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不忘却的纪念——从石墙运动到同志解放阵线

文/洛霄河

石墙暴动（Stonewall riots），是指发生在纽约的一次同志和警察间的一系列暴力冲突，是同志运动的历史上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它引发了美国同志的权利斗争运动，标志着为性/别解放而进行的激进的、革命的斗争的重燃，并扩展到世界范围内，推动了“同志解放阵线”（Gay Liberation Front，GLF）的成立。

20世纪60年代，警察骚扰同志场所（酒吧、俱乐部）并不是什么罕见的事。同志人群生活在极其有限的密闭空间里。而运动爆发的“石墙”酒吧，则是一家令人不快的、由黑手党经营并依靠贿赂警察来使之注意力暂时转移的低级会所。1969年6月28日，警察突击进入该酒吧并骚扰这里的LGBT社群，只不过这一次，他们遭到了猛烈的反击：例如在警察试图带走一个拉拉时，她和其它人猛烈地反击，ta们向警察投掷暴雨般的石头、酒瓶。他们受够了。变天了。警察向酒吧里撤退，于是起来反抗的人们索性向他们放火；等到增援的警察赶来时，暴动已经开始了。并且持续了6天。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约翰·达米利奥（John D’Emilio）描写道：

“……呼吁‘同志权力’（Gay Power）的涂鸦出现在了克利斯朵夫大街上。成群结队的年轻男同志——某些报道说是阴柔的——愤怒且不安地在角落里集结。有人通过窗户向巡逻车扔去了一袋子湿垃圾。在临近的韦弗利地区，在另一辆很快就被一堆人包围了的警车顶上，落下了一块混凝土砖，人们拍打着它的车门，并在它的车顶上跳动……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垃圾堆上火焰在燃烧着，瓶子和石头在空着飞舞着，‘同志权力’的口号声响彻了街道，超过 400 人的警察则和大约有 2000 人的群众冲突着。”

石墙暴动使从前受到和内化压迫因而将自己视为不好的和被隔离的存在的同志人群意识到了自己的力量，并且为“同志权力”而斗争也成为了现实：同志人群在日常生活当中常受到来自代表着社会统治秩序的警察、法院、主流媒体的压迫，但ta们是能够团结起来反抗的。解释这样的举动还需要回到石墙运动的背景当中去寻找答案。

20世纪60年代是政治斗争和社会运动再度勃兴的时代，在这个时期，同性恋、跨性别、异装者等等非传统性/别群体或行为带有者也受够了加在ta们身上的压迫，于是，要求权力的标语被大大地写在街道的墙上，它们渲染着一种自信和斗志，LGBT社群再次成为了社会进步运动当中光荣的一份子。而这全都得益于战后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繁荣带来的大量劳动力需求和就业机会，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种种社会力量对比的变化——这些也并非是一蹴而就的。早在二战战争动员的时期（1939-1945），就有大量的妇女被卷入工资劳动之中；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接受了高等教育，这其中也包括很多女性。

许多激进的反战、反种族主义和反性别主义的组织以及独立于斯大林主义的共产党的左翼力量出现在这个时期——在那些加入到克里斯托弗大街上人群中的年轻同志和跨儿活动家之中，就有许多人将ta们自己明确定位为革命者。例如西尔维娅·里维拉（Sylvia Rivera），当时是一位年轻的波多黎各“变装皇后”，在1988年她和跨性别活动家兼社会主义者费雷思（Leslie Feinberg）共同接受采访时就谈到：“我们也为其它运动做了好多事。那时我们所有人都在同时参与各种不同的运动。每个人都参加了妇女运动、和平运动、民权运动。我们都是激进分子。我认为这就是当时所发生的。我是个激进分子，同时也是个革命者——一直都是。如果我错过了那个时候，我想我会很遗憾，因为就在那时我看到了我和我的伙伴是怎样改变世界的。当然，在我们的面前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石墙事件是个临界点，而在此之前早就存在了性少数群体的反抗行动。1966 年，即石墙暴动前的三年，在旧金山田德隆区的康普顿咖啡馆（Compton’s Café）爆发了一场暴动。这段鲜为人知的故事，现在由于苏珊·斯特莱克（Susan Stryker）和维克多·西尔弗曼（Victor Silverman）的那部获得艾美奖的纪录片《怒吼的皇后（Screaming Queens）》而广为流传，该片讲述了此次暴动是怎样爆发的——颇似后来的石墙暴动，是由警察的强硬执法引起的。跨性别女性、男同志以及卖淫者反击了警察，报道中称“变装皇后用皮包痛打警察，用高跟鞋猛踹他们。”此次事件的参与者说道，基于“伤害一个人等于伤害所有人”的原则，团结支援其它被压迫群体的斗争是自然而然的事。

紧随石墙暴动之后的重大事件是纽约同志解放阵线的成立，这个组织迅速遍及了全美国，而其中的参与者很多都是其他社会运动——如反越战或民权运动——中的活跃分子，而“同志解放阵线”的名字本身则来自“越南民族解放阵线”。同志解放阵线发表了它纲领性的文件《同志解放宣言》，它的活动者们深知自己的敌人就是那些统治着美国的一小撮资本家和他们的政府，它号召一场革命来扫除这些人及其所建立和拱卫的制度：

我们是这样一个革命组织，是这样的一群男女：（我们认为）如果不废除现存的社会制度，全民的彻底的性别解放是不会实现的。我们拒绝一个强加性别角色和对我们天性的定义的社会……我们要创造新的社会形式和关系……它是基于手足情谊、合作、仁爱以及无人干涉性取向之上的。

因此，同志解放阵线同时对美国的其它反资本主义和行动表示支持：ta们在反越战游行中亮出标语；ta们支持黑豹党，作为回报也收获了相应的团结，黑豹党人发表声明谴责同志压迫，并承认黑人和同志群体有着值得团结奋斗的共同利益。在同志解放阵线的强大影响力之下，在1969到1973年之间，美国同志组织的数量翻了一番。而在1970年10月，同志解放阵线有了它的英国翻版，它成立于伦敦，并组织了反对性/别压迫的示威游行，参加了支持堕胎权和反对反工会法的抗议，还破坏了右翼基督徒组织“光明节”的第一次会议。

我们可以说，同志解放阵线的成立宣告了同志运动的一个新阶段的到来，无论是就在英国还是美国，以及其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说来。同志解放阵线拒绝诉诸“个人政治”，即把同志人群受到的压迫归结于ta们自身——因为ta们都是社会生活中的人，是实实在在社会关系的总和；而性/别压迫则是异化的社会的病态产物。不同于前一个时期许多组织的改良主义态度，同志解放阵线诉诸彻底的革命以废除压迫，ta们认为，要是同志人群有能力去改变世界，废除性/别压迫才成为可能；同志解放阵线还强调群众的自我动员，只有这样才能在斗争中提高同志人群的反抗信心——这就像在列宁在1905年写道的那样：“革命是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的盛大节日。人民群众在任何时候都不能象在革命时期这样以新社会制度的积极创造者的身份出现。”ta们期待这样一个未来图景：在那里，同性恋和异性恋——以及跨性别和顺性别的、男性和女性的，我们可以想到的所有与性/别相关的身份对立——的差别将不复存在；“在那里，每个人自由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前提”。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性/别解放斗争要的不仅仅是争取性/别压迫的终结，更是要为每个人赢得性/别解放。同志解放阵线取得的进步比过去的二十年同志们取得的都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