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否认的欠薪之耻与崛起中国的财富荣耀 ——由山西12·13讨薪命案引发的思考之一

赤工 著


前不久新华社对山西太原12·13讨薪命案的一则报道引起网民热议。该报道援引山西官方说法指12·13案与讨薪无关,系治安纠纷引发,不存在拖欠民工工资问题。但该报道有一个让人非常纠结而困惑的说法:承认“还存有尚未支付完毕的工资”,但因劳资双方“事前有支付时间约定”,所以就“不存在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然而受害工友家属及代理律师却公开回应:之前只有资方单方面承诺,根本没有什么约定,而大量证据显示工人、涉案保安乃至新华社该报道都承认有欠薪。(见工评社2015年1月19日报道[1]及专辑[2])

一个各方都确认的简单欠薪事实为何被否认?显然否认欠薪对有关资本家最有利,除了利益的原因外,恐怕还因为欠薪话题在舆论场越来越敏感,已经是公众声讨的负面信息。也就是说,欠薪早已是整个社会的耻辱。没有欠薪老板乐意被曝光在媒体的镁光灯下,被钉在广大网民口诛笔伐的耻辱柱上,既会被追究责任又臭了名声。讨薪命案的欠薪事实被有关地方当局忸怩纠结地否认,然而这一耻辱不仅存在于上述全国聚焦的极端个案,更在6000万建筑工人和涉及成千上万工人的跑路企业中愈演愈烈。可以说,欠薪之耻,早已成为当代中国无法回避的沉重阴影。

欠薪之耻:亿万中国工人的“新常态”?

2014年12月5日第六届“建筑工人关爱日”主题活动中,由内地和香港四所高校发起的“关注新生代农民工计划”课题组与北京行在人间文化发展中心联合发布了《当代建筑业欠薪机制与劳资冲突调研报告》http://t.cn/RZSNfbd。该报告历时七年追踪建筑业138起集体讨薪案得出数据:讨薪拿到全款的比例仅为1/2,按样本量人数计算甚至有20%的讨薪工人分文未获。一个细节是,媒体和网络等舆情资源介入的讨薪案例仅占调研案例的5.3%,这是否意味着有多达95%的案例不为公众所知?更重要的是,极为普遍的层层劳务分包转包和百分之八、九十以上工人没有劳动合同,正是全国6000万建筑业工人普遍面临欠薪威胁、讨薪难问题的根源所在。

十多年来从中央层面出台了大量文件意见通告通知,从2003年温家宝总理帮民工讨薪,到2011年“欠薪入刑”,却依然乏力。关键在于,不触动劳务分包体制,不加强工人自己的力量(例如落实劳动合同、自下而上组织工会和集体谈判);所有这些措施不但治标不治本,而且统治阶级也难以找到有效运作的机制。资本家们充其量把钱结算给讨薪工人,却从未有任何实质性的制度让步(例如实际整改违法分包转包);反而还有资本家为避免任何实质让步竟还反咬工人,例如最近的山西讨薪命案就是如此。其背后的深刻根源在于,处于经济下行期的中国资本主义的制度改良空间越来越被挤压得逼仄而紧张。

还有一种情况是近两年来,越来越多工人开始觉醒到需要争取被资本家拖欠已久的社保和住房公积金,这种诉求往往同时出现在即将或正在搬厂、工人同时还要求补偿安置的集体行动中,2014年4月东莞裕元5万工人大罢工进一步助推了各地工人追讨社保历史欠账的斗争潮流。虽然正是社保法在2012年的实施启发了这类斗争,但社保金的实质是工人自己劳动创造的一部分,相当于延期支付的工资,缴够一定年限可以领养老金或者在治病时可以用到医保金,它们其实全部都是工人自己的劳动换来的(即使在中国是资、政、劳三方共同缴纳社保,但其实一切财富都是通过劳动过程才产生的)。所以过去大多数企业长达二三十年不给工人交社保,实质上也是一种欠薪,更是历史欠账,可以视为广义的欠薪。

近几年开始,拖欠工资逃跑的现象越来越多出现在制造业:工厂搬迁、企业破产或重组,在资本强势、劳动弱势的格局下,许多工厂的工人不但被拖欠巨额经济赔偿金,而且连带积欠多年的社保和住房公积金,甚至各地都有大量遭遇老板的工人被拖欠数月工资。从微博上,从工业区深处的呼喊,从普工的口口相传,这些欠薪丑闻之多之恶劣,远远超过主流媒体上经过新闻审查的有选择的报道。最近国内媒体报道的江苏苏州多家万人以上大型手机代工厂相继倒闭与广东东莞十多家大型代工厂倒闭(媒体报道比网络曝光迟到了一个多月,且和谐得多),不过是冰山一角。

今天的中国资本主义的统治阶级开始用“新常态”一词自我安慰,然而,六千万建筑工人和越来越多工厂工人(乃至一些服务业工人)却要为“欠薪的新常态”买单。“干一天活给一天工钱”是劳资关系的最低标准,就算资本主义剥削也讲究可持续发展,而今天我们所处国家却连这底线都不断被打破。这究竟是个什么国家?!

崛起中国:财富荣耀的伦理基础

我们生活的这个国家,究竟是个什么国家呢?根据随手就可以在网上搜索到的媒体报道,2013年中国的财政收入达到12.9万亿元人民币,在2010年就已经仅次于美国位居全球第二位;根据商务部公开的最新数据,2014年中国实际利用外资1200亿美元,连续23年保持发展中国家首位。更引人注目的是,中国在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后还一度连年增持美国国债,至今仍保有上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债;在2011年欧洲陷入严重的债务危机后中国还大量购买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和希腊等欧洲国家的国债。与此同时,中国不仅大量物美价廉商品早已行销全球,而且越来越多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长驱直入非洲、东南亚和拉美地区。最近商务部更是自豪宣称:2014年中国对外投资1400亿美元,成为资本净输出国。

大买美欧国债、大量对外投资、大举并购企业,雄心勃勃的中国显得好像是世界上最有钱的国家了。在中国富豪阶级的光辉下,赌城澳门(90%以上客源来自中国内地)的营收,早就甩了美国拉斯维加斯不知几条街,雄居世界四大赌城之首。不但政府很有钱,高官们很有钱,而且企业大老板们也很有钱。各地都有众多关于土豪、显摆、炫富、一掷千金的新闻,财大气粗的暴发户形象更是早已扬名海内外。

以至于这些中国并不占多数人口的富人阶级的形象,占据了世界上很多人对“中国人”的印象。在许多人看来,很多中国人就是喜欢炫富,好像有钱就了不起了,“老子天下第一”。

这种印象正如那部分中国人的心态,正是中国富豪阶级的写照。

雄厚的财富积累,显然是中国富豪阶级炫耀心态的基础。但这只是一个表象。我们更要问:傲视世界富国列强的惊人财富积累,究竟是怎么来的?如果我们将影响着亿万中国工人的越发严重的欠薪问题,对照一下这种财富积累,将更有助于思考其中的实质,从而触及整个中国社会最基本也最重要的现实矛盾。

阶级对立:日益空前尖锐且不可调和

当代崛起中国的任何一个较为体面的人,都深感欠薪之耻。针对山西讨薪女工丧命案,改良主义劳工学者王江松就如此控诉道:

“薪是用来讨的吗?让人讨饭已然令社会蒙羞,让人讨薪则是赤裸裸的社会罪恶!‘讨薪’概念和现象本身就是对社会根基的摧毁,是对人类底线文明和底线道德的侮辱和损害。让人讨薪已然不可容忍,打击讨薪的行为则罪加一等;欠薪者打击讨薪都该入刑,警察打击讨薪罪上加罪,打死讨薪者则罪大恶极、死有余辜!”(1月17日 11:08 出自其微博)

然而,成为严重社会痼疾的欠薪现象,远远不只是一个道德问题或法律问题。当我们把欠薪之耻辱与中国惊人的财富积累两相对比时应该想想:同时发生的这两个现象有什么联系?具体来说,成千上万工人被欠的薪,到了谁的口袋?那些雄居世界前列的惊人财富又是从哪来的?很显然,二三十年来大量的资本野蛮原始积累,铸就了今天的惊人财富,谁能否认这一财富积累中成万上亿的劳动者付出了血汗代价乃至生命代价,而今天这一财富被富人们引以为荣耀,这又意味着什么?

再回到欠薪来说,这一现象的普遍化、严重化和愈演愈烈,其实正是与早已形成的财富积累模式相辅相成。拿具体的领域来说,就例如建筑业的欠薪,新生代课题组的报告直指“资金垫付”是欠薪的根源:从开发商拿地、以土地为抵押的圈地,到招标建设、乃至发包分包转包的整个过程中,层层资金垫付,层层拖欠工程款、劳务费等等资金,从而导致最底层的农民工不可避免地面临欠薪问题。这其实已经不止是一个劳工问题,而是整个社会的资本积累和经济发展方式的问题。因为实际上全社会的银行金融资本都在向房地产投资输血,而政府拼命地帮开发商圈地,这又导致了经济、社会、乃至政治的深刻危机: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严重依赖,整个国家的资本经济乃至亿万人的生计,都被围绕房地产的投资建设所绑架;强拆强征引发的群体事件,早已成为每年十数万群体事件及信访申诉的首要社会问题;无论血泪圈地还是欠薪,地产资本明显暴力化野蛮化,加剧了整个中国资本主义统治的暴力化、野蛮化(仅把黑锅扣在政法委的头头或责怪某几个统治者,是庸俗短视的政治议论)。这一切经济、社会、政治的深刻危机,实质上既是现有中国资本经济越垒越高的高危债台,恰恰又是中国财富越积越厚的肮脏源头。

在整个社会中,以遭到各种欠薪的劳工为一极,以财富积累的金字塔塔尖为另一极,整个中国社会出现了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甚至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更加庞大、更加悬殊的阶级对立。世界上哪一个国家在什么时候聚集过3亿工人阶级?今天中国已有过半人口居住在城市里,3亿工人大多数高度密集在城镇区域和成片的工业区。这种景象中尤其刺眼的是空前悬殊的阶级差别。资本积累疯狂进行的同时却是国民收入中工资比重下降,尽管2010年以来连年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但是涨薪往往在房价物价带动的上涨中被冲抵,广大工人的实际购买力贬值。在崛起中国的耀眼的财富光芒中,上亿工人阶级却日益地相对贫穷,甚至越来越多工人遭遇严酷的欠薪而陷入绝对贫穷。

然而,阶级差别还不仅仅只是贫富收入差距,更具有致命性的是,两大阶级之间的阶级地位极度悬殊。连工人干活的钱都被拖欠,而且往往拖欠数月甚至拖几年,这种把工人蔑视到极点的现象达到如此普遍和严重的程度,以至大多数监管部门乃至很多公众都几乎麻木,以至于到处都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发生过恶警或黑帮流氓群殴讨薪工人的残暴丑行,以至于把讨薪民工活活打死,都敢通过中央媒体公然造谣、反咬工人,这已经不简单仅仅只是道德问题,更反映工人阶级处于空前卑贱的被压迫地位。大资本和权贵早已在九天之上,劳工被践踏到连草芥、泥土都不如。这是天壤之别的阶级对立,是无以复加的阶级压迫。正是一系列对全社会的掠夺和压榨,使中国崛起、使中国统治阶级跻身于世界顶尖富豪行列。

中国的阶级对立已经到了空前尖锐的地步。既然这种对立并不仅仅只是贫富差距,更是空前刺眼的阶级地位悬殊,那么就不是仅仅改良收入分配能化解的。劳资平起平坐只可能是罢工谈判一时的现象,并且也只有在罢工斗争时工人才有机会占上风,劳资之间有暂时的、相对的平衡和均势,但只要资本家还在雇佣工人,就一定是资本支配着劳动,资本家统治,劳动者屈从,两者对立而不可调和。关于这种阶级对立的认识,在西方仍有较大体面改良的国家可能有些迷惑了,但在当今中国的亿万工人群体中却是残酷到刺眼的赤裸裸现实。大量的劳资冲突,紧张而尖锐的欠薪和讨薪,恰恰反映了劳资两大阶级的对立是不可调和的;越来越多充满血泪的欠薪和讨薪,残酷的打压、自杀、死伤、极尽欺辱,更说明阶级对立的日趋尖锐化。

觉醒进行时:阶级对抗日益升级

虽然今天中国的阶级对立空前尖锐,但这并不等于说阶级对抗已非常激烈。因为中国的工人阶级仍不强大(只有少部分地区的工运初步生长),阶级对立的尖锐并不主要表现在劳资之间的对抗,更主要表现为资产阶级及其政权对工人阶级的空前践踏,表现为多数情况下完全压倒底层工人的态势。

现阶段的阶级对抗,主要存在于企业层面,少数蔓延到整个工业园区(例如最近十年苏州工业园和大连开发区都发生过多次罢工潮),这种对抗的层次普遍较低,从而也局限工人的政治思考(因为往往不用直接考虑整个国家这个因素,顶多面对市、区级政府)。但就在最近两年广东(目前全国唯一一个工运刚开始起步的地区)出现了一种仍在增长的新情况:工人集体维权逐级向上走程序求助于区总工会、市总工会、乃至省总工会,当省总工会都不作为甚或帮警察镇压打掩护之后,工人会被激发更清醒的政治认识,还有工人抱着最后希望想到北京群体上访,向最高统治层请愿。这种请愿尚未发生,但已有公开的冲动(例如去年12月初已经结束的广州新生鞋厂工人集体抗争和现在进行时的深圳庆盛服饰厂工人集体抗争)。

某些影响重大的劳工个案,也会在舆论聚焦下日益升级:由于牵一发而动全身,本省内都无法指望解决,只好在中央的层面来协调。从山西12·13讨薪命案的发展趋势看,就早已开始有这种严重的升级性质。统治阶级的某一部分势力为了保住整个难以触动的劳务分包转包关系网络(牵涉太多太广泛的利益链条),不惜通过中央媒体新华社公然“反转”舆情、给省一级政府的检查领导小组撑腰,把打死民工的事说成是与讨薪无关,甚至很矛盾地既否认欠薪又承认“尚未支付完的工资”。其幕后的高层操盘手我们无从得知也没必要细究,只要明白这是升级到了全国舆论斗争(通过新华社发布并与此前的央视及各地报道都形成截然对立)的政治层面。这样的升级至少意味着,所有关注者都将越来越被迫做出尖锐的抉择:你是站在维权的受害工人一边,还是站在压制他们维权的统治阶级当权派一边?

今天中国仍有大量不愿承认阶级对立不可调和的改良主义者。他们中一部分参与了维权运动或初级工运,反而更坚定改良主义信念,那部分是因为他们并没有深入触及核心的劳资阶级矛盾或是所触及的劳资矛盾仍处于较低的层面(例如只不过是一个厂的集体谈判胜利,就被他们奉为改良主义典范了;这些改良主义者对劳资关系的认识其实不仅落后于现实,还落后于许多工人的认识)。还有部分一味袒护政府形象的国家主义者,一旦觉察劳资矛盾引发的重大舆论焦点升级到全国层面,他们就转而配合朝廷攻击工人,甚至攻击一切支持工人的阵营。当然,欠薪之耻,不会因为否认就不存在了。尤其这次山西讨薪命案仍在持续发酵中,这一已经在全国舆论场上日益尖锐化的斗争,伴随着2015年这一轮并未丝毫减缓的春节前讨薪斗争浪潮,必将进一步深化阶级对立,并逼迫着人们做出更进一步的抉择。

2015年1月23日


注释:

[1]《非讨薪?山西官方“反转”疑云重重 工友家属及其律师驳斥抗议》http://t.cn/RZWZko6

[2]《聚焦2014年12·13山西太原讨薪命案》 http://t.cn/RZJ1p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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