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妇女罢工到新阶级运动:第三波女权主义浪潮

﹝意大利﹞钦西亚·阿鲁萨(Cinzia Arruzza)

李明 译

土日兀 校

“我们罢工是为了改变一切”

——“国际妇女节”西班牙妇女大罢工的标语
钦西亚·阿鲁萨

2018年10月23日,在由国际公共服务协会(Public Services International)、公共服务业总工会(Unison)与英国总工会(GMB)组织的争取同工同酬的工会示威活动中,数以千计的英国格拉斯哥清洁工以一分钟的默哀拉开了活动的序幕,以此纪念早逝的女工友,她们未能看到有这么一天:在同一份工作中,女工与男工的尊严与价值得到同等的认可。在这场示威行动中,人们充分认识到了女性工人长期以来受到的各种侮辱,而且不受关注、不被认可,劳动却得不到报酬,还承受了不可胜数的歧视与细微虐待,也认识到了妇女罢工面临的艰巨挑战。同工同酬(Equal pay)本是一项合理的、客观上不难达成的目标,却如此难以实现,以至于世界经济论坛根据目前的趋势与数据,预估我们至少需要217年方可在全球各地最终弥合男女之间的工资差距(假设217年后的地球仍然适合人类居住……)。

在格拉斯哥罢工与纠缠发生的一周后,从东京到纽约,数千名谷歌员工离开了他们的办公桌与工作站,走上街头抗议。这是因为《纽约时报》曝光了科技公司巨头谷歌的多名管理人员曾实施性骚扰,并且竟然不费力气地把自己的恶行掩盖过去。谷歌与Facebook等数字经济巨头,多年来一直戴着“进步资本主义”的面具:雇主依然是在剥削,这没法儿洗白,但据说公司不歧视女性、跨性别及同性恋,甚至乐于支付冷冻卵子与试管婴儿的费用。不过,抗议活动并非仅仅关注工作场所的性骚扰案件,还提出了一系列诉求,其中最为突出的诉求是要求获得保障,并且维护工会应有的权利。正如Moira Donegan在英国《卫报》中写道:“抗议活动极其明确地关注性别与阶级不平等的相互联系,并且表现出科技工作者成立工会的潜力。”上述两次罢工,是以妇女为主角的一系列罢工当中最近发生的,从3月8号国际罢工到美国的旅馆从业者与教育工作者的罢工,给我们提出了一个明显的难题。当我们谈论妇女罢工时,我们在谈论什么?这属于阶级斗争还是新的女权主义浪潮?

第三波女权主义浪潮

在两年多时间力,国际动员此起彼伏:两次“国际妇女节”跨国罢工,近来这一运动的势头扩张到了智利及巴西。去年夏天,智利各地反对性骚扰与性暴力的占领行动及罢工浪潮使中学与高校也受到震撼;在巴西,一些女性公众人物为了回应贾伊尔‧博尔索纳罗的上台而发起的#Ele Nao行动,引起了女权主义的动员,并最终促成了一系列群众性示威。因此,现在显然可以说,我们正处于新的女权主义浪潮之中。尽管具体来看,这一浪潮包含了不同的政治表达与地域诉求,但从总体言之,这场新的女权主义浪潮让性别暴力、工资不平等、生殖权利、妇女的再生产劳动以及性自由等问题,成为了受浪潮影响的各国的政治与文化辩论主题。不过,为了充分把握这一运动的影响,应先对术语进行说明。目前发生的女权主义浪潮不是史上第四次,更不是第五次,而是史上第三次,距离第二次女权主义浪潮结束已经有40年多时间。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人们越来越习惯把主要发生在高校及其周边的思想运动称为“女权主义浪潮”。这种思维习惯标志着女权主义理论内部的重要转折点。然而,这些思想运动并没有扎根于可与六七十年代的女权主义运动相媲美的群众性社会与政治运动。因此,如果我们用“浪潮”来表示由群众性抗争引发的、社会与政治方面的主体化过程,那么这一术语并不适合用来表示思想趋势或理论性辩论的转折。此外,人们用“浪潮”来表示女权主义思想的转折点,常常是为了划分英美女权主义论争的阶段;如果用“浪潮”一词来形容任何思想转折点,就会泛化地滥用一个本来有地域限定的术语了。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前些年理论论争的进展对该运动的反思与口号没有产生任何影响。恰恰相反,跨性别女权主义和反本质主义(anti-essentialism)不仅得到了酷儿与跨性别理论的启发,而且运动体现的国际主义与反种族主义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交叉性(intersectionality)理论和对资本主义与种族化(racialization)之间关系的研究。不过,用“浪潮”来形容当下的运动,虽然可以体现出从第二次女权主义浪潮至今的历史连续性,掩盖了当下的女权主义运动的事件性质,进而低估了它造成政治与社会变革的潜力。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的第二波女权主义浪潮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主要发生地,而当前的女权主义浪潮则起源于“外围国家”(阿根廷和波兰),并迅速扩展到全球范围,在一些受到经济危机、紧缩政策及债务控制政策的影响最为严重的国家(意大利、西班牙、巴西、智利)形成了巨大的规模。电子技术与社交媒体的使用,极大地促进了运动的即时跨国性,不仅鼓励了斗争行动的协调一致,而且鼓励了文献、思想、口号、分析与信息的沟通,激励了运动的动态扩展。不过,当下的女权主义运动浪潮最为突出的创新点,是罢工行动。这不仅因为罢工行动让妇女的工作、妇女在社会再生产中的作用、商品生产与社会再生产的关系成为了社会舆论的焦点,而且因为罢工行动成为了主体化过程的主要动力。一种新的反资本主义的女权主义主体性(anti-capitalist feminist subjectivity)正在透过罢工行动来形成。这种主体性强硬地批判自由主义女性主义(liberal feminism)。在当下的女权主义新浪潮中也有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的身影:例如在美国的妇女大游行中就有这么一些自由主义团体,或是成为了民主党的热情支持者,或是激烈地反对#metoo运动。

当人们考察当下的女权主义新浪潮和前两波女权主义浪潮的根本区别时,女权主义者在当下的主体化进程的潜在影响就会最清晰地显现出来。用非常图式化的表达来说,发生在19世纪最后数十年至20世纪初的第一波女权主义浪潮产生于工人运动的形成与巩固过程中。当时的工人运动包括:德国社会民主运动的发展,欧美大陆各地相继成立了工会、社会民主党、共产党。在这一群众性政治化和工人阶级登上政治舞台的历史进程中,第一次女权主义浪潮要求充分实现自由主义民主派与社会主义者专属的普世主义承诺,她们围绕“平等”的口号(能力平等,权利平等)进行鼓动。第二波女权主义浪潮同样发生在阶级主体化的过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当中“新左派”的兴起,反殖民主义浪潮和民族解放斗争)。在这一过程中,第二波女权主义浪潮从黑人民族主义借用了“差异”的口号(the watchword of difference),以此来谴责社会和社会运动存在的性别歧视,并让更多人看到一种常常被漠视的特殊性。

第三波女权主义浪潮的背景非常不一样。因为当下的女权主义运动并非为了在广阔的主体化进程中让某个特殊群体表达声音。在第三波女权主义浪潮爆发以前,就发生了其它社会运动,即举世瞩目的2011-2013年斗争时期,尤其是美国的“占领”运动、西班牙反紧缩的“愤怒者”运动-the Indignados,2013年在土耳其反法西斯的塔克西姆广场占领运动。第三波女权主义浪潮与这些社会运动有一定的延续性。与上述社会运动一样,女权主义运动独立于所有传统左派的政党与组织之外而产生。和2011-2013年社会运动一样,当下的女权主义运动有这么一个特点:特定的、局部的诉求(对杀戮女性行为的谴责,反对侵犯堕胎权)往往会迅速地过渡到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国家机器的全面批判。然而,2011-2013年社会运动虽然也有反体制的特点,但是它既没有借助运动的势头形成组织的力量,也无力确定符合分析与愿景的激进性的斗争行动及战略。从这个角度看,女权主义运动延续了之前的社会运动的某些特点,不过同时又向前迈出了关键的一步:国际性的协调行动和罢工行动的回归,是第三波女权主义浪潮的主要斗争方式与政治特征。第三波女权主义浪潮并没有局限于在广阔的主体化进程中为某个特殊群体代言,表达一种片面性的观点,而是透过妇女罢工,逐渐把自身融入当前阶级形成的国际进程中。

“阶级”的迷思

马克思主义传统受到了一个悖论的困扰。一方面,对马克思主义来说,“阶级斗争”的概念是一种基本的启发工具,用来解释资本主义及资本主义历史进程的本质。 马克思主义用“阶级斗争”的概念来厘清政治-纲领的视野。另一方面,不仅在马克思主义的辩论中,而且在马克思本人的著作中,“‘阶级’究竟是什么?”也许是最有争议性、最含糊的问题。马克思认为“阶级”有时候指一种形而上的实体,或是指历史哲学中最终导致否定之否定的某一时刻。在其它场合,”阶级“的概念是依照客观的社会学标准与经济学标准来划分与界定产业工人阶级。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划分了“自在阶级”(class in itself)和“自为阶级”(class for itself)。不过这种划分是含糊的。最后,在马克思的一揽子政治著述中,假如一个社会群体在政治上并未作为一个阶级来行动,没有和另一个阶级处于对立关系,那么这个社会群体就不能被认为是一个阶级。

在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辩论中,上述含糊的地方有着重要的影响,并衍生出不同的理论。从模式上看,可以区分出三种看待“阶级”的主要方法:客观主义(objectivist)的或社会学的方法、形而上学的方法(“阶级”被视为一个抽象的范畴,是进步历史哲学的主体)和政治学的方法。借助政治学的方法来理解“阶级”,方可明了我们为何应该将当下的第三波女权主义浪潮视为一种阶级主体化的过程。

E.P.汤普森认为:“阶级”首先是一个历史范畴,其次才是一个理论范畴;应当根据对个人与集体的具体行为的实证观察来阐明作为历史范畴的“阶级”;随着时间的推移,个人与集体的具体行为将有可能表现出阶级的特征,并形成阶级的机构(工会、政党、协会,等等)。[1]这意味着“阶级”的概念是动态的,指的是一种历史过程,而非表示一种静态实体的本质。换言之,如果把“阶级”理解为一种历史范畴,那就不应过度简化地把“阶级”理解为依照某些类别标准与数量标准划分出来的社会团体的社会学分类。例如,把“工人阶级”定义为全体工资劳动者的集合,或者定义为除了自己的劳动力可供出售之外、别无其它资源可用的个体(无论是否受雇)的集合;这些定义本身并没有错误,却是含糊的、晦涩的、不完整的。简而言之,这些定义固然有可取之处,但若把它们视为完整的定义,将会造成分析上的误解与有着重要后果的政治错误。[2]相反,汤普森认为“阶级”是一种形成过程的终点而非起点。看似矛盾的是,“阶级”是阶级斗争的产物,而不是“阶级斗争”的前提。

丹尼尔‧本赛德(Daniel Bensaïd)在《我们时代的马克思》(Marx for Our Times)一书中阐述了与汤普森类似的立场:

实证主义社会学宣称要“把‘社会事实’视为某种事物(treat social facts as things)”,马克思却认为要把‘社会事实’视作某种关系。他并没有依照一定的标准或属性给他的研究对象下一个最终的定义,他关注的是研究对象的复杂面向。马克思并没有给 “阶级”下一个“定义”,他抓住了阶级之间的冲突关系。他并没有描述一些社会事实,接着给它们贴上“阶级”的标签,他从冲突的过程去考察阶级的关系。一个可以被抽出来进行单独研究的“阶级”不是理论对象,而是一种无稽之谈。[3]

如果说”阶级”是阶级斗争的历史的、处于过程中的产物,那么我们便要了解:通过斗争而发生的阶级形成过程,和社会群体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的既定位置,这两者之间的关系。社会的生产关系通过将个体置于艾伦‧梅克辛斯‧伍德(Ellen Meiksins Wood)提出的“阶级处境”(class situations)当中来塑造人类社会,而“阶级处境”的性质是由客观因素决定的。[4]

因此,就工人的阶级处境而言,我们必须了解对生产资料的剥夺与分离(无产阶级化)、通过工资劳动攫取剩余价值、人类历史上特定的劳动过程、分工,等等。然而,个体置身于“阶级处境”中,并不会自然而然地就属于某个阶级。事实上,阶级关系从来不会直接地表现在生活经验当中。例如,伍德写道:工厂劳动不会(直接)让工人形成一个阶级,而只是让他们同属一个既定的生产单位里(given productive unit):工人直接体验到的是他们自己在既定工作场所中受到的剥削,而不是一般的阶级关系。生产关系在客观上是要把工人集聚在一起的,工人在同一个生产单位里的集聚中,固然会为他们形成更高层次的团结提供了可能性(例如和同一地区、同一国家乃至世界各地其它生产单位的工人联合在一起),但这种更高层次的团结,并不直接取决于生产关系对社会进行塑造与分化的过程。它反而是偶然的、多变的历史过程的产物,伍德将这一过程称为“阶级形成”(class formation)。处于“阶级处境”中的个体要想形成一个阶级,就必须作为一个阶级进行斗争,必须经历与其它阶级的对立。综上所述,“阶级”不是一种事物,不是一个静态的实体,而是一种社会关系,是政治与社会的一种集合体,“阶级”是透过偶然的、具体的历史过程形成的。

这一理论思路有着重大的政治影响。事实上,如果“阶级”是通过斗争的从自我建构的历史过程而形成的,是这一历史过程的动态的、多变的、依条件而定的产物,那么,人们可能犯下的最为严重的政治错误之一,便是将现成的抽象模式强加在历史分析上,事先规定好“什么是‘阶级斗争’”,“什么不是‘阶级斗争’”。事实上,一些人仍然沉醉于对过去的某些形式与经验(有些甚至是臆想)的怀念当中,而忽略了发生在我们眼皮底下的阶级的主体化进程。

《危险的关系:马克思主义与女权主义的结合与分道扬镳》

新阶级:女权主义者、反种族主义者、国际主义者

利斯‧沃格尔(Lise Vogel)认为:有一种逻辑叫做“同时发生的运动”( parallel movements),它是工人运动史(阶级斗争,以及妇女运动、环境保护运动、反种族主义运动、性解放,等等[5])上绝大多数政治策略与理论的显著特点。按照这种思维的逻辑,好的一面是人们会思考如何将上述社会运动结合起来,最坏的情况是阶级斗争以外的“局部性的”运动,会被加上种种罪名:破坏阶级的团结,体现了自由主义的倾向,转移了人们对真正关键的问题(剥削)的注意力。新的女权主义浪潮能够给人们突破这种僵化的思维逻辑提供出路,因为相比于过去的女权主义浪潮,当下的浪潮更加淡化了阶级斗争与女权主义运动之间的界限(无论是真实存在的还是人们臆想出来的)。让我们回到格拉斯哥罢工和谷歌罢工的例子,回应文章开头提出的问题:它们“是阶级斗争还是女权主义斗争?”,这个问题之所以难以解答,在于问题本身的提法便有问题。 格拉斯哥罢工和谷歌罢工,以及“妇女节”跨国罢工(尤其是发生在阿根廷和西班牙的罢工),都是“女权主义的阶级斗争”(feminist class struggle)。女权主义运动越来越成为阶级主体性的具有鲜明特征的形成过程:明确反对自由主义,支持国际主义与反种族主义,旗帜鲜明的女权主义,反资本主义的倾向,与左派的传统体制与实践互不相干。当然,这种阶级主体性的过程在每个国家的进度都不一样,有先进也有后进。不过,如果我们从总体上看待当下的女权主义运动,上述这些特征正是它的最大创新点,而且蕴含了最有意义的发展潜力。

当我们谈论发展潜力时,也要考虑到失败的风险、取得成功的必要条件、需要做的工作以及应当采取的战略,以便让女权主义运动创造出来的发展潜力得以成为现实。这首先需要当下的女权主义运动有自我反思的能力,以便思考与当下的实践层次(即全球性的反体制运动)相匹配的战略。斗争实践(首要的是罢工行动)的协调与巩固、积聚全国性与全球性的组织力量,如何将女权主义运动普遍化(可供探索的方式包括:将女权主义运动扩大到整个社会,女权主义运动如何更好地站在社会大众的立场说话)-借用韦罗尼卡-加戈(Verónica Gago)的话来说,这是有关“跨越性”(transversality)的问题,这些都是女权主义运动在下一阶段必须讨论与面对的重大问题。

2018年12月3日

注:

[1] E.P. Thompson, “Eighteenth-Century English Society: Class Struggle Without Class?” Social History 3, no. 2 (1978): 133–165.

[2] David McNally, “The Dialectic of Unity and Difference in the Constitution of Wage-Labour: On Internal Relations and Working-Class Formation,” Capital & Class 39, no. 1 (2015): 131–146.  See also: David Camfield, “Re-Orienting Class Analysis: Working Classes as Historical Formations,” Science & Society 68, no. 4 (2004–2005): 421–446.

[3] Daniel Bensaïd, Marx for Our Times: Adventures and Misadventures of a Critique (London: Verso, 2002), 111.

[4] Ellen Meiksins Wood, “The Politics of Theory and the Concept of Class: E.P. Thompson and his Critics,” Studies in Political Economy 9, no. 1 (1982): 45–75.

[5] Lise Vogel, Marxism and the Oppression of Women. Toward a Unitary Theory (Chicago: Haymarket Books, 2013), 139.

钦西亚·阿鲁萨(Cinzia Arruzza)是《观点》杂志Viewpoint Magazine的编辑部成员、纽约社会研究新学院哲学副教授、女权主义与社会主义活动家、《危险的关系:马克思主义与女权主义的结合与分道扬镳》(Dangerous Liaisons: The Marriages and Divorces of Marxism and Feminism)一书的作者。

原文链接:https://viewpointmag.com/2018/12/03/from-womens-strikes-to-a-new-class-movement-the-third-feminist-wav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