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国际共运史学者高放先生

素侠云雪  著

我于二年零八个月前曾往北京拜访高放先生,虽然当时他腿脚已有所不便,但仍在楼下等我们。他的居所十分简陋,两室兼一小厅,屋中多堆有图书资料,另有家人的合照和亡妻的照片。他平时一人生活,另有一位护工会照顾他的饮食和起居。一个培养过执政党内很多高级干部的人,倒并不着力以物质在丰裕或声名的闻达。

高放先生对托派比较友好,谈到自己在给一些人讲课时,会充分肯定托洛茨基在社会主义民主上的贡献。也谈到他在八十年代政治改革时,尤其是在十三大后曾短期出任公职,致力于当时的政治改革。不过不久随着一场重大的历史事件的发生退出公职,重回书斋。

他曾对大陆学术研究中为托派去污名化做出一定贡献,在他辨明一些事情之前,“托派反革命”更是大陆学术界的“政治正确”。不过当代托派运动虽引起了他的兴趣,却不是他的长处。他对当时国际托派运动仍了解甚少,对托派运动在亚洲的迅速发展几乎不知情,大体资料来源仍受限的缘故吧,不过仍会积极询问当代国际托派的具体发展情况。

他提到过“社会主义多党制”的概念,并为此前后写有三篇论文,一篇比一篇激进(分别是:《论社会主义的政党制度——关于社会主义多党制之近见》[1987]、《再论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党制度》[2000]、《三论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党制度——关于社会主义多党制之近见》[2010])。不过论及中国时,他谈到他赞同托派可以合法活动并结社,不过前提是要认同执政党的执政地位。这体现了他晚年思想的矛盾处,一方面从国际共运史的发展中他认识到党政不分等的问题与弊病,也在一定程度上不赞同旧式体制中群众无权政治结社的状况,但另一方面又不能完全超越体制与组织崇拜。他虽然对劳动人民抱有同情,但又不能将自己的思想根基落实在工人阶级的解放上来。

不过初见(也是最后一面)并非初识。第一次看高放先生的书,则是九年前的事情了。那时我看了他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别史》、《政治学与政治体制改革》、《高放政治学论萃》及很多论文,他虽编教材,但他自己很多文字在观点上仍有超脱教材之处。这些对于当时我这样一个寻求政治变革但又仍未摆脱国家主义思想束缚的人而言,起了不小的引导作用,这种影响其实一直持续了两年时间。但高放先生仍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视作社会主义的一种经济实现形式,而我从马克思等人的著作中读不出这样的意义;而政治的僵化让我对体制内改革越来越不抱信心(如一个党代表大会年会制和党任制,喊了二十几年仍只在两个县试点[到现在已经是三十多年了]),有关部门对待南海本田、平棉集团等地工人诉求的蛮横态度,也让我质疑国家的阶级性质。这些最终让我脱离体制内改革的幻想,也让高放先生的文章仅成为我人生的历史的一部分。

在此谨纪念刚刚去世的高放先生,也慨叹政治改革时代的终结。

2018年6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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