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放任思想在经济学中的演变

巡夜人 著


在经济学中,“自由放任”的思想意味着让市场最大程度地发挥作用,把政府对市场的干预降低到最小。这一思想常常用一种形象的说法来表述,即“看不见的手”。

在理论史中,常常有这样的现象,就是形式上相同的某种论断在实质上是完全不同的。“自由放任”的思想在经济学中从产生到现在的300年间,有许多流派阐述过类似的观点,但是他们的立场和诉求,实际上是差异极大的。

最早提出“自由放任”思想的是法国重农学派。在重农学派看来,农业劳动是唯一“生产的”劳动,农业是唯一生产的产业部门,其余所有产业部门都只是改变物质形态,并不创造新的价值,只是参与分享农业创造的价值。因此,重农学派认为,对工商业的税收和干预是不必要的,有害的。因为,第一,由于农业才是真正的、唯一的生产部门,加在工商业上的税收,实际上最终是由农业部门支付的;第二,任何对工商业的干涉,导致其成本、费用的增加,都会使工商业产品价格增加,使农业部门支付更多的产品购买工商业产品。所以,重农学派最早提出了“自由放任”的政策,马克思指出,这与其独特的生产理论是密不可分的。[1]熊彼特也说,“十九世纪自由主义的全部理论武器实际上当然都可以追溯到他[指魁奈]那里。”[2]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专门有一章用来评价重农学派,指出在重农学派看来,“提高剩余产物的价值,鼓励剩余产物增加,从而鼓励国内土地改良和耕作的最有效的策略,就是给予所有这些商业国家的贸易最完全的自由。”[3]

重农学派的“自由放任”思想立足点在农业生产上。重农学派的神秘性质,它关于农业生产重要性超过工商业的思想,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变得不受欢迎。由于重农学派的封建外衣,即使在当时人们也很难理解重农学派的理论内涵。实际上,重农学派为经济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斯密的自由放任的思想正是来源于重农学派。亚当·斯密在写作《国富论》之前曾经游历过法国,在法国结识了重农学派的理论家。马克思指出,斯密深受重农学派的影响,甚至在他反对重农学派的时候也鲜明地表现出来。[4]斯密接受了重农学派的自由放任思想。[5]但是与重农学派不同的是,斯密批判了重农学派的“农业是唯一的生产部门”的观点,[6]做出了重大突破。“在农业、工场手工业、航海业、商业等等实在劳动的特殊形式轮流地被看作是财富的真正源泉之后,亚当·斯密宣布劳动一般,而且是它的社会的总体形式即作为分工的劳动,是物质财富或使用价值的唯一源泉。”[7]斯密指出“劳动是一切商品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8],完整地阐述了劳动价值论。

斯密“自由放任”的思想,是与他的劳动价值论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斯密认为,“劳动显然是唯一普遍的、精确的价值尺度,或是我们可以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用来比较不同商品价值的唯一标准。”[9]在斯密看来,工商业与农业一样都是生产的,“自由放任”的好处并不仅仅体现在农业生产中。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第四篇第2章讨论对外国输入货物的限制时,斯密做出了“看不见的手”的重要论断。在斯密看来,“采取高关税或者绝对禁止的方式,对从国外进口国内能够生产的商品进行限制,……享有这种国内市场垄断权的各种产业,往往受到极大鼓励,并且,毫无疑问,常常使社会较大部分的劳动和资本转到这些产业上来。但是,这样做能否增进社会总产业,并引导其朝着最有利的方向发展,也许并不十分明显。”[10]随后斯密对这一问题给出了否定性的回答。他论证到,“社会总产业决不会超过社会资本所能维持的限度。任何个人所能雇用的工人数必定和他的资本成某种比例[11],同样,一个社会的全体成员所能继续雇用的工人人数,也一定同那个社会的全部资本成某种比例,决不会超过这个比例。……每个人都在不断努力为自己所能支配的资本找到最有利的用途。当然,他所考虑的是自身的利益,而不是社会的利益。但是,他对自身利益的关注自然会,或者说,必然会使他青睐最有利于社会的用途。”[12]

斯密进一步解释为什么考虑自己的利益会产生最有利于社会的结果。

“第一,每个人都想把他的资本尽量投在离自己家乡较近的地方[13]。如果这样做能使他获得资本的正常利润,或者比正常利润稍低的利润的话,他就会因此而尽可能地维护国内的产业。……在利润均等或者几乎均等的情况下,每一个个人自然会运用他的资本来给国内产业提供最大的援助,使本国尽量多的居民获得收入和就业机会。”[14]

因此,在斯密看来,资本“最有利于社会的用途”的表现之一,是会提供最充分的就业和收入。

“第二,每一个把资本用在支持国内产业上的个人,必然会努力引导那种产业,尽可能使其产品具有最大的价值。工业生产是劳动对其对象或其加工的材料所施加的东西。劳动者利润的大小,同产品价值的大小成比例[15]。所以,仅以谋取利润为唯一目的而投资于产业的人,总会努力使他所投资的产业的产品具有最大价值,换言之,能交换最大数量的货币和其他商品。”[16]

因此,在斯密看来,资本“最有利于社会的用途”的表现之二,是会生产出最大价值,而因为斯密的劳动价值论,最大的价值也就是最多的劳动,也就是最充分的就业,这实质上是与他阐述的第一个表现相一致的。

在这两个论断的基础上,斯密得出了他的著名结论:“但每个社会的年收入总是与其产业的全部年产物的交换价值恰好相等,或者说,是一个同那种交换价值恰好等值的东西。[17]由于每一个个人都尽可能地用其资本来维护国内产业,并且努力经营,使其产品的价值达到最高程度,因此,他就必然尽力使社会的年收入尽量增大起来。的确,通常他既不打算促进公共利益,也不知道他自己是在什么程度上促进那种利益。他之所以宁愿投资支持国内产业而不支持国外产业,考虑的只是自己资本的安全;而他管理产业的目的在于使产品的价值能达到最大程度,所想到的也只是他自己的利益。在此种情况下,与在其他许多情况之下一样,有一只无形的手在引导着他去尽力达到一个他并不想要达到的目的。而并非出于本意的目的也不一定就对社会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我从来没有听说过,那些假装为公众利益而经营贸易的人做过多少好事。事实上,这种装模作样在商人中间并不普遍,用不着多费唇舌去劝阻他们。”[18]并进一步得出反对政府在生产和流通上干预市场的结论。

可见,斯密“自由放任”的思想虽然超越了重农学派,但是在分析问题的角度上是与重农学派一脉相承的,即社会产品、收入和价值的最大化。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斯密进一步把社会产品、收入和价值的最大化与充分就业联系在了一起。

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斯密关于资本经营的逻辑是相当混乱和幼稚的,与当今时代的经济现实相比较,也是相当陈旧的。斯密的论述中充斥着各种错误,这些错误使斯密的论证漏洞百出。事实上,资本的逐利性质与充分就业存在冲突[19],而利润最大化也不代表商品价值最大化[20],更不用说“资本投在尽可能接近他家乡的地方”了。斯密的论证整个说来是站不住脚的,但是我们也需要注意到,他的这些错误都与劳动价值论无关。相反,正是借助劳动价值论,斯密说明了为什么社会产品和价值的最大化意味着收入的最大化与充分就业,把个人的利益与公共的利益统一起来,“自由放任”的经济思想才完成了理论架构,“看不见的手”才真正具有了现实意义。

在斯密的时代,英国已经“利用国家权力,也就是利用集中的、有组织的社会暴力,”[21]基本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确立,已不再需要国家的保护和干预,因此英国经济学一改重商主义的传统,开始走上自由主义的道路。斯密的“自由放任”思想就是在这种大背景下形成的,因此这一思想带有那个时代的强烈的烙印。劳动价值论经过配第等人的发展,到斯密这里完善并成为了经济学的主流思想。但是斯密的劳动价值论仍不彻底,有许多矛盾之处,由李嘉图在古典政治经济学框架内给予了最大程度的、最彻底的阐述。但也从李嘉图时代开始,劳动价值论在经济学中的核心地位遭到动摇,古典政治经济学趋于没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逐步取代古典政治经济学。

马克思这样评价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庸俗经济学却只是在表面的联系内兜圈子,它为了对可以说是最粗浅的现象作出似是而非的解释,为了适应资产阶级的日常需要,一再反复咀嚼科学的经济学早就提供的材料。在其他方面,庸俗经济学则只限于把资产阶级生产当事人关于他们自己的最美好世界的陈腐而自负的看法加以系统化,赋予学究气味,并且宣布为永恒的真理。”[22]

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庸俗化在李嘉图时期就已经开始,一些人抓住李嘉图劳动价值论的内在矛盾,加以歪曲并整个否定劳动价值论。在否定劳动价值论的同时,继承了古典政治经济学为资本主义辩护的内容。在于1803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概论》中,萨伊认为,“生产给产品创造需求。”[23]商品所有者必然急于出售自己的商品,而货币所有者也必然急于购买商品,因此一种商品总是会很快转换成另一种商品,所以买和卖是平衡的,卖者会把自己的买者带到市场上来,“单单一种产品的生产,就给其他产品开辟了销路”[24]。面对经济危机的事实,萨伊的解释是,“正由于某些货物生产过少,别的货物才形成过剩。……在一种货物亏本的同时,必有别的货物赚到过度的利润。……如果对生产不加干涉,一种生产很少会超过其他生产,一种产品也很少会便宜到与其他产品价格不相称的程度。”[25]对此,马克思讽刺道,“让·巴·萨伊由于知道商品是产品,就断然否定危机。”[26]詹姆斯·穆勒发展了这种错误思想,在其1808年出版的著作中这样写道:“一切商品从来不会缺少买者。任何人拿出一种商品来卖,总是希望把它换回另一种商品,因此,单单由于他是卖者这个事实,他就是买者了。因此,……一切商品的买者和卖者必然保持平衡。”[27]由于否定劳动价值论,庸俗经济学从另一条道路主张“自由放任”,这条道路与斯密截然不同。斯密是从生产的角度主张“自由放任”的,他认为这会带来最充分的就业和最大化的收入,但他想也没想过供需总是平衡这种事情。庸俗经济学“自由放任”的主张则实际上沦为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辩护,否认经济危机的可能。

这种教条在庸俗经济学中经过马歇尔、庇古等人的发展和提炼,最终形成了“萨伊法则”。所谓“萨伊法则”,即遵照萨伊提出的基本思路,从货币市场和产品市场两个方面论证,在自由竞争的条件下,市场可以自动实现出清和充分就业。由于庸俗经济学的“萨伊法则”否定劳动价值论,所以这个结论完全回避生产,把问题转移到市场交易上去。这已经完全背离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传统。普遍认为萨伊是一般均衡理论的前驱者之一,因为一般均衡理论的方法及得出的基本结论与萨伊法则完全一致,即:在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上,最终能实现供给与需求的均衡,同时所有市场主体都实现了效用最大化,即帕累托最优,这就是所谓的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而若实现了帕累托最优,则必然同时实现了市场均衡,也就是存在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这就是所谓的福利经济学第二定理。均衡分析时刻围绕着的是生产和分配完成之后,市场参与者在交换过程中达成均衡。显而易见,这种排除了生产过程的均衡与亚当·斯密的理论是根本不同的。

当代主流经济学的均衡分析,实质上就是证明在任何要素或产品的初始禀赋条件下(也就是在产品不论以何种方式分配结束后),需求方提供的各种产品数量与供给方提供的各种产品数量完全一致。这与詹姆斯·穆勒的结论又是完全一致的。

可见,当代主流经济学的“自由放任”思想的源头是萨伊,这也是那种均衡思想被称为“萨伊法则”而不是“斯密法则”的原因。这种“自由放任”的思想与斯密、与整个古典经济学派毫无共同之处。由于屏弃了劳动价值论,一般均衡与“自由放任”的思想从根本上失去了全部合理性。当代主流经济学通过各种方式,把自由放任、一般均衡、效用最大化(取代斯密的最大收入)给杂糅在了一起,形成了一种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的辩护理论,这种理论即使在主流经济学内也不能被所有人接受。正如凯恩斯所说,“古典学派[28]把故事中的经济当作现实世界,把由前者中所得到的结论应用于后者。古典学派错误的原因可能即在于此。”[29]这显然不是亚当·斯密的传统。

 


注释:

[1]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2004,26页。

[2] 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一册,商务印书馆,2001,360页。

[3] 斯密,《国富论》,华夏出版社,2005,第4篇第9章,483页。

[4]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2004年,46页。

[5] “尽管这个学说有许多缺陷,但在以政治经济学为主题所发表的许多学说中,这个学说也许最接近真理。因此这个学说非常值得所有愿细心研究这个极重要的科学原理的人去留意。尽管这个学说认为投入土地的劳动是唯一的生产性劳动未免偏颇,但这个学说认为,国家财富不是由不可消费的货币财富构成的,而是由社会劳动每年所再生产的可消费的货物构成的,并认为完全自由是使这种每年再生产尽可能最大增长的唯一有效方法。这种论点无论从哪方面来说似乎都是公正的。”斯密,《国富论》,华夏出版社,2005,第4篇第9章,488页。

[6] “这种学说的主要错误似乎在于,把工匠、制造商和商人完全看做是全非生产性的阶层。”斯密,《国富论》,华夏出版社,2005,第4篇第9章,486页。

[7]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1998,453页。

[8] 斯密,《国富论》,华夏出版社,2005,第1篇第5章,24页。

[9] 斯密,《国富论》,华夏出版社,2005,第1篇第5章,29页。

[10] 斯密,《国富论》,华夏出版社,2005,第4篇第2章,325页。

[11] 这个观点无疑是错误的。

[12] 斯密,《国富论》,华夏出版社,2005,第4篇第2章,325-326页。

[13] 这个观点无疑也是错误的。

[14] 斯密,《国富论》,华夏出版社,2005,第4篇第2章,326-327页。

[15] 这个观点还是错误的。

[16] 斯密,《国富论》,华夏出版社,2005,第4篇第2章,327页。

[17] 这个观点又是错误的。

[18] 斯密,《国富论》,华夏出版社,2005,第4篇第2章,327页。

[19] 资本有机构成的不断提高,使就业的增长没有资本积累增长得快。

[20] 利润最大化在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之处实现,而不是产能全部实现。

[21] 马克思,《资本论》,2004,第一卷,861页。

[22] 马克思,《资本论》,2004,第一卷,99页。

[23] 萨伊,《政治经济学概论》,商务印书馆,1963,142页。

[24] 萨伊,《政治经济学概论》,商务印书馆,1963,144页。

[25] 萨伊,《政治经济学概论》,商务印书馆,1963,145页。

[26] 马克思,《资本论》,2004,第一卷,136页。

[27] 詹·穆勒,《为商业辩护》,转引自《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1998,491页。

[28] 凯恩斯所说的“古典学派”与马克思所说的“古典学派”不一致。

[29] 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商务印书馆,1999,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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