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来的悼念

赤心 著

从朋友那里得知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老前辈、老战士熊安东去世了,以为是近期才走的,但在近期刊发的《十月评论》上看到具体的悼文时,才知熊老去世快有半年(2018 年 2 月 26 日)。现在的网络技术虽说很发达,但新老一辈的断代以及中国老托派这群体不受人关注,使得我们的消息滞后了近半年。

熊老祖籍山东惠民,1937 年入读山东省立济南第一初级中学。后因抗战爆发,随校西迁入川。1939年受托派同学的影响,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1940年倾向托派,参加托派组织的真理读书会。1944 年初高中毕业后,离开绵阳前往重庆,复习备考,同时从事托派宣传工作。1945 年在重庆考入中央大学历史系。1946 年学校迁回南京,主持托派工作,影响了一批人倾向托派。1948 年参加托派多数派的建党大会。1949 年初担任托派多数派江浙党团临委委员。同年 3 月在上海参加工作,任正始中学地理教员。上海解放后,调入奉化中学,任地理教员。1952 年12 月 22 日被捕。被判处无期徒刑。1972 年被释放,定居于上海。晚年撰写了一批回忆录,其中部分发表在香港《十月评论》上。

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第一代群体产生于中国第二次革命失败后,因大革命时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错误指挥造成革命失败,原共产党内的革命分子反思失败教训并受托洛茨基的正确分析影响,接受了以托洛茨基为代表的革命主张,加入运动,组织了中国托派最早组织;熊安东则属于 1920 年代生人,这一代人在救亡图存的抗战背景下,追求进步,进而信仰共产主义,在当时个别托派成员的影响下以及在莫斯科审判造成的冲击下走向托派,与上一辈相比,他们没有经历过革命失败的痛楚,但托派所体现的一贯的古典马克思主义吸引了他们,从而加入托派。

中国托派群体在历史上一直以小团体的方式存在,人数少,力量微弱,在国共两党的路线之外坚持自己的独立主张。因种种原因,中国托派未能对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带来重大的影响,更谈不上能干涉革命事变。在中共压倒性胜利的背景下,部分托派前往香港,在那里保持活动。部分则留在国内,静观其变。在 1952 年冬至的那场运动中,留在国内的同志无一幸免。

在托派历史上,熊老这一代人参加运动,时代不容许他们发挥太大的作用。虽然贡献不大,但付出的代价实在不小,青春年华耗费在牢狱中,殆至老矣才被释放。与苏联的肉体消灭相比,是否可以说这是对异议分子的仁慈呢?是否可以说当政者不惧怕以托派为代表的真正马克思主义呢?历数各次大大小小的运动,但针对托派的清洗则放在第一位,而且波及面之广,关押时间之长可见一斑。及至放出,对他们的“关怀”仍未停止。

笔者有幸拜访过熊老,谈话结束时,老人与我们握手告别,十指因当年的劳改而变形。当时我们谈话内容主要涉及老人的生平和对托派运动的思考。可以肯定的是,熊老至死未放弃对托洛茨基主义的信仰,尽管对个别历史的看法存在问题,比如对局势的判断,对某些人物的评价等,但我们不应该去苛责他。对于具体问题的看法可以参考段跃的采访。

文章最后借用王凡西老人悼念吴静如前辈的文章中的一段话来结尾:老一辈的中国托洛次基主义者没有能给青年同志们留下什么值得骄傲的“遗产”。有之,那只有一个相当普遍的传统,即是……充分体现出来的那一份始终如一,不屈不挠,安于穷困,安于普通一兵的革命精神,这份精神是值得保持,也值得年青同志学习与发扬的。它是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终于能够胜利,终于能够在中国乃至全世界胜利的几个可靠保证之一。

2018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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