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2:回应鲁塞同志《党的问题》 ——革命现状同鲁塞同志的悲观主义

鲍伯·L[①]  著

素侠云雪  译

 

“重大阶级对抗的前景已经被置于遥远未来的迷雾中。”鲁塞,2017年5月。

本回应是为了答复法国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多年来的战斗性历史领导人皮埃尔·鲁塞的文章,该文发表于第四国际(USFI)政治局(当是执行局——译按)所出版的网上刊物《国际观点》2017年5月号上。该文尤其是围绕国际特征展开的。

该文题为《反思“党的问题”(扩充版)——一份综述》,鲁塞表示写该文是“引起国际辩论,而不仅仅是在法国”。鲁塞并没有具体说明,这场辩论是为了转变第四国际当前领导人的方向,而该方向在“广泛性政党战略”名头下,旨在对组织的一系列切实可行和充满活力的部分进行战略性清理。我们可以假设鲁塞所写的内容反映了第四国际领导集团的思想,他对他们方向的理论解释代表了历史上形成的干部集团间的讨论。

虽然鲁塞同志有意回避日益增多的活跃干部和事实上由整个第四国际[②]各支部和同情组织提出的争论——这些争论涉及领导层战略所造成的一连串失败——的主旨,但为了理解他们实践背后的思想阐述,还是值得阅读下他的冥想的。这个领导集团之前的文件暗示了为何他们会这样想。鲁塞同志以自己所有的主观荣耀,为我们呈现出他的全部想法。

在分析之前,要用一个词来概鲁塞风格。鲁塞同志以欧洲知识分子中部分人的共同风格来写作,其作品有时会偏离争论主题,其风格更接近于中立的学术观察者,而非积极参与到一系列严肃政治斗争中的人。他这种“偏离主题”的调子的政治影响是向读者指出,对立场的承诺不如冷静的阅读重要。这也有助于作者避开坦诚直率地做事。相反,它取决于弦外之音和暂时、空洞的主题,而且最终,要让读者去猜作者到底是站在哪一边的。

 

一、当前的现实、主观推测和当前时代的本质

鲁塞的想法代表了领导集团的想法,要理解他们的想法同第四国际各支部内日益增长的反对意见之间不断加深的鸿沟,首先应研究鲁塞争论的方法与结构,这具有指导意义。

鲁塞这样构建他那聪明的论据,他创造了三类政党:可能的党、必要的党和有用的党。他让读者自己去想象这三类政党是什么样的,尽管他通过赞扬巴基斯坦人民工人党(Awami Workers Party of Pakistan)和菲律宾的棉兰老革命工人党(Revolutionary Workers Party-Mindanao),赞扬了那种他认为有用的和必要的党。

这两个党都是革命的战斗性政党,所以他在这个论点上是安全的。实际上,他通过自创的范畴,把这两个党的存在工具化,以便为他论点的另一面提供有效论据,以为第四国际领导集团解散其他的战斗性组织——如法国革命共产主义者同盟[③](Revolutionary Communist League),或整个西班牙的反资本主义者(Anticapitalists,应该是反资本主义左翼[④]——译按),或葡萄牙革命社会主义党[⑤](Revolutionary Socialist Party),或丹麦社会主义工人党[⑥](Socialist Workers’ Party of Denmark,该党的组织上仍是存在的——译按)等——以建立“可能的党”的行为辩护。

他没给他所认为的可能的党和有用的党下定义,尽管他在暗示葡萄牙左翼集团[⑦](Left Bloc of Portugal)、丹麦红绿联盟[⑧](Enhedslisten)和西班牙我们能党[⑨](Podemos),还有波兰的劳工党[⑩](Polish Labour Party)也达到了他所谈的这类党的标准。人们想知道法国新反资本主义党(NPA)在哪里符合他所谈的类型。

鲁塞论点中的中心问题是他论点中非常基础的内容:保卫“可能的党”。他对现存的那些党进行了调查,在找了一堆小毛病后,用自己的方式阐释了列宁主义。他在这个词上加上引号,来贬低列宁主义的概念,来损害构成政治知识重要组成部分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结果证明,这些“可能的党”都是改良主义的党,与“必要的党”——即列宁主义式的革命的战斗性政党完全不同。

对鲁塞而言,建立改良主义组织的原因是,党要依据一些抽象的社会意识水平建立起来。强调这个观点非常重要,因为它是所有清算工作的中心。鲁塞写道:

“这就引出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政治活动家们对世界的主要理解方式,不一定等同于某些当前的任务,和即将到来的挑战。但是,政治工作是在“实际存在”的意识基础上进行的,而不是在绝对命令的基础上。因此,即使人们真正想要建立一个党,在可能建立的政党(考虑到思想意识的水平)和必要的政党(考虑到意识水平)之间也可能存在差距。这是导致大量尝试的主要困难来源。”(着重号是原先就有的。)

正是从这一根本上非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出发,使得第四国际执行局及其追随者的错误传播开来。无论是无条件支持希腊激进左翼联盟[⑪](SYRIZA),还是敦促英国左翼团结党[⑫](Left Unity)的活动者采纳更为右翼的纲领,这种主观主义的适应使得同志们步入了朝向机会主义沼泽的危险路径。

所以,从托洛茨基主义对政治理论和实践的理解上看,鲁塞所犯的罪过是什么呢?首先是“社会意识”的抽象概念。尽管鲁塞试图给欧洲青年套这么个马鞍,不分青红皂白地给他们按上可能缺乏革命意识的罪名,不过世上并没有这么荒唐的事。

意识的发展是一个非线性进程,受制于不平衡与综合发展律。因为所有社会阶层都是按年龄、政治经验、性别、种族等来划分的,所以,在没有群众行动干预时,意识水平主要是这些区别的反映。举个例子,在马德里保皇党的标志下的街头游行中要采用什么主题,革命反资本主义左翼(IZAR)的一名年轻工人阶级活动者就会同小资产阶级游行者间产生实实在在的意识水平的分歧。

意识是短暂的、多变的和不稳定的,运动进程中的一些常见的主题仍如马克思当时所比拟的一样,是老鼹鼠的工作,并如托洛茨基、列宁及其他人理解的那样,是在显著变化着的。事实上,“过渡性政治要求”这一概念的基本方法建立在意识变化的基础上,这一变化会促使整个工人阶级认识到,只有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才能解决最尖锐的社会问题。

但鲁塞确实认为(虽然他不敢清清楚楚地说出),由于欧洲一些领导同志认为,欧洲的革命意识水平还很低,因此第四国际的干部应放弃在那里建设革命党(有用的和必要的党)的任务,并应付出自己的资源,以成为改良主义的领导明灯。

他自己所在的组织——新反资本主义党的历史,证明了事实与他的论述完全相反。新反资本主义党的创立者,前革命共产主义者同盟(LCR)是一个列宁主义式的战斗性政党,在法国左翼中有相当的分量,其数千名成员曾因其反抗欧洲资产阶级帝国主义斗争上的立场,及奥利维尔·贝桑斯诺(Oliver Besancenot)竞选总统等而赢得了尊重,其中贝桑斯诺在总统大选中获得的支持甚至超过法国共产党。

但在像穆雷·史密斯(Murray Smith,他苍白地模仿考茨基,将自己定位为比利时的欧洲改良主义政党的建议者)和弗朗索瓦·萨巴多(Francois Sabado,现在是代表着新反资本主义党全国委员会内少数派立场的一支正在减弱的力量)等主要清算者的影响下,革命共产主义者同盟将自己解散并融入了新反资本主义党,该党最初有近10000名支持者,但现在活动者和参与党内选举的成员减少到了不到3000人,与革命共产主义者同盟开始这一方案时的人数差不多了。

让我们想象片刻,如果革命共产主义者同盟决定维持自身为一个列宁主义组织,并一开始就为工人阶级独立斗争的需要、群众自我组织和革命国际主义的实践运用等议题,对其干部和外围成员进行教育,那么情况会怎样呢?

这样的话,不仅梅朗雄的改良主义要面对自己左边更强大的吸引力,而且在总统大选后,超过一千名申请参加革命共产主义者同盟活动者将能接受干部培训,他们将能够组织起来并成为同紧急状态作斗争的自主的革命者,并在整个欧洲展现出自己强大的力量,还可在反抗对加泰罗尼亚独立运动的镇压中有出色的表现。

在建设革命党的过程中,应首先分析社会的客观发展、其实际的阶级结构和发展趋势、总的政治局势,还有最重要的,国际革命马克思主义运动所积累的历史和经验。

意识是一种多变的、短暂的和高度不稳定的现象,除最具推测性的方面以外,不能作为制定战略和策略的基础。为此,像第四国际执行局的同志们的所作所为,及他们仍在提倡的(尽管他们现在似乎将“广泛性政党”战略局限在欧洲),正在导向机会主义的泥潭,而他们没有勇气去绘制他们主观主义方法论所带来的资产平衡表。无论在希腊、法国还是其他地方,所有这些失败对他们来说都仅是“经验教训”,他们对那些相信托洛茨基主义对革命历史理解的人们没有任何政治责任心。

例如,我们必须对比拉美托洛茨基主义的发展,那里是理论与实践辩论的中心,而这在欧洲人眼里还只能是梦想。除少数学术领域外,拉美缺乏第四国际执行局政策的真正代表;这些推动阶级独立、无产阶级女性主义、反帝国主义和列宁与托洛茨基式的革命马克思主义的倾向占据着他们那些战斗的党的建设经验的中心。一面是成功的典范,一面则如第四国际执行局,是失败的案例。

集合起来成立“争取革命的国际纲领派”(Platform for a Revolutionary International)的数百名同志明白,如果革命马克思主义力量要想在欧洲和其他地方前进,就必须替换当前的第四国际领导集团,我们所需要的“经验教训”是建设一个托洛茨基主义的,而非清算主义的领导层,这样的领导层应理解,建设“必要的党”是唯一有用和可能的道路。

 

二、智力的悲观,意志的悲观

对皮埃尔·鲁塞回应的第一部分考察了他建设左翼改良主义政党的基本原因,揭露了他那形式主义的方法论,他将非革命时期和改良主义的客观因素等同起来,以证明需要建立像葡萄牙左翼集团、西班牙我们能党、英格兰和威尔士左翼团结党、法国新反资本主义党、丹麦红绿联盟、德国左翼党(Die Linke)等非革命的和改良主义的政治代理人。我们可看到,他用这种方法取代建设革命党的方向,其战略是在广泛性左翼中清算有影响有活力的组织,如法国革命共产主义者同盟、葡萄牙革命社会主义党、丹麦社会主义工人党等。

对辩证唯物主义的这一重大修正使意识成为确定战略方向的重要因素,这种做法更接近于奈格里(Negri)和哈特(Hardt)[⑬],而非托洛茨基和曼德尔。

不幸的是,这种理论框架颠覆了列宁,导致了被称为“广泛性政党战略”的抽象概念。这种主观主义理论是对当前全球日益增长的阶级斗争的完全错误认识,取而代之的是欧洲中心论式的分析,这种分析忽略了过去几十年来国际历史的绝大部分。

鲁塞在“党的问题”中所吹捧的主张是一种可怜的悲观主义。从开放的角度来看,他所称之为国际“激进分子”(而非“革命者”)的干部武装,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阶级斗争的主要前景已经被置于遥远的未来迷雾中。”

事实上!一个之前有洞察力的马克思主义战士怎么会认为自己能写出这样的胡话来呢?如果从全球视角出发,鲁塞同志这位归根到底是第四国际执行局内处理全球事务的专家的意见没有什么意义。

仅看一下拉美的情况,自群众运动开始的重大阶级对抗,导致了皮诺切特以类似于西班牙的方式完成了过渡,阿根廷科尔多瓦的起义、哥伦比亚的群众运动和那里游击战的持续,玻利维亚的水战争导致了争取社会主义运动(MAS)与莫拉莱斯(Evo Morales)的当选;加拉加斯的起义导致了胡戈·查维斯(Hugo Chavez)的上台;阿根廷的起义导致梅内姆(Menem)和另外三人在几周内被赶下台,工人运动占领了数百家工厂;从墨西哥的下加利福尼亚州到瓦哈卡州的工人与农村群众的大规模斗争,还有成千上万名工人和学生数月来在首都的大规模占领;巴西工人运动的兴起导致了卢拉劳工党(PT)政府的上台,及劳工党内左翼同劳工党决裂,及其在社会主义与自由党内(PSOL)的发展,社会主义与自由党在特征上更多的是一个激进左翼的联盟,而非广泛性政党,该党没有忘记在奥运会期间的大规模阶级对抗、交通费的上涨及迪尔玛·罗塞夫(Dilma Rousseff)在宪法政变中下台;大规模阶级对抗导致了危地马拉总统的下台;还有后独裁时代条约的不稳定;大规模持续的社会与工人阶级动员在反抗洪都拉斯的非法政府,该政府是在民选总统梅尔·塞拉亚(Mel Zelaya)下台后,且在之后四年的一场选举闹剧中建立起来的;在中美洲,尤其是哥斯达黎加的群众运动正在反对同美国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这动员起了数百万人与这个帝国主义机制相抗争;尼加拉瓜青年的持续激进化及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内一支革命左翼力量的发展,都将在不远的未来产生重要影响。

然而,所有这些大规模的工人阶级对抗均没有使同鲁塞同志和他在第四国际执行局内的朋友们有相同政治立场的托派力量有增长。相反,拉美更多成了与托洛茨基和坎农的思想相关的托洛茨基主义的故乡,这种托洛茨基主义充实了几十年来反抗一些最残暴的独裁统治及他们在工人运动中公开的或秘密的盟友的经验教训;其盟友有:在阿根廷恐吓与杀害那些同庇隆主义官僚领导的工会的阶级合作路线作斗争的左翼组织战士的“Patotas”暴徒,在委内瑞拉与玻利瓦尔共和国资产阶级联合一起的查维斯主义官僚。

几十年来,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南非、尼日利亚、突尼斯、摩洛哥、埃及、韩国、印度和中国的工人阶级在经济与政治两个层次上都参与了大规模的对抗,包括发生在印度的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日总罢工,这次罢工有超过一亿印度工人参与;在此情况下,这世上又有谁能说重大阶级对抗的前景只能被置于迷雾般的未来呢?

但有人会认为,鲁塞只是将他的评价局限在欧洲范围内。如果是这样,那他哪怕在这个层面上也是错误的。他的文章写在2017年5月。莫非他认为希腊工人在20多天的总罢工里,在机场、码头、国家广播电台、医院、学校教师、反采矿活动者、反法西斯主义示威中的动员,不是同样反抗希腊与欧洲资本的重大阶级对抗吗?莫非他不认为,令他无批判地支持的改良主义政党的欧洲共产主义领导人(他们做了欧洲帝国主义的尾巴,并向其投降)感到恐惧的投“反对”(OXI)票的群众示威不是同样的阶级对抗的一部分?或者,更近些,看一下他的故国,为反抗法国与欧洲资本而斗争的法国工人们,无论是拯救自己工作的固特异(Goodyear)工人,还是导致该国濒临崩溃的炼油厂工人们,还是勒阿弗尔的码头工人们,或是动员起来反抗对工人权利的攻击及萨科奇和奥朗德改革的数百万工人、青年人和老人们,他们的斗争难道不是反对资本强行推行其紧缩措施企图的重大阶级对抗吗?

或者在英国,由激进左翼来领导的群众性反战和反紧缩运动将群众自己在官方政治结构外组织起来,在工党内摧毁了布莱尔的新自由主义方案,动员了60万人参与到这一政治进程中,现在已经产生了一种说法,说英国和欧洲帝国主义一方面利用政权气力量来努力抹黑科尔宾派领导人的同时,另一方面就他们关于英国退出欧盟的方案开启同他们的谈判。

或者,在罗马尼亚,反抗由北约支持的政府和国际货币基金与世界银行命令的重大阶级对抗。还有在波斯尼亚与黑塞哥维纳,在斯洛文尼亚反抗政府腐败的起义,且其结果是在这些国家出现了新的激进左翼。

我们不要忘记西班牙的共和国广场运动,和加泰罗尼亚的民主民族运动——这发生在鲁塞写作之前几年,这些运动中有数百万青年工人和传统的无产阶级先锋队参与了进来,如阿斯图里亚的矿工为他们的社会需求而战。还有葡萄牙的反紧缩斗争。

或者……好吧,我认为就欧洲的阶级斗争不会局限于历史的迷雾之中这个问题,我已经举出了相应的例子,这些斗争有的还在继续进行中,并且会呈现出彩虹般的色彩,及各种各样的形式。

“但,但……”这样的话喷射到保卫他们“广泛性政党”战略的派别身上。“我们还没见过任何事可比得上1968年5月或葡萄牙的总起义。那证明了现在还没有革命的意识或‘重大的阶级对抗’。”

我们回应说:不。这只证明了三件事情。首先是一句谚语:历史不会重复,但常常押韵。

其次,这证明了资产阶级及其劳工副手们确实有能力从历史学学习些东西。我们很快就回到这个问题上来。

第三,这证明了一些老前辈,利用鲁塞对老一辈和经验更加丰富的同志的描述,是一种“我”不知羞耻地要占据和度过他们那怀旧的“美好的、旧日的时光”,而不是努力去剖析“实际存在”的阶级斗争。

真正有用的和必要的党

鲁塞同志为了塑造自己的话语,抛弃了改良主义党和革命党的概念,代之以可能的党或有用的党这样的概念,依照他的话语体系,这两种党在某些时候是必要的。

我们要问的问题是:现在或之前的激进左翼联盟(SYRIZA),这样一个希腊支部曾警告过是改良主义的党,一个第四国际执行局不考虑希腊支部意见就不加批判地去支持的党,是有用的党还是必要的党?现在,从激进左翼联盟中分裂出来的,仍得到了第四国际执行局成员的支持的人民团结党(Popular Unity),是必要的党还是有用的党?

同样的问题还可以是,英国支部为何要冒着风险自作多情地去贴近改良主义者的屁股,如尊重党(RESPECT)或左翼团结党(Left Unity),或苏格兰社会主义党?这些组织是必要的或有用的,还是建立群众性的革命工人政党道路上的障碍呢?

西班牙我们能党这个带着从历史垃圾堆里挽救出来的新考茨基主义的领导层与纲领的党,这个公开对西班牙社会的革命转变抱有敌意的党,这个对反叛的民族自决动员持不可饶恕的不可知论的党,这个采取同工人社会党(PSOE)一起建立人民阵线政府的战略方向的党,是有用的还是必要的党?

鲁塞告诉我们,第四国际各组织内战士们的日常活动与改良主义者没有区别。我会建议鲁塞同志,之前有更加明确的战略方向的战斗性组织的老领导们所主张的方向,与此有很大的关系。当一个人把葡萄牙政治中的败类转变为改良主义的竞选主义步兵时,可以期待这种事情的发生。左翼集团是必要的还是有用的党?

真正的基础问题

这确实是个基本问题:怎样的党才是既有用又必要的党?这个大问题有两个子问题。第一个是,“有用”是什么意思?第二个是,“必要”是什么意思?

作为第一个问题的回应,鲁塞和第四国际执行局的成员回应说,有用的党是指那些能影响事件的党。通过“影响事件”,很清楚他们是在谈资产阶级竞选政治层面的事件,因此他们的方向是建设改良主义竞选组织。在他们眼中,那就是有用的党,至少在欧洲如此。

在回应何为必要的党时,鲁塞指向了巴基斯坦的人民工人党和菲律宾的棉兰老革命工人党,视它们既是有用的又是必要的党。我们承认这点。毕竟,我们的目标是在世界各国和各个大陆建立革命的战斗性政党。所以,在巴基斯坦,不像革命马克思主义倾向(International Marxist Tendency)的同志将自己埋没在资产阶级的人民党中,人民工人党的同志们着手建设群众性工人政党,这样的党可以影响事件,还可以做那些必要的事情,即帮助巴基斯坦的劳动人民提高其自信,并推翻他们国家的买办资产阶级,保卫他们不受帝国主义的进攻。

如果巴基斯坦或菲律宾的劳动群众有兴趣为自己在政治上独立于资产阶级而斗争,而创建他们自己的党,那为何西班牙或丹麦,或葡萄牙的工人就不会有这样的兴趣呢?

我们认为,支持改良主义的竞选组织的做法,既非有用,也非必要。在当前时代,鉴于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社会关系结构,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的战略目标是通过工人的自我组织工具(不管它们以怎样的形式出现)来夺取政权。

该战略的核心围绕着三个共同任务

  1. 通过在可能的工会、资产阶级工人政党内建立阶级斗争派别,以从政治上打败并替换工人组织中的阶级合作误导者。
  2. 作为争取工人阶级政治独立进程的一部分,同其他替代持竞选主义立场的改良主义者的革命力量结成竞选联盟和联合阵线。
  3. 建设革命的战斗的国际及其各国支部,各支部可以创造性地将托洛茨基主义基本原则运用到各国和各地区的具体情况上,而不要发展与“民族托洛茨基主义”这种不幸历史相关联的偏差。

此处并没有什么新东西。新的是资本结构调整和工人阶级重组进程带来的政治局势,再加上资本积累的结构性危机正在加剧周期性危机的灾难,而且第四国际执行局成员对这些进程作出了让人无法接受的失败的回应。

托洛茨基主义在何处,它如何成长

我前面已指出,拉美事实上已经成为托洛茨基主义的国际中心。虽然这可能会严重打击第四国际执行局成员的欧洲中心主义,但阿根廷的托派人数比世界其他地方的托派成员总数还要多,而且托洛茨基主义能作为革命替代主导,且能伴随着格瓦拉主义的错误的衰落,正是因为他们集中于党和国际的建设,并坚持工人阶级为革命的主体。

而鲁塞所主张的关于党建的主观主义标准,导致他脱离了工人阶级应作为革命政治参与的中心的做法,而是迷恋于“社会运动”(一个不确定的范畴,这很容易让人们进入到法国理论家尚达尔·墨菲(Chantal Mouffe)所使用的社会学框架中——她关于“环境”和拉康的概念,及依此逻辑进一步可进入到托尼·奈格里(Toni Negri)的“诸众”概念中)。但拉丁美洲托派对以工人运动为中心的一贯且有时甚至是强迫性的坚持,及其对战略和纲领的表述,所收获的成果是大规模增长的干部,基于前进策略路线的丰富且多样的经验基础,在一系列国家,从墨西哥到哥斯达黎加,到阿根廷等国青年运动中的领导地位,随着许多西班牙语版托洛茨基著作的出版,及通过在阿根廷、墨西哥、智利、西班牙、巴西等国的电子日报《左翼日报》,还有其同行,英语中的《左翼之声》和法语中的《不断革命》,使得人们对革命马克思主义理念的兴趣在日益增加。

我无法再多地去强调,拉美不同的托洛茨基主义团体允许在群众性阶级对抗的实际实践中,去检验大量的想法,而这是人民为摆脱帝国主义的奴役并建立一个社会公正新大陆的斗争的通常特征。

但有些人却认为这是一种宗派病毒,工作的实际生活进程意味着,各种派别在经受检验,且他们的政治路线正摆在工人面前,这有可能实现以实践任务联合行动为基础的重组。因此,例如我们可看到阿根廷托派左翼内的重组和工人左翼阵线(FIT)[⑭]的发展,这使得他们在下一阶段的争论不仅对阵线内的三个党而言至关重要,而且对其他九个在大选时支持它的托派组织也非常重要,此外还有两个组织在选择中,依我看他们是因为宗派主义的原因而留在了这一进程之外。这其中一个组织是工人社会主义运动(MTS)[⑮],是第四国际的长驻观察员。

在巴西,最近又一支左翼从联合社会主义工人党(PSTU)[⑯]中分裂了出来,其中一个派别是从莫雷诺派(Morenism)中产生出来的,其中包括了该党历史领导人中的大部分和部分工会的领导力量——重要的工会联盟“人民中央工会/Conlutas”的领导层,他们参加到了巴西社会主义与自由党(PSOL)这个竞选联盟中。这是社会主义与自由党的一个可喜的发展,该党像新反资本主义党一样,已经成为不同派别的联盟,每增加一支力量,都等于将另一种理念的历史与在阶级斗争中获得的经验摆在桌子上。所以,作为选举工具的社会主义与自由党能够让激进左翼作为一个整体发挥的影响超过其中任何部分力量所发挥的影响,党内每一组成部分都可以将精力集中于他们动员工人阶级和在过去几年中风卷巴西的群众斗争中的盟友的战略上来,且每支力量都会经受检验。这是建设工人阶级的革命领导,以解决其根本危机的历史进程。

鲁塞的沉默的羔羊

可能会有同志认为上述部分偏离了本文的重点,但其实这正是中心所在。

无论在哪儿,鲁塞都没把像在拉美那样主导左翼政治的派别视作建设托洛茨基主义力量的一种发展。其原因人所共知。例如在阿根廷,那些试图集合在“广泛性政党战略”中的派别,如阿根廷工人社会主义运动,都失败了,且惨到了宗派主义式地去抱怨工人左翼阵线的行动去了。另一方面,这些强调工人,旨在建立革命工人政党的托洛茨基主义派别,现在已经能够在他们自己周围聚拢成千上万的工人和青年,每年在足球场集会和在五一游行中的人都有好几万人。

在选举层面,这些派别不仅有代表当选为全国或省、市议会的议员,而且根据不同的倾向在阵线内选举中获得的比重而分配他们的议席比例。代表们可以被召回,他们的工资只相当于教师的工资。代表们用他们当选的职位来报告工人、青年和社会中被压迫阶层的斗争,这是在依照列宁的建议:工人阶级的代表应谴责一切社会不公现象,揭露社会的阶级本质和施于群众的压迫和不公的原因。

他们是托派政党建设的典范,但在第四国际这里见不到关于他们的一个字。有可能是因为第四国际执行局无力回应接下来的发展,只有聚集在工人革命党周围的墨西哥同志,还有在巴西社会主义与自由党内的另一个小派别算是第四国际在拉美现存组织的例外。

拉美是在政治层面上持续展开大规模阶级对抗的大陆。在拉美,第四国际的政策彻底失败了,没有产生任何有用的、必要的,甚至是可能的党。

仅仅因为这个原因,这些同志就需要从第四国际领导机构的位子上给撤换下来,由那些承诺应以在工人运动中建立阶级斗争倾向的干部为基础,来建立一个革命马克思主义的、托洛茨基主义的国际的人来替代他们;新的领导层应同能够保卫民主与过渡诉求的马克思主义组织来建立竞选联盟和联合阵线;新的领导层应明白,我们需要动员数千万的工人和青年,来通过他们自己的方式,为他们自己的诉求而斗争,即通过阶级的政治独立来斗争。

 

三、统一、宗派主义和西班牙与加拿大的事件

如列宁曾说:“统一是伟大的事件。但我们是要马克思主义者的统一,而非与改良主义者或反对与歪曲马克思主义的人统一。”[⑰]

要建立一个有着自我行动、政治意识和战斗性干部的国际,需要理解,他们战斗性的主要目的和中心,必须是像格瓦拉所说的那样:“进行革命”。

对于托洛茨基主义者而言,有大量共同与普遍接受的理论话题,这形成了进行革命的基础。这还形成了在共同的实践、广泛的理解中统一革命马克思主义力量的框架。例如,没有任何革命马克思主义的国际倾向会在保卫加泰罗尼亚人民的自决权问题上有分歧。这是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共识。

然而,在实践中,有些派别并不号召加泰罗尼亚独立,确实有人这样做。那些支持加泰罗尼亚独立的人认为,一场反叛性的分离运动削弱了西班牙国家,在欧盟的欧洲原始国家结构中,在欧洲的帝国主义资产阶级中制造了政治与体制危机。

另一方面,有些人在捍卫自决权的同时,反对号召独立,认为这样是旨在破坏西班牙多民族的工人阶级的团结。

这两种立场间的分歧是从如何发展和开展革命进程的战略与策略分歧中产生的,尽管这两种倾向始于相同的理论原则。这是革命者中的分歧。例如这不同于革命反资本主义左翼的同志们同我们能党的改良主义领导集团间的分歧。

因为,如果加泰罗尼亚独立运动带来了起义,那就会作为西班牙人民进入历史舞台的社会爆炸的引爆者,我们可以期待反对加泰罗尼亚独立的那些倾向也参与到多民族工人阶级反对西班牙帝国主义囚笼的斗争中来。

我们不能,也不该期望我们能党的改良主义领导人会参与到这场斗争中来。用列宁的话说,作为改良主义者,他们的心同资产阶级议会呆小症捆绑在一起,且不会与群众的革命行动在一起。

我们应清楚,巴勃罗·伊格莱西亚斯(Pablo Iglesias)称革命马克思主义是要梦想在马德里和巴塞罗那创建工人苏维埃这样的“自我欺骗的乌托邦”。像齐普拉斯一样,当运动向前推进时,伊格莱西亚期就会背叛伊比利亚工人的期待的,且在政治上为他辩护的人到时应与他共荣辱。

而且我们不应基于伊格莱西亚斯的一些基本性格缺陷或心理问题来做预测,而是要基于我们的政策和他的基本政治方向——建立一个议会制左翼政府,该政府要包括资本在组织起来的劳工中的副手工人社会党[⑱],并以他们为主要合作伙伴。

这是托洛茨基主义对源自欧洲共产主义传统的改良主义领导人的轨迹的一般理解,而且结合实践可分析激进左翼联盟领导的人具体性质,希腊国际主义共产主义组织—斯巴达克斯(OKDE-Spartacus)的同志们依此而向国际警告说,该党方案的真正材质是改良主义的。

第四国际执行局没能注意这一警告,还言辞尖锐地谴责希腊国际主义共产主义组织—斯巴达克斯是宗派主义者,并拒绝承认我们的希腊同志所提出的分析。

但这是第四国际执行局领导集团的一个不变的模式:将那些实践列宁主义关于党建战略——该战略以150多年来无产阶级组织与斗争中获得的理论经验为基础——的人打上宗派主义的标签,而寻找各种理由来拥抱改良主义和新考茨基主义人领导人与组织,急切地要找“有用的”党,并要“有所不同”。

我们从第四国际执行局对待希腊支部领导人的傲慢与非同志式的联系中,看得出他的宗派主义。我们从西班牙反资本主义者领导人开除革命反资本主义左翼领导人的非民主行动中,再次看到了他们的宗派主义,而革命反资本主义左翼明白,我们能党领导人的轨迹就是要让他们为清算自己的组织而斗争,以让该党滑向西班牙版的激进左翼联盟。

但在存在着战略方向分歧的加拿大和魁北克,在这里第四国际执行局的宗派主义暴露无遗。

在加拿大,有两个组织支持第四国际。一个是支持争取革命的国际纲领派的社会主义行动党/社会主义行动同盟(Socialist Action/Ligue pour l’Action socialiste)。

这是一个从太平洋到大西洋都有成员分布的组织,而且在两个中美洲国家有分布。社会主义行动党/社会主义行动同盟中包含了加拿大托洛茨基主义历史领导人中的绝大多数,包括前社会主义行动同盟(League for Socialist Action)和革命马克思主义小组(Revolutionary Marxist group)的政治委员会中的成员。它还包括第四国际前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前成员。它在尼加拉瓜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Sandinista Front for National Liberation)[⑲]的马克思主义派中有一名成员。

它是加拿大最大的正统托派组织,而且近几年,在将自己的工作集中于在几个工人阶级组织内发展阶级斗争派别后,力量有了显著和增长。它是新民主党(New Democratic Party)这个加拿大版资产阶级工人党(按列宁的定义)内最大的社会主义派别的领导力量。

它是一个积极组织,在反种族主义、反战、国际团结和工人保卫运动中有着独立且显著的存在。社会主义行动党/社会主义行动同盟有着专业的媒体和网络安全成员及支持者,有着日益增长的线上活动和不断发展的社会媒体战略。

所有这些发展与成长已经发生在他们所在的这个幅原辽阔的国家,除魁北克外,加拿大数十年来没有重大的阶级对抗,工会领导人的阶级合作政策也深深影响着新民主党。

第二个托派组织是一个叫“社会主义左翼”(Gauche Socialiste)的小组。它仅是一个局限于魁北克的小团体,在十多年前就放弃了建立一个托洛茨基主义政党的方向。它没有独立的存在。它没有独立的出版物,甚至没有网站。有段时间里它曾有一个网站,但这网站的域名已经给卖掉了。它是广泛性政党的支持者,其方向是将自己局限于左翼改良主义的魁北克团结党内活动。

社会主义左翼只在一个民族活动,魁北克人的民族意愿和工人阶级的斗争,已经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产生了重大阶级对抗,而且在智利之后,在西半球产生了第二大自我组织的战斗的和政治性的学生运动。

社会主义左翼成员不足十二人,在工人阶级运动中没有显著的存在,没有建立任何对魁北克和加拿大的工人运动有用的或可能的组织(用鲁塞规定的范畴)。

然而,社会主义左翼被第四国际执行局承认为第四国际的正式加拿大支部,而执行局这批人又拒绝承认社会主义行动党/社会主义行动同盟(Socialist Action/Ligue pour lÁction Socialiste)的存在,他们非常明确地屡次拒绝回应我们请求获得承认的信件。这不仅是第四国际执行局的无能。这是第四国际领导人向这些坚持并基于托洛茨基主义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丰富历史的同志们展示宗派主义的又一个例子。

倾销托洛茨基主义

所以,鲁塞同志背后的政治目的是什么呢?在某层次上,看似是要保卫第四国际执行局的广泛性政党战略,且拒绝处理他们所应负责的灾难。

但鲁塞还力图证明工作中另一种进程的合理性;不仅要清算列宁主义组织,而且要清算托派这一称号本身。这就是鲁塞和公司的基本政治方案。

因此,我们发现,在新德国支部国际社会主义组织(ISO)的成立声明中说:

“我们的身份不再仅仅是‘托洛斯基主义’这一个标签。因为考虑到我们现在是一支要通过在各国创建革命党及创建革命的国际,以努力重建阶级的政治意识和创建群众性反资本主义的国际派别。”

人们首先要问,如果不是“纯粹”的托派,那你还会有什么想法呢?而且撇开在建立大规模反资本主义党和建立革命党之间的矛盾(这两者每一方都同另一方截然对立),同志们会继续说:

“这意味着保卫我们理念的道路不只一条,而是要在平等的基础上同激进左翼中的其他部分相交换。有些人将我们区分为不同的团体和组织,他们从与我们相同的来源中征引他们的参考资料,但他们用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意义来曲解这一传统,并最终失尽信誉。”

而如果一个人可以同意,要对所有离开激进左翼的个人成员(就像他们的实践所定义的那样)一视同仁,那就会认为要对斯大林主义理论,或新考茨基主义理论,或左翼改良主义,或欧洲共产主义等与托洛茨基主义一视同仁,这样的观点也是无稽之谈。

在为了寻找其他参考项而抛弃托洛茨基主义标签方面,第四国际领导集团的目的,同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SWP)领导人巴恩斯—沃特斯(Barnes-Watters)的后果与活动处在平行线上。应当警告并唤醒所有的第四国际支部。

这是在第四国际内带来政治斗争的真正的和关键的根本问题。包括鲁塞在内的第四国际执行局同志们的观点如下:“这种重新评估的好例子是,我们将多元化的概念用于革命运动本身——且不再仅仅是改良主义或中派主义的工人政党才用这些概念。这与我们队伍中传统上的表述——很多工人党,一个革命党——不同。事实上,革命经验非常复杂,难以想象它能被包含在一个全面的综合中或体现在一个单一的党内。可以用多种方式来表达这种革命的多元主义——一些党;一个持久的联盟;一个复合党内的不同派别——但它会在此停留。”

但这其中有什么新的呢?俄国革命,至少在其民主革命的第一阶段,包括了很多政党: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无政府主义者等等。

古巴革命,至少在其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是由好几个派别组成的,其中包括在后期时参与进来的斯大林主义者[⑳]。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中国和越南革命中。

但这并不是说在革命最初阶段参与进来的党派同那些一直看到革命最终阶段——无产阶级专政和摧毁资产阶级的国家——的党派一样重要。

历史在这方面作出了宣判。俄国的布尔什维克,中国共产党,越南共产党,还有古巴七二六运动,它们都是完成了最终工作的党。

而且恰恰是希腊共产党,尤其是法国共产党,还有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等在有机会夺取政权时却失败的案例,证明了一个观点:“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党。没有革命的党,就不会有成功的无产阶级革命。”如果听不到别人这么说,那只要去问一下智利人就可以了。

前者的说法比鲁塞所知道的要更正确。真实含义是这样的:“在众多工人政党中,只有一个革命党。”那是在所有社会主义革命中,最初的革命党发展的真实历史。在实践中对政治路线的检验,会使那些在“实际存在的阶级斗争”中成功展现出领导才能的先锋队干部走到一起。

一个自封的领导,尤其是经历了一连串战略与策略失败的领导人,是不会做简要的宣言的:内陆游击战;清算墨西哥工人革命党;巴西劳工党内的社会主义民主派的社会民主主义化;清算法国革命共产主义者同盟;意大利的惨败;最初崇拜激进左翼联盟,现在是崇拜人民团结党;还有现在崇拜我们能党内的改良主义者;清算魁北克社会主义左翼;这一系列事件,可以改变这一基本的列宁主义历史事实。

如果在未来一系列经济危机下,某一天左翼集团同葡萄牙社会党、葡萄牙共产党,及同一个代表“进步民族资产阶级”的党一同组建一个人民阵线政府,一个旨在寻求民族出路的政府时,鲁塞将作何回应?又是只一支非我们源流的参照力量的教训?

我们以我们的托洛茨基主义遗产为荣,我们可以非常自豪地说,在工人运动的所有派别中,只有托派代表了21世纪的革命马克思主义,没有任何其他派别可以提供基于整个托派运动深厚历史的分析和政治工具,以建设世界工人阶级能够克服其最大危机——革命领导的危机的——革命的、托洛茨基主义的国际。

不幸的是,鲁塞同志为代表的第四国际内的政治派别在实践中已经表明,他们不仅无法在全球各地做到这点;它的领导人还在言语中表明自己没兴趣这么做。

2017年10月22日

 

本文译自:https://socialistaction.ca/2017/12/22/debate-in-the-fourth-international/


注释:

[①] 鲍伯·L是加拿大社会主义行动(英语)/社会主义行动同盟(法语)的成员。

[②] 原文多处用USFI(第四国际统一书记处)来称呼第四国际,鉴于2003年第十五次世界代表大会后“统一书记处”这一领导机构已不复存在,因此本文在翻译时就译为第四国际(FI)。

[③] 法国革命共产主义者同盟于2008年决定解散,2009年时正式解散并同其他一些左翼组织共同组建新反资本主义党。

[④] 反资本主义左翼原名“替代空间”,2009年改名为反资本主义左翼。2015年,反资本主义左翼在全国代表大会决定解散党,并全部参加我们能党,但原成员组织在一个较松散的“反资本主义者”中。

[⑤] 葡萄牙革命社会主义党成立于1978年,由国际主义共产主义者同盟(Liga Comunista Internacionalista)和工人革命党(Partido Revolucionário dos Trabalhadores)合并而成。1998年,该党同人民民主联盟、政治21、左翼革命阵线联合组成左翼集团。2013年,该党正式解散,完全融入左翼集团。

[⑥] 丹麦社会主义工人党是丹麦红绿联盟的创建者之一,目前仍在红绿联盟内活动,且其目前的主要精力均放在了红绿联盟内的工作上。

[⑦] 1998年成立,由托派、毛派和欧洲共产主义者共同组成。

[⑧] 成立于1989年11月,由左翼社会主义者、丹麦共产党(一个斯大林派政党)、共产主义工人党(一个毛派政党)联合组成。

[⑨] 成立于2014年,是在西班牙占领运动及愤怒者运动等一系列运动基础上,由巴勃罗·伊格莱西亚斯倡导所成立。该党没有很集中的组织架构,各地方组织有很大的自治权,但领导人伊格莱西亚斯在这种松散的格局内反而有相当大的权力。该党以社会运动为基础成立起来,但很快成为竞选工具。

[⑩] 波兰劳工党成立于2011年,原名替代—劳工党,2004年改为现名,该党的工会基础是自由工会(1980年8月),有一些托派团体在其中活动。

[⑪] 希腊激进左翼联盟成立于2004年,2012年由政党联盟转变为政党,其主要领导人支持欧洲共产主义理念。2015年在大选中获胜,并同极右翼民族主义政党独立希腊人党联合组阁。竞选成功后,连续数次向欧盟妥协并接受新的紧缩方案,违背其最初的竞选承诺。

[⑫] 左翼团结党成立于2013年,由电影导演肯·洛奇为首发起成立。其成立初期主要是为了要反对紧缩政策,替代英国工党。在2017年英国大选中支持工党及其左翼科尔宾。

[⑬] 奈格里与哈特二人是法国政治哲学家和社会学家,持自主主义立场,反对先锋党理论。二人合著有《帝国》一书,中译本有杨建国、范一亭译,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另著有《大同世界》,中文译本有王行坤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大同世界》。

[⑭] 工人左翼阵线是阿根廷一个托派阵线,由工人党、社会主义工人党、社会主义左翼等共同组成。

[⑮] 工人社会主义运动于1992年时从争取社会主义运动(MAS)中分裂出来,属托派中的莫雷诺派组织,目前是第四国际的阿根廷观察员。

[⑯] 联合社会主义工人党是第四国际—国际工人联盟的巴西支部,也是该国际中最大的组织。其传统亦属于托派中的莫雷诺派。2016年7月,该党内6000多人因反对党领导层在巴西总统弹劾案中的右翼立场而脱党,并参加了社会主义与自由党。

[⑰] 此处直译作者引文。列宁原文是:“统一,这是伟大的事业和伟大的口号!但是,工人事业所需要的是马克思主义者的统一,而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同反对和歪曲马克思主义的人的统一。”见《统一》,《列宁全集》第25卷。

[⑱] 西班牙一个社会民主主义政党。

[⑲] 尼加拉瓜一个左翼民族主义组织,社会党国际成员,成立于1961年,1976—1990年间自称以马列主义思想为指导。成立后发动游击战争,70年代后更多开始发动工人运动,1979年推翻索莫查独裁统治,解放尼加拉瓜。不过其在执政后并未将革命继续向前推进,并未建立工人国家。其内部长期存在一支主张以发动工人运动为主的马克思主义派别。

[⑳] 指古巴人民社会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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