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枪支暴力的有效方案 (来自美国社会主义左翼的主张)

布鲁斯·莱斯尼克(Bruce Lesnick) 著

田七 译

吕杨鹏 校

2月4日希腊国际主义共产主义组织—斯巴达克斯在反民族主义的国际主义示威中

2017年美国共发生了346起大规模枪击事件[①];而在2018年的头两个月,这类事件又发生了34起:其中包括在佛罗里达州帕克兰市(Parkland, Fla)发生的,导致17名高中生死亡、另外有15人受伤的惨案。在这些事件面前,许多人义愤填膺,痛心疾首。而主流政客们却畏首畏尾,想着如何能在不惹怒资助他们竞选活动的武器制造商的前提下,来应付这些枪击案的善后工作。他们一直在讨论是否要加强对购枪者的背景调查和对特定型号的枪支发布禁令,但很少有措施被坚决地付诸落实。没有多少美国人相信国会考虑的这些隔靴搔痒的办法可以对杜绝此类流血事件有很大的帮助。

毕竟,在1994至2004年期间,联邦法案曾一度禁止厂商制造新型攻击性武器,但我们没办法弄清楚这种举措是否有助于减少枪支暴力。全美步枪协会顽固地反对一切枪支管制法案,这样做表面上是出于对宪法第二修正案[②]的尊重,但其实是出于对资助它的大公司们的忠诚[③]。不管怎么说,敌人的敌人未必总是朋友——至少在这个案例中,限制获取攻击性武器的新法令未必能够有效地消除枪击事件,更别说彻底杜绝了。

那么这些枪击事件发生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呢?一言以蔽之:贫穷、异化和暴力文化——例如我们所谓的国家领袖所表现出来的暴君形象。正如马丁·路德·金所解释的那样,贫穷就是暴力,剥削和不公正也是暴力,这些暴行是由上层的统治者施加给底层被统治者的。

在生活幸福健康、得到关爱、受到良好教育并积极工作的群体中,极少会有人成为伤害无辜群众的枪击犯。然而,正所谓“上行下效”,个人易于受到位高权重者的言行的影响:大企业和政府的所作所为正是那些在街道暴力事件的模板。看看我们当前所处的社会:无休止的战争、帝国主义干涉、政府对华尔街和其他大企业的违法行径视而不见,超级富豪的“成就”被包装为神话来吹捧,工人阶级的贫困则被漠然然对待。而如果我们的民主制度和外交政策是立足于和平、公正和团结的话,那么它们所营造出来的社会氛围将会有极大区别。

在理顺上述思路后,本文在此给出可以立即付诸实践的六项措施,以期彻底地解决枪支暴力问题。

一、全民普及且费用全免的单一支付医疗保险

正如一个开始于1970年的社区护理计划[④]所表明的:提升社会医疗卫生保障水平是减少城市暴力的最佳办法之一[⑤]。如果我们真的想杜绝枪击暴力事件的发生,我们就应该将医疗保险覆盖到所有公民,提供从摇篮到坟墓式的保障,且无须缴纳月费,没有扣除额[⑥],不产生共付额[⑦]。这种医疗保险必须涵盖预防保健的全部内容和所有必需的医科、牙科和眼科治疗项目。将医疗服务看作一项基本权利而非少数人的特权。我们必须从医疗保险制度中把那些唯利是图、蝇营狗苟的保险公司全部剔除掉。美国的医疗卫生政策应该以保证公民的身体健康和生活幸福为指导方针。

享有单一支付保险的居民——例如在加拿大、日本、瑞士、法国和古巴的居民——其健康状况要优于美国居民。

不过,除了提高公众健康水平以外,单一支付保险制度还有一个更大的实惠:它能够极大地减轻个人焦虑感和经济压力。有了这样的制度保障,每个人将不再需要为高昂的医疗支出而焦虑不安。而且,一个综合完善的国民健康计划将能够合理地把对医疗费用的担忧和工作彻底分开,这无疑具有重大意义:如果人们找不到工作,或是被解雇了,或是要组织罢工,他们依然可以享有充分的医疗保障。

那该如何评价“奥巴马医保”(Obamacare)(以及“罗姆尼医保法案”(Romneycare)和美国传统基金会所提出的计划(Heritage Foundation Plan))呢?这些政策有助于我们实现理想的单一支付保险制度吗?当然不可能!“奥巴马医保”是披着羊皮的狼。这个政策的设计初衷就是为了确保保险行业的暴利:这项医保法案把3000万美国人口排除在外,而其他能够“享受”到的美国人口则必须同时负担高昂的月费、共付额、扣除和自付费用。巴拉克·奥巴马本人在向美国医学会所作的一场演讲上表示,担心他的医改法案是藏着单一支付保险制度的特洛伊木马纯属杞人忧天。

右翼理论家之所以反对“奥巴马医保”,乃是基于错误的原因——因为他们一律排斥以任何形式(哪怕只是开空头支票!)惠及劳动群众的国家政策。更可恶的是,在目前的政治版图中,民主党和共和党都在大企业膝前极尽卖身献媚之能事。两党都为证明彼此的意识形态是截然对立的而押上了全部声誉:若是右翼接受了奥巴马医保方案,那可能是该计划的死亡之吻。

不知那些极右翼分子是否足够狡猾地意识到:如果假装谴责他们自己提出的传统基金会计划并把它说成是跟奥巴马医保法案一个样儿,那么这个计划最有可能得到通过。这个问题又能有谁知道呢?但不管怎么说,我们应该再次强调:我的敌人的敌人未必就是我的朋友。

二、全民普及的免费优质教育

在犯罪和教育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相关性。青年和成年人的受教育程度越高,参与犯罪活动的几率就越小。作为消灭枪支暴力的一个必经步骤,我们应该更好地资助初等教育和高等教育,减小单个班级的教学规模[⑧],并且增加教师薪酬以吸引最优质的人才。

大学教育也应该让全民免费且方便地享有。这样做可行吗?当然是可行的。我们必须注意到:如今包括爱沙尼亚、挪威、芬兰、阿根廷、古巴、巴西和斯里兰卡在内的不少国家都实行免费的大学教育。在法国,大学一年的学费低于200欧元。直在1970年以前,美国的加州大学系统都是免学费的。

三、人人都能享有就业机会

国际货币基金的一份出版物给出建议:“缺乏足够的就业岗位可能会恶化社会治安,诱发青年人犯罪。”约翰·霍普金斯枪支政策研究中心的联席主任(co-director)丹尼尔·韦布斯特(Daniel Webster)教授提出:普通人演变为杀人犯的最强烈动因之一就是“劣势的集中”(concentrated disadvantage),他们往往生活在一个贫困的和失业人口众多的地区。

要能真正消灭枪支暴力,我们必须确保每个公民都有享有工作的权利,并至少得到工会水平的工资。这个方案可行吗?当然可行。首先,维护年久失修的基础设施就能够产生大量的就业岗位;建设更多的学校和医疗卫生设施;建设本地的、地区的和国家级的大流量交通设施;为经济发展提供安全可靠的可再生能源。即使上述所有的工作岗位都满了,我们依然有办法为所有公民提供充足的就业岗位。

自1905年8小时法定工作日在印刷行业实施,,到1937年在大多数行业普及,美国劳工生产力有了大幅度的提升。正如下表所示,美国每单位资本的产出比1929年增长了5000%(如今是45,551美元,而1929年仅为851美元)。2009年,无论是男性工人、女性工人还是童工,每年生产的价值也比罗斯福新政时期的美国工人生产的价值平均高出64倍。(数据来源见www.bea.gov/national/index.htm#gdp , www.npg.org/facts/us_historical_pops.htmwww.multpl.com/united-states-population/table

因此要解决就业岗位不足的问题是很简单的:在不能降低工资报酬的前提下,将每周的工作时间减少到30个小时。这样就可以把必要的工作任务分配给每一个人,并且工人们可以享受到他们的惊人生产力所创造的丰富产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个解决办法可能会引起美国国内的劳动力供给缺口,因此我们将需要鼓励墨西哥及世界其他地方的外来移民来满足这些就业需求。

四、大幅削减军备预算

我们在国内目睹到的暴力是我国政府向国外输出暴力的反映。美国政府花在杀戮无辜上的费用比排名其后的十个国家的军备预算总额还要多,用来扶植杀戮成性的独裁者和残忍镇压群众起义——这样做都是为了企业主的利润——如此作为的政府自然不会基于道德立场去制止国内的暴力。

立即把所有美国军队撤回国内!把花费在五角大楼、中情局和国家安全局的数万亿美元拿去资助公共医疗服务、教育和其他必需的社会项目。改组军工厂、重新培训军工厂工人,来为公共交通和其他社会必需品提供生产力。

如果这么做,我们该如何应对恐怖主义威胁呢?上述措施是否会让我们无力抵挡潜在的安全威胁呢?恰恰相反,对我们国家的这么多攻击事件都是对我们政府军事侵略和唯利是图的外交政策的报复。况且,每年死于交通事故或肠胃道疾病的人数比恐怖主义事件的受害者人数要多得多。马丁·路德·金于1967年在河滨教堂的演讲中[⑨]指出,我们的政府是“世界上暴力的最大供应商”。如果我们真想在民间消灭枪支暴力,我们必须正视美国无以复加的暴力政策和暴力文化。

五、终止向毒品开战”War on Drugs

这一条的原因是很明显的。不管人们对个人服用毒品的立场如何,无可否认的是现代毒品禁令的效力就跟20世纪20年代禁酒令的效力一个样儿。正如历史上的禁酒令扶植了阿尔·卡彭之流[⑩],如今的“向毒品宣战”也极大地助长了城市暴力。根据FBI的报告:2007到2011年间,每年平均有490起与毒品有关的谋杀案发生。与此同时,在对毒品案件的执法上存在规律性的歧视现象,“向毒品宣战”给穷人和有色群体造成了不公平的境遇。因此,毫无疑问的是,要想确实平息城市暴力,这场虚伪的对毒品的“战争”必须停止。

我们应将服用毒品定性为一种疾病,而不是犯罪行为。确保在拥有稳定就业、教育机会和医疗保障的前提下,没有人被经济压力推到毒品交易的道路上。

让我们想想这一点:毒品虽然一直被定性为非法物品,但仍然被人们广泛食用。难道这还不足以让我们冷静地思考,法律制裁或以暴力压制是否真的能够杜绝毒品流通?

六、从源头上消除抑郁症、焦虑症和异化

让普通人变成杀人枪手的原因是什么?来自东北大学(译按:美国马塞诸萨州波士顿市的一所重点私立大学)的社会学与犯罪学教授杰克·莱文(Jack Levin)给出了答案:“要知道,大多数杀人枪手都经历了某种类型的长期抑郁和挫折。”这是个很棘手的问题,因为根据哥伦比亚大学梅尔曼公共卫生学院的研究显示:美国患抑郁症的人数一直保持上升态势。因此要想确实消灭枪支暴力,我们必须消除广泛蔓延的抑郁症和异化。但究竟是什么造成这种蔓延态势呢?乔安·哈里(Johann Hari)在他的著作《失去的联系》( Lost Connections)中尝试回答这个关键的问题。在与一些著名的研究员进行开会讨论及邀请他们作访谈后,哈里总结出抑郁症和焦虑症的九个成因,挑战了这些疾病“主要是由先天性脑功能失常或化学失衡所导致”的信条。

前七个因素的作用是由于患者缺乏下列要素:

  • 有意义的工作
  • 和他人相处
  • 有意义的价值感
  • 童年挫折体验
  • 社会地位与社会尊重
  • 大自然
  • 有希望或有安全感的未来

最后两个因素,用哈里的话讲,才是“确实存在的(影响却有限)基因和大脑变化的作用”。

职场上的不稳定或是在工作中面临无法掌控的高压;安全感的崩塌以及缺乏和他人及社会的积极联系;生存在一个精英至上的社会文化氛围里;在童年中经历了种族和性别等方面的歧视,而且我们所处的这个社会把本该以社会化方式承担的抚养小孩子的责任推给个体家庭,同时也没有相应地提供给这些家庭足够的资源;社会地位及自尊很容易受到动摇(很可能是和失业或其他经济因素相关);城市化的生活方式(与大自然相隔绝);对未来越来越悲观:所有这些都是滋生抑郁症、焦虑症和异化的关键因素。对于大多数美国人来说,这简直就是对当今资本主义美国的日常生活的贴切描述!

随着工会力量的衰落,所有美国工人都承受了更大的压力。自杀率和鸦片的滥用率也以骇人的速度增长。

我们的社会文化不遗余力地再生产出抑郁症、异化和绝望情绪,而这些都是枪击事件的关键成因。所以无可置疑的是:在全球范围内,美国——在战争和国际暴力中的毋庸置疑的世界领导,它在国内外大肆剥削和镇压,破坏环境,以及丧心病狂地把推动大企业利润的增长放在所有政务之上——其国内枪支暴力问题是最为严重的。以上提到的第一到第五条解决方案可以作为对抗某些会增加抑郁症和异化情况的社会因素的开端。但要想真正根除枪支暴力,我们必须重启社会改造进程,将人类需求放在利益之上。

读到这里,读者应该很清楚了:上述提到的计划若能付诸实施,将会颠覆性地减少枪支暴力事件,同时也能在其他的无数个方面提升每个人的生活质量。这套解决方案既不是浮夸的言辞,也不是随意写出来糊弄各位。有人可能会反驳说这个方案是无法实践的,但这种驳斥实际上是混淆了“什么是可行的”和“什么是实施起来没什么难度的”。的确,这套解决方案真要实施起来,必定会受到要求维持现状的既得利益群体的反抗。

相比起来,增补以往的那些旨在约束个人使用枪支的法令看上去容易实现得多。但问题在于,这些法令的通过很难成为解决枪支暴力问题的治本之策。说到底,一个真正有效的方案远比那些无助于解决问题的权宜之计更加切合实际。我们应该正视现实挑战,而不是沉溺于充满诱惑的幻觉。

2018年2月23日

 

作者布鲁斯·莱斯尼克(Bruce Lesnick是一位长期在华盛顿州生活和写作的政治活跃分子。他的个人博客是brucelesnick.blogspot.com

原文题为:A surefire plan to address gun violence,载于美国《社会主义行动》( Socialist Action )网站

原文链接:https://socialistaction.org/2018/02/23/a-surefire-plan-to-address-gun-violence/

 


[①] 译者按:http://www.gunviolencearchive.org/reports/mass-shooting?page=1.该网页提供了这些枪击案件的统计表格。

[②]译者按: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原文为:“ A well regulated Militia being necessary to the security of a free State, the right of the people to keep and bear Arms shall not be infringed. ” 一直以来对这句话的翻译存在很多版本。我们可以参考其中一个版本:“纪律良好的民兵对于保障自由州的安全是必需的,人民拥有和携带武器的权利不受侵犯。”((美)斯托里著,毛国权译:《美国宪法评注》,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第1版,第572页)

[③]译者按:http://www.vpc.org/studies/bloodmoney.pdf,该文档描述了枪支制造商的介入如何使美国全国步枪协会变质。该协会是全球最大的反枪支管制政治团体。

[④]译者按:https://www.nursefamilypartnership.org/about/proven-results/,文章标题为FROM A HEALTHY BABIES PROGRAM TO CRIME PREVENTION, NURSE-FAMILY PARTNERSHIP IS VALIDATED BY RESEARCH

[⑤]译者按:http://www.newsweek.com/health-care-reform-can-reduce-crime-79213,文章标题为HEALTH-CARE REFORM CAN REDUCE CRIME

[⑥]译者按:扣除(deductibles)是指保险公司替患者支付以前,患者本人需要支付的金额。例如:某患者的扣除为$2500,因为急病的住院账单为$10, 000, 那么患者需要先支付$2,500,剩下的$7,500由有保险公司代为支付(在没有Co-insurance的情况下)。如果是一般检查,只需支付copay即可。

[⑦]译者按:分摊付款额(copays)又称为copayment,是指就医时购买处方药品需要支付的固定费用。假设某位患者的分摊付款额是$20并且涵盖处方药,那么患者就诊支付$20。即使医生开出的处方药价格为$50,你也只需要再付$20。根据保险不同,分摊付款额的额度也不同。

[⑧]译者按:即推行小班教学。

[⑨] 即马丁·路德·金的《打破沉寂》演讲,这个演讲发表于1967年4月4日的纽约河滨大教堂

[⑩]译者按:阿尔·卡彭是美国黑帮成员,出生于纽约布鲁克林。因斗殴被对手打伤脸部留下疤痕,而拥有“疤脸”的绰号。他于1925—1931年掌权芝加哥黑手党,使芝加哥黑手党成为最凶狠的犯罪集团,该集团又被称为“奥特菲”,阿尔·卡彭也成为20世纪20~30年代最有影响力的黑手党领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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