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大厂的工人民主潜动力

工研  著

 

 

如果回到第一国际时代巴黎公社时期(1871)或者1905年俄国革命时期,那时的工人民主实践,都集中在行业、城市和地区的规模上;1905年俄国已出现少数成千上万人的大工厂(例如1.2万人规模的普梯洛夫厂,该厂的罢工引发了席卷全国的革命浪潮),但是现代世界直到1917年才有了真正的大工厂,在俄国和意大利首次出现了大量的以工厂为基本单位的工人民主实践(如工人监督运动、工厂委员会运动);同时在澳洲和英国等国,出现了以产业工会为单位的巨大规模的工团运动。

可是如果马克思、列宁和葛兰西都到今天中国的富士康来看看,他们会怎么想呢?首先他们一定惊叹而兴奋:即使在开始使用机器人之后,富士康仍保持100万以上的雇工规模,其中90%以上是装配线的普工,仅深圳基地就有40万工人;仅仅这一个厂区的工人数量就相当于1917年俄国首都彼得格勒的工人总数,也相当于1920年意大利工厂委员会运动中心城市都灵的工人总数,或接近于1871年法国首都巴黎的工人总数[1]。更不用说大量工厂密集的广东省(总面积18万平方公里,相当于法国的1/3、意大利的一大半),一次春节坐火车回家过年的外来工就超过1000万人[2]

但是在惊叹这些庞大而密集的工人数量之后,人们很快会注意到:工人普遍还没有政治意识和革命意识,工人斗争的方向都主要集中在薪资福利、工时、岗位等问题上,也有许多涉及人身权利和尊严的斗争,除了要求工会和集体谈判——这些其实是官方也认可、原则上支持的,似乎还没有政治斗争,甚至也没有形成政治意义的阶级。那些如果穿越到现代的革命前辈又会怎么看呢?

今天,很多做过初步工人调查或初步进过厂的左翼青年,正因为上述事实很快就陷入了失望中。可是即使那些寄望工厂的左翼分子,也未必看得清今天频繁的工人斗争与要求工人当家做主的革命前景具体有怎样的联系,因为身在工厂非常清楚资本的压迫有多深,而工人集体斗争的矛头却往往主要对着工资工时及争取赔偿等剥削问题,左翼分子至多是想发动斗争积累工人力量,但是还没有深入接触到要把一般工人斗争导向工人自主革命的工作。

本文要简略谈谈前不久重庆富士康和两年前郑州富士康的两场工人罢工运动所显露的,以及工人日常冲突中所隐藏的重要因素:不同于主流舆论的观察和主流学界的论述,笔者将初步揭示,工人实际上一直有着掌握自己所在工作场所的支配权——也就是争取工人民主——的重大需求,它隐藏于千千万万自发的个体冲突中,并且开始浮出水面表现为集体反抗行动,这些正是工人民主的潜动力所在。如何认识这些潜力,不仅会鼓舞左翼分子人心,更将要得出导向工人自主解放实践的结论。

2012和2014年富士康两场罢工运动的启示

前不久(2014年10月8日)重庆富士康工厂发生了一场2千人的罢工,这是富士康重庆厂区一年之内第三次罢工,也是富士康内迁后日益增多的罢工运动的最新一例,但不同凡响的是,这次罢工的矛头不仅针对日常剥削、要求加薪,而且还反抗严苛的管理,要求撤走工厂的两位高级管理人员(其中一位是IE管理的总负责人)。IE管理就是所谓“科学管理”的泰勒主义原则的系统化、升级版,就是把工人的每一个作业手法都做出规定、图表化,作业要求精确到秒,对工人的控制达到极致。工人打出的横幅也值得一说:“我们不做机器人  卓以礼、徐祖康滚出重庆  我们要吃饭养家”,其中“我们要吃饭”相当于工人斗争的“政治正确”,各种类型的工人斗争都可以落在这个口号上,而重点是在于反对工厂对工人的严苛控制[3]。斗争的实质是工人在争取工作场所的自主权,不甘做资本主义链条上被任意摆布的一颗镙丝钉。

几乎恰好是整整两年前(2012年10月5日),富士康郑州厂区爆发3~4千工人罢工,罢工原因同样让许多听多了罢工消息的人耳目一新:富士康推行了新的、异常严格的作业标准,目的是针对客户要求把iPhone 5边框及后盖的划伤、凹陷标准不能超过0.02毫米,这成了工人不满的根源[4]。在生产线干过活的人知道,既要保证这样高的品质,又要达到每天很高的产能、保持流水线的快速运转,这不仅造成巨大的身心压力,关键还在于很难达到较高的合格率,直接导致工人生产的很多产品原本是没问题的,但按照新的异常严格的标准,就成了“不良品” 。罢工就起源于监督和执行这一品质要求的质检员与工人的冲突,而在此前,至少两个厂区都发生了产线员工与品管的集体冲突,品管挨打,品管办公室被砸,于是10月5日备受压力的品管、质检员首先开始罢工。这场斗争的实质同样是工人反抗高压管理方式,试图直接打破资本的异化,重掌自己在车间里的自主权。

然而这两件事都没了下文;从郑州富士康的那次罢工有关报道来看,工人复工之后的管理方式仍然没有实质变化[5]。这并非说明“斗争无用”,更是说明工人的自觉的团结和力量都不够。假设全国大多数富士康工人都意识到需要一场管理方式的改变、应该集体反抗不再做机器人,形成共同的诉求,在全国大江南北各个厂区为此发动此起彼伏的罢工潮或者其他不合作的抗争形式(当然可以提各种诉求,但核心诉求指向管理),如果这样有意识地公开斗争,会不会好一些呢?有材料可以证明,在同样属于发展中国家的越南和巴西的富士康厂区,由于罢工较为频繁或具有战斗性的地方工会,工厂管理方式更为宽松、和谐,管理人员也更讲究所谓的人性化,以便安抚更具反抗力量的工人。就像一双手推动巨石而纹丝不动,千万双手可以推动巨石一样,每一双手其实都会有用,问题在于要能推动巨石,就需要更多双手的觉醒和团结。

再谈工人的日常冲突乃至埃及革命的启示

也许有人会说,上述两起指向高压管理方式的罢工,会不会是工人斗争的特例?其实是被笔者小题大做了?其实,有很多斗争是没有被报道出来的,根据笔者目前从工人口耳相传所了解到的情况,仅2011~2012年在富士康深圳厂区就发生过至少三次指向任意处置工人的管理方式的罢工,有两起罢工的起因是针对群体的岗位调动,有一起罢工与郑州富士康罢工一样是由于严苛的品质要求,质检员与产线员工的争吵引发了集体停工。笔者曾经接触过其中一场罢工的工人,他在罢工之前就已经多次因为被任意调动岗位与线长发生争吵,或者以消极怠工的方式抗议,被他的那位线长视为“钉子户”。他认为最后引发罢工的那次群体调动是想把车间里不听话的工人都调到其他地方。相对其他许多工人,他比较有反抗性,但他的遭遇并不是一个特例,在富士康这样的超大工厂里,工人被任意调动任意支配的情况是极为普遍的,而因为具有压迫性的严格管理,工人对基管的争吵、抵触乃至个体的消极怠工是非常多的。这些十分普遍的自发的个体抗争,正是集体自觉反抗的根源。

当然要走向争取工作场所的自主权(即工人民主)的集体奋斗之路,中国工人还有较长的路要走,但有开始就有希望,有撤掉可恶的管理人员的要求,就会萌生对维护工人尊严、自主性的工厂管理的期望;在更大规模更有力量的群众斗争浪潮中,反对压迫工人的管理层的斗争,更会异常迅速地增多,甚至工人会表现出“一日十年”的迅速进步。

一个最近的例子就是2011~2013年埃及革命,其显著特点之一就是许多工人在罢工浪潮中不仅有人们熟悉的各种经济和政治诉求,还普遍提出了撤掉欺压工人的管理者的特别要求,甚至“彻底清洗(tathir—cleansing)与穆巴拉克政权有关联的业主、经理、安全部门长官以及工会领袖”,甚至清洗(tathir)国家机构的要求都成为“每一层面上的罢工运动的核心诉求之一”[6]

这种指向压迫工人的管理人员的要求,显然已经超出了反剥削斗争的范畴,也不是一般所谓的“政治要求”,准确来说应该是一个夺取工作场所的管理权力的开始,是希望根本改变的开始,但它还不是一个完整的诉求,因为很显然的问题是“撤掉坏领导的下一步是什么?”工厂企业还不可能做到不要管理,基层员工在对现有管理者提出批判和否定时,其实已包含相应的愿望。但是可以说这种愿望是自发的,未必有清楚的认识,比如可能只是模糊地希望新任管理者更尊重员工的心声、管理更人性化、避免压迫者的一切坏处,但是如何能实现这些模糊的愿望,未必有考虑。在大规模的群众斗争例如埃及革命那样,这种撤掉、清洗管理层的要求密集地提出来,就会直接把工作场所如何继续管理的问题逼到桌面上,迫使工人立即考虑:撤掉这些管理的下一步是什么?是重新选一些怎样才更好的管理人员,抑或工人自己讨论决定自己管理企业?

工人民主:可能性与潜动力

工人民主意味着一种工人主导的管理方式,它不同于资本家的控制,也不是让任何有特权的终身干部来包办替代工作场所的管理。在今天如此大规模的工厂和高度系统化全球化的产业链中,还能否实现理想中的工人民主?这是一个非常宏大却又很值得考虑的问题。因为目前资本和市场的支配之下,极力控制工人的高压管理方式似乎已经无法扭转,但是这种高压管理方式对工人造成了极大的身心摧残。以至于像富士康这样的企业公然打出招聘限制:只招收18~35岁的工人,因为他们只要年轻的、可以迅速替换、可灵活调动的劳动力。对于工人来说,这种极尽压榨工人的高压管理方式,连要求不触动根本的改良都很难做到了,所以更有必要从根本上考虑:有没有一种代替现有管理制度的可能?有没有启发工人萌生这种根本变革愿望的可能?

任何一种社会理想的实现,包括工人民主的实现,至少需要考虑两方面:这种理想的实现有没有现实的可能?为了实现这种理想,有没有可以推翻压迫的实际动力(包括需求、愿望)?

工人民主的可能性也就是它的理由,包括经济物质条件和社会政治条件,都是可以根据论证和实证案例来解决的。就劳动者实行民主的经济物质条件而言,可以从工厂的政治经济研究做科学的论证,也可以根据工人合作社的实证案例来说明工人自我管理的可行性。就社会政治条件而言,需要以客观理智的态度等待群众斗争浪潮,而在它来临之前,可以与工人结合并付诸政治讨论、乃至行动,播下工人推动社会变革、争取工人民主的小小火种。

如果说工人民主的可能性,需要革命派分子的主观努力,并假以时日积极等待群众斗争浪潮的到来,那么工人民主的潜动力就是工人阶级自己的潜在需求、愿望、乃至行动。从工厂生产线上大量的日常冲突中,我们可以清楚无误地觉察到:严苛的管理方式到处都与工人发生冲突,工人有改变极权管理、掌握自己命运的潜在需求和愿望,而从这千千万万自发的个体反抗中,开始浮现出郑州、重庆富士康罢工那样的集体反抗高压管理方式的工人抗争,恰恰是工人民主潜动力的希望。

 

2014年10月13日

 


注释

 

[1] 俄、法、意三国的工人数字,分别出自: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第21章“群众中的转变”,估计彼得格勒工人为40万人;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P240,提及巴黎有45万工人;葛兰西1920年7月向共产国际的报告《都灵的工厂委员会运动》:“都灵是个典型的工业中心,五十万人口中有四分之三是工人”,可算出都灵工人总数约等于38万人。

[2] 广东外来工的数字根据2013年春运前夕的一则新闻《广东省人保厅部署春运 组织异地务工人员有序流动》http://www.chinadaily.com.cn/dfpd/gd/2013-01/31/content_16191160.htm

[3] 重庆富士康罢工:“我们不是机器人”。作者何俊峰。来源:商界招商网2014年10月9日

http://www.ilabour.org/Item/Show.asp?m=1&d=3362

10月8日,重庆富士康(鸿海)D区2000工人罢工-微博图片集

http://darkumnm.lofter.com/post/1cb54fd4_28c1d91

[4] 富士康郑州工厂发生三千人大规模冲突  2012年10月06日 驱动之家

http://tech.sina.com.cn/it/2012-10-06/08307677431.shtml

富士康郑州工厂高层短信召员工复工  2012年10月08日 证券日报

http://finance.qq.com/a/20121008/000728.htm

[5] 富士康郑州工厂高层短信召员工复工  2012年10月08日 证券日报

http://finance.qq.com/a/20121008/000728.htm

[6] 关于埃及革命令人惊叹的到处要求撤掉、清洗上司的群众罢工要求,参见:

埃及工人运动与1月25日革命(2012.01.09 Anne Alexander)译者:姜晴信

http://www.youth-sparks.com/bbs/viewthread.php?tid=3772

埃及工人前行——革命时期的工运(2013.7.13 Philip Marfleet)译者:姜晴信

http://www.youth-sparks.com/bbs/viewthread.php?tid=37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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