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G·M·塔马什论卢卡奇

G·M·塔马什(G.M. Tamás)、乔治·卢卡斯(Georg Lukács)  著

吕杨鹏 译

宋治德  校

G·M·塔马什讨论了卢卡奇的哲学,和他的遗产在奥班政府治下所受到的攻击。

卢卡奇的墓碑,位于布达佩斯的克拉佩西公墓。 维基共享资源

卢卡斯:能向我们更详细地介绍一下卢卡奇吗?在斯洛伐克与捷克,他更多地作为一位文学的批评家和理论家为人所知,但他同时也是一位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

塔马什:首先,在所谓“西方马克思主义”(Western Marxism)的范畴内,艺术的作用(在德语习惯中也包含文学和音乐)是至关重要的。所以,文艺评论家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并非两个截然不同的专业。想想恩斯特·布洛赫(Ernst Bloch)、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W. Adorno)或者居伊·德波(Guy Debord)也一样都是这类例子。卢卡奇在1918到1924年间写成关于伦理与政治哲学的重要革命性著作之前,他的《小说理论》(Theory of the Novel)、《海德堡美学》(Heidelberg Aesthetics)和《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笔记》(Notes on Dostoevsky)便是序曲。他作为一名厌恶资产阶级的保守派,尤其是基于伦理和美学立场而拒斥资本主义与战争的极少数人之一(不同于他的老朋友兼导师,马克斯·韦伯和格奥尔格·齐美尔),他经历了一次近乎宗教皈依式的转型,成为了一名被认为属于无产阶级的“哲学家集体”的共产党理论家。尽管如此,艺术在卢卡奇心中仍然是实现社会主义的“手段”(organon),取代了超越性与乌托邦的位置。

 

卢卡斯:你怎样看待卢卡奇的哲学与思想?你本人认识他吗?

塔马什:不认识,我从未见过他,他在世期间我还没从罗马尼亚搬到布达佩斯,搬去布达佩斯已是很久以后的事了。我也不属于他的学派。我欣赏他仅仅是因为在1990年代末,我也经历了某种“皈依”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转变。但在苏联解体后的世界中,认同以期盼世界革命——如卢卡奇那样——作为主要的书写方式,尤其像我曾在前苏联时期的全部日子里对官方的“真正社会主义”的憎恶和本能地将真正的激进左派视为声誉扫地的失败者,确实并不容易。然而,我认为卢卡奇的思想,不止是理解资本主义的有力工具(这正是马克思主义的传统长项),还提供了一种对资本主义超越性的想象——对资本主义的“扬弃”(Aufhebung)。

 

卢卡斯:我们收到了许多信件和联署请愿,抗议对卢卡奇档案馆的资料被撤走。档案馆具有怎样的地位和重要性?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

塔马什:匈牙利有着一个反动的极右政府,早已不是什么惊人的秘密。该政府与欧洲的其它反动政府只在愚蠢、粗暴和无知的程度上有所差别。而像匈牙利科学院一类的学术机构,则误以为只要顺从且无原则地迎合鄙俗的右派,就能使奥班(校按:现任匈牙利总理奥班·维克多Viktor Orbán)放过他们。出于这种考虑,他们决定将卢卡奇的手稿迁往城郊工业区某处难以接近的仓库,我们根本不清楚谁能够看到手稿,更不用说与他们合作对手稿进行研究了,他们还对包括档案馆的卢卡奇故居进行“装修”。这些拙劣的说辞,无非是令所有对卢卡奇生平著作文献和在档案馆进行的研究难以继续,档案馆的职员,不是被裁撤、就是被退休了。总结下来:档案馆完了,科学院因国际舆论的抗议而尴尬不已,便佯称他们的所作所为实际没发生过。在一个连最温和的自由派都被视作青面獠牙的共产主义者的政权下,卢卡奇——和有争议的被视为匈牙利与中欧左派最伟大的思想家波兰尼(Karl Polányi)——已不再能被研究和纪念。

 

卢卡斯:我还看到资料,当局正着手从布达佩斯一个公园内移走卢卡奇的雕像,以圣史蒂芬一世(Saint Stenphen I)(校按:匈牙利第一位国王)的雕像取而代之,是这样吗?移除雕像的想法,据我所知,由一名年轻的民族主义者马赛尔·托科迪(Marcell Tokody)提出,他是新纳粹尤比克党(Jobbik party)在布达佩斯市议会的议员。在地方议会,他的动议得到了掌权的青年民主主义者—匈牙利公民联盟党(Fidesz party)政客的支持。这也是针对哲学家卢卡奇的行动吗?他不是被称为“人民公敌”吗?这与他的犹太血统有关吗?

塔马什:这些都是真的。雕像已经被移走了;对此发生了一些零星的、小规模的示威。卢卡奇在1919年匈牙利共产主义革命时期是副“人民委员”(People’s Commissar)(校按:卢卡奇时任职位为“教育与文化人民委员部”副人民委员,即副部长级),因此被一些人视为“犹太—布尔什维主义”的象征而遭到攻击。当然,1956年匈牙利反斯大林的革命时,卢卡奇在革命政府中担任文化部长很容易地被遗忘了(1956年革命一直被奥班政府扭曲和挪用,奥班政府甚至在修改后的新宪法内不再提及“共和国”的名称)。卢卡奇还成为现时在朝与在野的两股极右势力的共同仇视对象,而这种仇视亦得到盲目反马克思主义的更文雅一些的保守派、甚至自由派的支持。

 

卢卡斯:《资本》(Kapital)杂志这期的主题为“恐惧”,主要是探讨对其作为一种政治宣传的操作。档案馆文档的迁移和雕像的拆除是否代表着匈牙利政治生活中一场更为复杂的危机呢?其意图是否在对不支持匈牙利的国族主义趋向的人中间散播恐惧?

塔马什:这样说过于温和了。众所周知,大多数的欧洲国家,你和我的祖国也不例外,歇斯底里的反移民、猖獗的种族主义以及强烈的反民主倾向,这些思想——正是在没有坚实的马克思主义左派、且“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最后残余消失的背景下——在某些国家甚至构成了过半数或是大多数人的想法。大多数人对“来自东方和南方的蒙昧群流(the savage hordes)”、和“优美灵魂”(the beautiful souls)(齐泽克在他最新一篇讨论反移民、反欢迎文化(anti-Wilkommenskultur)的文章中用了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里这术语)而感到恐惧(校按:塔马什用“优美灵魂”意指无力改变恶劣现实但仍抱持良知发声而不愿同流合污的公共知识分子;但齐泽克则以用它讽刺徒有原则而超然于现实政治的公共知识分子,这并不公允)。这些“优美灵魂”——我作为其中的正式成员——在西方受到嘲弄,在东方则受到威胁和迫害。这种恐惧有其原因,而我也发现周围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小心翼翼地保持沉默。

 

卢卡斯:政府打算关停由美籍匈牙利人、金融家与慈善家乔治·索罗斯创建的一所著名大学(译者按:指中欧大学),这件事是否也与此有关?

塔马什:是的,有一种间接关系。美国的“另类右翼”(alt-right)思想在这儿极受欢迎,这里并且把(从主流自由派到革命社会主义者)任何的反种族主义和平等主义的思想都唤作“文化马克思主义”(模仿了戈培尔(校按:纳粹德国的宣传部长)所用的“文化布尔什维主义”(Kulturbolschewismus)一词,其完全与第三帝国时期同一意思)——也就是“优美灵魂”;且痛恨中欧大学开设女权主义的课程,奥班控制的媒体将它称为“性别法西斯主义”(中欧大学设有性别研究系,而被右派视为丑闻)。我本人在中欧大学作为社会学系的客座教授,正在教授一门有关阶级和另一门批判理论的课程。

 

卢卡斯:任何被怀疑反对绝对权力的人,从洛克到葛兰西,统统遭到了严重质疑,并被指责犯下了假想出来的十恶不赦罪行。

在这种情境下,你认为公共知识分子可以做什么?有没有应对这一趋势的积极方法?

塔马什:方法就是我们正在做的:讲出来。正如你们在捷克、塞尔维亚、罗马尼亚(那里包括温和的社会民主派,被称为“红色瘟疫”)、俄罗斯、土耳其等地所做的类似工作,在你们做了很多年后,我们才有了一份至少是温和的、折衷的左翼网络刊物,名为《估量》(Mérce)(前称为《双重标准》(The Double Standard)),同时也是一个实时更新的新闻网站,我在其上有一个每周更新的专栏。他们会发表马克思主义者的文章。这些都是类似的工作,但匈牙利左派既弱小、又素有害怕从政治上组织与行动的名声。所以当下能做的只有发表言论:去澄清、去批判、去抗议、去搞扰、去鼓动、去解释——总之就是让言论传播开来。


G·M·塔马什是匈牙利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和公共知识分子,他是维也纳人文科学研究所的访问学者。原刊载于斯洛伐克 Kapitál杂志网页,本文译自英国Verso出版社网页。

原文连结:https://www.versobooks.com/blogs/3671-g-m-tamas-on-georg-lukacs-an-inter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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