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党及其在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中的作用

詹姆斯·坎农  著

敬基  译

龚义哲  校

 

编按:本文写于1967年,以《先锋党与世界革命》为题刊载于《国际社会主义评论》(International Socialist Review)第28卷第5期,1967年9—10月号。


 

列宁提出的作为无产阶级革命之组织者与指挥者的先锋党思想,是自1895年恩格斯逝世以来对马克思主义武库最大的贡献。这一著名的组织理论并非如某些人主张的那样,仅仅是他所处时代俄国特殊环境的产物,且受限于这些环境。它深深根植于20世纪两个最重要事实:工人阶级夺取政权的斗争的现实性,及创立一个能够将这个斗争进行到底的领导的必要性

列宁认识到我们的时代以帝国主义战争、无产阶级革命、及殖民地起义为特征,他从本世纪初就自觉地着手建立一个能够让社会主义利用这些剧变的党。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剧变中的胜利,以及他们所建立的苏维埃的持久存在,证实了列宁的远见与其组织方法的优点。他的党树立了一个卓越的榜样,向人们展示了:一个忠于马克思主义原则,并能勇敢、灵活地运用这些原则的既民主而又集中的工人领导层应该是什么样的,以及它能做出什么来。

由于被围困于一国范围之内,布尔什维克的这一划时代成就未能一劳永逸地彻底解决关于革命领导层的特性的争论。这场争论此后一直持续下去。50年之后的社会主义队伍中,仍不乏置疑或否定列宁主义式的政党的必要性或适用性的怀疑论者。甚至在充分理解并确信列宁理论的地方,先锋党问题仍一如既往地紧迫,因为在反对旧秩序的日常斗争中,这个问题尚未得到解决。

要正确评价先锋党及其不可或缺的作用,取决于对无产阶级革命中的主观因素的至关重要性的理解。从长远的历史范围以及最终分析来看,经济条件是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真理并没有否定这样的事实:工人阶级之中表现出的政治及心理的过程,更直接、迅速地影响着民族革命和世界革命的进程、节奏与结果。工人革命活动的客观物质前提一旦达到某个成熟点,当他们的愿望和意识通过有组织的先锋党的介入表达出来,就能成为决定阶级斗争结果的关键因素。

列宁主义先锋党理论基于这两个因素:工人阶级的不均衡性,以及社会主义运动在意识上的特殊特征。一般而言,无产阶级及被压迫人民的革命化是一件复杂、持久、矛盾的事。在阶级社会和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者在许多方面被划为不同的阶层;他们生活在极其不同的条件下,而且处于截然不同的经济和政治发展阶段。他们文化水平不足,视野狭窄。因此,他们不会也无法同时地、全体地以及同样程度上,对自身在社会或政治进程中的真实位置获得清晰、全面的理解;而他们必须参与到社会或政治进程中,以结束自己遭受的不幸,建立一个更美好的制度。他们还不能较快和不费力地学会如何最有效地行动,以保卫、促进自身的阶级利益。

这个阶级整体而言具有不规则的自主性,是需要先锋党的主要原因。先锋党必须由这个阶级的分子以及他们的代言人组成,他们先于国内和国际无产阶级的大多数人领会到革命行动的要求,并致力于实现这些要求。这也是为什么先锋党最初总是它所属阶级的一小部分、一个“小派别”的基本原因。最初形成的致力于社会主义的先进工人,以及他们的宣传社会主义观点的知识分子同伴,必须首先围绕着拥有科学理论、阶级传统及经验的一定主体将他们自己组织起来,然后制定出一个正确的政治纲领,以便组织和领导革命大军。

十月革命胜利后,布尔什维克向民众散发文件

 

先锋党应始终以接触、影响和争取最广大群众为目标。然而,自列宁的布尔什维克党以来,没有一个党在获得本阶级大多数的支持下,作为后者公认的领导开始活动。通常,先锋党始于一群阐述和传播革命思想的宣传者。他们以其纲领及观点为中心训练、教育和锻造干部。干部们将这些纲领和观点带到群众中去,以供考虑,采用,行动及验证。

对严肃的革命者来说,他们的组织大小和影响力决不是一件无关紧要的事情。尽管如此,不能只用数量指标来判断一个革命团体的真正性质。(比数量指标)更基本的因素是性质方面的,比如它的纲领,它与阶级的关系——它是如何阐述和代表阶级的利益,并为阶级利益而斗争的。

“只能以纲领的形式表述阶级利益;只有创立党才能捍卫纲领。”,托洛茨基在《下一步怎么办》中写道,“就阶级本身来说,它仅仅是加工的原料。无产阶级独立的角色,在它从一个自在的社会阶级变成自为的政治阶级时开始。这只有通过党才能完成。党是阶级通过它走向自觉的历史机构。”[1]

马克思主义教导我们,反对资本主义的革命和对旧世界的社会主义改造,只有通过工人阶级自身的自觉集体行动才能完成。世界革命进程的整个阶段中,先锋党是阶级意识的最高表达与不可替代的工具。在革命前夜时期,走在主力部队前面的骨干集结起来,组成了先锋党,但这些骨干仍在各方面寻求与主力部队保持适当关系。先锋党的人数增多了,影响力变强了,在群众夺取政权的斗争中,它开始崭露头角,并鼓舞、激励斗争,力图使斗争获胜。在推翻旧的统治力量后,先锋党还要领导人民进行保卫和建设新社会的任务。

一个足以承担如此重大的任务的政治组织,不可能自发或偶然地出现;必须连续一贯自觉地建设它。用一种无所谓的态度对待党的建设及其遇到的各种问题,不仅愚蠢而且是致命的。过去半个世纪有过那么多的革命机会,因为不胜任或不可靠的领导,遭到夭折、处置不当、乃至被葬送掉的痛苦经验,已无可辩驳地证实了对这个至关重要方面的无动于衷,正是迷失方向或走向失败的确定表现。

列宁作为一个革命领导的高超能力,最好地体现在他高度自觉地坚持党的建设的所有方面:从资本问题的理论与政策,到对日常生活小细节无微不至的关注。其它各种政治党派都满足于慢吞吞地踉跄前行,依靠经验和权宜之计处理一时出现的问题。列宁不光把制度和计划引入了经济领域(后来党正是这样来领导经济的),在夺取政权的道路上,他还把制度和计划引入了革命政党的建设与活动中。他尽可能不抱侥幸心理,并避免临时抱佛脚。他从根据特定斗争阶段而做出的分析出发,选出当前的主要任务,并力图寻找和制定出符合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长远目标的最佳解决方法。

先锋党,按照科学社会主义的方法的指导,且完全献身于劳动群众与所有被压迫的受难者的福祉;它必须永远在原则上反对阶级社会的卫道士及其制度。这些特点能使它免于异己阶级影响的腐蚀,保护它抵御来自异己阶级影响的压力。但列宁主义的党必须首先是一个战斗的党,致力于组织群众,领导他们进行夺取政权的有效行动。

这个高于一切的目标,决定了革命先锋党的特征与其优先考虑的任务。党不能沦为漫无目的、永无止境辩论的清谈俱乐部。它商议、讨论和内部争论的目标,是为了采取行动、系统地进行工作而进行决策。党既不能成为关怀和治疗病态灵魂的诊疗所,它本身也不是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模型。党是一群时刻准备着的、自愿的、能够直面并击败阶级敌人、帮助群众扫清通往新世界道路的革命战士。

许多新左派浸透着一种无政府主义的或存在主义的精神,诋毁或拒绝接受革命运动中的职业领导。一些理想破灭的工人与曾经的激进分子也持有同样看法;他们将专职领导的尽责献身,等同于官僚的支配和特权。他们不能理解群众、革命阶级、党、及党的领导之间的相互关系。正如革命阶级领导广大民众前进,因此先锋党领导阶级前进。然而,领导的作用还不限于此。党自己也需要领导。一个没有正确领袖的革命政党,不可能提供正确的领导。先锋党领导在党内执行的职能,与党在工人阶级中的职能一样。

在党的萎缩或扩充时期,党的干部保存着党的骨干力量。党的生命力,由它扩大及补充干部、以及一代又一代地再生出合格领导者的能力,从而得到保证。

先锋党不能通过小宗派的一纸宣言而诞生,也不能在一夜之间创造出来。通过在阶级斗争的每次转折关头中凸现的群众运动及其内部争论,以及急剧冲突中的关键性政治问题的检测与考验,先锋党的领导和成员得以挑选、淘汰。不可能跨过、且更不可能跃过这一初始阶段,在这个阶段中,为了组织和争取广大群众,党的基本干部要一再组织和整顿自己,把自己同这个重大的工作联系起来。

在创造历史的过程中,上述这样的党所起的决定性作用,由布尔什维克党的干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与第一次无产阶级革命中所证实。列宁死后,这些干部堕落了,或被斯大林塑造的苏维埃官僚的极权主义机构消灭和取代。由于工人领导层的机会主义、背叛或缺席,其它国家中社会主义力量的惨败——从1918年的德国到1936—1939年的西班牙——从反面确认了这些干部的重要性。

与托洛茨基杰出生涯中其他学生的看法相反,我认为托洛茨基对反斯大林主义及中派主义的世界革命运动最具价值的贡献,乃是他捍卫并丰富了列宁主义的先锋党原则,这个贡献以决心创建沿着这一路线的第四国际新党而达到顶点。1903—1917年托洛茨基在理论和实践上是反对列宁建立一个革命党的方法的。当他看见列宁的观念被国内外革命的发展证实,1917年他全心全意地接受了列宁的观点,这证明了托洛茨基那堪称典范的客观性和进步发展的能力

从那时起,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托洛茨基从未对这些建党方针有过片刻动摇。在他改正了自己在那方面的错误后,自1924年列宁逝世后,在国内外的政治活动中,他成了布尔什维克的先锋党传统的最重要的阐释者和发展者。

许多人认为在托洛茨基担任不断革命论的理论家时,在他担任十月起义的领袖时,或在他担任红军的创建者和司令官时,他的天才得到了最好的展示。我则认为他最突出地运用他的革命马克思主义领导的力量不是在俄国与世界革命高涨时,而是在革命退潮时,当他作为左派反对派的领袖时,他承担了挽救布尔什维克党的纲领及观点、反对斯大林主义反动的工作;1933年,共产国际的破产已经大白于天下时,他创立了第四国际。这个新国际的目的是为世界各国工人阶级建立新的群众性革命党,并协调它们的活动。

托洛茨基在他为1938年第四国际成立大会起草的《过渡纲领》中,总结了他关于先锋党的极其重要的观点。他宣称“人类历史的危机还原为革命领导的危机”。[2]我们整个时代的最重要战略任务是“克服革命客观条件的成熟与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的不成属性(老一代的混乱失望、新一代的无经验)之间的矛盾。[3]

他指出,先锋党是能够解决帝国主义阶段世界资本主义上述炙热的政治问题的唯一中介。更具体地,他直截了当地阐述道:“……无产阶级领导的危机,已变成了人类文化的危机,而这一危机只有第四国际——社会主义革命世界党——才能解决”。[4]

自托洛茨基写下那些话之后,为社会主义奋斗的主要经验已经符合抑或违反了他丰富的政治总结了吗?人类的危机,或无产阶级领导的危机已经被克服了吗?

事实是,随着核武器的出现以及建立推翻资本帝国主义和促进社会主义的党的失败,这个危机变得更加深刻、更加严重了。

1943年7月墨索里尼的倒台标志着法西斯主义的灭亡,也开启了西欧革命的复苏,一直持续到1947年法国和意大利两国都把共产党人从联合内阁里赶出去为止。这一期间,斯大林党和社民党重复过去那种背叛和无能的行为,在高涨的革命形势下拒绝采取引向夺取政权的革命政策。这样的失职和失败,使资本主义巩固了在这种二流国家里的统治

从1945年起,殖民地国家的共产党领导层被克里姆林宫的外交政策所束缚或误导,他们要对多次挫折和灾难负责。这些挫折和灾难可以从1945年印度支那共产党对法国帝国主义的妥协,一直历数到对这些“进步”资产阶级的代表——如印度的尼赫鲁,伊拉克的卡塞姆,巴西的古拉特及印度尼西亚的苏加诺——的政治谄媚。殖民地独立运动的可怕逆转以1965年印尼大屠杀而达到巅峰,这些领导层的错误,有力地证明了:“第三世界”跟世界其他地方一样,同样急需新的、更好的领导层。

南斯拉夫、中国、朝鲜的共产党之夺取政权,诱使不少激进分子和前托派分子臆断、声称列宁关于党的教导以及托洛茨基的有关重申已经过时。由于剥削者可以被其它种类的党所推翻,特别是这些被像苏联或中国那样强大的工人国家支持的党,他们认为,这些进展证明了希图建立一个列宁主义类型的独立的革命党——如托洛茨基忠告的那样——是白费时间,是无用的任务。

这些论点有什么实质性的东西?应该首先注意到托洛茨基自己预见、考虑了这样一种可能性。在《过渡纲领》中他写道:“……人们却不能事先便绝对否认它有理论上的可能性,在完全例外的条件(如战争失败,财政破产,群众革命的压迫等等)影响之下,小资产阶级政党,包括斯大林党,也会出乎他们的意愿之外,沿着与资产阶级破裂之路走得更远一些。[5]

在战后的年代里,这些例外的条件在更落后国家中已转变为最腐朽的殖民地资产阶级的衰落和瓦解,欧洲和日本帝国主义力量的薄弱,以及本土农民与无产阶级群众的强大热潮。某些共产党领导面临着几种抉择:被反革命镇压,被革命力量挫败,或者指挥民族解放及反资产阶级的斗争。在犹豫、踌躇与反对克里姆林宫的建议之后,南斯拉夫、中国和越南的共产党领袖选择了后一条道路:领导无产阶级和农民取得了政权。

1963年第四国际重新统一大会通过的《当今世界革命的动力》决议中,第四国际考虑了下列政治发展的变数:“落后国家中敌人的力量的薄弱,使得这些国家的群众使用迟钝的工具也有可能夺得政权。[6]

然而,这种对事实的看法并没有解决整个问题,甚或也没有触及它最重要的方面。由斯大林党领导的革命运动所产生的畸形政权,及其领导在掌权后表现的机会主义和宗派主义,在东欧、南斯拉夫和中国尤其表明:组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需要并没有随着资本主义统治被推翻而消失。在帝国主义仍占有优势,(后资本主义国家)仍普遍落后的环境里,由于官僚主义堕落及后资本主义国家的畸形,建立这样的政治组织变得同等紧迫。

1933年托洛茨基首次承认,在苏联需要建立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个政治结论对于所有这些工人国家完全有效,它们的执政党不能坚持或培养内部民主体制,或是无法采取革命的、国际的路线。1956年波兰和匈牙利起义的经验,以及苏联有限的非斯大林化,同样表明了需要一个领导反官僚革命到底的独立的马列主义政党。

重新统一文件的主旨是:在争取社会主义的国际性斗争的所有三个部分——工人国家,殖民地区域,与尤其是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建立新的群众性革命政党始终是主要的战略任务”。[7]

如果引用南斯拉夫和中国来说明任何党派在紧要关头都会为政权而斗争,那么古巴的例子经常被提出来证明在夺取政权的斗争中党根本不是必须的,或者是任何一种临时拼凑的政治机构都能完成这个任务。首先,这涉及对古巴革命政治史的误解。七月二十六日运动有一个小而紧密的领导核心,服从于由于进行武装斗争而必须实行的军事纪律。在反对巴蒂斯塔的内战最激烈时,他们不得不建造一个广泛的领导。一旦古巴自由战士们获得国家的统治权后,他们发现自己不仅不能没有先锋党,而且极其需要它。因此他们沿着马克思主义的路线开始创建先锋党,而且在革命胜利九年后仍专注于这项任务。

如果他们进行革命时就有了强有力的干部和党,那么他们夺取政权前后的困难不就会有所减少吗?但是古巴斯大林党的缺席已阻止了那种更有利的可能性。此外应该承认,由于古巴的经验,帝国主义者以及华盛顿控制下他们的各国附庸者们将更加警惕、且迅速地采取镇压措施,将反抗扼杀在襁褓里。

在高度工业化的国家里,为夺取政权而斗争的环境与殖民地国家的斗争环境极为不同:后者国内上层阶级软弱、孤立,名声扫地,而且在那里未解决的民主革命任务的动力增强了雇佣工人的要求。在帝国主义的核心国家中如果认为工人在官僚化、腐败和僵化的社民党或共产党,或它们的走中派主义路线的幻象的指导下能够摆脱资本主义,那将是愚蠢和致命的。此时应绝对无条件地服从建立革命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训诫。

过去三十多年来,托洛茨基主义的先锋党所遇到的种种困难,说明了:对于由这一必要性而产生的各种难题,是没有万应灵丹的。在大多数国家中建立一个可供选择的领导的主要障碍是存在着强大而富有的工党、社民党或共产党组织,他们运用官僚手段凌驾于工人运动之上,但因为传统原因,工人对它们仍有一定的忠诚。在这种情况下革命马克思主义的最初团队加入这些党,在这些群众性政党内工作一段时间,通常是明智的。

我们一刻也不能忘记这种策略性打入的主要目标是创造、团结、扩充最初的干部群体,以及发展与最先进分子的联系。打入本身并不是目标。直接的目标,是将一个宣传团体转变成一个能够在行动上影响、组织、及指导广大群众的力量。沿着这条道路,最终目标是创建一个新的群众性工人阶级政党。

经验已表明实施打入策略有许多始料未及的困难。因此,持久沉浸在改良主义工作中以及过度适应中派主义的运动,革命干部的品质可能会受到腐蚀,其观点会变得模糊,乃至迷失方向。完全沉浸在这样的环境中有很多不利和危险。因此打入工作必须作为一部分公开工作的补充。通过这些公开工作,第四国际的所有纲领和政策能始终更易被群众理解。

打入主义也可能以某种急躁和僵硬的方法来执行(我们已有这样的例子)。在那种情况下,既然满意的结果不会迅速来到,团体就会过早恢复组织上的独立地位。如果还固执于此,这样的宗派主义进程在一种用假声演奏的极左辞藻掩护下,会导致组织的自我封闭和丧失能力。这种宗派主义可以帮助改良主义者和共产党官僚们获得对形势毫无阻碍的控制,以及制约革命马克思主义者与传统党内最优秀战士的接触交流。

从1933年美国托派放弃改造共产党的希望至今,因特定形势需要,凭借着无论是独立的还是打入主义的活动,他们一直从事于在美国建立一个革命马克思主义的政党。社会主义工人党将它自己视为德布斯的社会主义运动、德利昂的社会劳工党、圣约翰及海伍德的世界产业工人联盟、以及早期共产党的最佳经验的正统继承人。它总结和得益于这些先驱们试图创建美国工人为领导自我革命所需政党的正反经验。

美国共产主义运动史自它在1919年开端以来,就一直是一部为建设正确类型的党而斗争的记录。所有其它问题都与这个中心议题有关。

自1917年十月革命以来,在这个世界资本主义及反革命的大本营中为推动社会主义所做的每一件事,一直被建立先锋党的必要性支配着;而且在未来所要完成的无论什么事,依我之见,将以它为中心。美国社会主义胜利的关键取决于,在俄国思想——首要的是列宁的布尔什维主义的组织原则——指引下,美国力量——尤其是美国工人阶级潜在力量的融合。

列宁主义的党在俄国证明为不可或缺的,在那里落后的资产阶级是一个软弱无力的社会政治力量。在美国,这个最强大、最富有、最残忍的剥削阶级的巢穴,对列宁主义革命党的需要更具有一百万倍的必要性。布尔什维克的党及其领导的理论起源于最薄弱、最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而且第一次在其中经受考验。我敢预言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中,布尔什维克的先锋党理论将被嫁接过来,并得到最充分的应用。

此处,革命者面对着历史上最高度组织的集中的经济、政治、军队及文化力量。没有一个包括黑人和白人的广大群众运动——一个集中、有纪律、有原则、经验丰富的马克思主义的领导站在它前面——这些强有力的反动力量就不能也不会被推翻。

科尔尼洛夫叛乱结束后,参与兵变的部队被迫交出武器

美国革命不可能偶然获胜。它必将会被人民以及一个掌握着由世界无产阶级累积的所有理论、知识、智慧及教训的党所组织和指导。美国无产阶级革命在政治及行动上的诀窍和组织,必须赶上和超越它的敌人。

在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中,那些声称列宁主义党已不适用或不需要的人是百分之百地错误。相反,在美国这一世界资本主义的模范国家,这样的党是促进社会主义革命、获得革命胜利的绝对必要的条件和工具。正如列宁和托洛茨基领导下布尔什维克推翻资本主义的行动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和革新的第一大步,那么第一次被事变证明正确的列宁主义党的理论将在推翻资本主义中心堡垒及在美国本土建立完全民主的社会主义政权中,得到最后的证明。

人类的命运完全取决于无产阶级领导的持续危机的最快速解决。这必定是在第四国际党的旗帜下通过它的纲领来解决。我们这种物种能否继续存活下去,要看这个最高义务能否迅速实现。马克思主义革命者在任何时候都没有肩负比它更重大的任务——而且陷于绝境的垄断资产阶级及军国主义者将不会给我们太多的时间来完成这个任务。

在这塑造、改变了我们一生的不朽的十月革命的五十周年纪念日里,我们的训言是:“向着那个目标更努力地工作,并为人类的利益而去赢得胜利。”

 


[1] 《托洛茨基论反法西斯斗争》第116页,施用勤译,陕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10月第一版。

[2] 《过渡纲领》,译文引自王凡西译本,中文版见参考《托派第四国际资料第一辑》第12页,商务印书馆1963年11月初版。

[3] 同上第14页。

[4] 同上第14页。

[5] 同上第36页。

[6] 《当今世界革命的动力》(探路者出版社,纽约,1974年),第29页,此处引文与原文有出入。中文版见《托派第四国际资料第二辑》第20页,商务印书馆1964年4月初版。

[7] 《当今世界革命的动力》,同上第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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