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独立的革命艺术国际联会成立80周年——波波卡特佩特火山脚下的安德烈·布勒东和列夫·托洛茨基

附:《创造自由而革命的文艺宣言》

米歇尔·罗伊(Michael Löwy)

杨吉姆  译

季耶  校

 : 布勒东、里维拉和托洛茨基

2018年除了是第四国际成立80周年外,还有着另一个与托洛茨基有关的纪念日:FIARI,即独立的革命艺术国际联会(the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Independent Revolutionary Art)成立80周年——这说明了那位苏联红军的创建者给艺术和文化带来的重要性之大。

1938年的夏天,列夫·托洛茨基和法国诗人安德烈· 布勒东(Andre Breton, 1896-1966)在墨西哥的波波卡特佩特(Popocatépetl)火山和伊斯塔西瓦特尔(Iztaccíhuatl)火山脚下会面了。这是性格天差地别的二人之间意外的相遇——一个是启蒙运动的革命继承者,另一个身居浪漫的彗尾之上;一个是苏联红军的创建人,另一个是超现实主义探索的先行者。他们的关系相当不对称:布勒东对十月革命有着至高的敬佩,而托洛茨基尽管尊重着这位诗人的勇气和清醒,却难以理解超现实主义,更何况托氏的文学品位更接近十九世纪的现实主义经典文学。不过,撇开各自偏好,分别来自俄国和法国的他们发现了共同语言:国际主义与革命。从这次犹如两块火山岩摩擦般的相遇中迸发出的一颗火星至今仍在闪烁着,它就是《宣言:创造自由而革命的文艺》(Manifesto for an Independent Revolutionary Art)。这是一份反法西斯的、厌恶斯大林主义的自由共产主义(libertarian communist)文件,它宣告着艺术的革命本职和其从国家和政治体系的必要独立。

文件的点子来自列夫·托洛茨基,而安德烈· 布勒东则马上接受了它。在漫长的交谈、讨论、交锋以及很可能的意见分歧后,文件由两人写成——这是托洛茨基少有的与另一人合著的作品之一——并由安德烈·布勒东和伟大的墨西哥壁画家迭戈·里维拉(1886-1957)署名,那时他还是托洛茨基的坚定支持者(但之后很快就不是了)。这个无害的小小谎言须归结于老布尔什维克的信念:有关艺术的宣言一定只能由艺术家署名。《宣言》字里行间散发着强烈的自由主义气息,特别是在托洛斯基提出的革命社会中艺术家的领域应当是“无政府主义的”(即建立于无限自由之上的)这一信念中。

《宣言》以发动所有认同文件总体精神者的广泛性运动的号召作结。在这样的运动中,布勒东和托洛茨基写道,马克思主义者可以与无政府主义者手挽手前进。即便在80年后,这一对马克思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的团结的呼吁也是文件中最引人注目的和最经常被提及的部分之一。

《Clé》只发行了两期,分别在1939年1月和2月

很快,FIARI(独立的革命艺术国际联会)成立了,它不仅成功地将托洛斯基的支持者和布勒东的朋友们带到一起,还集聚了无政府主义者和独立作家、艺术家。联会的刊物是杂志《Clé》,编辑是莫里斯·纳多(Maurice Nadeau,1911-2013),那时他是一位对超现实主义有着浓厚兴趣的年轻托洛茨基主义激进分子(1946年他成为了第一部《超现实主义历史》(Histoire du Surréalisme)的作者)。经理人是列奥·马累(Léo Malet, 1909 1966),全国委员会则由伊夫·阿莱格雷(Yves Allégret, 1905-1987)、安德烈·布勒东、米歇尔·柯林奈(Michel Collinet, 1904-1977)、让·季奥诺(Jean Giono, 1895-1970)、莫里斯·海涅(Maurice Heine, 1884-1940)、皮埃尔·马比耶(Pierre Mabille, 1904-1952)、马塞尔·马丁内(Marcel Martinet, 1887-1944)、安德烈·马松(André Masson, 1896-1987)、亨利·布拉耶(Henry Poulaille, 1896-1980)、杰拉德·罗森塔尔(Gérard Rosenthal, 1903-1992)、莫里斯·乌伦斯(Maurice Wullens, 1894-1945)。杂志《Clé》只发行了两期,分别在1939年1月和2月。FIARI是一次美妙但短暂的“解放马克思主义”(libertarian Marxist)经历:1939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给联会画上了实际意义的句号。

2018年12月14日


宣言:创造自由而革命的文艺!

迭戈·里维拉(Diego Rivera)、安德烈·布勒东(Andre Breton)

  我们可以毫不夸大地说,人类今天的文明,正面临从所未有的威胁。汪达尔人(注1),带着极野蛮而相对地缺乏效果的工具,摧残了欧洲一角的古文化。但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却是统一在其自身的历史命运之下的世界文明,正蜷伏在整个以现在科技仓库所武装起来的反动势力的打击之下。我们所联想到的不单是那越来越接近的世界大战;就算是在“和平”时期,文艺和科学的地位,也是绝对地不能忍受的。

  只要它仍依赖个人的努力,只要它仍只能使到一些主观上的天才去创造文化的客观上的丰美,则任何哲学、社会学、科学和文艺的创举,都只能是一项宝贵的机缘的成果;那即是说,是必然性的——或多或少地自发的——表现。无论从普遍的认识(它阐释现存世界)、还是革命的认识(它——为了更好地改变这个世界——需要对掌握其运动的规律有更精确的分析)的立场去看,这些创造是不能被贬低的。特别是,我们对于这些创造活动发生时智慧力的状况,是不能够不理会的;我们也不能对掌管这些智能创造的特殊规律,毫不加以重视。

  在当代世界,我们必须认识到,能够容许智慧创造的那些条件,已经面临了前所未有的广泛破坏。从而必然产生出不单是文艺工作的越来越表面化的堕落,“文艺工作者”的人格尤其如此。希特勒的政权,当前正在扫除在其作品内对自由——无论多么表面地——有丝毫同情的所有德国作家;这已经使到那些仍然乐于执起钢笔和画笔的人,堕落成为这个政权的国内佣人的地位。他们的任务,是依照最坏的美学会议的指示去歌颂这个政权。而假如消息是可信的话,在苏联亦是如此;那里,特尔米多(注2)反动正达到高潮。

  无需说,我们并不接受那个现正流行的口号:“不要法西斯主义,也不要共产主义!”这是庸人们的陈腔滥调,适合于他们既保守又惧怕、臣伏于“民主”过去的残渣的胃口。真正的艺术,并不满足于将现成的模式加以改头换面,却坚持要去表达它那个时代的人类及其需要——真正的艺术是不能不革命的、是不能不鼓励对社会来一次全面而激烈的重新建设的。要做到这一点,就只有将智慧创造从滞碍它的枷锁中解放出来,并且让所有人类将自己提升到以前只有个别的天才才能达到的高度上去。我们认识到,只有一次社会革命才能为一个新的文化扫清道路。但假如我们拒绝给予现在操纵着苏联的官僚层以任何支持,那只是由于在我们心目中,它并不代表着共产主义,而是代表了它最叛卖、最危险的敌人。

  苏联的专断政权,通过它在其它国家内所操纵着的所谓文化团体,在全世界扩散着一幕深沉的暮色,反对任何形式的精神价值。这是污秽而血腥的没落。那些以奴颜婢膝为业绩、以说谎取酬为惯例、以姑息罪恶为欢乐泉源的人,却将自己装扮成知识分子和文艺创作者。斯大林主义官式的艺术,以一种史无例此的喧哗,反映出它们企求在自己的雇佣兵职业上涂上色彩的努力。

  这个对文艺的原则可耻的否定——就算在奴隶国家也不敢如此实施的否定——在艺术界所引起的厌恶,应受到积极而毫不妥协的指控。作家和艺术家的反对派,是一股力量,可以用来揭露和推翻那个一方面消灭无产阶级建立一个美好世界的权利,另一方面又摧残每一项高贵情绪、甚至乎人类尊严的政权。

  共产主义革命并不惧怕艺术。它明白到,在一个没落的资本主义社会里,艺术家的角色,是由个人以及那些与个人相敌对的各种社会形式之间的冲突来决定的。这个事实本身——只要艺术家自觉到这一点——会使到艺术家成为革命的天然的盟友。升华的过程——心理分析已经分析过了——在这里参加进去,企图在完整的“自我”与它所拒斥的外在因素之间,重建破碎了的平衡。这种重建工作有利于“自我的实现”,这实现带领所有内在世界的力量,和每一个人共有的、经常都具启发性和发展着的“自我”,走向反对那个不能容忍的当前现实。个人精神所感受到的解放需要,必须沿着这个源流的自然道路,引领它与人类原始的解放需要的必然性结合。

  青年时代的马克思提出关于作家的作用的观念,是值得重提的。他宣称:“作家自然必须要为生活和写作而赚钱,但他必须不要在任何情况下都为了赚钱而生活及写作……作家并不将其作品当成一种手段,它本身就是目的;在他自己和其它人心目中,他的作品绝少是一种手段,使得假如有所需要,他会为了其作品的存在而牺牲自己的存在……新闻自由的第一个条件,就是它并不是一项赚钱的活动。”对于那些掩饰在为了国家的缘故之下,将智力活动规限在一个与其本身的目的方向不能并存、并要限制艺术的论题的人,以这项声明来反对他们是最适合不过的了。艺术论题的自由选择,以及消除对其探索的范围的限制——以艺术家为职业的人,有权去宣布这是他们的不可侵害的权利。艺术创作的领域——想象力必须摆脱任何限制,必须不被任何借口去让它被扣以枷锁。对于那些——无论是在今天还是明天——劝告我们去容忍艺术从属于我们认为是基本上与艺术的本质不能并存的纪律的人,我们给予一个坦白的拒绝,而我们站在艺术的完全自由的立场上,提出我们经过深思熟虑的回答。

  当然,我们认识到,当革命的国家有权反对资本主义的反击、保卫自己时,甚至乎要干涉到科学和艺术的领域。但在这种被迫的和暂时的革命自卫措施,与对智力创造发号施令的虚伪之间,有着鸿沟之隔,假如,为了物质生产力的更好的发展,革命就必须建立一个集中控制的社会主义政权,那么,若要发展智慧性的创造,就必须从一开始就建立一个个人自由的无政府主义政权。不要权威,不要独裁,不要丝毫从上而下的命令的痕迹!只有在一个友好的合作基础上,没有外来的限制,学者和艺术家们才能推进他们的任务:在以前的历史中从未有过的更深远的任务。

  现在必须清楚,在保卫思想自由的时候,我们并不企图鼓吹政治冷漠;我们从不希望恢复一种一般上只能为反动的极不纯洁的目的而服务的所谓纯艺术。不,我们对艺术的角色的观念,其高度令我们不能拒绝让艺术对社会的命运产生一些影响。我们相信在我们时代里,艺术的最高任务是积极而自觉地参与革命的准备工作。但除非艺术家主观地吸收了革命的社会内容、除非他每一条神经都感受到革命的意义和实质,并且自由地寻求在其艺术中赋予其自身内在世界的体现,否则艺术是不能为争取自由的斗争而服务的。

  在资本主义——无论是民主的或法西斯的——垂死痛苦的现阶段里,艺术家看到自己受到失去生存和继续工作的权利所威胁。他看到人与人的联系的通道,已被资本主义崩溃的瓦砾所淤塞。从而自然地,他转向斯大林主义的组织,并寻求摆脱自身孤立的可能性。但假如他要避免完全的消沉,他就不能够留在这些组织里,因为他没有可能在其中传递自己的讯息;亦因为这些组织以某些物质利益而要求换取堕落的奴性。他必须明白他的落脚站是其它地方,不是在那些叛卖人类及革命的道路的人之中、随之而能够在那些从而能够将革命完成、和给与人类天才的所有形式以最终自由表达的人之中。

  这份呼吁书是要寻求一个共同的基础,能够重新团聚所有革命的作家和艺术家,以他们的艺术更好地为革命服务,并且保卫艺术本身的自由,反对革命的篡夺者。我们相信,所有不同种类的美学的、哲学的、政治的倾向都能在此找到一个共同的基础。只要双方都毫不妥协地摈斥由约瑟夫·斯大林及其心腹加西亚·奥利佛(García Oliver)所代表的反动警察监督精神,则马克思主义者在这方面是可以与无政府主义者携手并进的。

  我们知道,今天,数以万计的孤立的思想家和艺术家正散布世界,他们的声音被那些训练有素的骗子的响亮的混声大合唱所淹没。数以百计的细小地方杂志正企图将年轻的力量集结在他们周围,寻求一条新路径,而不是去作附从。每一个进步的艺术倾向都被法西斯主义当成“堕落”来毁灭。每一项自由的创作都被斯大林主义者称为“法西斯”。独立的革命艺术现在必须集结它的力量来对反动的迫害发动斗争。它必须大声宣布自身存在的权利。这种力量的团结正是我们当前认为必需成立的独立的革命艺术国际联会(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Independent Revolutionary Art)的目标。

  我们并无意思去固执于我们在这份宣言中所提出来的每一项观念,我们认为它只是新方向的第一步。我们呼吁每一个艺术的保卫者和朋友,认识到这项呼吁的需要性,立即提出自己的意见。我们同时向所有准备参与建立国际联会的左翼出版人,提出同样的呼吁,并且策划这个联会的任务和它的行动方法。

  当一项初步的国际接触已通过报刊和通讯被建立起来,我们就会开始在一个适当的平面上组织地方性和全国性的会议。最后的一步将是一个世界大会的召集,将会正式地标志着国际联会的成立。

  我们的目标:

  艺术的独立——为了革命。

  革命——为了艺术的完全解放!

注1: 汪达尔人(Vandals),属日耳曼民族,公元四至五世纪进入高卢、西班牙、北非等地,并曾攻占罗马。他们的进侵对欧洲的文化做成极大的摧残。故Vandal这个词,亦具有“文化、艺术摧残者”的意思。 

注2: 特尔米多,这个词的意思是群众在革命中所取得的政治成果被篡夺。 

本文原发表于1938年秋季《党派评论》(Partisan Review),署名者迭戈·里维拉(Diego Rivera)是墨西哥著名画家,安德烈·布勒东(Andre Breton)是法国超现实主义运动的领导人、诗人和小说家。据布勒东说,这篇文章的观点是以他和里维拉及托洛茨基于1938年墨西哥一次讨论结果所写成的。

END

原文题目:André Breton and Leon Trotsky at the foot of the Popocatépetl volcano

原文链接:http://internationalviewpoint.org/spip.php?article5828

附文转载自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marxist.org-chinese-trotsky-reference193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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