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萨德必须下台

约瑟夫·达希尔(Joseph Daher)[①]  著

关山梦  译

 

编者按:目前大陆对叙利亚的局势报道往往不全面或失实,官方媒体尽力粉饰阿萨德政权和俄罗斯干涉军,一些左翼平台(如北叙利亚通讯)则将很大精力放在了介绍叙利亚各武装力量的战局上。无论官方还是北叙利亚通讯均未着力介绍叙利亚各地的民众反对派力量,且以反对派中有极端伊斯兰主义力量活动而对整个反对派加以污名化。此访谈则介绍了一些叙利亚民众反对派的活动情况。

本文作者约瑟夫·达希尔

自阿拉伯之春开始以来的数年间,国际左派在叙利亚问题上的分歧越来越大,尤其是当这场革命演变成一场带有大量外界干涉色彩的内战时,更是如此。左派因而已经至少分化成三个主要阵营:一方将西方帝国主义势力视作主要敌人,另一方则宣称西方世界的干预对叙利亚叛军的获胜至关重要。然而,这两种观点并非仅有的可选立场。

在左派之中还有另一种张力,这一方认为美国和俄罗斯的干涉毫无希望与正义可言。当然,针对叙利亚解放这一问题,我们需要对内战中不同的国际力量作出批判的评价——不仅是对美俄两国,还有海湾诸国,土耳其以及伊朗在这一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这既是我们所能做出的每一个严肃分析的前提,也是达希尔观点的一个重要部分。

在接下来在《Souciant》杂志对约瑟夫•达希尔的访谈中,他探讨了内战背景下发生在汗·沙伊浑(Khan Sheikhoun)的毒气袭击事件,以及外国势力的干预,阿萨德政权的阶级特征和叙利亚反对派的政治活动。

 

Souciant:发生在汗·沙伊浑(Khan Sheikhoun)的毒气袭击使许多观察家联想到了2013年发生在古塔(Ghouta)的化学武器袭击事件。您认为阿萨德为什么会采取此种手段?

约瑟夫达希尔首先,我要说的是,自2013年以来,从东古塔(East Ghouta)遭到化学武器袭击到近期汗·沙伊浑(Khan Sheikhoun)的毒气袭击事件发生的数年间,还有许多经常性的化学武器袭击有规律的发生。尽管阿萨德在2014年6月宣称化学武器已经从叙利亚撤出以便接受销毁。然而此类袭击事件仍然在叙利亚频繁发生,并且罕见于国际新闻的报道之中。

自2013年9月联合国通过第一项决议以来,叙利亚人权网络(SNHR)实际上记录了167起使用化学武器的袭击事件,其中45起甚至发生在2015年8月,也就是联合国通过建立联合调查机制以查明在叙利亚使用化学武器的凶手的决议之后。2017年SNHR记录了9起由政府军发动的化学武器袭击。

这次的化学武器袭击不过是意在摧毁受民众支持的阿萨德政府的反对派留下的潜在威胁的血腥行动的又一步而已。在包围并摧毁了阿勒颇(Aleppo)这一广受支持且拥护民主的反对派的重要核心,并且强迫其幸存者同其他被围攻的反对派控制区的幸存者一道迁移至伊德利卜(Idlib)之后,政府军正集中其力量轰炸阿勒颇省(Aleppo)以及伊德利卜的平民。事实上,叙利亚政府的毒气袭击几乎全部针对于反对派,其97%的化学武器袭击均将反对派控制地区作为打击目标,仅有3%的攻击发生于伊斯兰国的控制区。

使用化学武器的目的显然是为了让人们感到恐惧,而解放区的平民却很少有办法保护自己。这也让我们看清了阿萨德政府是如何对叙利亚人民发动战争却又不受任何惩罚的。

汗·沙伊浑空袭事件中一名男子抱着孩子前往野战医院

 

Souciant:许多人呼吁对阿萨德政府进行军事干预,我们也刚刚见证了美军对叙利亚政府军空军基地的轰炸。请问您如何看待特朗普(Trump)以导弹袭击回应汗·沙伊浑Khan Sheikhoun事件?

约瑟夫达希尔我认为我们必须明白为什么一部分叙利亚人,尤其是在叙利亚国内,会对美军轰炸政府的化学武器袭击基地感到满意甚至是欣喜。在经历了长达六年持续不断的战争以及背弃人民却从未受到惩罚的政府的压迫之后,这是阿萨德政权遭受一个军事基地为其残忍行径付出代价的打击。

也就是说,对于美国政府能带来的积极影响以在民主这件事上,不应持乐观态度,哪怕仅仅是让他们减轻叙利亚人民的痛苦都是一种幻想。许多解放区的叙利亚人民也很明白这一点,有许多证据可以用来说明,例如,罢工并没有严重的打击阿萨德(Assad),只是让他明白了他不能做的太过分。换句话说,相比化学武器摧残,即便是政府军继续滥用油桶炸弹,云爆弹,集束炸弹和白磷燃烧弹也在可接受范围之内。

事实上,在4月8日星期六的化学武器袭击之后仅仅几天,汗·沙伊浑(Khan Sheikhoun)的居民又遭受了一次轰炸,造成一名妇女死亡和数人受伤。上周末政府军和俄罗斯人的军机轰炸了许多省份,导致了更多的平民伤亡。

美国仍然没有改变他们在叙利亚的战略:首要任务仍然是“反恐战争”,也就是打击伊斯兰国;并通过维系政权以保证叙利亚的稳定,无论其领导人是否为阿萨德(Assad)。预计将于4月12日访问莫斯科与俄罗斯官员举行会谈的美国国务卿雷克斯·蒂勒森(Rex Tillerson)实际上在美国广播公司(ABC)的“本周”节目上说,美国对叙利亚的军事姿态“没有改变”。

至少可以说,美国轰炸的方式表明他们不想打得太“强硬”。莫斯科官员证实,他们收到了美国关于空袭叙利亚的高级警告,同时根据一些证词,政府军士兵为这次35分钟的打击做好了准备,并提前进行了人员疏散和设备的撤离。在空袭后的24小时内,政府军的战机再次从被轰炸的沙伊拉特(Shayrat)空军基地起飞。因此,就目前而言,美国战略的改变还有待观察,当然我们也必须谨慎看待,因为正如特朗普(Trump)喜欢说的那样,他是难以预料的。

除此之外我们必须知道的是,最近美国在摩苏尔(Mosul)、阿勒颇(Aleppo)和拉卡(Raqqa)发动的旨在遏制伊斯兰国的空袭也造成了大量平民伤亡。自2014年美国对叙利亚发动空袭以来,他们也成为了对于平民而言最致命的隐患。4月8日,星期六,包括4名儿童在内至少15名平民在拉卡市(Raqqa)附近丧生于以美国为首的诸国发动的空袭之中。这表明美国对叙利亚的军事干预只会导致更多的死亡和破坏。根据杂志空战(Airwars)的资料,仅在3月,就有多达1000名平民被美国以“反恐战争”的名义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发动的的空袭所杀害。

总的来说,自从上台执政以来,特朗普政府一直在暗示,他们将支持那些独裁、种族主义、性别歧视的阿拉伯领导人,并继续对中东施压。这些现实不仅揭示了特朗普政府的动机,也不得不使我们谴责美国在中东执行的的所有针对无辜平民的战争,兼有叙利亚和伊朗政府;也包括,土耳其、沙特阿拉伯、以色列以及在该地区的其他独裁政权;还包括伊斯兰国、基地组织和其他宗教原教旨主义运动;以及俄罗斯和西方的军事干预。

这些行动都是帝国主义逻辑的一部分,是对独裁和不公正制度的维护。他们都反对该地区人民的自决和争取解放的斗争。因此,无论是中东还是西方,反战者都需要解决各种形式的压迫和威权主义,并谴责反对该地区人民的利益的一切形式的外国干涉,而不是只局限于对西方和以色列的批评。

显然,叙利亚无法与巴沙尔•阿萨德(Bashar al – assad)及其派系的掌权者促成和平或公正的解决方案。他是叙利亚最大的罪犯,必须因其罪行而被起诉,而不是被国际和地区帝国主义列强合法化。

 

Souciant:一些左翼人士曾试图保卫叙利亚复兴党(Ba ‘ ath)政权并称其相较于伊斯兰国和圣战反叛分子不过算是 “次恶(lesser evil)”。您如何描述阿萨德政权及其在该地区的角色?

约瑟夫达希尔这一部分左派对相关一系列事情的看法是完全错误的,完全混淆了“次恶”的概念。对抗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运动的解决方案并不在于与阿萨德政权这样的独裁政权的合作,恰恰相反,当要解决伊斯兰国和类似的组织的问题时,必须先解决造成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独裁政权和来自地区与国际的外国干预。

伊斯兰国的肆虐缘起于在中东和北非爆发的2011年动乱中,民众运动的空间被打破。区域和国际国家的干预也助长了其的发展。除此之外,新自由主义政策使大众阶级,民主社会和工会力量遭到的压制,一直以来都是使伊斯兰国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势力保有发展空间的关键原因。

左派必须明白,只有摆脱这些条件,我们才能解决危机。这意味着我们必须站在民主和进步的团体的一边,努力推翻独裁政权,击败反革命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并在叙利亚和整个地区建立更平等的社会秩序以取代新自由主义的秩序。如果不根除允许和支持伊斯兰国发展的政治和社会经济条件,这些条件仍然会继续制造麻烦并催生更多伊斯兰国式的组织。

因此,解决方案当然是对抗伊斯兰国以及其他反动力量和圣战者们,这也在提醒人们复兴社会党政权在叙利亚起义的开始便通过释放最极端的圣战者和萨拉菲教派领袖助长了反动力量与圣战组织的壮大,同时也摧残了民主和进步的力量,特别是反对阿萨德(Assad)家族野蛮、罪恶的专制政权所犯下的罪行的力量。

阿萨德(Assad)政权是叙利亚灾难的主要负责人,也是数百万叙利亚人流亡的主要原因。阿萨德(Assad)政权和宗教极端主义者这两个演员都是野蛮的,他们只考虑自己的利益,因而需要被推翻,以希望在叙利亚或任何其他地方建立一个民主、世俗和社会的社会。这需要的民主和民众的行动,对抗这两个反革命力量(独裁政权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势力)和不同形式的国际(美国和俄罗斯)和地区帝国主义(伊朗、沙特阿拉伯、卡塔尔、以色列和土耳其),简而言之,一切在该地区同人民利益相悖的势力。

阿萨德(Assad)政府建立的是一个专制的、资本主义和世袭的国家,使用各种如宗派主义、严酷镇压、部落主义、保守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政策来维护其统治,远不是反帝国主义者和世俗主义的一些支持者所描绘的那样。其世袭的国家性质意味着政权权力的中心(政治、军事和经济)集中在一个家庭内及其派系,阿萨德(Assad)家族,同利比亚或海湾君主国的统治集团类似,因此利用政权按其意愿使用所有的暴力机器来维系其统治。

例如,在经济领域,巴沙尔·阿萨德(Bashar al – assad)上台后,叙利亚政府正在以更大的规模与更快的速度加紧推行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后者尤其受益于他父亲时代以来实力激增的一个小寡头政治派系,因为它掌握了经济资助的网络和一批忠实的顾客。巴沙尔•阿萨德(Bashar al – assad)的表弟拉米•马克鲁夫(Rami Makhlouf)作为叙利亚最富有的人完美地展示了这一由政权支持的私有化进程。得益于一个复杂的金融控股网络,马克鲁夫(Makhlouf)直接或间接地控制了几乎60%之巨的经济部门。

此外,阿萨德(Assad)政府在地区内亦同各种帝国主义力量合作,造成了巨大破坏。我们不应该忘记,1991年,阿萨德(Assad)政权与美国领导的多国部队合作发动了第二次海湾战争。2001年,叙利亚参与了同美国安全官员进行的反恐战争。1976年,叙利亚介入黎巴嫩,镇压一个作为民族主义和左派力量联盟的巴勒斯坦抵抗组织和黎巴嫩民族运动。在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以及2007年黎巴嫩政府攻击法塔赫伊斯兰教(Fatah al – islam)期间该政权在历史上也与圣战组织进行了合作,并在叙利亚革命进程开始的各种大赦中释放了大部分圣战分子和伊斯兰极端分子。

 

Souciant:您认为巴沙尔阿萨德(Bashar al – assad)领导的政权与他父亲的政权在管理国家的方式上有什么不同

约瑟夫达希尔阿拉伯复兴社会党政权的结构和核心是由哈菲兹·阿萨德(Hafez al-Assad)在1970年执政时建立的,在其残忍的镇压所激起的反对之下,有人说其政权确实发生了一些真正的变化。

从2000年起,巴沙尔•阿萨德(Bashar al – Assad)通过加快实施新自由主义政策,并将保守派替换为其家族成员或亲信的方式增强了阿萨德家族及其派系手中的国家的世袭性质。

巴沙尔•阿萨德(Bashar al – assad)掌权的头几年,实际上是把自己作为主要决策者,挑战将原有权力中心边缘化这一目标。这一进程在我们2005年目睹阿卜杜勒·哈利姆·哈达姆(Abdel Halim Khaddam)的辞职与放逐而宣告实现。正是在这一时期,社会市场经济战略应运而生。它在许多方面促成成了至少将延续20年的资产阶级政权的内部和谐。

社会市场经济策略导致政权的社会基础构成从一开始的的农民发生了转变。一些政府雇员,尤其是政权的核心部分成员,同权贵资本家结成了联盟——政治掮客的寻租联盟(由巴沙尔的母亲的家庭)和政权支持的资产阶级。也正是这些资产阶级资助了2007年阿萨德进行的改选,并在革命开始的最初几个月内,通过宣传手段为迫切需要此类支持的叙利亚政府提供了典范,除此之外还以经济支持维系了民兵对政府的效忠。

这一转变并行于解除以往的工人和农民组织的权力以及他们在商业团体中的合作,而与此同时一项被称为是对工人过度保护的新劳工法缓和了该政权推行的部分新自由主义政策造成的冲突。巴沙尔·阿萨德(Bashar al – assad)领导下的国家的组织度和暴力性相比比哈菲兹·阿萨德(Hafez al – assad)时期甚至减弱了,在社团组织受到了相当大的破坏之后,依赖于强制性政策几乎成了仅有的手段。换句话说,在巴沙尔家族(Bashar)的统治下,独裁主义的自我调整并没有增强它的力量,相反却对其民意基础构成了限制。

被自由主义化进程从社会中剥离出来的很大一部分人民,尤其是来自于村庄与中等大小城市群众,将站在起义的最前线。政府的政策反对大众阶层的利益,仅为少数与统治阶级有关的权贵资本家的利益服务。直到今日,这是叙利亚广大人民不得不面对的根本矛盾。

在外交政策方面,巴沙尔•阿萨德(Bashar al – assad)主要的改变在于深化了同伊朗和真主党的关系——不仅是在某些场合上彼此利用的战术伙伴,更是战略上的同盟。

在腐败和社会不公加剧的环境下,叙利亚大部分地区缺乏民主,社会日益贫穷,为民众的起义埋下了伏笔,只需要一点火花,便可以激起燎原之势。

 

Souciant:人们常说,叙利亚的政治反对派与武装斗争的前沿不同。在与国家的对抗中,伊斯兰主义者在多大程度上占据了阵地这给革命带来了隐患吗

约瑟夫达希尔我们首先应该铭记的是,叙利亚的基层平民反对派是推动反对阿萨德(Assad)政权的民众起义的主要动力。他们通过组织和记录抗议活动和非暴力反抗活动,并鼓励人们以加入的方式促成了持续数年的民众起义。在叙利亚各地的社区集会正是“协调委员会”(或tansiqiyyat)活动最早的体现。

叙利亚政府将这些发起示威、非暴力反抗和支持全国罢工活动的领导者作为打击的对象,他们的组织力和民主与世俗的立场对政府的宣传是一种破坏。政府声称整个反对派由“伊斯兰极端分子构成”,在这个谎言背后,是大量持不同政见者被杀害,监禁或流亡的巨大牺牲。

尽管如此,这些叙利亚人仍然继续在正在进行的革命中发挥重要作用,并领导了各种形式的民众抵抗运动以对抗政府。例如,尽管政权安全部队进行了残酷的镇压,到2012年初,叙利亚仍然有大约有400个“协调委员会”在进行活动。除此之外,叙利亚革命者随后还将同各种宗教原教旨主义势力(如伊斯兰国、基地组织、伊斯兰军和沙姆自由人伊斯兰运动)的威权相抗,这些组织在全国范围内疯狂扩张,并试图拉拢革命或抹除其民主和包容的性质。

活动家们还建立了民众组织,并将民主精神、社会意义、教育意义和文化活动结合在一起。地区的广播电台、报纸以及许多反对专制政府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势力的运动纷纷涌现。一直以来,活动家们和草根组织都在努力传递一条富有包容性的信息:反对宗派主义和种族主义。这些组织者正在挑战一些武装组织的专制,并努力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抗衡。

不幸的是,民主抵抗的每一次失败都使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势力从中受益并增强了其力量。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运动的兴起及其某些地区的专制军管对革命是不利的,因为革命者们无法宣传他们在民主、社会正义以及和平等方面的主张。

这些运动不仅站在了绝大部分宗教以及受此类宗派主义反动性质的宣传和行径所影响的少数民族与妇女的对立面上,也冲击了部分解放区部分曾受示威反对的逊尼派人口,尤其是大马士革(Damascus)与阿勒颇(Aleppo)的中产阶级。这些集体或个人持续袭扰民主活动家,同时将他们的威权强加给地区中已经获得解放的当地人建立的体系,他们的行径往往招致来自当地居民的阻力,反抗其独裁行为。

 

Souciant:据我所知,叙利亚的革命者建立了由民主选举产生的委员会,在反对派控制的地区提供饮水、食物、教育和医疗保健等公共服务。请问这些委员会是如何与武装斗争相联系的

约瑟夫达希尔自2011年底到2012年初,在越来越多的地区,反对派武装成功驱逐了政府军或迫使其撤退。在政府留下的空白中,基层组织开始发展,基本上组织起了临时的地方政府。

在多数情况下,民众和地方协调委员会的活动家们是地方议会的主要核心。在一些解放区,公民政府被建立起来,用以弥补国家政权被驱逐后遗留的空白,并在各领域担负起责任,如学校、医院、供水系统、电力、通信、收容国内难民,清理街道使垃圾远离城市中心,发展农业项目,以及许多其他项目。

地方议会或通过选举产生,或以协商的方式成立。此外,一些地方议会鼓励活动家们在民主、艺术、教育和健康等相关问题上组织活动。值得注意的是,全国各地都建立了许多受欢迎的青年组织,以及报刊和电台等免费媒体。

这些地方议会不为专制政权和反动运动的阻挠所动,代表着叙利亚走向民主的希望,这也是为什么他们所处的地区往往是阿萨德政权及其同伙的最主要打击目标。与此同时,这一切并不代表一些地方议会中就没有问题和矛盾存在,比如妇女以及少数族裔社区的代表的缺乏。尽管如此,还是不可能忽视人民的力量能以怎样的方式为这个国家带来重生。

然而,在所有正选择走向大众化,民主化,包容化的社区或城市,其组织仍然经受着考验,例如阿勒颇(Aleppo)东部或大马士革省(Damascus)的达拉亚市(Darayya)。事实上,对积累经验有极大意义的民用基础设施仍然是军事打击的目标。2011年3月至2016年6月期间,382家医疗机构遭到袭击,造成700多名医务人员死亡。阿萨德(Assad)和普京(Putin)应当为其中90%的袭击负责。除此之外他们还轰炸了包括人道主义工作单位、面包坊、学校和工厂在内的其他平民目标。

据估计,在反对派控制的地区,大约有250个有效的地方议会仍在运作。2017年1月中旬,在被由努斯拉阵线和沙姆自由人伊斯兰运动领导的征服军蹂躏了近两年之后,伊德利卜(Idlib)首次举行了选举,选出一个由25名代表组成的平民委员会来管理他们的城市。在此之前,则是一个由征服军任命的委员会负责管理这个城市的事务。

自2011年以来,这些受民众支持的民主自治组织的典范令一些政府头痛不已。阿萨德(Assad)政权最担心的就是这些民主组织——哪怕他们有种种缺陷。阿萨德(Assad)对腐败、流亡的官僚反对派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势力的担忧远不及他对民众组织的恐惧。毕竟,该政权的威权和宗派做法事实上助长了伊斯兰国、努斯拉阵线和其他类似组织的发展——对阿萨德(Assad)而言更好的是面对一个紧抱着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敌人,而不是一个能够赢得国际的广泛支持和国内的大众合法性的敌人。

叙利亚革命者

地方议会与武装反对派组织的关系取决于这两者之间的力量平衡,以及反对派武装集团是否与当地平民保持了良好的关系。也就是说,在这两个实体之间其实经常出现问题,同时在2016年被政府军重新占领,人民流离失所之前的达拉亚(Darayya),两方面发展出的合作模式,也是值得借鉴的典范。

在达拉亚镇(Darayya),叙利亚自由军(FSA)各派系在地方议会的直接管辖之下,任何军事行动都必须与之协调。这座城市也只设立一个金融财政部,负责管理给城市的经济援助与物资捐赠。地方议会负责将资金分配以用于处理各种公共服务,如支持叙利亚自由军的各派系、进行救济和人道主义活动,以及向城市中被围困的人口分发每日援助。地方议会还命令武装力量避免任何形式的人权侵犯和任何极端主义的教派言论或行为。

 

资料来源:Souciant

译自《国际观点》2017年五月号,第508期

http://www.internationalviewpoint.org/spip.php?article4952

 

[①] 约瑟夫·达希尔是叙利亚革命左翼潮流(叙利亚的一个革命马克思主义组织)的成员,现在在瑞士留学。他同其他叙利亚革命马克思主义者一起创办有“Syria Freedom Forever”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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