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审判是如何被揭穿的? 四十年后对杜威委员会的回忆

乔治·诺瓦克 著

田七 译

 

杜威调查委员会现场

 

自斯大林发动针对老布尔什维克的莫斯科审判,以及由美国教育家与哲学家约翰·杜威所领导的调查委员会前往墨西哥听取托洛茨基的证词,至今已逾40年。当时是1937年4月。

自那时起,如今的世界政治格局在许多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其中一个引人注目的变化是拉美自由主义和激进知识分子对苏联及其政权的态度变化。对莫斯科审判的反感催生了这种变化。

在当时,绝大多数拥有进步思想的人士对十月革命后的土地以及五年计划——与美国资本主义在1929年大萧条的瘫痪情形相比,苏联的经济与社会进步值得称道——持同情的态度。即使是那些被罗斯福新政的许诺所蛊惑的人,也期待莫斯科能成为抑制法西斯扩张和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盟友。1933年,华盛顿终于承认了苏联的合法性,随后又承认了共产党的合法性。后者在一开始把罗斯福定性为“法西斯分子”,之后以保卫民主的人民阵线的名义支持罗斯福政府。

这一和睦共处的局面被三场精心策划的大审判所激起的恐慌打破,这些审判牵涉到俄国革命的和苏联健在的重要领导人。这些被告都低声下气地“供认了”据称是由大反派托洛茨基指使的令人发指的罪行。这些审判即1936年8月举行的“十六人审判”,1937年1月举行的“十七人审判”和其后的在1938年3月举行的“二十一人审判”[1]。在第二场审判后,红军的现任元帅图哈切夫斯基和许多高级将领被指控为叛徒并遭枪决。

第一场欺骗性的自我控诉的审判是在希特勒占领了莱茵兰地区、安德烈·莱昂·布鲁姆所领导的法国人民阵线政府上台以及佛朗哥的法西斯集团在西班牙崛起的情形下展开的。斯大林希望这些引人注目的事态发展可以转移人们对受害者命运的关注,并扼杀对肃反运动的质疑。

但是,这些审判的策划者并不能令人信服地解释列宁的两名最亲密的助手列夫·加米涅夫与格雷戈里·季诺维也夫作了屈辱的“供认”并被迅速处决的事件。托洛茨基是所有这些伪造的审判的主要目标,当时他正居住在挪威;他被控策划谋杀斯大林,并犯下其他令人发指的罪行。作为被告中唯一有机会说出真相的人,他立即声明莫斯科的虚伪的审判是“人类政治史上最令人震惊的造假之一”。

国外的舆论在很大程度上也是雾里看花,它们很难理解这件事的影响,也很难理解三十多年后中国顶层领导人剧烈变动的意义。它很难解释在这些事件背后究竟发生了什么,更难回答由此提出的各种问题。每一个社会主义者、每一个忠于十月革命与苏联的人,都必须决定:自己对于这些审判应该采取什么立场。谁是真正的罪人?难道说,除了斯大林之外,活到现在的列宁时期的政治局委员统统都是叛徒,全都犯下滔天罪行?还是说,斯大林一手炮制了这些可怕的冤案?

这些事件很快在美国托洛茨基主义者中激荡起义愤,并且由于我在他们的保卫工作中扮演的角色,我处在这种氛围的中心。1934年,当托洛茨基隐姓埋名生活在法国,且深受法西斯分子和斯大林派走狗骚扰时,想委托我们帮他找到一个更安全的流亡居住地。通过我的奔走联系,一个由社会知名的知识分子所组成的特别委员会成立了,目的是替托洛茨基向华府争取一份签证。我们向罗斯福的诉求被否决了,而当新当选的挪威工党政府在在1935年批准托洛茨基入境后,我们也就停下了这些工作。

“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案的审判猛地冲击了这些社会民主党领导人的态度,他们受挪威船运公司和克里姆林宫的摆布,软禁了托洛茨基和他的伴侣娜塔利娅。当斯大林派的造谣机器对托洛茨基大肆诽谤时,这位莫斯科审判的主要被告人却被迫保持缄默,无法在公开场合对这些诽谤作回应。1936年8月15日,托洛茨基得以在媒体上发表第一份声明,他呼吁由劳工和社会主义组织组建一个公正的国际性委员会来调查莫斯科审判的各项指控。“我坚信委员会的报告会充分揭露这些指控的虚伪……在这一问题上,我无须惧怕亦无须遮掩。对我来说,我唯一关心的就是发现事件的真相。”没有一个主要的工人组织有胆量冒着触怒莫斯科当局的风险去接受托洛茨基的提议。

莫斯科审判时的季诺维也夫

在纽约,我们着手重启此前的特别委员会,将其改造为美国保卫托洛茨基委员会。我们在东十七街22号开设了办公室,其成员包括菲利克斯·莫洛、马丁·阿本、珀尔·克卢格,我担任委员会的全国书记。委员会有两个目标:一是将托洛茨基夫妇从软禁中解救出来,并为他们寻求庇护所;二是推动成立一个国际性的调查委员会。

委员会争取到美国社会许多知名人士的支持。其中最有名的当属人类学家弗朗茨·博厄斯和亚历山大·戈登维泽;哲学家约翰·杜威、霍勒斯·卡伦、莫里斯·科恩和悉尼·胡克;剧作家悉尼·霍华德;约瑟夫·伍德·克鲁奇;哥伦比亚教育家威廉.基尔帕特里克;意大利反法西斯主义学者加塔诺·萨尔韦米尼;诺曼·托马斯;莱昂内尔·特里林;埃德蒙·威尔逊;画家约翰·斯隆;诗人威廉·埃勒里·伦纳德;以及马克斯·伊斯特曼。

关于莫斯科审判的争论像尖刀一样把知识分子的圈子切割成对立的两方,并没有给中立者留下多少回旋的余地。当时,斯大林派在工会、知识分子群体以及艺术家圈子中的影响力如日中天。要抵抗斯大林追随者所施加的压力,并站出来支持托洛茨基的辩护权利是需要一定程度的毅力的。

我记得在一个出版商举办的向亚瑟·亨利——他是一位受人尊敬的社会主义漫画家——致敬的聚会上,一群典型的纽约左派文人到场纪念他的作品。在这场聚会的沙龙上托洛茨基的支持者和反对者之间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小说家詹姆斯·托·法雷尔刚和斯大林派公开决裂,他在沙龙上情绪激动地拉住在场的人,要求他们立即答复是否支持为这位流亡的革命者寻求政治庇护,并为托洛茨基争取机会答复莫斯科的指控。而如果人们支持这么做,他希望他们可以在委员会的行动宣言上签字。在詹姆斯的日记中,他写道当资深的自由主义者马克斯·勒纳拒绝签字时,他与勒纳争执起来,并“让乔治·诺瓦克去批评勒纳。”

玛丽·麦卡锡在她的回忆录(《完全相反》,第95页)中提到法雷尔是如何接触她的:“我闷闷不乐地站在点心桌旁,这时我突然被问及是否认为托洛茨基有权出席听证会?这是我的一个小说家朋友,他有着一副酒窝,头发蓬松,态度认真。在他身后站着一大群人,就像是一个代表团。”当玛丽站在民主主义的立场上表示认同法雷尔的观点后,斯大林派以及他们的同路人威胁她,要求她从委员会中除名,并与“托洛茨基主义”隔绝关系。她坚定地拒绝了。这次经历对她(和其他同样遭遇的人)而言,是迈向结束对斯大林主义本质的政治无罪的第一步。

我们并不能为托洛茨基争取到美国、古巴或是其他拉丁美洲国家的签证。幸运的是,我们的一位委员会成员作家安妮塔·布里诺,当时她住在墨西哥,她告诉壁画家迭戈·里维拉关于托洛茨基的困境。里维拉前往米却肯州找到墨西哥总统拉萨罗·卡德纳斯。在克服了来自对斯大林派亲善的某些高级官员的阻碍后,在12月中旬我们得悉墨西哥政府欢迎托洛茨基夫妇前往当地。

马克斯·沙赫德曼和我激动地通过电话把这一喜讯传送到奥斯陆,几天后看守把托洛茨基和娜塔利娅赶到一艘驶往墨西哥的油轮上。他不确定在这第二次前往新世界(第一次是他在1917年二月革命爆发前的一个月前往美国)的航程的尽头,会是什么际遇在等待着他。他担心这是一个圈套。待上岸后,他告诉我当船上的无线电通讯员通知他的两位朋友即沙特赫曼和我已经离开纽约去墨西哥迎接他的到来,他终于感受到了安全感。

弗里达·卡罗与托洛茨基夫妇

通过里韦拉的牵线,墨西哥交通部长穆希卡将军将有专门的卫兵护送的总统专列交给我们党乘坐。在里韦拉的伴侣画家弗里达·卡罗的陪同下,我们兴高采烈地从墨西哥城出发前往坦皮科港迎接托洛茨基夫妇的到来。对于这对革命家夫妇而言,相比于美国政府的冷遇,墨西哥政府如此隆重的接待礼仪令他们感到非常诧异。我们很少体验到如此隆重的接待。前不久还在风雪交加的挪威感受着拘留所的粗暴对待,而如今竟能在亚热带气候的墨西哥感受到如此温暖的接待,托洛茨基一时之间还缓不过劲来。

第二天一早,随着总统专列在山峦和高原之间疾驰前进时,我们向托洛茨基讲述了世界政治的最新动态、莫斯科审判的社会舆论以及(反审判)调查委员会的工作。托洛茨基并不认识调查委员会的大多数成员,所以他让我们详细描述信上列出的每个人。他被约翰·杜威的挺身而出所感动,还问苏珊·拉福莱特是否和威斯康辛州参议员有关系。罗伯特·拉福莱特的名声他早有耳闻. (苏珊是罗伯特的外甥女)。托洛茨基催促我们把调查委员会的组建放在工作的第一位。

在杜威委员会调查期间,托洛茨基向他的律师阿尔伯特·戈德曼咨询,在托洛斯基左边的是其妻子娜塔利娅

当我们仍在墨西哥陪伴着托洛茨基时,第二场莫斯科审判——这次是针对卡尔·拉狄克和格奥尔基·皮达可夫——开始了。当报道传来皮达可夫称自己曾飞往奥斯陆与托洛茨基会晤的证词后,托洛茨基立即要求莫斯科延期结束诉讼程序,直到他所提供的能够推翻这一虚假供述的文件证据能被核实清楚。这一请求当然未被理睬,皮达可夫与大多数被告都被枪决了。除了自身罪名或清白的问题以外,托洛茨基还强调说,为了让全体的老一辈革命分子被刽子手们消灭殆尽,苏联计划委员会必须让证词获得足够的权威。

托洛茨基的忧虑完全合情合理。后来披露的事实表明在1936至1938年的大肃反中,数以千计的老布尔什维克被非法拘禁及杀害,数百万苏联公民被遣送到劳改营长达数年时间。安德烈·萨哈罗夫估计有超过120万名党员被拘捕,而由斯大林本人下令处决的人员则至少有7千到8千人。(参看《大恐怖时期:斯大林三十年代的大清洗运动》[纽约:科利尔出版社,1973],罗伯特·康奎斯特撰。该书详细记载了30年代苏联的大清洗)

我们匆忙返回到曼哈顿,在那里调查委员会筹办了一个大型集会,以便托洛茨基有机会发言。自打托洛茨基在1917年离开美国前往彼得格勒后,这是他第一次面向美国听众演讲。在1937年2月9日晚,大约6600名市民齐聚纽约竞技场剧院聆听托洛茨基的电话演讲。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我参加了数百场辩护性的集会,但这一场是最能打动人心的。观众们把身子尽量往前靠,生怕漏掉这位被斯大林派恶毒污蔑的人所讲的每一个字。从扩音器中发出的声音虽不算洪亮,但托洛茨基成功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听众们都肃静听他讲话。然而扩音器接连几次发生故障,最后再也不能发出声音了。[2]

“我赌我的生命!”

尽管这事令人沮丧,但直到午夜来临,仍有大多数听众留下来听沙赫特曼朗读演讲的纸质稿。为了出版发行,这份演讲文稿已提前从墨西哥邮寄过来。在演讲稿中,托洛茨基声明:“如果该委员会判定我在斯大林给我捏造的所有罪行中有哪怕丝毫的罪责,我发誓我将自愿把自己交由格别乌的刽子手们处置……但若委员会的调查结果──你们听得见我的话吗?──证实莫斯科审判不过是处心积虑的、由人类的森森白骨和惨烈痛楚所垒砌起的诬陷,我并不会要求诬陷我的人也自愿地受刑。不,我不会,因为那将被千秋万代人们铭刻在心的无尽耻辱已经够他们承受的了!克里姆林皇宫里头的原告们可以听到我说的话吗?我直截了当地向他们发出这个挑战,我静候他们的答复!”这一演讲,以《我赌我的生命》为题收录在《托洛茨基演讲录》 (纽约,探路者出版社,1972年版)当中。

《我赌我的生命!》

在聆听完这份挑战书后,听众们纷纷赞成去呼吁组建一个公正的调查委员会。托洛茨基把他的名誉和生命都托付给了这样一个委员会。

在接下来的一个月,先锋出版社以《保卫苏联》为题出版了托洛茨基的一系列文章选集,来展示他对这个关键问题的真实看法,并反驳那些恶意歪曲事实的人。他们宣称托洛茨基这位十月起义的缔造者与红军的统帅和德国纳粹及日本总参谋部密谋推翻苏维埃体制,并在苏联境内扶植一个法西斯政权。这本小册子对于支持托洛茨基在听证会中所提供的证据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二月到三月之间,美国保卫托洛茨基委员会尝试与法国、英国和捷克斯洛伐克的保卫托洛茨基委员会整合在一起。记者赫伯特·索洛和西德尼·胡克教授在这件事上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我们为委员会起草了一份计划范本,并印制了25000份以便在一个广泛性的支持运动中散发。我们开始游说逾30位适合发挥作用的社会知名人士加入委员会的工作。

《新自由人杂志》的前任编辑苏珊·拉福莱特,答应担任委员会的秘书。她真是一个很合适的人选,因为她全身心地以一丝不苟的态度投入到工作当中。无可否认的是,正是由于杜威捍卫公民自由和工会活动的良好声誉,和他对“苏联社会主义探索”出了名的友好,他成为了委员会主席的最佳人选。我们还邀请两位卓越的自由主义历史学家——卡尔·贝克尔和查尔斯·比尔德加入,但他们都拒绝了。比尔德说:“若未经听取诉讼双方的证词,任何调查委员会都不可能做出公正的判决,而俄国政府是不可能允许在当地展开调查的。”

他这带有不可知论色彩的观点被一些自由主义媒体更无耻地引用,其中最突出的当属《国家杂志》和《新共和杂志》,它力图不跟这整件事情扯上任何关系。尽管《新共和杂志》的编辑们对莫斯科审判的某些方面表示怀疑,他们仍觉得托洛茨基所要求的调查“是难以进行的,即使顺利进行也不会有多大意义”(1937年2月3日)。两周后,他们声称莫斯科审判的真相是不可能被查明的,而对被莫斯科审判定罪的人是否无辜的疑虑正把美国自由主义者群体的注意力从一些远为重要的问题上——例如西班牙内战和美国劳工组织——转移开来。

就在扩充委员会的工作取得进展之时,斯大林派广施威胁与造谣之手段以图破坏调查委员会的组建,并进而污蔑它的声誉。3月,88名斯大林派信徒(或受蛊惑者)在《工人日报》上发表了一封“给美国自由主义者的公开信”,实际上要求托洛茨基保持缄默,并拒绝任何形式的调查,因为开展调查等同于“支持法西斯力量”。这封公开信的落款人有海伍德·布鲁恩、马尔科姆·考利、西奥多·德莱塞、莉莲·海尔曼、科利斯·拉蒙特、多萝西·帕克、保罗·斯威齐和纳撒尼尔·韦斯特。其中有几位在不久之后对此事表示懊悔。

委员会成员经受了污名谩骂、人身纠缠和午夜电话骚扰。有代表团还登门拜访某些成员,告知后者如若继续坚持现有立场,就有可能失去他们的朋友或工作。某些成员还受到贿赂,例如可以正式访问苏联,或是能够确保他们的著作有很好的销路。

在《国家杂志》编辑弗里达·柯奇韦的领头下,有十位支持者退缩了。柯奇韦提出了一些对莫斯科审判真实性的胆怯的质疑,故而被《新群众》指责为“托洛茨基主义者的喉舌”,之后提出了辞呈。其中一位退出的人私底下坦承他是因不胜恐惧而退出的,但他仍愿意秘密为调查委员会服务。但大多数委员会成员仍是立场坚定,并且我们仍在吸收新成员。我仿照约翰·里德那本著名的1917十月日子的报道,以《震撼委员会的十日》(”Ten Days that Shook the Committee“)为题向托洛茨基报告了这些插曲。

早在1937年,第三场莫斯科审判已开始策划,尽管它要到1938年3月才正式进行。这场审判是为了将托洛茨基和尼古拉·布哈林(《真理报》的前任编辑和共产国际在1926至1929年的正式领导人)以及阿列克谢·李可夫(他继任列宁的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职位)联系在一起。委员会向苏联政府申请允许我们派出一位观察员,并在审判日到来之前通知我们。这些申请都被驳回了,尽管莫斯科自己挑选并邀请了一些态度顺从的外国客人观看审判。

由于远在科约阿坎而局促不安,并因委员会组建进程的迟延而深感困恼的托洛茨基认为我们在纽约的工作跟不上事态的进展,并且没有充分领会到反审判工作的迫切需要。在3月15日,他发信给拉福莱特,急切要求立即成立委员会或至少组建出它的核心部分。他提醒我们不要等到理想的人选都找齐了才开始,他担心如果委员会的成立继续延迟,斯大林派会趁虚而入,成立他们自己的组织来为莫斯科审判洗白,就像他们之前想在墨西哥所做的那样。

委员会必须争分夺秒,托洛茨基写道:“下一步行动可以包括委派一个由三、五个成员组成的预备委员会前往墨西哥(唉,可惜我此刻不能去纽约),目的是听取我对案件的辩解,并确定我所提供的事实和论据是否足够立即开始正式的调查工作。如果杜威先生由于身体原因和他自己的工作而不能亲自参与预计长达数月的调查,那么更重要的事情是确保他能够加入预备委员会。”

在这一动员下,委员会的领导班子召开了紧急会议,投票同意立即派遣一个分委员会前往墨西哥。这一行动的顺利进行得益艾尔伯特·德·西尔弗的遗孀玛格丽特·德·西尔弗的协助。她是美国民权同盟的创立者之一,她当场就资助了5000元来支付此行的开销。

就在西德尼·胡克探听了杜威对这项提议的反应后,詹姆斯·帕·坎农和我去到这位哲学家的公寓拜访他,并详尽地解释了他应该接受这个提议的各项理由。尽管杜威已有78岁高龄,并正在开展他至关重要的关于逻辑的课题,同时他的家人也反对他前往墨西哥,但杜威依然答应了我们的提议。斯大林派的破坏行动仅仅坚定了他的决心。

当时他在信中写道:“我们当中谁若相信这一调查委员会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可行方案,那么他就必须亲自承担组建调查委员会的责任。正如你能百分百地确信,我一点都不认同托洛茨基先生的政治观点。但利害攸关的并非托洛茨基先生的政治观点,而是民主权利的基本原则。不幸的是,自由主义和劳工运动在这一问题上存在着分歧。这种分歧是不可能依靠保持沉默来解决的,因为这样做是很愚蠢的。要想消除这种分歧,只能依靠由一群无法被苏联政府定性为敌人而被施加诽谤的人所组成的委员会来开展彻底的调查。”

就在杜威代表团出发的前一天,我代表委员会宣布:苏联政府通过它在华盛顿的大使,受邀派遣代表参加听证会,并充分享有质证的权利。同时美国共产党也受到了类似的邀请,它“支持苏联官方对莫斯科审判的定性”。不消说他们这些人都没有利用这个机会来当面与托洛茨基对质。

4月2日阳光明媚,我们一行6人从纽约出发:杜威、其他两位委员会成员、苏珊·拉福莱特和劳工记者本·斯托尔伯格;秘书助理珀尔·克鲁格;詹姆斯·托·法雷尔和我。我曾把法雷尔举荐给委员会,但斯托尔伯格以一些微不足道的原因拒绝了。尽管如此,出于对这次行程的强烈兴趣法雷尔还是和我们一道,他认为这是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行动。

在一篇题为《杜威在墨西哥》——刊印在《约翰·杜威:追求科学与自由的哲学家》(纽约:戴尔,1950),一本在杜威90岁寿辰呈献给他的专题论文集——的文章中,法雷尔生动地叙述了此行的经历。他提到在火车上,杜威“进行了相当多的研读(为听证会做准备)……在不需要别人帮忙的情况下,他以一己之力完成所有事情……在饭桌上他总是十分整洁。他是一位非常精明的人,也是一位非常有智慧的人。他能够冷静而低调地领会到事情的要点。他不会被演讲或恶作剧牵着鼻子走……他缓慢而诚恳地以平白的语言表达自己的观点。但在他这么做时,你会发现他总能指出正中要害的观点……杜威为人非常谦逊……杜威非常有骨气。”

我也被他的社交能力所折服,并和他进行了几次关于当代哲学思想的讨论。当他了解我在哈佛大学读书时是怀特黑德[3]的学生和门徒的时候,他给了一篇自己新近发表的关于后者观点的论文,并说尽管很钦佩怀特黑德的绅士风度和博学,但他却很少借鉴怀特黑德的形而上学体系。

杜威很喜欢我在他身边(他在给他未婚妻的信中提到我“非常友好”),但其他两位旅伴就显得不太自然了。斯大林派的刊物威胁说分委员会永远也不可能成功抵达墨西哥城,而他俩担心列车有可能在半道上脱轨。尽管这一可能性似乎并未打搅到杜威,但这两位同事却十分局促不安。他们借口称和托洛茨基主义者过分亲近有可能损害到委员会的独立性和公正性。众所周知,自从我担任书记的保托委员会促成了调查委员会的形成,并将之广为传播,这种忧虑就被严重夸大了。

当斯托尔伯格和苏珊·拉福莱特在科约阿坎和托洛茨基会面时,他俩坚持要求我不应该参与到调查委员会的筹备工作中。托洛茨基邀请我进屋商量诸如此类和听证会有关的复杂事宜。托洛茨基解释说为了让委员会的工作能够顺利展开,对持异见的成员作出让步并缓和冲突是必要的。我不需要任何说服就同意了这项措施。因此,委员会的所有事宜都是由委员会中的非托洛茨基主义者的代表安排,而且他们的表现都很出色。其中包括:赫伯特·索洛、约翰·麦克唐纳、查尔斯和阿德莱德·沃克。

这件事刚得到解决,托洛茨基就给我看了他正在起草的面向委员会的总结发言,并且询问我的修改意见。我建议在几个小点上进行补充,并被他加到了定稿当中。这是他团结同志和同事反对第三方批评的方式。我从这件事上学到了有益于指导我未来工作的经验。

障碍重重的听证室

听证会在4月10日早上于伦敦大街的托洛茨基家中(里维拉夫妇把房子翻新好并提供给托洛茨基一家)开始。听证会在一个矩形房间内举行,房间内铺好了水泥砖和沙袋以确保没有暗杀者能够透过法式窗户向里枪击。托洛茨基坐在墙边的椅子上,身旁是他的两位秘书:让•范•埃热努尔和简·弗兰克尔;娜塔利娅坐在他的左手边。分委员会在房间内的一侧布置了一张桌子。除了此前提到的成员,分委员会还增加了三位从纽约来的新成员:奥托·吕勒,德意志帝国国会的前议员和卡尔·李卜克内西的朋友;卡尔顿·比尔斯,拉丁美洲事务方面的作家,他提问了一些危及到托洛茨基在墨西哥的人身安全的问题,还拒绝和其他委员会成员合作,最终在听证会工作开展到中途时就退出了委员会;托洛茨基的法律顾问,来自芝加哥的艾尔伯特·戈德曼;委员会的法律顾问约翰·芬纳蒂,他坐在托洛茨基对面。芬纳蒂曾担任汤姆·穆尼、埃蒙·德·瓦勒拉、萨科和范赛蒂甚至厄尔·白劳德的辩护律师。我和新闻记者和其他访客一起坐在长长的房间的另一头,并注视着托洛茨基回答问题。

杜威在他的介绍信发言中提出了一个观点:“我们在这里举行听证会这一简单的事实表明,在这一具有历史性意义的问题上,世人的良知还得不到伸张。世人的良知要求:在托洛茨基先生拥有充分的机会拿出他掌握的任何证据,来答复那些在他并未能出席也并未能派代表出席的听证会上所作的针对他的指控之前,他不能被最终定罪。在定罪前行使听证的权利,在每一个文明国家都属于基本权利。我们现在重申这一权利并不荒谬,因为有人正试图阻止托洛茨基先生行使听证的权利,并且现在也有人试图诋毁本调查委员会的工作。”

发言的最后他以自己的名义总结道:“我把毕生精力都奉献给教育事业,因为我认为教育事业是为了社会利益而进行的公众启蒙。如果我最终履行了我如今这个主席职位的重大责任,那是因为我意识到如果我不这么做,那将是对我毕生事业的背叛。”

在简短的答复中,托洛茨基为他生疏的英语口语致歉,他说;“(英语口语)是他当下所处境况里最糟糕的一点。而在除此之外的任何问题上,我都不会请求哪怕是最轻微的宽容。我不要求对我的说法的任何先验的肯定。调查委员会的任务是从头到尾查核所有事件。我的职责仅仅在于协助委员会的调查工作。我会尽我所能在世人面前忠实地履行我的职责。”

杜威暗暗发现“托洛茨基的英文比我们预料的要说得好。”在长达一周时间内,他能够用一门生疏的口语回答所有直接针对他的涉及众多事件和话题的提问,这种智力上的绝技确实令人拍案叫绝。

在第八场听证会的中途,在阐述了他革命生涯所经历的相交替的反动与革命后,托洛茨基总结道:“我有耐心,3次革命把我锤炼成一个有耐心的人。对于革命者而言,耐心是必不可少的。说革命者不能够耐住性子是不对的。冒险主义者是没有耐心的人,但革命者不是。”

听众们对他的发音感到困惑,因为托洛茨基把”patient”说成”passion”,还把”patience”读成”passions,”,这两个词用得都很别扭。这时,翻译员提醒道:“你是指‘patience’吗?”

“是的。” 托洛茨基回答,“一位革命者同样需要掌握英语,而只要有耐心(patience),我会去学好英语的。”这句俏皮话激起了一阵欢笑,这在气氛凝重的审问中是难得一见的。

这些听证会从4月10日开到4月17日,共举办了十三场。听证会由来自芝加哥的阿尔伯特·格洛策尔同志作了专业的完整笔录,并被刊登在《列夫·托洛茨基案》中(纽约:梅里特,1968)。这使得这篇周年回忆文字避免了追溯它涉及的内容。

“最后,没有一个问题未被回答,没有一个重要的争议焦点未被澄清,没有一个重大的历史事实未被阐明。”伊萨克·多伊彻在他的著作《流亡的先知》中写道:“大部分生涯都在科学辩论中度过的杜威始终是托洛茨基世界观的反对者,但13年后,当他回首往事时却热情赞美说:‘托洛茨基以其卓越的智力组织了大量的证据和论据,揭示了摆在我们面前的与案件有关的每一事实的意义’。托洛茨基严谨的逻辑足以补偿他那笨拙的语句,他思想的清晰穿透了他所有的语言错误。为了驱散其话题的沉闷,他甚至还常开开玩笑。但首先是他正义的事业使他能够克服一切外在的局限和压制。他矗立在那儿,就像真理本身,不加任何渲染,不加任何遮掩,手无寸铁,毫不设防,但依然高大宏伟、不可战胜。”[4]

在4月15日的听证会进行时,我以类似的表述方式向纽约报告进展:“在今天下午1点45分,可以说我们的保卫工作可以告一段落了。之所以说‘告一段落’,是因为在莫斯科审判的原告被送上被告席,并受到历史的裁决的必要惩罚前之前,莫斯科审判案都不会真正宣告结束。”远在戈德曼询问老头子最后一个问题之前,托洛茨基已令房间里能够被说服的人都确信到所有针对他的指控都是绝对站不住脚的。不幸的是,只有不到50人出席听证会,而我能够肯定媒体对此事的报道会是多么零碎和肤浅。但完整的听证会报告回答了几乎所有疑问,揭露了这些虚伪的审判的所有阴暗面。托洛茨基提供的大量证据(甚至否定一些事实——即他并未在巴黎和罗姆会晤,而皮达可夫也并未在挪威与托洛茨基见面的积极证据),他对案件的辩解的一致性得到了数以千计的文件的证实,他十足的诚意和逻辑说服力彻底打动了委员们——只有一个例外。

他生命中最伟大的一天

昨天,在听证会就恐怖主义与保卫苏联盘问托洛茨基时,他发挥出了最佳状态。在讯问结束时,约翰·杜威认为这是他一生中最伟大的一天。斯托尔伯格则说,在一群中学校长里是出不了克伦威尔的。即使是委员会顾问即那位爱尔兰共和国老革命(芬纳蒂),在听到托洛茨基的如下声明后也表示满意:作为一位马克思主义者,托洛茨基不是基于道德立场,而是由于它的政治无效而反对个人恐怖主义。而当托洛茨基进一步提到在一些国家,对群众的政治压迫非常残忍,以致对抗统治集团的个人恐怖主义被视为是合乎道德时,芬纳蒂感到很高兴。因为这样爱尔兰革命的声誉就没有被玷污。”

托洛茨基以如下文字结束了他那雄辩的总结发言:“尊敬的委员们!我的生活经历中既不乏成功,也不乏失败,这不仅没有毁掉我对光辉灿烂的人类未来的信念,反而使它更强烈了。这是对理性、真理、人类和谐的信念,我在18岁时就抱着这一信念进入了俄国外省的尼古拉耶夫市的工人区。此后我一直完全、彻底地坚持这种信念。它更加成熟了,而热情却并没有消退。面对在座诸位委员会成员——特别是主席杜威先生,他是一位拥有坚定不移的高尚道德准则的人,一位本来可因他的高龄而有权利回避政治竞技场上的这些冲突——从这点出发,我看到了崭新而十分伟大的革命乐观主义的支持,它组成了我生命中最基本的要素。”

杜威

“我说什么也只能是破坏气氛。”主席约翰·杜威回应道,随后他宣告听证会的结束。他不仅深深地被托洛茨基的话语打动,而且还被这番情景所感动——在整个漫长的听证会中,娜塔利娅就静静地坐在托洛茨基身旁。她和托洛茨基经历了那么多的胜利和可怕的悲剧。其后杜威撰写了几篇通讯,他说这些听证会是“我生命中最棒的智慧体验!”

在这场斯大林主义与托洛茨基主义的生死搏斗的紧急场合中,自由主义和革命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之间发生了奇妙的偶遇。在墨西哥,杜威注意到托洛茨基在长达8天的发言中都没有说半点愚蠢的话。但两人都没能成功地动摇对方的立场。虽然杜威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教育,但他却全盘拒绝,并更积极地支持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尽管两人都关心揭露莫斯科审判的真相,但在实用主义的改革家和辩证唯物主义者之间并没有关于政治和哲学基本问题的思想碰撞。

托洛茨基在听证会上投入了他全部的智慧和精力,因此当听证会结束后,他整个人都感到虚脱。我目睹了他的工作压力。在一次听证会开始前的早晨,被他的一位秘书伯纳德·伍尔夫的工作疏忽所激怒,托洛茨基大步穿过庭院,用猛力把落地双扇玻璃门甩上,一块窗玻璃还被震碎了。这种情绪失控对托洛茨基而言是很不常见的。他通常是沉着冷静,即使手头上有一大堆工作要处理,他也很镇定自若。

在听证会的紧张气氛缓解后,出席听证会的美国人和托洛茨基夫妇去山上聚餐。这是一次愉快而轻松的经历。老头子和索洛争论他对美国运动的不同看法,并且和法雷尔一起讨论当代美国文学。在听到一位高大的墨西哥年轻警卫哼起《格兰德牧场》——在从坦皮科开出的火车上,托洛茨基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我们则对唱起我们自己的劳工歌曲。

*   *   *

在其后的八个月时间里,全体委员会成员都在高度紧张的压力下工作:收集证据,询问在美国及其他国家的证人,研读数以百计的文件和书面陈述。在1937年12月12日纽约一场大型集会上,调查委员会公布了它的调查结果。它的裁决清晰而无保留:“在审查了所有证据和所有结论的基础上,我们发现1936年8月和1937年1月的审判都是伪造的”,“我们发现托洛茨基和列夫·谢多夫的罪名不成立。”(完整的调查报告被收录在题为《无罪》的委员会最终报告里,该报告由莫纳德出版社在1972年再版。)

在长达一整年的时间里,托洛茨基一直处于紧张状态,他担心一些障碍和破坏会阻碍委员会调查工作的完成。调查委员会最终判决的发表无疑使他如获大赦。在一封给委员会的电报中,他表示:“调查委员会没有判处任何人死刑或监禁。但我无法想象一个更为可怕的判决。调查委员会对一个伟大国家的统治者们说:‘你们为了合法地消灭政治对手而策划了一场阴谋。你们试图欺骗世上的劳苦大众。你们没有资格服务于你们所表白的事业。’”

“调查委员会由持不同政治观点的人组成,因而不会追随我们的政治目标。但它的判决具有无可估量的政治意义。谎言、造谣和伪造的方式方法,玷污了苏联的内在生命力,并且给当前世界工人运动带来了沉重的打击。让那些苏联官方的朋友和虚伪的偏执分子去说什么这份判决会被反动派利用吧。错了!无论何时何地,真相都不会为反动服务。无论何时何地,谎言都不会有助于进步。的确而言,调查委员会打击了莫斯科的官僚集团。但正是这个官僚集团成为了苏联社会进步的主要障碍。为了服务于真相,调查委员会为人类的解放斗争而服务。从此刻开始,调查委员会的成就和它的每一位参与者的名字都将永垂青史。”

调查判决的发表并未能制止斯大林的计划,相反加速了第三次莫斯科审判的到来。1938年2月27日宣布审判在3月2日正式开始,于3月13日结束。最终布哈林和李可夫,以及为人阴险的亨利·雅戈达被处决。雅戈达此前作为格别乌的首脑策划了前几场审判。每位落入斯大林罗网的人都被消灭殆尽了。

3月9日,美国保卫托洛茨基委员会在纽约中心大酒店举行了一次集会,来抗议这一臭名昭著的审判。拉福莱特,洛夫斯东派领导人伯特仑·伍尔夫(他直到现在才承认审判是伪造的),卡洛·特雷斯卡,沙赫特曼和我在会上发言。会上宣读了托洛茨基的这段话:

“从没有谁会像斯大林那样从无产阶级赢得的堡垒内部对社会主义事业造成了如此严重的打击。如果有谁在破坏苏联经济和文化的发展,那么这人就是斯大林。如果说有谁在挖空苏联的军事力量,那么这人就是斯大林。如果说有谁以背叛的行径玷污革命先锋队,那么这人就是斯大林。如果世界上联合起来的反动派要自己寻找一位代理人,那么最合适的人选就是斯大林了。莫斯科审判代表了有史以来罕见的愚弄全人类的企图。如若堕落是没有底线的话,那么我们将永远轻信谎言。被窒息的思想和不安的良心正在觉醒。进步的人们正准备吐出斯大林主义的毒液。在我们看来,娜塔利娅和我就如同亲自出席你们的抗议集会和反抗行动。我们在你们的队伍中看到了列夫·谢多夫的精神,虽然他在他的战斗岗位上倒下了。无论有没有我们,你们将会带领我们伟大的解放斗争走向最终胜利。”

不久之后,美国保卫托洛茨基委员会宣告解散。这是它最后一项行动。在它的两项具体目标达成后,联合阵线就失去了继续保持下去的坚实基础。更重要的是,那些使得委员会得以组建并在莫斯科审判期间亲密合作的不同政治因素开始发挥离心的作用。自由派借机大力褒扬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对极权共产主义的优势,而不对斯大林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作区分。还有许多激进知识分子,包括前托洛茨基主义者,从反斯大林主义者转变为反列宁主义者。这些事变预示着在前几年左倾的那一代人正在大规模抛弃社会主义革命事业。

在这个过程中,托洛茨基在几个问题上对我们在纽约的行动表达了不满。他提出这样的观点:在很多地方我们都对我们的社会民主党盟友(例如诺曼·托马斯和芬纳·布罗克韦)以及自由派作了太多让步。在这个联合针线上,托洛茨基主义者不得不在持续不断的交叉火力下匍匐前进,没有独立的组织,因为我们那时属于社会党,就在莫斯科审判开始时我们打入了社会党。我们的工作在工会运动中得到极小的反响,工会运动要么对这些问题漠不关心,要么就被斯大林派主导。

谢多夫

在这种情况下,组建一个由持不同政见的政治力量组成的调查委员会并确保它能够完成调查工作是很不容易的。而我们成功做到了,最后托洛茨基在一封于1937年12月21日写的给詹姆斯·帕·坎农的信中写道:“我们的美国同志完成了一项伟大的工作。”

斯大林的特务仍然在筹划致命的行动。就在第三次莫斯科审判前夕,托洛茨基的儿子列夫·谢多夫在巴黎一家医院离奇死亡,迹象表明是格别乌所为。这使得托洛茨基一人成为所有被告中唯一幸存下来的、并仍然自由和畅所欲言的人。通过这些审判,克里姆林宫里的复仇心切的暴君想除掉他那坚不可摧的对手。就在两年后,他派出的一位杀手在科约阿坎袭击了托洛茨基的头骨并将他杀害。斯大林派的恶棍们以为他们搞定了莫斯科审判最后一件未了的工作,并继续向世人掩盖他们的凶残罪行。

在调查委员会完成其工作后,托洛茨基向媒体宣布:“真相大白的时刻已经来临。没有人能够逆转正义之轮的前行。每一次真相的最新揭示都将强化调查判决的冲击力,并扩大其影响范围。”

从那以后的几十年里,托洛茨基的预言实现了。斯大林伪造审判的真相有时会以最出人意料的方式浮出水面。谁能预见到他的忠实追随者、他的政治继承人之一苏联政府首脑赫鲁晓夫,会在1956年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发表的著名演讲中泄露出如此多的关于已故的独裁者大肃反计划的轰动情报呢?他还揭露了在监狱里对被告进行刑讯逼供的方法;他们是“以最残酷的施压……通过体罚手段”“并以残忍和非人道的折磨”来获取虚假的供词的。

现如今,除了中国和阿尔巴尼亚的领导人外,即使是在官方共产党圈子里,也没有多少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去为虚伪的莫斯科审判以及斯大林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作辩护。在此之外,世人早已不再为这些谎言润色了。正如托洛茨基当年所预言的那样:“斯大林和格别乌将作为人类史上最深重罪行的主谋而永远被钉在耻辱柱上。”

译自1977年五月号的《国际社会主义评论》


[1] 这三场审判的官方名称依次是“托—季联合总部” 案、“托洛茨基平行总部”案和“右派与托洛茨基同盟” 案。

[2] “那天下午,托洛茨基、娜塔丽娅和我,得到墨西哥市电话公司允许,被带进一个小房间,房间里放着一只话筒。一位工程师向托洛茨基说明使用话筒时的注意事项。可是在数小时内,故障出了好几次。线路接通后,托洛茨基刚要说话,线路就中断了,最后我们只好作罢……我一直在怀疑,通讯中断是否由于俄国特务或是美国当局从中捣乱。”让·范·埃热努尔:《托洛茨基流亡生涯》,张敏梁译,上海三联书店,第102—103页。

[3] 阿尔弗雷德·诺思·怀特黑德(1861-1947),英国哲学家,数学家,1924年后在哈佛大学教哲学。过程哲学的创始人,著作有:和罗素合著的《数学基本原理》、《自然知识的原则》(1919)和《自然的概念》(1920)。

[4] 《流亡的先知》第340页,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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