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气候变化和我们的任务——第四国际第十六次世界大会决议

  1. 眼前的气候变化,一般来说,并不是人类活动的产物,而是资本主义的生产主义产物,是自称为资本主义替代者的其它制度的产物。人类面临的社会生态灾难之危险是空前的,在人类时间表上是不可逆转的,而这个制度无法质疑其积累的基本逻辑,正在进行没有出路的危险的技术冒进。

 

眼前的气候变化,一般来说,并不是人类活动的产物,而是因为这样的事实: 即资本主义制度,基于短期利润和超额利润的考虑,不仅把剥削劳动力,而且也把对自然资源,尤其是对有限的不可再生的廉价化石燃料储备的掠夺,一直不停地作为其发展的基础。

Ⅰ. 在19世纪最后几十年和20世纪初期,一些寻求乙太阳能利用为基础的替代能源系统的合理建议,不是被资本主义盈利律搁置一旁,就是毁于煤炭企业的压力下。

Ⅱ. 1945年后,为了延续其超额利润,石油垄断企业和依赖石油的部门压制许多技术替代方案,并且迫使运输,消费和城乡规划的方式只能服从于销售越来越多的商品的愿望,特别是汽车和其它大规模生产的个人消费品。

Ⅲ. 在过去40年中,尽管有日积月累的越来越可信的证据,资产阶级政府和媒体仍然无视科学家们的警告。相反,它们支持资本主义游说团体的歪曲宣传,与此同时,生产和交换的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正在导致温室气体排放量的爆炸性增长。

Ⅳ. 在21世纪初的今天,全球变暖的原因有完备的数据记录,危险是政府已知也承认的,技术解决方案是存在的,并且情况的严重性随着专家们的每个新报告而增加。如果不采取义务性的政策,专家估计,从现在到2100年,平均温度将比十八世纪上升6度以上。然而,3.25℃的上升(相对于前工业化时期),这个数值位于IPCC(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预测的中段左右,也就是到2050年,沿海洪水将造成1亿至1.5亿受害者,饥民高达6亿人,疟疾患者达3亿,而水资源短缺将影响到35亿多人。尽管这样,资本主义仍然不顾一切地继续大量使用化石燃料,包括非传统能源(重油,沥青砂,叶岩油)以及巨大的廉价煤炭储备。由于构成该制度基础的是积累逻辑,从而启动了生产主义的赌博,它意味着危险的技术:发展核电和发展旨在增加生物燃油的有害生产的基因工程,以及发展捕捉储存亿万吨二氧化碳于深部地质层的“清洁煤”技术。对资本而言,可再生能源,只是一个新的价值积累领域,这解释了为什么它们的实施形式会特别地带有破坏性,它们被用作化石燃料供应的补充而非替代。

资本的唯一限制是资本自身(马克思语)。这一制度的疯狂竞争,造成两极分化,在一端积累财富和过度消费,另一端则是贫穷和匮乏,它威胁着促成人类生态灾难,这是一个历史尺度上不可逆转的灾难,会对生态系统,特别是对生物多样性造成无法挽回的破坏。尽管这一危险临界点,同前工业化时代相比,大大低于2℃,它已在许多地区(岛屿国家、安第斯国家、北极地区、半干旱地区…)遭到反对,但是,在帝国主义列强的层面上已经通过或正在讨论的一些计划,对应于一个60厘米至2.9米的海平面上升(不计两极冰盖的脱位),为均衡起见,却提出3.2℃到4.9℃之间的变暖。尽管千年发展目标并不足够,但它却不能达成,不仅如此,还有千百万人面临他们生活条件的严重恶化。对于其中最贫穷的人而言,他们的生存受到威胁,特别是来自海岸洪水,淡水资源紧张,热带地区的农业生产力的预期下降所造成的风险之威胁。

 

  1. 认为随着化石能源的耗尽,气候稳定就会自然地达到,这是一个幻想。这足以激发气候转折点。若要把气候稳定在可能的最低危险的水平,就需要大量减少能源消耗,从而需要减少物质生产。同时,能源和其它资源必须确保30亿男女的发展权利,这些人生活在不符合人性的条件中,是全球变暖的第一批受害者。资本主义制度是无法分开接受这两项挑战的。对于它来说,同时对付这两项挑战等于要它做不可能的事。要不计代价地实行世界性的过渡计划,完全基于可再生能源,基于人类基本需求的满足,建设一个经济高效的能源系统,要执行这个计划,彻底的反资本主义措施是必不可少的。

据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看法,要让气候稳定在最小危险可能的水平上,需要全世界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在2015年之前达到峰值,并从现在到2050年之间,减少到2000年的百分之50至85。按照预防为主的原则,至为重要的是把这些目标最严厉的部分作为最低限度要做的事。事实上,气候模型没有纳入已知的“非线性”现象,特别是格陵兰岛和南极冰盖的脱位以及永久冻土(冻土)释放的甲烷,就算纳入了也是做得非常不完善的。但是,这些现象已经明显,很可能会强烈地加速气候变化,并大大增加今后几十年的负面影响。

除了这些物质的限制外,还必须加入社会,政治和技术性质的其它限制:

Ⅰ. 为了计算帝国主义国家和其它国家的不同历史责任,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估计,参照1990年,从现在到2020年,首先必须减少25%至40%的排放量,从现在到2050年,要减少80%至95%的排放量,然后,2050年在所有地区和从2020年开始在大多数地区(非洲除外),相比目前的预测,输出曲线必须下降15%到30%。在此,同样基于上述理由,最低限度必须采取最严厉的目标。

Ⅱ. 考虑到它们对全球变暖的决定性责任,这些目标中有关发达国家的部份,必须由它们使用国内措施加以实现,即减少它们自己的排放量。这些排放量削减,不可以代之于通过在发展中国家或经济转型国家的所谓“干净”投资而购买的污染权,也不能代之于种植树木—它并不提供结构性的解决办法,也不能代之于对现有耕地和森林的保护—土地和森林的保护,本身就是必要的,必须停止让污染者继续污染。这些京都议定书预期的所谓补偿措施和排放权市场,从环境的角度看,已证明是完全无效的,甚至达不到这些协议中根本不充分的目标(2008-2012年期间减少5.2%的排放量)。

Ⅲ. 为了气候正义和偿还生态债务,帝国主义国家必须向帝国主义主导的国家转移知识和技术,使他们在发展的同时,尊重气候稳定的物理限制。他们还必须资助对不可避免的气候变化作适应的那部分人,其中贫穷国家的贫困人口,多半是妇女,是主要的受害者。

Ⅳ. 从技术角度来看,可再生能源可以充分面对人类的未来需要。但是,由于需要改变能源系统,未来40年过渡的成功的前提是能源消费的重大减少(百分之五十,发达国家更多)。这反过来又意味着物质生产的大量减少,于是关键问题是:有必要减少整体生产,同时又要满足30亿人的合理需求,因为他们的许多基本需要仍然得不到满足。

根据气候变化造成的破坏成本,给碳赋价,从而让这些条件得以遵循,这个想法是一个完全的幻想。价值是一个纯粹的量化指标,表达通过资本的发展,在某一时刻付诸实施的抽象的人类劳动量:按定义,它不能考虑自然财富,不能考虑子孙后代的需要,无能力从人的角度区别有用或无用的具体劳动,也无力考虑到气候稳定的众多数量和质量参数。这种无能为力,已经体现在实践中的事实里,即资本主义垄断者尽其全力,成功地阻止了全球变暖的账单放在其门口,归根究底,他们是根据自己的利益,确定推行政策的节奏和形式。最后,在社会层面,一个碳的世界价格的实行,将使工人和穷人为全球变暖买单,从而加重了北方和南方间的不平等现象,也加重了北方和南方的社会内部的不平等现象。

资本家是无法解决关键问题的,因为它在结构上无法做到,更多地为不能消化的需求生产的同时,减少整体的物质生产。要完全在可再生能源的基础上,不计成本地、有计划的、民主的和合理的实施向经济高效能源系统过渡的世界方案,同时兼顾人类发展的合法权利,这只有诉诸彻底的反资本主义措施,才有可能。这些措施特别包括:征用信贷和能源部门;大规模的削减工作时间(半天的工作)以及减缓工作节奏,但不减工资并且额外雇用工人;对资本利润课以重税;通过对农民农业的支持,尽可能地使生产,特别是农业生产,重新本地区化;改变消费模式,在住房和交通领域提倡公共化;用垄断利润资助建立适应期世界基金;为研究作公共再融资,结束其对企业的从属地位,向南方国家无偿转让清洁技术;以及在所有这些不同的层次上,由人民和地方政府机构控制的民主参与机制。

 

 

  1. 200多年的资本主义发展,依赖的是化石燃料,留下有毒的产物,气候变化之所以集中在文明危机上,乃是因为这个事实,即这个制度的社会生态破坏潜力目前远远超过确定人类需求和应对这些需求的能力。在资本主义人口律的框架内,经济气候和粮食危机的组合,造成一项重大的人类灾难威胁,甚至是一个退回到野蛮时代的威胁。

两百年资本主义发展遗留的有毒产物,气候变化,构成了一个制度的全球性危机之最明显的示范,这个制度的社会生态的破坏潜力现在远远超过其确定人类需求和响应该需求的能力。生产力的增长,已成为破坏性力量的增长,这不仅是因为越来越多的社会和生态上的破坏性技术已付诸应用,而且,整体而言,因为破坏气候的资本主义逻辑,正把人类带向全范围的严重困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意味着特别的人口律,表达了对“产业后备军”的永久需要。在这个定律框架内和在晚期资本主义的历史性衰落的背景下,经济气候和粮食危机的组合,在其中产生了深刻的威胁,一波规模空前的“创造性破坏”(熊彼特),这不仅意味着物质生产力和不可替代的自然财富的大量淘汰,而且也意味着对亿万人类造成身体破坏的重大风险。这地狱的逻辑已经在作用,在聚结投资于农业、能源、汽车和石油化工的各个大资本,把他们的手伸向土地,伸向用作能源的生物资源的工业开发,正在加快小农的破产和农村人口的外流,威胁原住民小区,大大增加了作为慢性饥荒灾民的次级无产者。缺乏一个全球性的替代,这个制度的内在动力将前所未有地强力推动全球危机滑坡,这场危机残暴和野蛮的水平可能是史无前例的。

 

  1. 气候变化加强了一个世界社会主义的替代方案和一个同生产主义彻底决裂的社会主义计划两者的紧迫性。和以往不同的是,碳循环的饱和以及不可再生资源的枯竭,实际上意味着,不同时考虑到主要的自然限制,工人的解放是不可想象的。

反对资本主义增长的本身,既不是社会的项目,也不是支持另一种社会的广泛社会动员的战略。物质生产和消费的减少对气候的稳定是即刻必要的,因为在把人类驱向死亡之路这方面,资本主义已做过头了。但是,这并不以任何方式预先判断发展的未来可能性,一方面,它只要求先让气候系统稳定下来,另一方面,它只是朝无化石碳经济必要转型的一个定量标准。如果我们不想被引向反社会的甚至反动的结果,这种定量的标准必须与质量标准相结合:特别是财富的再分配,减少工作时间而不减工资,公共部门的发展。如果这些要求得到满足,达到了它针对无用或有害生产制定的条件,那么,通过对社会部门的投资,一个不同的城市和国家规划,免费获得的重要服务,以及重新掌握必要的自由时间,用于各阶层的自我活动,自我组织和民主自治,这样的话,物质生产的减少实际上将与绝大多数人的生活质量、财富和幸福同步增加。

资本主义制度同物质生产和消费的增长是分不开的,但这是效果而不是原因。作为交换价值之抽象形式的价值的生产,它导致财富在一端无限积累,并同时导致贫穷和匮乏在另一端积累的永久趋势。没有考虑到这种双重现实的气候政策是注定要失败的。从而,反资本主义替代方案的关键点和杠杆,基本上仍然是那些社会主义性质的项目:动员被剥削和被压迫者反对以利润竞赛、生产资料私有制、生产商品、竞争和工资为基础的制度。但是,对于解释替代方案,这个关键点和这个杠杆是不够的。碳循环的饱和实际上构成了这个事实最明显最全球性的显示,也即:不像过去,不考虑自然的主要制约因素,工人的解放是不可设想的,这些制约因素有:依照历史尺度,不可再生资源的储量有限,再生资源的补充速度,能源转化的规律,生态系统和生物周期及其节奏的运作条件。

光是肯定社会主义必须接纳生态问题,这是不够的。真正的挑战,在于创造条件,使社会主义项目同陆地超级生态系统的全球生态兼容。发展的设想,不能仅是旨在满足真正民主确定的人类需要,还要兼顾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性,更要接受这样的情况,即:复杂性,未知因素和生物圈的演化特征赋予这项事业某种程度的不可逆转的不确定性。应该放弃“人类控制自然”的概念。从现在起,唯一真正可能的社会主义,是一个满足真正的人类需求(摆脱商业异化)的社会主义,它是由利益相关的各方自己民主地决定的,做决定的同时,要小心谨慎地反省自己,这些需求对环境会有哪些影响,以及满足这些需求的方式对环境会有哪些影响。

从社会和生态的相互渗透方面考虑,意味着首先要超越关于自然的分划、功利且简单的观念,不能把它当作人类操作的物质平台,不能把它当作商店,从中提取对社会存在之生产所必要的资源,也不能把它当作垃圾场,堆积这项活动的垃圾。在现实中,自然同时是平台、商店、垃圾场和所有的生命过程,由于太阳能的外部供应,使这些环节之间产生循环,同时不断地重组它。因此,废物和它的处理方式,在质量和数量上,必须同生态系统循环的能力和节奏兼容,以免破坏生物圈的正常运作。但是,这种正常运作取决于生物操作者的数量和多样性,以及取决于联结它们的关系多重链的质量和复杂性,取决于最终确定供应给人类的资源的平衡流。

其次,从社会和生态的相互渗透方面考虑,意味着汲取现实教训,即:生产方式不只是由生产和财产的关系确定的,它还取决于其由能源选择规范的技术结构。气候变化清楚地表明:为了满足人类(粮食,热,光)的需要,一个生产模式使用的能源和能源转换的方法,并不是社会中立的,而是有一个明显的阶级性质。资本主义的能源系统是集中的,盲目的,浪费的,效率低下的,物化劳动密集的,基于不可再生能源的,并具有商品过度生产的趋势特点。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要求把它逐步摧毁并代之于一个分散的系统,这个系统是有计划的,经济的,高效的,活劳动密集的,完全基于可再生能源的,并且其生产指向具持久实用价值的可回收利用的东西。这一转变不仅关系到狭义的能源“生产”,而且关系到整个工业机制、农业、交通、休闲,以及城市和乡村规划。能源/气候挑战迫使我们对社会主义革命做这样的设想:它不仅要摧毁资产阶级国家政权,建立一个无产阶级的国家,这个国家一旦建立就开始尽快地消亡,并且逐步进入人民自治状态,它还要作为一个老的资本主义生产机制销毁进程的开始,代之以另一种机制,利用不同的能源,不同的技术和不同的结构服务于民主决定的目标。这种极其深刻的历史巨变可以开始于一个国家或一组国家,但它必须包含其全部特点,并且完成于世界范围的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之后,也就是主要的发展不平等的废除能够名副其实地满足每个人生存的基本权利后。其实,它的前提是能源自主权,尤其是不同国家的粮食自主权的初步实现。远非人类发展终点的代名词,它意味着科学技术以及民主运用它们的社会权力的重要进展,在一个“审慎照顾”生物圈的文化框架内,有每个人的积极参与,对此原住民小区的贡献将是非常宝贵的。

革命马克思主义认为,一旦人类基本需求得到满足,人类发展的质量将比发展的数量更重要。这种观念同马克思是一致的,对他来说,真正的财富是自由时间、社会关系和对世界的理解。一个完全利用可再生能源――主要是太阳能 ――的共产主义的前景,持续地存在于这个非生产主义的思想中,深化它,并根据需求、任务和纲领拟定出新的结论。这一深化证明了生态社会主义新概念使用的合理性。作为反对资本主义剥削人类劳动和破坏自然资源的共同斗争的集中体现代表,生态社会主义不是从一个建立人类与自然之间的理想和空幻的“和谐”观出发,而是从管理社会与环境的交流问题的唯物主义必要性出发,同时有意识地,集体地和民主地控制人类需求和生态系统正常运作之间的紧张关系。

 

5.我们的任务

5.1. 预备社会运动的积极分子,使他们可以帮助群众意识的发展,有助于就气候问题发起群众动员。有关气候变化的斗争需要优先建设社会的力量关系。面临问题的紧迫性,面对资本主义国家政府的罪恶政策,我们在各个国家工作,建设一个强大统一的、在世界范围内协调的群众运动。这一运动必须看成是现存社会不同阶层的社会抵抗网,在最小的共同平台上,有一致协调的行动与定期的多元示威。它的目标必须是迫使政府至少达到IPCC提出的最基本的排放量的减少,尊重“共同但责任有分别” 的原则,尊重社会民主权利原则以及每个人名副其实的生存权的原则。保护气候的民众动员是一项艰巨的任务,特别是由于现象及其影响之间,在空间和时间上的双重错位。关于全球变暖及其影响的信息广泛的宣传运动,是必要的。它的目标必须特别针对各种社会运动和左派政治组织的活动家核心,因为这些核心,在建立全球气候威胁和特殊社会问题之间的具体链接上,在推动使社会斗争同环境斗争的结合成为可能的战略方面,发挥决定性作用。

5.2. 建立一个连接气候斗争同社会正义的左派运动。没有占人口绝大多数的被剥削被压迫者的动员和积极参与,必要的变化是不可能取得的。资本主义的气候政策使这种参与是不可能的,因为它在社会层面上是不能接受的。事实上,这政策意味着帝国主义统治和资本主义竞争以及暴力的加强;因此也即意味着剥削、压迫、社会不平等、工人之间的竞争、侵犯权利和资源的私人占有行为的强化。特别是,对于大量排放温室气体的各部门的数百万雇工的就业,工资和社会成果所代表的主要挑战,这一政策并没有提供任何答案。因此,它只能遭遇合法的社会抵抗。大型环境非政府组织试图激进化各国政府的气候目标,却又拒绝承认这个激进化作法同时也会加剧反社会的攻击。这是一条死胡同。我们捍卫把气候斗争同社会正义相结合的需要。在广泛的运动中,我们努力组建一个左翼,它连接这两个方面,并坚持反对这样一些建议,这些建议的基础是市场手段、积累、新殖民主义统治和技术冒进。这个左翼将设法汇集工会成员、生态学者、全球正义运动、女权运动和第三世界左派、“影响力减少的”左派、激进左派组织、批判性科学家组织等。

5.3. 进行反对绿色新马尔萨斯主义的思想斗争,保护穷人和妇女的权利。根据它的全球性质,和它可能引发的灾难程度,全球暖化有利于一整系列的意识形态思潮的发展,在基本生态的掩盖下,这些思潮试图修复马尔萨斯论,把它包装在一个带有强烈宗教声调的世界末日的说法中。这些思潮在统治阶级的一些部门中找到最高的回声,在那儿,几亿人的消失比资本主义的消失更容易想象。正因为如此,他们代表的是对穷人尤其是妇女的潜在严重威胁。反对这些思潮的斗争,代表了一项重要任务,是我们的组织必须承担的、并要与妇女运动联结的任务。人口水平显然是气候变化的一个因素,但我们要坚决打击这个欺骗人的说法,即人口增长是气候变化的原因。发展中国家的人口结构正处在大规模的转型中,进展之快,超过预期。它的继续是可以预期的,但那是社会进步、社会保障制度发展的结果,是妇女有权处置以及控制自己生育(包括正确条件下的堕胎权)的知识的结果。这显然是一项长期的政策。除了诉诸野蛮的办法,没有任何人口控制政策能够应对气候的紧迫性。

5.4. 把气候问题引入社会运动的斗争平台。从扎根于现有斗争的广泛动员的角度来看,我们的行为要使保护气候成为社会运动的重大关切,并找到所有层面的要求的具体体现。例如:

  •  争取和平的斗争:生产和使用武器对于气候变化来说是不可接受的愚蠢行为…其本身就是增加冲突的一种可能原因;
  •  与贫困作斗争,争取发展和社会保障的权利: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同资源和发展水平是成正比的。社会的不平等会增加遭受攻击并且妨碍能源的改变;
  •  妇女的斗争:对气候变化的适应会加强妇女的具体要求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这些要求包括平等权利,社会负责照顾和保护儿童,反对让妇女作双重工,堕胎避孕的权利;
  •  争取就业的斗争:从根本上降低能源消耗,重组的领土和城市,照顾生物多样性,发展公共交通,用可再生能源取代化石燃料以提供巨大的高质量的潜在就业机会;
  •  为获得土地、水和自然资源,为有机农业而奋斗:实行劳动密集型之有机农业的农村小区,知道如何增加土地有机质含量,减少农业的温室气体排放;
  •  反对农业市场全球化和自由化:全球化和自由化是造成农村荒芜、饥荒、农村人口外流和/或生态系统被掠夺的一个原因,这些市场的自由化,直接(出口产品运输)和间接地,也是废气排放的主要来源之一;
  •  争取庇护权:面临环境难民特别是气候难民的增加,移居自由是必不可少的,它成了合乎人性的唯一反应;
  •  原住民小区的维权斗争:按照他们的知识,按照他们的生态系统尤其是森林的开发模式,这些小区最有能力维护和发展碳沉积;
  •  反对工作的多变性和不稳定性,反对延长工作时间:多变的工作日程表,使劳动力流动性增大的资本主义竞争,迫使工人使用汽车。“及时”生产是运输部门温室气体排放的一个主要来源。要大规模发展一个消费和休闲的替代模式,工作时间的减少是必要条件;
  •  反对私有化,争取在运输、能源和水等领域的优质公共部门。只有优质的免费公共交通部门才能够调动每个人的外出权利和碳排的减少。电力生产的自由化,使得间歇性可再生能源网络的引入变得复杂。只有不求利润的公营企业能够接受挑战,在二、三十年内抑制住房方面的整体碳排放量。

5.5. 反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斗争超越财富的再分配,按照这个观点,力求使气候成为工会左翼的一个轴心。大型国际工会联合会的领导人,随资本主义气候政策起舞,交换他们就某些政策模式谈判的可能性。这个定位在以幻想为基础的“绿色新政”的建议中具体化,这个幻想就是绿色技术将有可能吸收失业,并推动繁荣和资本主义扩张的一个新长波。工会官僚接受生产主义和资本主义盈利的要求以及主要的气候政策手段:政府援助“绿色”公司,“生态税”,清洁发展机制,排放权市场,甚至支持核能和生物燃料。这项政策很可能使工会运动成为灾难的帮凶。它分化国际工人,在不同国家的各部门之间制造分裂。考虑到气候和能源挑战的重要性,使之成为其争取改变之斗争的一个要素,这对工会左翼是决定性的。这场战斗是困难的,因为它不涉及“经济复苏”,而是关系到能源消耗的减少,抑制无用或有害的生产,这些行业工人的再转业等等。由于工人同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的联结方式,是他们的日常生存所依赖的,因而此战有相当大的障碍。为了接受这一挑战,工会左翼必须离开以财富再分配为中心的狭窄视野,以便驳斥财富的观念与财富的生产方式,即该模式生产的根基。这种做法会引起一些重要的要求,如减少工作时间(连带降低工作节奏,不减工资和雇用相应比例的新工人),扩大公共部门,免费获得基本服务以及工人控制(工作节奏,生产,能源等)。

5.6. 向帝国主义主导的国家大量转让清洁技术,和资助这些国家适应气候变化的影响,需要在世界范围内共享知识和资产,因此,要对资本主义利润课以重税。拯救气候需要在世界范围内共享知识和资产。因此,它必须涉及:

  • 取消第三世界的债务,和把南方国家独裁者在西方银行的资产归还给人民;
  • 解除银行保密,抑制避税天堂,对遗产征税,对投机活动征税等;
  • 大幅增加帝国主义国家分配的政府的发展援助预算;
  • 除了这种援助外,创建一个单一的世界基金,帮助发展中国家适应气候变化带来的必然影响,并向这些国家的公共部门转让清洁技术,而不附加资金条件;
  • 这个基金的来源应该来自税收,来自对气候变化最有责任的经济部门(特别是石油、煤炭、汽车和电力生产部门)的利润和过度超额利润的征税;
  • 抑制卫生系统的专利权,抑制生产基本消费品和服务(运输、轻工、水和能源、通讯)技术方面的专利权,使所有的地球人都能获得基本商品;
  • 对放弃开采其矿物燃料资源的南方国家的财政补偿制度。

5.7 同预测相比,帝国主义控制的国家的排放量将无法减少至少百分之三十,除非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受到质疑。在把气候稳定在最低危险的水平方面,帝国主义主导的国家的贡献,可能只能通过响应大量人口的需求,由内部的发展达成,因此,与有利于农民农业的土地改革有关,同生产的方向转向国内市场有关。因此,人类发展与气候稳定的协调,需要采取措施反对地方统治阶级,因为他们使用发展权为借口,拒绝任何对燃烧矿物燃料的阻碍,掠夺自然资源,把森林据为己用,充当碳排放额度买卖中间人,生产生物燃料,并向发达国家市场低价出口农产食品或工业品。为了防止他们助长这种社会和生态有害的模式,置于南方国家处置的资金和技术手段,必须置于人民及其社会运动的民主控制之下。

5.8 原住民捍卫他们的生活方式和他们与环境的关系类型,在保护森林的斗争中发挥主导作用,从而总体上也保护气候和环境。特别地,拉丁美洲人民有一个源于他们祖先文明的概念,它同资产阶级思想推动的东西截然相反。他们不认为自己是土地主人,反而认为他们自己属于土地 — 这一观念概括了他们哲学的主旨,它源于对土地的尊重。这就是为什么他们称土地为地球母亲,或帕查妈妈的缘故。他们养育、维护和发展一个以小区团结为基础的生活模式,这个模式深深地连接自然。因此,原住民的社会政治组织在其领土上不把自己局限于帝国主义强加给他们的边界。对他们的生活方式,社会结构,自然资源和各族人民的威胁 — 作为无数次侵略他们领土的结果 — – 是对他们不可剥夺权利的攻击,这促使他们自己组织起来,抵制跨国公司在自由贸易协议或区域基础设施南美一体化(IIRSA)框架内进行的掠夺。我们必须支持他们的要求,反对没有得到这些民族的事先同意,就占领其领土,建立任何采掘业和水电站,铁路,公路和水坝。由于环境问题在反资本主义斗争中,显然具有战略地位和作用,建立城乡工人和原住民人民之间的联盟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挑战之一。在这些斗争中,仅存的热带森林的保护也是利害攸关的,因为热带森林在气候系统中有重要作用。

5.9 反对技术冒进,并把所有巨大的生态挑战纳入一个真正可持续发展的前景中。资本主义的历史充斥着环境危机,没有从全球生态角度去“解决”它们,只做了从属于利润的部分技术解决,其有害的环境影响稍后随即出现。而按照这个同魔法师门徒一样的方法,解决气候/能源危机,可能有更加危险的后果,特别是在三个领域:增加诉诸核能,转基因生物,以及煤炭开发新热潮框架下的二氧化碳地质封存。反对这些资本主义的作法是最重要的任务之一。他们应该受到谴责,因为这是疯狂而肆无忌惮的资本主义增长的象征,因为该制度妄图跳过自己头,要不顾一切地维持产生利润的积累。更一般地,气候挑战汇集了所有的环境问题。因此响应必须结合所有巨大的生态挑战,特别是:(一)热带森林的保护,尊重依赖那些资源(碳汇)生活的原住民小区的权利;(二)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三)水资源的合理和公共管理;(四)反对来自石油化工的几十万分子对生物圈的毒化,这些分子并不存在于自然界,因而在某些情况下不能用还原剂破解;(五)消除破坏平流层臭氧的气体,代之于没有其它危险的生态影响的化合物;(六)反对大气污染及其对人类健康(哮喘,心血管疾病)和生态系统(酸化,对流层臭氧)造成的后果。

5.10 谴责资本主义计划和科学家们对局势的判断之间的鸿沟。建立与主要科学家的联系。提出知识产权和研究的社会作用问题。各国政府正试图使我们相信他们的资本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气候政策是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必须大力反对这个做法。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谴责把政府目标同从IPCC报告之预防原则得出的结论分隔的鸿沟。这一公开谴责意味着,在批评主导意识形态和由大部分专家传达的社会成见的同时,充分理解科学知识的本质。左翼必须建立与科学家的关系,邀请他们传达他们的社会运动专业知识,挑战他们一般的政治立场,依据他们自己的科学知识,推动他们解说这样的矛盾,该矛盾的一方面是抗击全球变暖所需要的全球合理解决方案,矛盾的另一方面,则是为部分资本主义合理性服务的极端各自为政的科学。考虑到政策拟订中科学知识的地位,建立社会运动和重要的人文研究之间的关系,就是相当重要的。在此框架内,为争取社会正义框架内的气候稳定,我们要发展关于科学和研究作用的一个较普遍观点。我们不拒绝技术解决方案,也不拒绝发展和进步的概念。相反,我们认为科学研究和技术要从资本的影响力下解放出来,使它们的潜力,可以用于大量和迅速地服务于能源效率方面的进步,合理的资源管理和可再生能源的可持续发展。我们要求为研究作公开大规模的再融资,终结把大学同企业和金融资本联结的合同,在转型背景下,在社会正义的框架内,朝向建立一个没有化石燃料的社会,民主地决定研究的优先次序。

5.11 反对使个人感到内疚的企图,但肯定社会上对能源需求尽可能的清醒。政府的说法旨在使人们感到内疚,它把全球气候变暖的责任置于个人行为上,寻求用魔法驱除社会不平等,掩盖资本主义的责任,设法转移人们对必要的深刻结构变化的关注,为“碳税”这一类的不公正措施铺平道路。在超过一半的人类生活在长期低消费水平的情况下,相信通过反对过度消费的“文化蔓延”运动,可以拯救气候,这是一个错觉。但是,押赌注于假设的革命性科学突破,以避免质疑个人过度消费及其引起的后果,这也是一种幻想。不是把消费领域的行动同生产领域的结构性变化对立起来,而是必须把前者理解为一种使人们意识到后者之需要的手段。替代性的社会习俗,民主运动和动员,甚至那些只涉及少数人的、对抗生产主义和消费主义的运动,也可以对集体意识的形成发挥积极作用,这个集体意识就是生产领域的结构变化是必要的,而这些变化将伴随着更高质量的生活。

5.12 实习灾难发生时的大众援助。气候变化大大增加了灾难的风险,特别影响到工人和穷人,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面对这一威胁,我们必须准备在两个不同的层面干预社会运动:需求层面,也即把国家和政府摆在他们的责任前面,以及直接的、民众的和相互依存的援助层面,这个由地方居民及其组织负责,加上一个世界范围的活动分子网络的援助。事实上,在自然灾害中所取得的经验表明,这些民众的援助措施更快、更直接地指向穷人和他们的实际需要,而且花费较低。此外,他们赞成发展不同种类的社会关系和既定秩序的论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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