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普京政权的左翼

俄罗斯社会主义运动[①]  著

素侠云雪  译

译按:在此译出俄罗斯社会主义运动六大决议,其中所提很多状况与中国有些相似之处,所以值得参考。

原文按:在此重申俄罗斯社会主义运动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此次大会于5月8到9日在莫斯科召开,大会决议于5月12日发表在俄罗斯社会主义运动的网站上,并附有如下声明:“这是我们对当前不断演进的普京主义(爱国主义共识)的社会经济道路、日益增长的军国主义、对社会动乱的恐惧,还有反现政权力量的状态的分析。”

俄罗斯社会主义运动(RSD)

俄罗斯社会主义运动

 

近四分之一个世纪里,俄罗斯已经陷入历史绝境中。之前社会那种无法协调发展的社会—经济模式导致了1993年时宪法秩序的破裂。接下来几十年,这些情况所带来的结果便是社会的倒退和组织千百万人生活的机构被摧毁。20世纪90年代末,为了维护新的社会结构,同时为了在俄罗斯阻止社会动荡,普京政权努力在深化向市场统治转型与加强国家作用二者间起折衷作用。

一、2012年3月总统大选中弗拉基米尔·普京的胜利标志着政权的保守转向,以重新定义围绕总统形象的共识。对基辅独立广场运动的侵略性反应,吞并克里米亚,及为改变政权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而对东乌克兰的“混合性”干涉;在保守化意义上,2014年的这些事件印证了克劳塞维茨(Clausewitz)的格言:“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在另一层意义上)。”自那以后,支持现政权不再是一种理性选择,而是公民义务,就像爱国者要忠于国家一样。这种新的意识内容可以简便地由维亚切斯拉夫·沃洛金(Vyacheslav Volodin)的话来概括:“有普京就有俄罗斯,没有普京就没有俄罗斯。”这种拟人化的表述充分表明,普京作为“父亲”的形象已经高于日常政治。你可以是自由主义者或是民族主义者,可以赞同由国家掌控经济或是支持自由市场,不过都需要顺从于政府、部长或州长,但“普京—克里米亚—俄罗斯”这一连接是不可去质疑或讨论的。谁如果不能从根本上认同这点,就意味着要将自己排除在俄罗斯政治光谱的范围之外,并成为“卖国贼”。

在此逻辑下,生活水平的迅速下降和新自由主义的“反危机”措施的不良后果的责任,就要由除了总统以外的每个人、每个你喜欢的人来承担。即使现在,关于克里米亚“回归”的宣传已明显开始减弱时,对普京的个人评价依旧很高。支持现政权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并成了公民义务。而且克里米亚的地位问题完全替换了谁拥有我们国家的问题。

二、在此政权结构内意识形态变化的背景下,9月国家杜马选举的准备工作正在展开。整个普京时代,国家杜马选举和总统选举是部分相同的政治周期,根据单个场景来播放:庆祝统一俄罗斯党的胜利也就是庆祝并确保伏拉基米尔·普京更大的胜利。2011年12月,这个机制失败了:通过大规模舞弊来支持统一俄罗斯党引发了大规模示威,示威者表达了他们对整个政治体制的不满。

今天,普京“第三时期”的新政治逻辑旨在打破这一循环。在人们对政府的信心急剧下降之际,克里姆林宫在2015年夏季时决定将国家杜马选举时间从2016年12月提前到9月,并将总统选举时间推迟到2018年3月——从而将总统的任期延长到六年时间。这种操纵的意思很明显:从现在起,总统和国家杜马选举必须不再是同一情况的两面,而是要成为两个完全不同的政治事业。在第一阶段,仅有的几个党奏成“爱国主义共识”的交响乐,它们将在这时批评对手和自己的反对方,因此它们会相互竞争以争取群众中不满群体的支持。到第二阶段,出自有机的爱国本能支持普京为总统候选人。

到今天,“官方反对派”政党——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和公正俄罗斯党——把它们的运动集中于对政府的严厉批评,甚至希望政府辞职。克里姆林宫的当权者控制着这两个党,以让它们作为可接受的批评的晴雨表。根纳季·久加诺夫(Gennady Zyuganov)和谢尔盖·米罗诺夫(Sergei Mironov)支持克里姆林宫提出的所有重要政治举措:从反对“外国代理人”的新镇压法到在军事上支持巴沙尔·阿萨德政权。同时,他们假借政治光谱中的左翼来说话,传播了普京共识(允许批评一些不受欢迎的决定)中的很多内容。统一俄罗斯党不仅领导着政府,而且控制着多数联邦主体的领导人职位。在社会上对统一俄罗斯党的不满(主要仍是被动的)日渐增涨的情况下,它们可能成为仪式上的“替罪羊”。

然而,在克里姆林宫中发展起来的这一可预测到的情景也可以被另一种情景取代,这种可能性与日渐强化的军事与警察机构,及这两类机构间日益加剧的竞争有关。这个过程开始于国民警卫队的创建及其重要性的提升:各个权力部门都必须从事自我推销,不仅要提醒人民注意它们的存在,而且要向敌对部门展现自己抗击潜在威胁方面独特的和无可超越的战斗力。

例如,亚历山大·巴斯特里金[2](Alexander Bastrykin)在最近的一篇纲领性文章中建议取消选举制,因为它们可能太危险了。他直言应停止“玩弄民主闹剧”并“在即将到来的选举中”给予敌人一份“严肃的、充分的和对等的回应……”任命塔蒂亚娜·莫斯卡尔科娃[3](Tatiana Moskalkova)后,似乎连目前还中立的人权调解人机构都要转入新的反对阴谋的斗争堡垒中 。

很明显,这一姿态同经济与社会危机日益深化的现实有关。不过目前还没有明显的政治后果:没有自发的群众起义,没有全行业罢工(而孤立的劳工争议总数在增加)。

减少联邦行政实体的选举机构的作用,为代表行政机关的利益的委任官员谋利,是整个政治制度退化的一部分。2014年的地方政府改革取消了一些大城市市长的直接选举,剥夺了市议会确定选举城镇和地区领导人方式的权力,在逻辑上,这一定程度上是要剥夺人民对地方政府的监督权,并促进地方政治精英同商业社会的和谐。在预算分配权归属联邦中央政府,及权力向不会更换的地方领导人(“太子党”,他们不对公众负责)手中集中的背景下,普京镇压性政府的模式正变得越来越普遍。

三、经济危机的社会后果现在影响到绝大多数人。受“西方阴谋论”影响而判断局势的宣传越来越不能为人们信服。国际制裁的实施和始于2014年的油价下跌加剧了自2012年就开始的生产下滑。此外,在2014年末,当卢布的崩溃在汇率市场达到顶峰时,总理梅德韦杰夫承认俄罗斯“还没走出2008年的经济危机”。全球经济危机不仅反映了俄罗斯经济的虚弱,而且引起了后苏联时代资本主义整个体制的缓慢崩溃,这导致了军事活动的进一步加强和国家政权力量的强化。同样,在过去两年中,石油收入的剧烈下滑,和俄罗斯银行不再可能在西方自己融资,减少了政府的回旋空间。之前的手腕——在巨额政府储备金的帮助下补住漏洞——现在已显无力。因此,当前经济危机的规模使灾难的情况显得更加真切。

因此,在2015年底,俄罗斯经济下滑,其GDP降了3.7%;通货膨胀率达到了15.5%(最高时于2015年3月达到16.9%)。在这短短的时间里,贫困率让人震惊:收入低于贫困线的人从1610万增加到1920万(占总人口的13.4%)。要注意的是,在去年(2015年)末,政府设定的贫困线是月收入9452卢布(大概123欧元)。而现在有多少人的收入只是稍微高过这一低微的数字,刚超过官方的贫困线呢?此外,根据最近的调查,73%的俄罗斯人没能力“未雨绸缪”地留有存款,而是将他们所有的收入花费在了生活必需品上。

在此背景下,失业人数乍一看并不那么糟:官方统计的失业率是5.8%(440万人)。这个数字还包括正积极地在找工作而未在劳动交易所登记的人。同时,据俄罗斯联邦国家统计局的资料,在2016年的头三个月,声称自己失业的人就又增加了七万多,因此失业人口达到经济活动人口的6%。通过让人们生活水平极速下降的政策(更低的工资和被削减的工作时间),才使得失业率持续较低。例如,大型工业企业中普遍存在长期无薪休假的做法。“维持社会稳定”是一个重要原因,当然这一点不体现在大城市,因为在大城市,失业者有可能找到其他收入更低的工作。而在苏联时期围绕某一关键产业所建的所谓的“单一工业城镇”。如果这些企业的岗位量大幅减少,城市中相当多的一部分人将转为长期失业,而且那些城市将成为社会爆炸的潜在地区。

在维持就业(防止人们收入急剧下降)和利用紧缩政策抵消危机的影响之间的矛盾,是俄罗斯过去两年里财政政策的基础。在2016年预算通过期间,总理梅德韦杰夫声称:“我们不能在支出不合理的情况下实现这一目标。要实现这个目标,不应像我们平常做的那样靠增加企业负税,而应当减少低效率的花费。”在这些“花费”中,梅德韦杰夫列举了养老金的生活费用指数。因此他建议完全取消工作养老金(有1490万领取者),并使通货膨胀率低于4%(而官方公布的通货膨胀率已超过10%)。将退休年龄提高到65岁仍是应对预算赤字最重要的办法之一。然而由于显而易见的原因,这一措施的施行要拖到国家杜马选举,甚至总统选举以后(现在俄罗斯领取养老金的总人数有4140万人,占总人口的三分之一)。

私营部门的工资指数化机制并未在俄罗斯的劳动法中得到真正的发展,而且事实上还带有“建议”(必须通过集体谈判协议才能实现,而这只存在于最大型的企业中)的特征。在过去的两年里,公共部门的工人并没有从工资指数化中获益。很重要的一点是,政府已经计划在2016年9月时增加公共部门从业者的工资,这明显是在国家杜马选举前为之而造势。

尽管紧缩政策主导了2016年的财政预算,在教育和医疗方面的支出都明显减少了——在预算案通过没几个月就减少了10%。政府收入的结构——关键部分来自石油和天然气出口(已经上升到了70%)——意味着将来会继续削减教育与医疗支出。

四、显然,普京的精英们并没有拯救国家经济的长期计划。例如,“反危机措施”只是为了维持社会现状,直到油价再自然提高。俄罗斯精英们无底线的玩世不恭让人咋舌,他们神秘般地相信“看不见的市场之手”将拯救经济,这或多或少就像在2000年前时,飙升的油价就像是命运钦赐的礼物一样。在2014年11月,仅仅在“黑色星期三”(那天卢布下跌十五点)之后,伏拉基米尔·普京因此非常诚恳地说:“经济必然会增长,尤其因为外部经济环境将改变。”

“大型项目”的逻辑——集中了官僚机构的资源与努力,由个人负责并限制时间的优先项目(例如索契冬季奥运会、干涉并兼并克里米亚、建设东方港(Vostochny)航天发射场等等)——是普京主义的特征。2005以来,大型建筑项目频繁上马,并要求巨额预算支出,他们认为可以通过这些工程来消耗过剩的石油利润:每个工程都会创造就业机会并增加基础设施投资,这些都有利于经济发展。其实,这些大型工程的利润多数都积累给大公司了,它们接受国家订单和银行的担保;至于创造“工作”机会,很快就证明这对工人讲不过是陷阱,工人在他们的雇主和国家官僚机器的压制下,无法保障他们自己的权利(在索契冬奥会和东方港航天发射场建设期间,这些工程以特别明显的手段欺骗工人)。

东方港航空发射场工程

简而言之,大型项目的概念在俄罗斯政府那里代表着可惠泽人民的对石油收入的再分配,不过实际上却是通过让人民出钱来让极少数精英快速增加财富的工具。而国家宣传人员仍集中于宣传这些工程的“成功”(感谢主要赞助商和俄罗斯联邦总统的权威),并无视他们那灾难性的邪恶。因此,要不惜一切代价在2018年让弗拉基米尔·普京重新当选的愿望,决定着政府的“反危机”行为。但现在呢?目前看很少有人关心。

同时,另一种逻辑——新自由主义得以在这一切的背后清晰显示出来:利用经济衰退和人们的贫困来推动“结构改革”,迅速减少给劳工的社会定额和消费。因此,根据国家银行俄罗斯国有开发银行专家们的估计,据不完全统计,继续下降的收入意味着,到2017—2018年,利润总额的占比将超过收入占比,这样国家将能再次吸引投资者。

这与对大型公共国有资产(如铁路或俄罗斯最大的银行——俄罗斯联邦储蓄银行)是否可以私有化的讨论有关。在仍对俄罗斯进行制裁的情况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一起在莫斯科举行会议,盛赞俄罗斯政府的“反危机”道路,这绝不是巧合。最近任命阿列克谢·库德林(Alexei Kudrin)进入总统的经济理事会就是这一动向的一部分。

五、在危机深化和油气资源价格下降的情况下,国家强调要寻求新的经济资源,这将导致经济的进一步军事化,同时还会带来进攻性的外交政策。在过去几里,大规模投资武器生产是政府的优先项目之一,到2016年,军事预算已达到GDP的4%(比去年高0.8%)。除了外交政策目标外,对叙利亚的干涉很明显完成了最近宣传军事创新的任务。其结果之一就是印度、阿尔及利亚和其他国家问俄罗斯订购了70亿美元的轰炸机和武装直升机。

对乌克兰的“混杂”侵略和对叙利亚的军事行动并不只和地域政治策略及明确反对西方的俄罗斯立场有关。这些行动还和俄罗斯资本主义政治与经济危机的进一步深化直接相关。选择军事化也使现政府在全国的合法性的强化成为可能——无论是在普通民众中还是在精英中。

六、直到最近,“爱国主义共识”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是给各种对政治和社会的不满定罪。自2014年初以来,大规模的反乌克兰宣传充斥着官方媒体,官方媒体一直在强调大规模抗议必然导致混乱和贫穷。政府在刚一开始就采用经典的保守说法“徒劳”[4]来满足群众的愿望,不过这在一天结束时只会导致社会局势的恶化。同样说法的另一面是谴责所有社会冲突的外部因素:所有这些冲突背后都隐藏着外国势力要破坏稳定局势的野心,其最终目的是要颠覆政权——这将对国家独立造成灾难性后果。一发生罢工或社会运动,他们就立即称这是在“组织一场新的独立广场运动”。此外,克里姆林宫新的“后克里米亚”修辞巩固了地方国有企业老板的地位。为了保持权力,他们只需要谴责任何政治竞争对手为颠覆性革命势力的代理人就可以了。不过我们可看到,仅仅到2015年末,这些宣传方案就开始丧失其力量。

与不同的危机事件和政府的“反危机”措施有关的抗议越来越多,虽然这些抗议不仅远未能制定自己的替代方案,而且未能组织起全国范围的协调行动。

近来最有影响的抗议行动是开始于2015年11月的卡车司机抗议[5]。一开始,政府就明确表示不会就此问题让步,不会修订税率。强大的政治压力,再加上缺乏能在困难的形势中协调抗议的强大的卡车司机组织,使这次运动逐渐停息。

自2015年以来,工人发动的抗议增加了——有自发的行动,也有独立工会组织的行动,其抗议内容有压制工作、降低工资、延迟支付工资等。因此,去年的抗议数量相比于2014年增加了40%。那些参加罢工(一日罢工或怠工)中的工人中,有的是大企业生产部门的工人;有的是公共部门工人(医院、市政员工),他们多在服务部门工作;甚至还有的在军工厂工作。

支持“爱国主义共识”的反对党,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和公共俄罗斯党,在让不同行动的参与者迷失方向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没有任何一个强大的组织决心参与到斗争中来;斗争者因此需要寻找拥有政治资源并明显能在体制内传达他们需求的政治中介。可以看出,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的“共产党人”习惯于充当“安全阀”,并越来越为克里姆林宫所赞赏,并有机地嵌入到争夺喜剧式议会议席的竞选活动的逻辑中。

自由主义反对派通常在制度化政治体制之外,他们强调需要激进民主,不过与日益增加的社会愤怒绝缘。首先这源于其政治传统与社会本质。在叶利钦时代的“自由化改革”后,像米哈伊尔·卡西亚诺夫[6](Mikhail Kasyanov)和阿列克谢·纳瓦尔尼[7](Alexei Navalny)这样的领导人认为变革的关键是一些中型和大型的资本越来越不满。卡西亚诺夫——就像政治流亡者科多尔科夫斯基(Khodorkovsky)——承认在未来“自由的俄罗斯”,可以代表普京当局的“自由主义翼”,如前财政部长阿列库谢·库德林(Alexei Kudrin)、现在的中央银行行长埃尔维拉·纳比乌里纳(Elvira Nabiullina)和俄罗斯联邦储蓄银行行长日尔曼·克列夫(German Gref)。对激进的自由主义反对派来说,要把“阉割”腐败官员和制度民主化的要求紧密结合在一起,并认识到需要进行“结构改革”并“停止与西方对抗”。对他们来说,似乎要废弃个人政权(普京政权)的话,主要应该采取同当前的精英合作的顶层变革模式,而议会外的街头运动只应是施压的第二要素。

七、既不赞同“爱国主义共识”,也非自由派的激进左翼必须找到一种同正在增长中的社会抗争运动相连接的道路,这在组织上和政治上还没有结构化。然而,问题是现在激进左翼还在衰退。一些知名的发言人,如谢尔盖·乌达尔佐夫[8](Sergei Udaltsov)和阿列克谢·加斯卡罗夫[9](Alexei Gaskarov)还在狱中。乌克兰的事件还使左翼内部产生出很深的裂痕,部分左翼事实上支持俄罗斯的干涉。

在此局势下,我们必须开始发展一项广泛的纲领,这份纲领应以调整当前财产关系的要求为基础。而当前财产关系的根源在于叶利钦和普京的私有化。这一调整的自然结果是要求摧毁1993年的超级总统宪法所产生的整个政治体制,并代之以议会制的共和国。这份纲领应该确保承认政治民主的价值,政治民主不应是一种工具,而应是人民权力的基本原则,这对于持续实现社会平等的愿望至为重要。

危机的深化和“爱国主义共识”神话的逐步衰落,为推进民主的和社会主义的政治提供了新的机会。在当前局势的发展中,左翼的行动策略必须建立在本文所提出的分析与战略目标基础上。

2016年5月8到9日,莫斯科


[①] 俄罗斯社会主义运动是俄罗斯一个革命马克思主义政党,2011年时由俄罗斯社会主义运动—前进(第四国际俄罗斯支部)、社会主义抵抗、革命工人党之一部分合并而成。第四国际支部是其中最大的团体。

[2] 原俄罗斯第一副总检察长、原检察长办公室调查委员会主席,自2011年来,他担任俄罗斯调查委员会的领导人。

[3] 苏联到俄罗斯一名教师、律师和政客。自2016年4月起担任俄罗斯人权专员。她还是俄罗斯联邦第五和第六届国家杜马代表。

[4] 这个观点基于对社会动荡带来的影响的选择性观察。例如,在乌克兰革命后,由于权力再度被反群众的少数精英所攫取,而类似情况会在所有未来的起义中重复发生:通过这种方式,他们宣称所有的社会转变都是毫无意义的,甚至是有害的。为了证明变革是无用的例子往往来自那些被颠覆的革命。从来都没人提到社会变革的积极影响。(随附由俄罗斯社会主义运动的发表的决议。)——原注

[5] 这是一场反对里程税的运动,自2015年12月起,12吨以上的卡车每公里要交3.73卢布的税。人们称这项税为“Plato”,即俄语“Platit za Tonu”(每吨货都要交税)的简称,该税由普京一个朋友的儿子伊哥尔卢腾·别尔格(Igor Rotenberg)创立的RT—投资运输系统,和俄罗斯国有公司俄罗斯工业与科技集团(Rostec,有九十多万员工)来征集。RT投资运输系统投资了29亿卢布,其中27亿卢布来自普京的亲信经营的公营银行俄罗斯天然气工业银行的贷款。——原注

[6] 俄罗斯自由派政治人物,2000年到2004年出任俄罗斯政府总理。

[7] 俄罗斯律师,政治和财政活动家,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常发文批评俄罗斯政府的腐败和普京的专制。2013年起以“挪用公款和欺诈”的罪名被判刑五年

[8] 出生于1977年2月16日。俄罗斯政治活动者,红色青年先锋队的领导人。2014年起因组织2012年5月示威时造成暴力冲突而被判处4年半有期徒刑。政治观点上,他主张激进的社会民主义,强调要实行直接民主,支持东乌克兰的“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

[9] 俄罗斯左翼政治活动者,“反法西斯组织”的领导人,也是反普京协调委员会的成员。2014年被判入狱三年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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