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渡纲领与推翻资本主义的方式[1]

马诺斯·斯库佛卢[2]

素侠云雪 译

 

引言

当我们谈到我们处在资本主义深重的历史危机中时,我们是严肃地对待这话的。我们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所以很明显,我们不能继续“一切照常”了。

我们还经历了群众的罢工、起义,在一些国家甚至是革命形势:在阿拉伯世界,在亚洲(吉尔吉斯斯坦、泰国等),在希腊、土耳其和保加利亚,在发达国家的核心(2011年的伦敦骚乱),还有在被称为资本主义发展新神话的新兴经济体中(巴西、南非等)。另一方面,则表明了任何性质的左翼都还没能就推翻资本主义而提供一个坚实的立场。不过,这样的立场正是反资本主义组织和革命马克思主义者所应准备好的,不是在遥远的将来去准备,而是现在就应准备好。

这带来了最前沿最紧急的问题:当前的革命战略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应该有哪种党,怎样的纲领,什么方式的斗争,对资产阶级机构和国家应持什么态度?

我将指出,过渡纲领是这个方案中的重要方法,是一个同很多其他关键的战略问题有着内在联系的方法。

所以,过渡纲领是什么?可以把它想象成一座承载着各诉求,介于当前工人的觉悟水平和革命(如工人阶级夺取政权)之间的桥梁。为了满足工人阶级的需求,有必要提出一系列的诉求和任务,但同时,这些诉求和任务的发展与资本主义是不相容的。从简单的、初级的需求开始,从一个诉求到另一个诉求。例如,若工人阶级拒绝偿付公债,这只能意味着应该取消债务(不管什么“协调性”幻觉会否继续存在)。反过来说,这意味着将银行国有化并置于工人的监督之下,要阻止大投资方撤回他们的钱,阻止大规模的镇压。这还将是对私有制的挑战,资产阶级必不能忍受这种挑战,他们多数人会阻挠生产的进行。为了对抗这种局势并满足群众的需求,就需要在不支付任何赔偿的情况下将经济中的重要部门国有化,并实行民主计划经济。但这样下来也就不再算资本主义了。这样的表述可能仍过于简单与抽象,但仍是对过渡纲领的方法的一种表达。换句话说,过渡纲领就是将当前的、局部的斗争同真正的革命联系起来的道路。

一、历史回顾

(一)、有类于过渡纲领的需求应该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首次提出的。在《无产者与共产党人》一章中,宣言的作者提出了十条要求[3]

1、剥夺地产,把地租供国家支出之用。

2、征收高额累进税。

3、废除继承权。

4、没收一切流亡分子和叛乱分子的财产。

5、通过拥有国家资本和独享垄断权的国家银行,把信贷集中在国家手里。

6、把全部运输业集中在国家手里。

7、增加国营工厂和生产工具数量,按照总的计划来开垦荒地和改良土壤。

8、实行普遍劳动义务制,成立产业军,特别是在农业方面。

9、把农业同工业结合起来,通过全国各地居民更加平均的分布,逐步消灭城乡之间的差别。

10、对一切儿童实行公共的和免费的教育。取消现在这种工厂童工劳动。把教育同物质生产结合起来,等等。

这些诉求并未被定义为“过渡”这个术语,但它们意味着从被剥削者和被压迫者眼前的需求出发,而走向工人掌权,尽管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未明确说明工人掌权或工人国家是什么样子的(只有在有了1971年的巴黎公社经验之后,他们才开始有能力说明)。

(二)、在接下来的岁月里,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纲领逐步退化。这在马克思与恩格斯所写的分别反对德国社会民主主义的《哥达纲领》(1875年)和《爱尔福特纲领》(1891)的批判中就有所反映了。事实上《爱尔福特纲领》为了当下的用途而区分了一份争取社会主义的“政治纲领”和另外一份“经济纲领”。

(三)、尽管马克思和恩格斯作出了警告,第二国际领导政党的纲领还是最终分成了两个部分,这两部分相互间缺乏联系,甚至没有联系:一个关于当下诉求的最低纲领,认为工人可以在当前阶段实现这些目标;一个是争取社会主义的最高纲领,它的实现被搁置在了遥远的未来,等待着时机的成熟。这也意味着将经济斗争,如由工会处理的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下争取日常生活条件改善的斗争,同一个政党应负责的政治斗争割裂开来。在社会民主党看来,不应混淆这两个任务。自卢森堡反对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层(主要是伯恩施坦派)的论辩开始,到第三国际的共产主义者,也都积极反驳这一观点,不同派别之间类似的争论在后来还在重复发生,且直到今天依旧如此。

(四)、在《四月提纲》中,列宁提出一份提纲草案,以适应世界大战背景下俄国的特殊局势。除对关于战争(友好,对“革命护国主义”不应有丝毫让步)和临时政府(不支持)的核心问题提出了鲜明立场外,这份纲领还包括有如下措施:废除警察、军队和官僚体制,平均所有官员的薪资,所有官员可随时当选或撤换,所有官员只应领取相当于熟练工人的平均工资,所有土地国有化,将所有银行合并为一个银行并交由工人代表苏维埃来管理,等等。根据作者的意思,这些政策意味着促进向第二个革命阶段过渡,“必须将权力掌握在无产阶级和贫农手中。”

1917年9月,在《大难临头,出路何在?》一文中,列宁提出了五点纲领[4]

(1)把所有银行合并成一个银行,并由国家监督它的业务,或者说实行银行国有化;

(2)把各个辛迪加即资本家最大的垄断组织(糖业、石油业、煤业、冶金业等等辛迪加)收归国有;

(3)取消商业秘密;

(4)强迫工业家、商人以及所有企业主辛迪加化(即强迫他们参加各种联合组织);

(5)强迫居民加入消费合作社,或者说鼓励加入并且对此实行监督。

(五)、为要完全打破第二国际的改良主义传统,且基于俄国革命的经验,第三(共产)国际力图制订一份能超越最低需求和最高需求间的鸿沟的纲领。第三次代表大会声称[5]

在这个斗争中,共产党不应提出最低纲领,因为在资本主义领域内,最低纲领反而会使摇摇欲坠的资本主义大厦得到巩固和加强……如果提出的要求符合广大无产阶级群众的迫切需要,如果群众清楚地认识到不实现这些要求就无法生存下去,那么,为实现这些要求而进行的斗争,就会成为夺取政权斗争的起点。与中派主义者和改良主义者提出的最低纲领不同,共产国际提出的是为实现无产阶级的具体要求而斗争。逐步实现这些要求就能瓦解资产阶级政权,就能把无产阶级组织起来,因而这些要求标志着为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的各个发展阶段。

再一次,这一纲领没有加“过渡”之名,但我们可以将它定义为一个适合于人类已经进入的过渡阶段的纲领。

(六)、第三国际在第五次世界代表大会(1924年)后,落入了斯大林官僚集团的强力掌握之中,过渡方法此后再次被抛弃。这一过程的必然结果是,第七次世界代表大会(1934年)后他们转向了人民阵线战略,如号召工人与所谓民主的资产阶级组成政治联盟来反对法西斯主义,甚至包括参加资产阶级政府。

(七)、因此这并不是巧合,由托洛茨基在1938年为我们派别——第四国际的成立起草的文件,就叫《过渡纲领》,或称《资本主义的垂死挣扎和第四国际的任务》。第二个标题也不是巧合,托洛茨基的方法论是从将资本主义定义为一种正在历史性破产的,正在趋向死亡的生产方式开始的。尽管托洛茨基认为我们正在面临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最终决斗这个观点在后来遭到了严厉的批判,但这一批判是否正确,我们将在稍后探讨。

二、过渡的方法论

(一)《过渡纲领》不仅给定一组需求,而且还是一种确定无疑的方法论,按托洛茨基自己的话说,即“克服革命客观条件之成熟与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不成熟性(老一代的混乱失望;新一代的无经验)间的矛盾。”(《过渡纲领》)让一种需求或目标成为过渡需求的目标,是在已经存在的阶级斗争环境下,将阶级意识革命化。

这意味着,一方面,要撼动资产阶级的权力,工人阶级必须从现实的斗争和经验出发,另一方面,反过来,在资本主义体制下,尤其是在危机阶段,工人阶级能有哪怕很小的胜利,资产阶级都担心自己将会丧失一切(所以,一份过渡纲领在为当前需求而斗争时,会特别有影响力)。

(二)在此准则下,该纲领坚持三种诉求,或者说是更好的目标:

甲、当前的需求(如“不要军备计划”);

乙、民主的需求(如“工人组织应完全脱离军队警察的控制”);

丙、向工人权力过渡的需求(如“以民兵代替常备军”,“没收财产(资本)”等)。

(三)、在此,我们必须进行一场重要的讨论:只有当一份过渡纲领从阶级视角提出了权力问题时,它才可以实现过渡。所以,过渡纲领的最终结论可以归纳为这样的口号:争取建立工农政府,争取建立苏维埃和双重政权。

1、第二条(苏维埃和双重政权——译按)倾向于建立工人国家的局势,这是过渡纲领的目标。如列宁在1917年的《国家与革命》中指出的,革命共产主义方案的精髓不只是要改换资产阶级国家的执政者,而是要摧毁整个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现在比过去更有必要认清在战略上不可能改良资产阶级国家,也不可能从内部征服它,相反,我们必须建立我们自己的自我组织形式和外在于资产阶级国家的双重政权,来反对资产阶级国家。

2、第一个口号(工农政府——译按)更为复杂,所以其内容不会总是重复:

(1)在托洛茨基的话语里,就布尔什维克而言,这一定程度上已经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同义语了。

(2)再往后,在20世纪早期,看起来极有可能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建成有着不同组合方式和不同形式的短期的工人政党联盟政府。共产党人应当考虑区分面对这种政府的不同变体时所采取的不同策略,包括支持或参与——尽管要在这个工人政府是建立工人政权的一条路径,而不是作为工人政权的替代物的条件下。

(3)20世纪30年代,在斯大林的掌控下,同样的口号被转变为阶级合作政府的同义词。

(4)在建立第四国际的那段日子,真正的革命派因太小而不能决定任何涉及一个真正的工人政府,即一个切实保卫工人权利的政府的联合问题。甚至连这种可能性都被完全排除。所以,在《过渡纲领》中,“工农政府”主要是一个鼓动口号,这意味着要揭露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宁愿与所谓民主的资产阶级结盟,而不愿为一个独立的工人政府而斗争的事实。

(5)今天,当人民提出了“什么政府”的问题时,尽管可以作多种多样和相互对立的解释,尽管会有人一同滥用这口号(将它化为改良主义的战略需求,恢复那种以为控制了资产阶级国家,而不是去挑战资产阶级国家就可以改良或推翻资本主义的幻觉),但“工人政府”的口号依然重要。

三、批评

我们现在可以接着提出以下问题:过渡纲领的理念现在还行得通吗?它确实是我们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的有力工具吗?我们将试图通过质问一些常见的对这个概念的异议来解答上述问题。

(一)有一些派别,如欧洲共产主义者或后斯大林主义共产党,声称过渡需求是虚构的,是一种同实验室经验一样与工人的需求没有什么联系的东西。与过渡需求相反,他们只会去推动那些已经被采纳的主张,或可以轻易被社会运动采纳的主张。

另一方面,其他一些人(无政府主义者,一些毛主义者)称,推动这些具体的需求,如调整工资和时间,不可避免会纳入一种要管理资本主义的方案。我们怎么可能要资产阶级国家来做一些反对他们自己利益的事情?

这两种观点不仅在关于过渡纲领方法论的理解上,而且在关于革命的反资本主义组织所应实现的作用的理解上,都存在误解。这既没反映出工人和被压迫者现在在想什么(在此意义上,为什么不解散我们自己而完全融入到群众运动中?),也没有在意当前阶级意识的状态,还回避了关键问题:如何提高阶级意识并使之趋向革命?尽管在这两个意义上,事实都可能与他们看到的正好相反,结果却是一样的:回到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概念中,将纲领割裂为两个不相关的部分——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

(二)另一类批评争论说《过渡纲领》已经过时了。这当然正确,每一种纲领都要与时俱进,《过渡纲领》不是一种可以适用于任何时代的教条,世上也没有永恒的秘诀。在1938年,《过渡纲领》仍区分了要应对的三种局面,分别为资产阶级民主制、落后国家和法西斯政权。自那时起局势有了变化。但《过渡纲领》的基本理念和总体纲要是不是也过时了呢?

确实,这个问题从一开始就提出了。当时有些同志认为在美国提出《过渡纲领》中所有需求的时机还不成熟,托洛茨基同这些同志进行了斗争。在同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一些成员进行的著名讨论中,托洛茨基解释到,《过渡纲领》不是要去适应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而是要推动工人的客观利益,纵使工人并没有充分意识到它们。他拒绝排斥武装工人民兵的任务这一主张,因为在他看来,判断的基本标准不是整个工人阶级是否接受它,而是法西斯主义在客观上正威胁着美国工人阶级的现实,且至少少数美国工人阶级的先锋可以意识到这点。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时,托尼·克里夫(Tony Cliff)[6]认为,《过渡纲领》的基础是建立在这样一种假设的基础上的,即20世纪30年代的危机会是资本主义最后的危机,而这个假设证明是错误的,资本主义进入了一个新的上升阶段。所以,一旦我们不再处于一个革命阶段时,我们就不得不用一系列激进的当下需求来展现《过渡纲领》,而不是像过去一样直接置疑资本主义的存在。

或许在托洛茨基的表达(在标题本身中也透露出来)中确实有一些“命定”的因素。然而,在他的著作《列宁以后的第三国际》中,托洛茨基澄清道,在谈到一个革命阶段时,他所要表达的并不是一场革命必然会发生或反革命不可能胜利,而是说在革命阶段到来时,我们必须预见到突然变化的客观局势和阶级意识。我认为不顾我们对前一阶段的看法是当前的严重问题。

四、误解

为了更好地将传统理论概念化,或许审视一些常见的误解会更有帮助。

1、首先,一个分为不同阶段的纲领必定不是过渡纲领。我们不可以,也不应该现在为民主而斗争,却将社会主义问题搁置并等到将来再去解决它。现在,这不仅是“阿拉伯之春”革命的一个关键问题,而且在希腊也越发重要起来。让我们回想一下激进左翼联盟的“应急方案”,这个方案声称现在要为了“拯救国家”而重新进行债务谈判,并将关于社会主义的争论托延到其他时间去,甚或幻想,不直接反对资本主义,而是通过发展进步的民族经济来反对杂食性帝国主义的这种更激进的趋势可以行得通。

(二)其次,常有人视《过渡纲领》为推动革命小组织向改良主义或/和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发展的一系列需求。在我看来,举个例子,这同战斗者倾向(特德·格兰特(Ted Grant)派[7])在所有时期的方法论相一致(巴勃罗派(Pabloite)[8]也是如此,不过是另一种形式)。根据这种观念,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的角色是为让群众性改良主义政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接受这个纲领而斗争。这种观点造就了一些活跃的小组织,这些小组织以正统自居,但在实践中却在改良主义周围给迷得晕头转向。确实,当自己是一个广泛性左翼政党或阵线的一部分时,为你自己的立场而斗争很重要,但主要的目标应该是让群众运动本身,包括激进工会来接受过渡纲领。另外,在《法国往何处去?》中,托洛茨基也表示过,如果声称接受了过渡纲领的政党并不打算落实它,那么这纲领不会有任何实质意义。

总之,我们必须避免那种可以称为“客观主义”的思想,如认为任何纲领,哪怕是最好的纲领,其本身都会自动转为现实。相反,作为要推翻资本主义的所有革命纲领一部分的过渡纲领,与主观因素有着密切的联系,如它应成为人们有意识的和主动遵守的政治工具。没有一个党,一个工人政党,一个独立于改良主义的党的话,这一点就不能实现。没有革命党的话就不可能存在一份革命纲领,反之亦然。因此,我们必须思考当今的革命反资本主义政党应该是怎样的,而不是努力去改变旧工人政党的官僚层。他们准备好怎样去挑战资本主义?他们会怎样借鉴我们的历史经验?我们应怎样切实去建立这种政党?

五、过渡纲领在今天

这个讨论在当前的现实意义是什么?在当前的危机背景下,对一份过渡纲领的需要愈益明显起来,甚至对那些之前与过渡纲领毫不相关的派别而言也是如此。在当前希腊的例子就是反资本主义左翼阵线(ANTARSYA,全名反资本主义左翼颠覆阵线——译按)。组成阵线的几个最大的组织之前强烈反对过渡纲领,或多或少是以前面所述的意见为基础的。然而,今天反资本主义左翼阵线内的每一个成员都在谈论现代的过渡纲领。不管不同的人对这一纲领的解释有多大的差距,都不能否定,反资本主义左翼阵线确实是希腊目前唯一推动过渡纲领的比较显眼的左翼力量(即使还不完全),而且用“反资本主义”这个名称来称呼过渡纲领。

纵然不可能对所有事例都列出一份需求清单来,但在一份更为宽泛的革命纲领框架内参与创建一份新的过渡纲领对我们而言依旧至关重要,此革命纲领应适应我们的时代,并构成迈向工人政权的一座真正的桥梁。我们可以想起一些普遍的需求来,如取消债务,不支付赔偿的情况下将银行和经济中的关键部门国有化并置于工人监督之下,禁止解雇员工等等。在一些具体国家还会有特殊的关键问题:在各欧洲国家,尤其是次要国家,应同欧盟决裂,通过国际主义的斗争来摧毁欧盟,并代之以通过人民自由权利联合起来的联邦。在阿拉伯革命中,解散所有与专制政党有联系的机构。在希腊及其他国家,建立群众自卫体系以反对法西斯主义,等等。

除了需要强调制定一份关于评论和任务的适时清单外,得出下面的三条结论很重要:

(一)工人阶级及其组织在反抗资本主义的斗争中起着必不可少的作用。我们必须帮助工人阶级在行动中联合起来,将工人阶级中不同的阶层——私营部门和公共部门的工人,本土工人和移民工人,女工和男工——联合起来。这意味着要为所有被压迫群体的特殊需求而斗争。过渡纲领还有一个目标是为组成联合阵线提供政治基础,这个阵线要能通过将阶级内分散的力量团结起来,而不是通过让每个人都尾随改良主义者,来增强阶级自信心。

(二)我们必须找到相应的方法,使过渡纲领成为被压迫者手中切实有效的工具,而不是将它搁置起来并远离它。我们曾强调,如果不考虑需求在阶级斗争中的实际作用,那么需求本身就不会是过渡的需求。人们常常从自己的经验中,通过自己的行动学到东西。因此,斗争方式,如政治总罢工可以成为在相应的需求指导下的非常重要的战略要素。

(三)说工人阶级和被压迫者战斗性不足或觉悟不够,并不足以成为我们缺乏活力的借口。最近的经验就表现出了与之相反的方面:斗争越来越多。如果他们总是觉悟不够,也是我们的错误。此外,我们应及时回应危机所提出的挑战,直到阶级成熟时为止——具体任务是依照当前阶级的特定基础(哪怕当前的阶级意识水平表现得非常低)来比较革命时和革命前的局势。如何建立能做到这些的党?这是现在在讨论的问题。(应通过激进的工会吗?是重组革命组织和反资本主义派别?应尽可能独立地建设我们支部?还是要利用改良主义组织的分裂?)但对这种政党和国际的需要不应还只在讨论中。

让我们在此口号下行动起来:从圣保罗到伊斯坦布尔,从雅典到开罗,从起义到革命!

 


注释:

[1] 这篇文章是作者在第四国际第30届革命青年营的教育会议上所作发言,不过稍有修改。在这篇文章中,如果“过渡纲领”(Transitional Program)的首字母是大写的,那么指的就是1938年时最初的那份《过渡纲领》。——原文注。本文翻译时,对1938年的文件加书名号,对一般讨论中的过渡纲领则不加标识。

[2] 马诺斯·斯库佛卢(Manos Skoufoglou)是希腊国际主义共产主义组织—斯巴达克斯(OKDE-Spartakos)的中央政治局委员,第四国际十六大代表。

[3]网页版可见此: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rx-engels/04/044.htm

[4] 列宁《大难临头,出路何在?》中《监督办法是众所周知和轻而易举的》一节,网页版可见: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32/027.htm

[5] 选自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文件《论策略》第五节《局部斗争和局部需要》。见: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communist-international/3-192106-07/030.htm

[6] 托尼·克里夫(Tony Cliff,1917—2000),出身于巴勒斯坦犹太人家庭,1947年移往英国。起初活跃于英国革命共产党内,不过因他主张苏联是国家资本主义制度,而与第四国际分裂。1950年,他成立社会主义评论小组,该小组在1962年发展为国际社会主义者组织。1977年,该组织又改名为社会主义工人党。克里夫一直是该组织的核心领导人。他同时也是国际社会主义货倾向(IST)的理论核心。

[7] 特德·格兰特(Ted Grant,1913—2006),在英国时其实参加革命共产党,后在第四国际分裂时参加第四国际国际委员会,不过不久即被开除。之后他在英国工党内成立一个小组,后来名为国际社会主义小组,之后改名为革命社会主义者同盟,并在1957年到1965年被承认为第四国际的英国支部,后因不赞同脱离工党,格兰特派离开第四国际。1964年创办报纸《战斗者》。格兰特派起初发展缓慢,但到1983年时成为英国有影响力的政治团体,叫战斗者倾向。1992年时,战斗者倾向内一部分人认为工党已经不算工人阶级政党了,主张脱离工党,但格兰特仍主张留在工党内,于是他同阿兰·伍兹一起被开除。之后他们创立革命马克思主义趋势(IMT)继续打入各国工党、社会党或其他广泛性左翼政党中活动。

[8] 巴勃罗派(Pabloite)。巴勃罗也译“帕布洛”,二战后一度是第四国际领导人。这一派主张各国革命马克思主义组织应打入共产党或社会党中活动,认为当时不是革命马克思主义组织可以独立活动的时候,且对斯大林主义共产党的革命性作了过高的估计。巴勃罗派的主张给第四国际带来很负面的影响,总的讲不仅没有壮大自己,而且使第四国际在1953年经历了一次大分裂。1963年分裂两派重新统一,巴勃罗的主张已经不占多数,后巴勃罗派退出第四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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