世纪80年代时,它们采取了不同的形式。巴西的同志在1980年前就参与到了劳工党的创建中。我们可以注意1986年时美国团结社的组建,它是由三个革命左翼组织重组而成的;还可注意1989年在丹麦组建的红绿联盟,它是由共产党、左翼社会主义党[4]和我们支部达成共同协议而成立的。十年后,即1999年,葡萄牙左翼集团(Left Bloc)也成立了,它是由第四国际支部、共产党内的一个派别和一个毛主义组织共同成立的。

葡萄牙左翼集团

在亚洲,大量来自其他派别的组织(菲律宾同志来自同毛主义的决裂;巴基斯坦同志之前是在战斗者倾向(Militant Tendency)中;斯里兰卡同志源自1964年前的我们支部,中间曾一度在工人国际委员会中;孟加拉同志源自毛主义,后来成为葛兰西主义组织)在20世纪90年代和2000年后头十年间加入我们国际。

巴西社会主义与自由党

尤其是这些组织还要面临极端暴力的形势,尽管暴力方式有区别。在菲律宾是要通过受到威胁的社区的自我组织和地下武装来同政府和谈;在巴基斯坦,他们发起了声讨政府与塔利班暴力的公开的政治运动。

我们在一些国家的组织,尤其是(但不仅仅)在欧洲的组织,在最近几十年里参加到建立更广泛的持续性组织的努力中,例如不仅在意大利和英国,而且在南非和波多黎各也是如此。巴西同志在劳工党背叛后还参加到了社会主义与自由党(PSOL)的建设中。

一些融合各革命派别的努力或快或慢地失败了(在西班牙是同毛主义的西班牙共产主义运动(当时的)(MC/MKE),在德国是同后斯大林主义的团结观点协会(VSP)),而其他的事例,如美国的团结社和英国的社会主义抵抗,都已经持续了15年或更长的时间了。资产负债表中的核心观点是,当共同目标的协议能符合国情时,这样的党就能生存下去。

另一些经验也没能达到其预期的目标,最突出的例子之一是2009年时由法国支部所建立的新反资本主义党(NPA),还有2014年在英国成立的左翼团结党(Left Unity)。这两者失败的一个因素是没能预料到在社会民主党中出现了一支左派(法国的左翼党,英国的科尔宾现象),这削弱了这些新方案的势头。然而,这两个例子中,还不能证明这些社会民主党中左派的发展就能成为可靠的新的激进政治手段,尽管这说明衰落中的社会民主党还没有死亡。(这并不是说新反资本主义党的危机只是由这一个因素造成的。)

另一方面,丹麦红绿联盟(RGA)和葡萄牙左翼集团(BE)作为一个左翼政党在他们国家有一定和作用和影响——我们能党(Podemos)也一样,该党的原动力和基础越来越与自发的抵抗运动和激进化连接起来,其特征是愤怒者(Indignad@s)运动。

西班牙“我们能”党

在这点上,我们能党是唯一可以以此种运动的产物为特征的政治力量,尽管在美国支持桑德斯和在英国支持科尔宾有着相同的因素。然而,后两种现象似乎与新的激进化特征相反:总体上抵制政党,更多是出于对传统政党的幻灭,尽管有些情况有更加激进的因素;还有是因为社会运动中的激进左翼团体的精英主义。

然而,在最近的欧洲和美国,有可能注意到,尽管在党等问题上仍有疑虑,政治选举舞台上的转型发生了,因为如下因素:经济、社会、政治危机深化了;阿拉伯革命的例子中,一些政府和政权被推翻;仅仅通过社会斗争来争得胜利的困难;由于政治精英显示出自己的软弱性,使得人们更加怀疑他们。

战略上讲,阿拉伯革命的进行并没有促成一支强大的有组织的政治力量——这样的政治力量要有能力领导群众运动——的崛起,部分的例外是突尼斯的人民阵线(Front Populaire)。

我们建设对阶级斗争有用的党的经验是,参与到在它们各自国家获得一定影响的党中,尽管这些党还是少数党(在全国大选中的得票通常还少于10%,只有数千名成员等等)。在当前相对稳定的政治局势中,难以预测到会有传统政党的崩溃,也不会提出“政权问题”,或仅仅会提出与社会民主主义相联系的词。但也会有其他潜力并提出其他问题的,包含其他形势的一些情况:政治危机的局势,可以预见到非统治阶级的党可以成为政治多数派,并组建政府等。一个例子是劳工党,另一个例子是希腊的国际主义工人左翼(DEA)参与到激进左翼联盟中,还有社会主义潮流(Marea Socialista)曾参与到委内瑞拉统一社会主义党(PSUV)中好几年,尽管在这个例子中,一个左翼政府执政很久。

我们需要花时间来列出不同国家的所有不同经验来,还有一些关于资产平衡表的文件创作并发表在《国际观点》中的《建立左翼新政党》上。然而作为总结,我们可以说没有任何一种模式可以导向重要的突破,当能够定性或定量地促进有利于的阶级斗争力量集合的情况出现时,因没能抓信机会,会带来长期的消极影响。

四、资产平衡表中的教训

我们从这些不同的经验中集体收获的教训已经编入了世界代表大会的决议,和自2010年世界代表大会以来历次国际委员会关于资产负债表的相关讨论中所作的文件中。

这些文件围绕我们正在建设的政治力量中的政治斗争的需要而作:

1、参与到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的社会运动与斗争中,不是作为外来的政治精英来参与,而要作为这些运动与斗争的有机部分来发展政治分析与要求,继续为这些要求斗争到底。在这一进程中,我们还要从这些运动中学习深化与丰富我们自己的纲领——就像我们在女性主义、生态、LGBTIQ问题上一样。

2、建设活跃的、激进的和阶级斗争的工会,既要通过既有的工会活动,或在有必要和适当的情况下建立新的工会。

3、对国家、机构的态度;将选举变为支持群众运动的活动,必须坚持将此作为我们活动的重心;有代表当选的党的角色和关系,他们的活动(通过选举)可能看起来会最有影响,而且他们是经常是在短期内最“能够”承受压力的人。党有为他们的行动决定政治框架的责任。

4、从国际和国际主义层面理解世界政治局势的重要性,会导致在国际运动与活动、实践团结、参加第四国际等方面的活跃度。(详见下文。)

5、必须要有民主的和广泛民主的透明的运作,包括有组建派别的权利,反对垂直化运作,以普通成员的参与为活动和党制定决策的基础,必须通过组织机构来保证这点;要理解,压迫仍然存在,哪怕是在反对所有压迫妇女及其他特殊受压迫者的党内;而且要发展合理的机构、运行和程序。

6、通过被压迫者与被剥削者的斗争与战斗(比如:女性主义、生态、LGBTQI及其他)来解决“新”问题的重要性。

7、不懈地反对所有形式的种族主义——包括反对土著族群、反犹主义、伊斯兰恐惧症。还有基于团结和联合来争取移民自由的运动。

8、通过公开与动态的态度来吸纳激进化的青年并将他们整合到党内,来更新组织的重要性。

五、第四国际的重要性

自巴西劳工党中的社会主义民主派(DS)开始,我们从资产平衡表中得出的一个关键因素是,完全有必要在一国或国际水平上保持第四国际的架构,以不仅就我们对世界政治局势的理解,而且就建设政治组织的实际经验来进行交流、对比与辩论。这意味着将第四国际的成员组织起来——保持同志间有可能就基于持续不断的经验的政治架构,更新这一政治架构等内容进行讨论。

我们积极寻求同其他不完全赞同我们历史纲领的力量和个人建立组织,尽管他们与我们都认同基于我们历史纲领的关键内容而建立一支政治力量。虽然我们考虑到,我们共同的政治框架是由所有的历史和政治事件塑造的,特别是体现马克思的思想和分析的原始文献,但迄今为止的经验和贡献,方才创造了可进行富有成效的讨论的不可替代的框架,在这个框架下,某国经验的比重可以由其他国家的经验来打破,经验和观点的分享可有助于为我们有着不同国情的同志描绘其前景。因此国际委员会每年可以让尽可能多的来自我们组织的领导同志,及与我们有着同志般联系的人,受到我们邀请而进行面对面的讨论,这样的面对面交流是必不可少的。

在各国层面上,这些讨论的具体形式和组织的相应形式,将像政治组织中更广泛的形式一样多元化。一方面,超越最初参与组建新政党的政治派别的轮廓,意味着要解散现存组织;另一方面,如前面已经给出了理由的,我们必须保持第四国际框架的信念;这两者之间存在一定的紧张关系。在各个特殊的背景下,通过适当的方式解决这一紧张关系,是我们面临的一个挑战。

在国际层面上,我们的实体和网络出版物也是关于这一交流的重要内容。这需要通过创办第四国际的网站来加强,这一网站不仅要能及时出版,而且要成为我们决议和其他重要文件的存档资源,我们出版物至少要用我们国际的三种语言出版,有条件的话应尽量用其他语言来出版。

我们的党校和研讨会是教育我们的同志和邀请那些我们正与之发展关系的政治力量的同志的无价机会。参加党校在加强我们与菲律宾同志(在他们加入第四国际之前)的联系方面起了关键作用。国际研究与教育机构(IIRE)在马尼拉的固定会议与在伊斯兰堡的研讨会的发展,是我们作为一个国际在这一区域真实的存在的关键方面。

青年营实际上确实是为欧洲组织所办,是一个将青年同志、同情者和友好组织联合在一个政治倡议中的特别机会,这个倡议围绕第四国际纲领的关键内容,这可以让参与的青年们围绕真正的活动而聚集起来。这是用国际主义来理解我们不同经验的复杂性来培训新干部的非常重要的部分。而青年营必须保持一份出于实践原因(花销,通过共同准备和推动活动,使自我组织在实践中成为一种现实)的欧洲倡议,来自各地的青年同志的参与,尤其是如果还能结合青年学校或研讨会的话,也是对我们未来的重要投入。

六、迈向一个新的国际?

在国家层面上建设新组织是困难的,放在国际层面上只会更加困难。虽然各激进左翼政治组织在国际层面的交流对我们而言具有优先地位。这可以通过我们同不同组织(无论是传统的激进左翼组织还是新出现的派别)间一对一的关系发展来实现。同时,我们参与到由其他组织所筹备的论坛中,或带头推动此种论坛。随着社会论坛运动的衰落,现在的可能性比21世纪头十年更低,但我们仍应当密切关注所有此类倡议。


[①] 第四国际国际委员会是第四国际世界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的第四国际的最高领导机构,每年均会召开例会。另有一个托派国际组织叫“第四国际国际委员会(ICFI)”,与第四国际非同一组织。

[2] 2010年世界代表大会中的一份议案决定就“广泛性政党”方向的资产负债表举行一场讨论会。2011年的国际委员会会议中,根据丹麦同志的建议,决定定期在国际委员会中讨论这部分内容。而在2013年,决定继续将此讨论列为国际委员会讨论内容之一。在所有国际委员会会议讨论的资产负债表的经验有:2012年,巴西的劳工党、丹麦的红绿联盟、葡萄牙的左翼集团、意大利的重建共产党和批判性左翼、巴基斯坦的巴基斯坦工人党与人民工人党、西班牙从革命共产主义者同盟到反资本主义者,法国从革命共产主义者同盟到新反资本主义党;2014年,菲律宾的棉兰老革命工人党,英国左翼团结党的前景,希腊的反资本主义左翼阵线和激进左翼联盟;2015年,西班牙的我们能党;2016年,西班牙的我们能党,葡萄牙的左翼集团。总体的“2013年讨论时的一些中期结论促使我们决定继续‘专题讨论’”。

[3] 1968年,基于我们自己对世界青年激进化的分析,第九次世界代表大会的决议只集中于建立与党相连接的革命青年组织。1974年,我们断定要在一支“新的大比例的先锋队”中“赢取领导权”,并因此而提出建设“在质量上更强大的革命组织”。1979年的方向是通过转入产业以建设以工人阶级为基础的革命党。这个方向在1985年发展为转入人民、妇女和青年。

[4] “从一开始,左翼社会主义党是各种新左翼,如嬉皮士、无政府主义者、毛主义者、托派、其他自称的列宁主义者、反帝国主义者和很多其他类型反建制的反对派”等的混合组织。”社会主义工人党,迈克尔 沃斯(Michael Vo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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