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运动导言

郭鹭

 

整个《资本论》,或者说,整个政治经济学批判所围绕的核心,就是资本的运动

然而,资本并不是从来就有的。它整个的诞生经历了一个历史过程,并自萌芽到之后的发展,其中充满了矛盾。因此,想要真正弄明白资本的整个运动状态,就必须要先追溯到其胚胎形式,其未成形形式,其存在的可能性

W-W,一种最为简单的交换形式,产品交换。其象征着作为交换行为双方的互通有余、互补不足。这里不存在买和卖的概念,同时交换本身还作为一种纯粹偶然的社会现象表现社会劳动生产力的提高,然而还只是纯粹量的积累式提高。这时候,整个资本诞生的可能性都还未出现。

到了社会劳动生产力整体出现的变化时,社会所生产出来的产品数量开始有了一种积累的趋势,然而这时还仅仅只是一种趋势,还处在非常不稳定的变化状态之中。伴随着这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上升运动的,是社会开始出现阶级分化的趋势(现在,还依旧只是一种趋势)。不过这个问题不是我们在这里所要讨论的,故按下不表。产品生产的多样化和复杂化,意味着人的生理需求和社会需求的多样化和复杂化。故而,交换行为也变得越来越频繁。但频繁现象的另一面,也就意味着对于交换双方而言,单纯一次的市场交换具体内容变得越来越不能满足。一种普遍性的要求是需要找寻某种能够代表普遍社会购买力的一般等价物,使得这种一般等价物在抽象意义上能够代表一切具体的特殊商品。于是,最粗浅的货币概念出现了。经过一系列自然性质的优劣性的历史比较后,金银——贵金属货币形式成为了胜利者。货币作为经验已知的最为纯粹且有着总体持续效用的价值形式,能够以最少的阻碍来达成各式各样的交换目的,让交换过程不仅在单纯的程序的量的改变上,更是能够完成质的结构的革命:这就是交换行为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分离

W-G-W,让我们具体地来看一下这个公式。相比单纯的物物交换W-W,G的插入令交换变得更为便捷:W-G;G-W。也即W-G……G-W得以实现。因为货币作为社会认定的一般等价物,代表抽象的普遍社会购买力,它使交换双方能够尽可能大地实现获取自己所需的使用价值的现实愿望。时间上的分离,意味着交换者可以不用拘泥于一时一刻的现有的使用价值的选择,即使暂时没有获得心中所意,也可以借由保存货币而保存自己的交换力量,这使得交换者的选择“深度”加深了;空间上的分离,让交换者得以携带力量凭证的票据尽可能更多地前往更为广阔的交易市场,深入幽谷进行探险,这又使得交换者的选择“广度”扩张了。与此同时,这样的交换还产生了新的概念,也即的概念,买者卖者的概念,货币占有者商品占有者的概念。然而,即使由物物交换过渡到了商品交换,这时候的商品交换也还只是一种简单的商品交换,交换双方并没有改变自己最初的淳朴目的——获取使用价值,获取直接的物的有用属性。这时还没有出现职业的商人,更没有出现成熟的资本家。不过,这种简单的商品交换毕竟实现了交换在时间上和空间上的可分离性,而这一极为重要的特点内在孕育着两个革命因素:一个是社会分工的形成(这也不是我们要在这里专门论述的),另一个则是资本诞生潜在可能性的胎动。

至于这种资本诞生可能性具体是如何的,就需要我们面对那仿佛只是W-G-W单纯的变种形式——G-W-G。从形式上看,这也属于一个简单交换图式。然而,必须要我们引起警觉的,恰恰是这个公式所直观带给我们的简要信息:为卖而买。也就是说,在这里的交换者的目的,不再是单纯地渴求着多样化的使用价值,而是直接瞄准了普遍社会购买力,瞄准了货币,瞄准了寄宿在其肉身之上的灵魂——价值。而这一行为的实现,本质上就依赖于货币的产生而得以在事实上出现的买和卖的分离。首先,由于市场过程的这种必然的分离(这种分离由最初完全依赖于交换者互为需求这一偶然因素而导致的完全偶然的现象进而变为必然的现象,本质上也是取决于社会劳动生产力的的发展变化),使得剩余价值的实现在事实上成为了可能(必须要明确的是,市场行为得以持续进行下去的必然前提就是成为正常力量的严格意义上的等价交换。同时,在这一基础之上,如果市场过程不存在一种分离的必然性,那么整个G-W-G就根本没有进行的意义,就会在事实上成为其表面形式所带给我们荒诞之感的“不必要的迂回”的愚蠢之举,这一交换形式就根本无法产生)。也就是说,G-W-G展现了进一步的真实本性:G-W-G'。而G-G'的差额,也就是在生产过程中产生内含前提地默认为已在流通中得到实现的剩余价值。然而,从之前的公式的单纯无辜的形式上来看,只会让我们对G自行增殖为G'感到惊讶,似乎是这里的价值自己生产价值、自己繁殖了新价值。于是,这种仿佛能够自行增殖的价值,就为自己在之后所能够获得的新身份——资本,打下了坚实的本质基础,提供了转生的现实可能性。只有当这些自行增殖的价值能够作为燃料进入下一轮的生产和再生产的活动中,并再次增殖、不断地增殖、无休止地增殖,只有在这时,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资本的诞生。

但必须紧接着看到这一点:资本由潜在的可能性(货币所造成的市场买与卖行为的偶然性分离)变为现实的可能性(货币所造成的市场买与卖行为的必然性分离),再进一步变为真正的现实性(自行增殖的价值进入社会生产与再生产的过程中),在这其中对于资本而言绝不是一帆风顺的,它直接面临着一个潜在的风险——即由买与卖的分离所蕴藏着的供求比例失衡而导致危机的可能性。买与卖的必然性分离标志着社会以商品生产为基础,危机可能性最为抽象的决定因素也就在这一分离中。“这样,在货币作为中介的规定中,在交换分成两种行为的分裂中,已经蕴藏着危机的萌芽,至少是危机的可能性。而这种可能性只有当取得典型发展的、与自身概念相符合的流通的各种基本条件已经存在的时候,才有可能成为现实。”[1]“分解W-G和G-W,这是最抽象和最表面的形式,在这个形式中已经表现出危机的可能性。”[2]然而,之所以说是危机的“可能性”而非“必然性”的爆发,恰恰就在于萌发这种危机因子的机制并不是资本诞生后并在不断运动发展中逐步完成的资本主义关系的内在根本矛盾,而是货币所引发的买与卖的分离。这种“危机的可能性”元素是在货币诞生之后、资本诞生之前的这一历史过程中就已经潜在地存在着,并在资本诞生的早期即资本主义关系未完成时也依然存在着。它和资本之间并没有某种必然的直接因果关系,二者只是作为买与卖的分离这一社会现象所历史地派生出的结果,而这一种结果和那一种结果可以在一些条件的催化和调和下发生化学反应。

然而,我们也不应由此就低估这种危机可能性对资本本身的意义。如前所述,资本从胚胎形式到正式诞生,是决离不开货币的诞生与之所引发的买与卖的分离等社会历史现象的。然而这些社会历史现象自身在催生资本的同时,也催生着危机可能性的因子。资本要想使自己发展,一方面离不开引发危机可能性的机制,这一机制必然客观地生产着危机可能性,因此换句话说,资本离不开危机可能性;另一方面,资本使自己正常地运动下去就必然要求摆脱这种外在的危机可能性的隐患,后者对于前者而言存在负面的破坏性影响。资本既想离开又不能离开;既想消除这种危机可能性又在事实上无法自行直接地消除这种可能性;危机可能性在根源上是自身的必须条件,但同时又确确实实地威胁着自身。于是,这里就体现出一个切实的矛盾,资本就在这个最初的矛盾中蹒跚前行。

然而,这个矛盾决不是能够一直存在的。产生这个矛盾的根源是外化于资本的,是由社会生产的商品基础一步步发展的过程中随之产生的,危机可能性威胁着资本的成长,但反过来可以说,资本的成长也在威胁着这种危机可能性的存在本身。我们知道,这里的危机可能性——买和卖的分离所可能导致的比例失衡——的现实发生,取决于具体的一系列实际情况相互作用下的综合性的结果。正因为在这个时候,商品生产和交换的目的根本上还在于满足需要,因此供求的大体平衡总的来说还是普遍发生,而危机——还只是偶然性,它的现实发生还是缘于人为的失误。同时,一旦市场行为和商品生产陷于这种性质下所出现的停滞和崩溃的状态,那么对于幼年资本的积累来说,也不啻为一场灾难。因此,资本自身也是不希望这种危机的,但后者依旧作为商品经济的历史注脚攀附其上。直到一个关键时刻的到来,这些既存的固守状态才被打破。

这就是资本的成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正式确立。作为一次根本意义的革命,它将如暴风雨般猛烈横扫过前资本主义的一切社会关系,确立崭新的世界面貌。

之前我们已经说过,在商品经济还未正式进入资本主义时代以前,商品生产和交换的目的在于使用价值,在于满足需求。这时候的货币和商品,还只是作为单纯的货币和单纯的商品而存在。但在货币所引发的买与卖的必然性分离发生、进而G-W-G'的图式得以现实进行的时候,情况就大不相同了。资本得以在扩大的既有框架内诞生,并在自身的运动中悄然改变着货币和商品的社会属性与存在意义。下面就让我们针对这个问题进行具体的分析。

货币在诞生之初、以及资本主义关系正式形成之前,一直都是作为流通媒介存在着的。由于其作为社会普遍购买力的象征、作为纯粹的价值形式、作为一般等价物,通过市场交换的等价原则借以用自己代表(之所以用“代表”一词,还在于一种历史的抽象法的考虑。由于早期的贵金属货币在名义的货币名称和实际的重量名称两者上的价值量是确实等量的,这时候就可以直接无顾忌地将名义上的价值量与实际等价。然而,在经验的历史过程中,贵金属货币的消耗磨损在交易过程中被发现并不影响市场活动的实际进行。由此,货币的货币名称和重量名称开始出现明确分离的趋势,甚至于在这之后发展出纸币形式。不过,考虑到我们在这里论述的货币问题本质上与这种情况并无什么联系,后来出现的纸币如果从其单纯的流通媒介职能来考虑的话,也是可以纳入现在所说的货币体系中的。故而可以把实际的经验历史进程抽象掉,只从货币自身的逻辑来加以探讨)的价值量来交换一般商品,大大地促进了整个商品经济的发展。然而,这一切的存在前提,正是在于生产与消费的原始关系没有发生根本变化的条件下才得以成立。货币作为单纯的流通媒介,发挥单纯的流通职能——这决定了货币只有在流通领域才有存在的意义。即使暂时把货币从流通中抽出,也只是为了在别的更符合交换者心意的流通中再次投入罢了。这时候对于货币的暂时持有和贮藏,只是作为最终实现交换使用价值的一种有所必要的手段而存在,其本身不是目的。然而,在G-W-G'中,事情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交换者——或者说,买方——在一开始就使用货币进行购买。不过,这种购买本身并不是他的真实目的。他买是为了卖——为了成为卖方,获得增殖的G'并持有(至于这种增殖活动实际是怎样发生的,并不是我们在这里所要专门涉及的问题),也就是说,获得增殖了的货币、价值量。在这里,持有货币本身成了交换人的目的,让它投入流通反而成为了手段。于是,货币就在流通之找到了自己的存在意义,货币获得了独立(尽管还只是一种相对独立)。这种意义并非是从货币自身内在地发展出来的,而是资本运动的内在矛盾在货币上得到了体现的结果。货币的价值量经由流通实现增殖,它不再是一种经由在流通领域内被动地牵引着流动从而实现商品交换行为的单纯的媒介物、纯粹的价值形式,而是变为了资本形式,成为了资本,货币资本。而持有这一资本的交换者,就成为了资本家(或者更具体地说,货币资本家)。

然而,我们不能忘记,整个交换过程不可能存在货币这一具体的抽象物。必须还要有作为一般使用物的特殊商品存在,使之与货币进行交换,货币才有可能成为增殖的货币。不过,归根结蒂,我们对这个事实是十分清楚的:货币无论如何无法自行增殖。但G-W-G'的结果却明确地向我们展示了货币增殖的现实。经验告诉我们货币价值的不可增殖性,资本主义商品交换图式却告诉我们货币价值的增殖性。既可增殖又不可增殖,这是货币在这里表现出的矛盾。如何准确地解释这一矛盾呢?

让我们再次回到熟悉的老伙伴那里。G-W-G'实现的必要前提,就是买与卖的必然分离。故而就可以对图式进行分解:G-W;W-G'。也即G-W……W-G'。这样一来,就很容易发现问题所在:W与G交换,但却并非等时地再与G'交换。在排除了欺诈(对于市场欺诈行为现象的考察还需要另作专门说明)这一有益市场力量而严格遵循等价原则的情况下,就能够得出初步的结论:并非是货币自己在流通领域中发生了自行增殖,而是商品在交换前后发生了价值改变;并非是货币发生价值增值,而是商品发生价值增殖。图式的最终面纱被揭开了:G-W……W'-G'。

不过,我们在明了了货币价值增殖魔术的真相后,也不由得意识到了这一情况:在整个交换过程中,原初定义的商品意义似乎也发生了变化。我们已经知道,在G-W……W'-G'过程中,资本家的目的不在于获取单纯商品的物的有用属性、使用价值,而是近乎赤裸裸地要求价值、实现增殖的价值——要求使货币变为货币资本。因此,商品成为了实现这一目的的现实手段。要想使货币价值增殖,就必须先使商品价值增殖。商品生产不再是为了满足需要,而是为了得到增殖价值——为了资本。因此,不仅是货币由于资本运动的要求成为资本形式,商品也由此成为了资本形式;商品成为商品资本单纯的商品生产成为了商品资本生产

货币资本与商品资本,是资本运动所形成的的资本的基本形式。

这一基础的资本运动的表现形式,就其纯粹的现实性而言,已经决定了之前所说的那种危机可能性的不可避免的灭亡。后者存在所必须的历史条件——以原始供求关系为基础的买与卖行为的分离——在资本主义关系下实现了扬弃:一方面,作为资本的货币使得单纯市场交换活动的买卖分离现象出现了更加扩大化和深刻化的趋势,同时又令这种分离意义扩张到了生产领域,在整个过程内部实现了资本主义关系所绝对支配下的分离关系的资本色彩化,使得其由产生资本的外部先决条件向资本运动的内部关系过渡,并逐步实现了这种内化,从而使得分离的衍生意义成为资本主义内部根本矛盾的影响与组成要素;另一方面,以满足需要为目的的单纯商品生产交换被资本主义关系下的以追求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实现为目的的商品资本生产资本实现所取代。这一系列的根本性变化,都意味着过去作为整个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注脚和资本积累阴影的危机可能性,已然随着社会历史阶段性的更替而式微,并在纯粹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实现彻底消亡

然而,这一切又是否意味着资本运动——总的来说,就是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从此就一路顺畅地进行下去了呢?不,事实决非如此。从资本诞生之日起,就时时刻刻面临着矛盾、现实的运动的矛盾。资本的存在本身就是活生生的现实的矛盾。有关这一点在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主要特征的社会里体现得最为明显、最能为我们所感同身受的,就是周期性爆发的危机现象了。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这种周期性危机与过去历史的存在着的危机可能性之间,有着根本性质上的不同。周期性危机的爆发,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占绝对主导地位的社会基础之上的,其深深根植于资本主义内在根本矛盾之中,是这一矛盾最为浅显和最具戏剧性的表现。在这之后进一步的具体分析中我们将会发现,周期性危机对于整个资本运动的重要性是根本不容忽视的,它对资本积累将会起到至关重大的意义。

这里还有必要穿插几句有关历史和现实的抽象这一方法论的补充说明。在整个文章内容的叙述中、尤其是接下来对资本运动的最为显著的表现形式——周期性危机——的分析中,如果没有出现特别说明,那么在一般情况下,“资本家”一词都是指抽象意义上的一般资本的人格化;同样,“无产阶级”或“工人阶级”等词都是指抽象意义上的雇佣劳动的人格化实际具体的资本家(个体)、无产阶级(个体)的现实情况,都是比我们在这里所论述的一般抽象情况还要远为复杂得多的,但这并根本影响总体历史的运动轨迹、特别是阶段的资本运动轨迹。这种对历史和现实的抽象是一种合理的抽象,是一种合乎事物本身意义的抽象,是更加有利于我们理解事物本性、从而把握事物发展脉络的有效方法。

资本的唯一自在的职能,便是为了交换价值、为了价值增殖、为了让资本成为资本。资本唯一的内在的规定性就是资本长期积累的历史趋势,只有这样,它才不至于迷失自我。因此,为了达成这个目的而实行的对剩余价值的攫取变成了其宿命。表现在经验现实中,就是资本家为了谋取利润而似乎是无限度地进行商品生产活动。资本家通过对工人阶级的剥削进而生产出剩余价值,之后再将这些包含剩余价值的商品进行销售,从而实现剩余价值。如此一般,资本经过了这一轮基本的运动获得了剩余价值,实现了增殖,达成了阶段性积累的目标,并时刻准备着投入下一轮资本运动中。——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在以上所进行的资本运动,还是一种最为基本的形式。其中出现的还有产业资本家,出现的资本形式还有货币资本和商品资本。至于在历史的进程中所出现的其他类型的资本家(如商业资本家、借贷资本家、金融资本家、作为土地投机者的资本家等等)和其他种类的资本(如银行借贷资本、生息资本、股票资本、土地资本等等),本质上不过是将整个资本运动的形式扩大化、复杂化了,并不改变资本运动的根本实质和目的。同时,作为以前历史的既有存在和历史发展中出现的各式食利阶层(如封建地主、新旧贵族、新旧君主、宗教领袖、官僚集团、作为单纯土地占有者的房地产大亨等等)都通过这样或那样的方式从资本家手中直接间接地瓜分了剩余价值。又由于面临着社会劳动生产力的变化与实际市场情况的诸多影响,使得原初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与最后获得实现并真正落到资本家手里的剩余价值——表现为利润形式——之间的关系更为复杂了。不过这种涉及到剩余价值利润具体关系的内容不属于我们在这里需要专门涉及的问题,故留待以后再加以考察。

但即使是这个形式极为简单的资本运动过程,就已经表现出矛盾,进而表现出危机的征兆。这包括两个具体的抽象矛盾:货币资本与商品资本的外化的形式矛盾——货币与商品的矛盾;作为货币的货币同作为资本的货币之间的矛盾——货币与货币资本的矛盾。让我们先来看看前一个矛盾。这个矛盾是在货币诞生之初就已经在其和商品的关系中潜在地存在着;等到了资本主义关系的正式确立,货币和商品成为了货币资本与商品资本之后,便由资本的内在矛盾作为推动从而成为了现实的运动着的矛盾,并作为表现成货币危机的部分中介性的原因。

我们知道,货币与商品的原初矛盾,就是价值使用价值的矛盾,而这一矛盾是借由货币的规定性(一般等价物,没有具体的物的有用属性)和商品的规定性(表现具体的使用价值,无一般等价物的职能)所衍生出来的。符合整个社会关系所要求的普遍流通凭证标准的,有且只有货币。这对资本家来说,能够大大有利于资本的积累(作为纯粹价值形式的货币,借由过渡为资本形式从而在实际的积累过程中不仅在量上、而且在质上都能够大大提高运动和积累速率),但同时,也带来了一个致命的问题:资本积累有作为货币形式下的积累才能得到现实的普遍承认。因此,资本家即使拥有大量的商品资本,如果不能将其销售出去从而获得货币资本、实现资本的形式变换,那么,这些资本也依然只是彼岸的资本,还没有成为此岸之物。商品资本就仍然只是一堆单纯的商品积累,它对于资本家而言就没有意义。然而对于这些资本家——尤其是小资产者——而言,这些还未转化为现实资本的商品资本,不是体现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根本矛盾的表现,不是一种“生产过剩”的危机;而是流通中货币不足的危机,货币危机。“危机的发生,正是在人们……必须用货币支付的时候。这种危机又不是像那些根据自身的个人需要来判断危机的小资产者所想象的那样,是由于货币不足而发生的,而是由于作为普遍商品……的货币同一下子不能成为通用财产的所有其他特种商品之间的特殊差别表面化了。”[3]

但光是货币和商品的矛盾还不足以实现表现为货币危机的现实结果。需要的另一个必备的基本条件,就是货币货币资本的矛盾。我们知道,作为单纯意义的货币,其本质上就是流通的媒介,商品交换的中介物,其在流通保有存在意义。但货币资本不同。作为资本的货币的存在意义,就在于资本积累,其便在流通之获得了相对独立的存在意义。它作为一种资本权力,同自身既有的货币权力之间便出现了不可调和的矛盾的对立性。流通的职能和资本职能发生矛盾,作为资本行使资本职能时与货币在流通中的一般等价物职能发生矛盾。货币职能要求把货币投入流通,资本职能要求把货币从流通中抽出并保有货币,这样双方斗争的结果就不可避免地指向了一种货币危机。

“在专业化交易活动中,资本家的目的不是占有商品自己消费,而是谋取利润,这使货币又有了一种规定……在这一规定性中,货币‘在流通之外具有独立存在;它离开了流通。……在这个规定性上已经潜在地包含了货币作为资本的规定’。这一独立存在不是绝对的,因为‘如果不和流通发生任何关系,那它就不是货币,而是单纯的自然物——金和银。在这种规定上,货币既是流通的前提,又是流通的结果。货币的独立性自身,不是同流通的关系的终止,而是同流通的否定的关系’。如果货币从流通中被抽出,流通就停止了,但是,这种积累起来的货币也能够重新投入流通,在这种情况下,货币实现了它作为资本的角色,并同雇佣劳动建立了关系。”[4]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通常认为,危机中的问题就是信用不足的问题。首先来说,因为各式各样自然的或人为的失误偶然性地导致了危机的爆发,打破了市场美妙的必然均衡状态。在危机时期,私人从银行取出货币,迫使银行收缩信用,从而造成的信用不足又迫使资本家削减业务,而这反过来又加强了危机。因而这些自以为发现了根本问题所在的天才般的改良家们总是要求放松信用、增加货币。——我们从这里得出的认识是,这些摩西们将引发货币危机的根本性原因归咎为银行业和信用业中的各式偶然因素的综合所造成的人为性失误,其又进而通过这一发展了的货币制度的特殊形式使病症蔓延全身,从贸易界到消费界均无一幸免。因此,货币改良家们相信,放弃货币的可兑换性,试图改革货币制度,就能够解决资本不能兑现的问题。然而,这些天才的愚蠢之处恰恰在于忽视了这么一个基本事实:正是由于规定了货币的可兑换性,规定了货币与商品的社会性差异,资本的现实积累才得以实现。这些人的想法所要表达出的意思是,“仿佛资本不能兑现并不是已经包含在任何货币制度的存在中,甚至仿佛并不是已经包含在产品作为资本形式的存在中。想在这一基础上改变这种状况,那就取消了货币所以是货币的属性……那些想大量发行货币的人,或那些……想保留货币,但又不让货币具有货币属性……的人都是蠢驴。”[5]因此,问题不在于某种导致了货币不足的货币制度的特殊形式,而在于货币制度本身

到了这一步,我们似乎就可以认为,由货币的规定性所引申出来的货币形式——或者说,货币制度——就是引发危机的根源所在。然而,抽象的货币制度自身只不过是为危机赋予了一层“货币”色彩。危机的根本原因,还在于不以社会需要而以货币占有(更确切地说,货币资本占有)作为生产目的的社会生产方式。也就是说,在于整个货币关系被容纳于其中的资本主义关系。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根本目的在于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占有,在于资本积累;因此,社会生产力的总体发展,同它自己所处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间,就存在着一个必然的根本矛盾。资本想要积累,想要实现价值增殖,一方面要依赖于发展生产力、不停歇地扩大生产;另一方面,当这些生产力以需要物的形式堆积起来却又无法实现价值、无法促进资本积累的持续进行的时候,矛盾冲突尖锐化到达了一定程度,便以危机形式表现出来。不过,这里的危机还只是一种抽象意义的危机,它的不同的具体形式还取决于资本实际运动过程中面临的内外部情形的综合效应所直接决定。这些具体的抽象综合因素,能且仅能决定危机的现实爆发所要采取的一般抽象的具体形式(譬如,在之前的分析中我们就已经说到了货币关系以及由其所决定的一般抽象性的危机的特殊具体形式,即货币危机),而不涉及危机的根本原因。“危机的一般可能性就是资本的形式上的形态变化本身,就是买和卖在时间上和空间上的彼此分离。但是这决不是危机的原因。因为这无非是危机的最一般的形式,即危机本身的最一般的表现。但是,不能说危机的抽象形式就是危机的原因。如果有人要问危机的原因,那么他想知道的就是,为什么危机的抽象形式,危机的可能性的形式会从可能性变为现实性。”[6]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在这里将之定义为一个问题,即一般抽象形式的危机与危机本身的最一般表现是等价的,也就是说,询问抽象危机的原因就意味着同义反复,是没有存在意义的命题。乍看之下,这与我们此前所述的内容存在悖论。然而不能忘记的是,马克思在这里的这一观点陈述是与接下来的这个内容紧密相连的:危机的原因,指的是“为什么危机的抽象形式,危机的可能性的形式会从可能性变为现实性”。这表明马克思在这里认为“危机”这一概念本身就意味着“危机的现实性”,危机的现实爆发。因此,一般抽象形式的危机本就是原因的一部分,而原因的衍生物。但抛开这一特定语境下的概念规定,我们想弄清的问题是,既然一般抽象形式的危机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基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存在的,那么,一般抽象形式的危机又是如何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衍生出来的?针对这一定位,可以认为两者之间存在着抽象性的因果联系,故而在这一语境下使用“根本原因”来对前后间的演变情况进行描述是恰当的。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根本特征,就在于使用价值的生产受价值生产的支配。反映在资本家身上,就是对于实现(不管是客观可行还是其主观认定)的利润的无止尽的追求。因此,驱动整个生产系统运作的,不是社会需要,而是利润率。同时,资本主义的这种性质还通过竞争压力强加到每一个资本家身上,迫使其提高劳动生产力,降低生产价格,扩大生产规模,从而促进资本的积累运动。但前置的社会规定性——同时也是资本积累现实可行性的必要前提——决定了资本积累所必须采取的货币资本形式,现实的资本积累、从而现实的价值增殖才能实现。故而,生产活动只有在这个界限才能算是对资本而言有所意义。但资本又极力渴求着无限的生产,从而得到无限的自我存在的印证,资本才能是资本,资本才能维持其意义。因而,它又要求打破这种内在的限制,但内在界限就是资本运动的安全阀;于是,资本自身就处于既要无限生产又不能无限生产的内在矛盾,这是资本的根本矛盾,是资本主义自身所无法克服的。这个矛盾的进一步的表现,就是生产过剩趋势;同时,这个生产过剩趋势也就是一般抽象形式的危机的抽象的具体表现,是危机的抽象形式的本质上的抽象的具体化概念。一旦生产过剩趋势具象化地表现在现实世界中,它就有可能采取纯粹的生产过剩的表现形式,也有可能采取其他表现形式(比如货币不足危机、比例失调危机、消费不足危机、房地产泡沫危机等等)。

还需要我们明确的,是这种生产过剩趋势是始终内化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是内化于资本运动过程中的。因此,这种生产过剩,始终是相对于资本而言的过剩、相对于价值增殖实现的过剩,而非社会需要的过剩、的过剩。故而,过剩只能是相对过剩,而不是绝对过剩;这是资本主义根本矛盾的自我限制的体现。

“资本主义生产总是竭力克服它所固有的这些限制,但是它来克服这些限制的手段,只是使这些限制以更大的规模重新出现在它面前。

“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限制是资本自身,这就是说:资本及其自行增殖,表现为生产的起点和终点,表现为生产的动机和目的;生产只是为资本而生产,而不是反过来:生产资料只是生产者社会的活动过程不断扩大的手段。……手段——社会生产力的无条件的发展——不断地与现有资本的增殖这个有限的目的发生冲突。因此,如果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发展物质生产力并且创造同这种生产力相适应的世界市场的历史手段,那么,这种生产同时也是它的这个历史任务(发展社会生产力)和同它相适应的社会生产关系之间的经常的矛盾。”[7]

我们不断强调,以生产过剩趋势作为具体的抽象内在形式的一般抽象危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根本矛盾的进一步体现,并在各式各样具体因素的促进下以不同的具体面貌在现实世界爆发出来。又因为资本主义自身无法克服根本矛盾,进而就无法克服危机,无法避免危机的必然现实存在。然而,这样一种说法很容易让我们产生如下一般的惯常错觉:似乎就像早期的“危机可能性”对于资本自身的运动所意味着的那般,周期性危机也是在资本的积累运动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伴随着资本而存在的,其直接破坏了原本持续进行着的资本积累,因而对于资本来说也完全是一种负面影响。——不过,之所以说这种认识是一种错觉,就在于其忽视了根本性的一点:这种周期性危机是资本主义的内部矛盾机制所衍生出来的,而非如早前的那种危机可能性一般,是外在于资本的买卖分离的矛盾机制所衍生出来的。虽然从表面上来看,周期性爆发的危机打破了既有的资本积累进程,然而,却并意味着资本的运动也就此停止。资本仍然在运动,只不过不是以积累生产物的形式在运动,而是以破坏既有的生产物的形式在运动,以消灭既存价值——也就是说,以消灭既存的资本自身——的形式在运动

这听起来十分匪夷所思,然而,这却是符合资本自身运动逻辑的实实在在的现实运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催生的生产过剩危机,意味着大量作为商品资本的商品无法作为实现资本的存在而存在,而只能作为单纯的生产物、使用物存在。在这里,看起来似乎是因为生产过剩危机作为原因从而导致了资本积累的突然中断;然而事实却正好相反,是资本主义生产范式的社会生产力的迅猛发展引起了资本的实际贬值,而这种规模性的资本贬值使得大量的实际生产物的内在资本无法如期完成实现,从而出现一般利润率的下降趋势,表现为相对生产过剩的危机。因此,这种由生产力发展而造成的资本贬值是危机的一般抽象原因,危机的直接结果是利润率系下降,而利润率下降又引起资本的进一步贬值,这种贬值是危机的结果,通过这种贬值,利润率又得到恢复。——非常值得注意的是,后一种贬值由于危机而得以现实地达成(因为在危机中,大量对于资本而言生产过剩的商品被消灭,使得这些商品中的能够被予以实现——不过也只是按照资本的逻辑而能够被实现,但因为商品是实实在在的自然物,故而其自然属性不能按照价值标准被机械分割——的那部分资本也一同被消灭,从而完成这种贬值),通过采用直接的暴力手段将彼岸的利润率和此岸的利润率之间的差异强行消灭掉,从而明确了现实的利润率,回复到真实世界。尽管此时的利润率低于危机前不久所进行中的利润率,这也不过只是意味着新的起点的开始,意味着经过了足够休憩运动后的资本积累运动的再启动。

由此,我们惊奇地发现,周期性危机非但不是阻碍资本运动的毒瘤,反而是资本得以不断运动下去的必要的助推力。危机不是资本主义的“正常”形式,而恰恰是资本主义的“正常”形式。从本质上来看,“不管危机的具体原因是什么,危机最终都是无限度发展生产力的趋势和生产从属于资本增殖这两者之间的矛盾的一种或另一种表现,而危机的结果都是通过资本贬值(价值的消灭)和生产力的破坏来恢复利润率”。[8]资本主义生产因为它自身的独有性质从而时时造成这样一幅诡异的画面:为了最大可能地增殖资本价值,就需要使现有资本周期性地贬值;为了发展劳动生产力,就需要周期性地牺牲已经生产出来的生产力。整个资本运动离不开危机形式,它自身需要危机作为内在的制动阀,以便不使自己跑得离开生命线太远以至于导致自我毁灭。危机对于而言,是灾难,是侵袭健康的病毒;对于资本而言则是治愈病体的疫苗,意味着一个新生命周期的扬弃式进行。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危机是资本运动的必然组成部分,是资本实现自我否定发展必然途径。资本主义需要周期性危机,后者存在的必然性就是前者内部矛盾要求的现实实现。像考茨基或是卢森堡所想的那样,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资本积累的长期趋势最终将必然使资本主义面临一场大灾变,从而使得资本主义经由这次末日审判最终灭亡、无产阶级自然接过统治权力的这样一种对于危机意义的理解和构想,可以被认为是根本上没有能够理解危机的实质,因此是错误的危机理论思想(暂且还不提其同时包含的有关消费不足论的危机原因思想)。

于是,这里就存在一个致命的问题(不仅是在理论上、而且是在政治上):如果我们承认了危机是资本主义存在的内在需求,危机形式是资本主义发展所需的“正常”形式之一的话,那么,不仅仅是依托于危机的革命爆发及其胜利的必然性成了问题;更重要的是,资本主义灭亡及共产主义胜利的必然性这一命题本身也成了问题。——或者不妨先让我们在这里进行这样的抽象预设:资本主义灭亡的必然性,根本上依托于它内在矛盾的某种根本性的必然的扬弃作用,而非我们通常所认为的“依托于危机爆发”这一资本主义内核矛盾的最浅显同时也是最具戏剧性的必然的表现形式。——那么,这种必然的扬弃作用具体又究竟是怎样的?

同时,还有另一个问题也不容忽视。资本主义根本矛盾决定了其外化于经济社会所表现出来的“繁荣与萧条的交替”。然而,这种交替在总的资本运动过程中、也即资本积累的历史趋势中,为何呈现一种各个交替过程的总体而言的平均化现象?也即,为何总是呈现一种明显的周期性?危机何以是“周期性”危机?这种周期性的形成原因及其切实意义又具体是怎样的?

这一系列意义至关重要的问题该如何解决,我相信这必定有赖于对资本主义本身进行更为具体、详尽的分析研究,有赖于实践的理论性研究。

 


注释:

[1]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0卷,96~97页。

[2]《马克思致恩格斯(1858年4月2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9卷,304页。

[3]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3卷,462~463页。

[4][英]克拉克:《经济危机理论:马克思的视角》,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1月第1版,139~140页。

[5]马克思:《反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10卷,642、643页。

[6]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4卷,584页。

[7]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46卷,278~279页。

[8][英]克拉克:《经济危机理论:马克思的视角》,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1月第1版,2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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