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理论家的斯大林*
托洛茨基 著
施用勤 译
1、农夫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的平衡
……斯大林同志出席马克思主义者—农业工作者代表会议——开辟了共产主义科学史上的新纪元。根据斯大林同志的讲话，我们必须重新审查我们的全部计划，并朝着斯大林同志所说的方向修改它们。斯大林同志的讲话给我们的工作以巨大的推动（波克罗夫斯在第16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
在其在马克思主义者—农业工作者代表会议上的纲领性的报告（1929年12月27日）中，斯大林长时间地散布一种说法，好像“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对派”认为，“老实说，十月革命没有给农民任何东西”。大概，就连毕恭毕敬的听众也会觉得这个捏造太拙劣了。但是，为了明确，引文应该引得更全一些。斯大林说：“我指的是那个理论，它认为十月革命给农民的东西似乎比二月革命还少（？），老实说，十月革命没有给农民任何东西。”斯大林把这个理论的发明权给了一个苏联统计经济学者格罗曼，[1]此人过去曾是著名的孟什维克，然后他补充说：“但是，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对派接过了这个理论，利用它来反党。”格罗曼关于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的理论我们根本就不知道。但格罗曼与此事根本无关。把他扯进来只是为了消除痕迹。
二月革命以什么方式能比十月给予农民更多的东西呢？除了上层农民和不可靠的消灭君主制以外，二月革命到底给了农民什么呢？官僚机关还是过去的。二月革命没有把土地给农民。然而它却把继续战争给了农民，并保证了通货膨胀的进一步发展。也许斯大林还知道二月革命给农民的什么其他礼物吗？我们对此是一无所知。二月革命因为彻底地欺骗了农民，所以它为十月革命让路。
二月革命比十月革命优越这一臆造的反对派理论，斯大林把它与“关于所谓的剪刀差”的理论联系起来。他以此彻底暴露了他的诬陷的源头和目的。像我马上就要证实的那样，斯大林是在与我论战。只是为了他的操作方便，为了掩饰其最粗暴的歪曲，他藏到了格罗曼和无名的“托洛茨基反对派”的身后。
问题的真正实质如下。在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1923年春天）上，我第一次提示了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危险的差距。在我的报告中，这个现象首次被称为“剪刀差”。我警告说，工业的继续落后将扩大这个剪刀的开口，它们可能剪断联系无产阶级和农民的线。
1927年2月，在中央委员会全会上，在讨论价格政策问题时，我第1001次企图证明，类似“面向农村”这样的泛泛之谈不触及事物的实质，从与农民结合的角度来说，问题在协调工农业产品的价格的基础上解决。农民的不幸在于，它很难向前看得很远。但在它脚下的东西它看得很清楚，牢牢地记着昨天，并善于在与城市的商品流通中找平衡，这对它来说在每具体时刻就是革命的收支表。
剥夺地主的土地，再加上减轻税收，这使农民少付将近5、6亿卢布。这是明显的、无可争议的农民因十月革命——决不是二月革命——赢得的成果。
但是与这对农民的巨大的好处一起，也可以同样清晰地看到十月革命给它带来的坏处。这个坏处是与战前相比，过分地提高了工业产品的价格。当然，如果在俄国保留了资本主义，剪刀差无疑也会存在，——这个现象是国际性的。但是，第一，农民不知道这点。第二，任何地方的剪刀差都没有在苏联这么大。农民在价格上的巨大损失具有临时性，反映的是国家工业的“原始积累”阶段。无产阶级国家好像是在向农民借债，以便将来加倍地偿还。但所有这些都属于理论考虑和历史预见的范畴。农民的思想是经验性的，它依赖的是今天看到的事实。农夫说：“十月革命使我少付5亿地租，谢谢布尔什维克。但是，国家工业在价格上从我这里拿走的，要比从前资本家拿的多得多。这是共产党不好的地方。”换言之，农民通过把十月革命的两章——土地民主革命（布尔什维主义的）和工业社会主义革命（共产主义的）——结合起来找平衡。就第一章来说，是明显和无可争议的好处；就第二章来说，目前还是明显的坏处，而且在今天，它大大地超过了好处。构成农民和苏维埃政权之间全部误解的基础的十月革命的逆差，又是与苏联在世界经济中的孤立状态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不幸的是，在过去的争论过去了几乎3年之后，斯大林又回到了这个问题上。由于他注定要重复人所共知的事，同时又关注自己的“独立性”，这样，他就每走一步都被迫不安地回顾“托洛茨基反对派”的昨天，并……消灭痕迹。当时，斯大林完全不明白城市和农村之间的“剪刀差”；在五年（1923—1928年）之内，他看到的是工业冒进的危险，而不是它落后的危险；为了好歹能抹去这一切，他在他的报告中嘟囔了一些关于“对所谓的剪刀差的资产阶级偏见”的前言不搭后语的话。为什么这是偏见？它的资产阶级性在哪里？但斯大林没有责任回答它们，因为谁也不敢向他提这些问题。
如果二月革命把土地给了农民的话，十月革命在剪刀差的情况下连两年都维持不了。更确切地说，如果二月革命能够通过消灭土地私有制完成土地民主革命的基本任务的话，十月革命就不可能完成。
上面我们已经间接地提到，在十月革命后的头几年中，农民固执地把共产党员与布尔什维克对立起来。他赞成后者，——正是因为他们以史无前例的果断完成了土地民主革命。但是，就是这个农民对共产党员不满，他们把工厂掌握在自己的手中，用高价提供商品。换言之，农民十分坚决地赞成布尔什维克的土地革命，但担心地、疑虑地、有时甚至公然敌对地对待社会主义革命的头几步。相当快，农夫被迫搞清楚，布尔什维克和共产党是一个党。
1927年2月，我在中央委员会全会上，以下述方式提出了问题。
消灭地主，我们在农夫那里得到一大笔贷款，既是政治的，又是经济的。但是，这笔贷款不是永久的和无限的。问题由价格之间的相互关系来解决。只有一方面加快工业化，另一方面是农业经济集体化，才能导致对农村更有利的价格之间的相互关系。否则，土地革命的好处全部集中在富农的手中，剪刀差将最严重地伤害贫农。中农的分化以不断加快的速度进行。在这种情况下的结果只能是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垮台。我说：“今年，在国内市场上将投放零售价格为80亿卢布的工业商品……农村为其少一半的商品支付40亿卢布。按工业零售指数是战前价格的2倍的话——像米高扬[2]在这里所说的……这意味着，农村为工业品多付约20亿卢布……收支对照（农民的）：除了其他的，土地民主革命每年给我5亿卢布（废除地租和减税）。社会主义革命带来了20亿的损失，大大地超过了它带来的好处。很清楚，收支对照是15亿逆差。”
在这次会议上没有一个人说过一个字反驳我，但雅可夫列夫，今天的土地人民委员，那时还只是担负特殊统计任务的官员，接受了一个任务：无论如何要推翻我的计算。雅可夫列夫尽了他最大的努力。雅可夫列夫以其全部合法的和非法的纠正和限制，在第二天看来他仍被迫承认，十月革命的收支表对农村来说，总体上还是负数。再引一段原文：
与战前相比，从减少直接支付所得到的好处大约是6.3亿金卢布……由于农民购买工业产品不是根据农民收入的指数，而是按照工业商品零售指数，在去年损失了10亿卢布。逆差大约是4亿卢布。
显然，雅可夫列夫的计算基本上证实了我的观点：农民从布尔什维克完成的民主革命中得到了巨大的收益，但目前在他们完成的社会主义革命中蒙受损失，而且损失大大地超过了赢利。我估计逆差是15亿。雅观可夫列夫则是4亿。我的数字绝不企望准确，我现在认为，它比雅可夫列夫的更接近实际。两个数字本身的差距是非常大的，但是，这并没有改变我的基本结论。购粮的严重困难也证实了我的更加令人担忧的计算。事实上，如果认为农村上层的粮食怠工仅仅是政治原因，即富农对苏维埃国家的敌对态度引起的，就太荒谬了。富农不会有这样的“理想主义”。如果他不把自己的粮食运出去销售，那是因为由于价格之间的剪刀差，交换对他来说不合算。因此，富农能够把中农拉到自己影响的轨道上。
这个计算可以说是粗糙的总体计算。合成的收支项目可以也应该个大致分解到农民的三个主要阶层——富农、中农和贫农——上。但是，在那个时期——1927年初——受雅可夫列夫鼓舞的官方统计学忽视或恶意地缩小农村的分化，斯大林—李可夫—布哈林的政策是旨在保护“殷实的”农民，并与贫农的“指望别人供养心理”作斗争。这样一来，农村内部的逆差格外沉重地压在恰恰是农民的底层的身上。
但是，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之间的对立，斯大林到底是从哪里拿来的？问题是合理的。对我所总结的土地革命和工业社会主义革命的矛盾，完全没有能力进行理论、即抽象思维的斯大林按他的方式有模糊的理解：他简单地决定，民主革命意味着二月革命。必须对此加以解释，因为斯大林和他的同志们对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相互关系根深蒂固的不理解，是他们反对不断革命理论的斗争的基础，并且已经造成了令人震惊的灾难，特别是在中国和印度，至今仍是致命的错误的源泉。
问题在于，斯大林实际上是以左派民主主义者、而不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者迎接1917年的二月革命的。在列宁回到俄国之前，他以自己的全部行动表明了这一点。像我们所看到的那样，二月革命对斯大林来说，一直是典型的“民主”革命。他赞成支持第一届临时政府，它由民族主义—自由派地主、公爵李沃夫[3]领导，民族主义—保守主义工厂主古奇科夫[4]为它的国防部长，民族主义—自由主义者米留可夫[5]为它的外交部长。在1917年3月29日的党的会议上，斯大林在论证支持资产阶级—地主的临时政府的必要性时，他声明：“权力在两个机构间分配，它们中的任何一个都没有完整的权力。角色被分开了。苏维埃事实上承担起倡导对社会进行革命改造的责任；苏维埃是起义人民的革命领袖、它设计了临时政府的机构。临时政府事实上承担了巩固革命人民的成果的责任……根据临时政府巩固革命的步伐的程度，给它以应有的支持……”[6]
“二月”资产阶级—地主的、彻头彻尾反革命的政府对斯大林来说不是阶级敌人，而是合作者，应该确定与它的分工。工人农民将去“争取”，资产阶级将予以“巩固”。所有这些一起构成“民主革命”。“根据程度”支持资产阶级的公式，孟什维克的基本公式，同时也是斯大林的公式。所有这些是斯大林在二月政变的一个月之后说的，那时临时政府的性质应该是连瞎子都清楚的，不是基于马克思主义的预见，而是基于政治经验。
后来整个事件的进程表明，列宁在1917年实质上没有说服斯大林，而是用胳膊肘把他推开。后来斯大林反对不断革命理论的全部斗争，都建立在对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机械地肢解之上。斯大林至今不明白，十月革命首先是民主革命，正是因此，它才能实现无产阶级专政。我所制造的十月革命的民主的和社会主义的成果之间的平衡表，被斯大林简单地适用于他自己的旧概念。然后他提出问题：“农民从十月革命中什么都没有得到，这种说法对吗？”在说了“由于十月革命，农民摆脱了地主的枷锁”（看见了吗，这是我们从来没听说过的！），斯大林这样总结说：“在此之后怎么还能断言，十月革命没有给农民任何东西？”
我们要问：“在此之后，怎么还能断言，在这位‘理论家’身上哪怕有点滴理论良知？”
* * *
上面所引的十月革命对农村不利的收支表当然是暂时的和过渡性的。十月革命对农民的主要意义在于，它为对农村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前提。但这是未来的事。在1927年，集体化还根本不受重视。至于“全面”更是没有任何人考虑过。但是，斯大林事后把它纳入考虑之中。“现在，在集体农庄运动大力发展之后，——我们的理论家预料到未来，并把它移到过去，——农民有可能在消耗相同的劳动的情况下生产多得多的东西。”接下来又是：“在此之后（！）怎么还能断言，十月革命没有给农民任何好处？难道还不清楚，说这种无稽之谈的人显然是在诬蔑党，诬蔑苏维埃政权？”我们看到，在这里提“无稽之谈”和“谎言”完全不是地方。确实有某些人“显然是在诬蔑”编年史和健全的思想。
像我们所看到的那样，斯大林为把事情描绘成这样，即反对派不仅贬低十月革命抬高二月革命，而且在未来还要否定前者能够改善农民的状况，而深化自己的“无稽之谈”。请问，这指望的是哪样的傻瓜？我们请求可敬的波克罗夫斯基教授原谅！……
从1923年起，反对派就始终不变地提出城市和农村之间的经济剪刀差的问题，它追求的是确定的、现在对所有人来说都是无可争议的目的：迫使官僚明白，不能靠类似“面向农村”之类的甜蜜口号与工农结合破裂的危险作斗争，而是通过1）更快的工业发展速度；2）强有力的农民经济集体化。换言之，我们提出剪刀差的问题，像农夫的十月革命收支平衡表的问题一样，不是为了“诋毁”十月革命，——一个术语什么也不值！——而是为了用反对派的皮鞭迫使自满保守的官僚利用十月革命为国家开辟的无限的经济可能性。
1923—1928年官方的富农—官僚方针在日常立法和行政工作中、在新的理论中、首先是在对反对派的中伤中表现出来，后者从1923年起就用加快工业化的方针与这个方针相对抗，而从1926年起，在工业取得了最初的成绩之后，则是用农村经济机械化和集体化的方针来反对它。
我们再次重申，反对派政纲被斯大林打入冷宫，但他从中零敲碎打地从中汲取他的全部智慧，并声称：
应该用集体农庄的迅速增长与不断壮大的农村农场对抗。必须系统地、年复一年地用更多的资金来支持组成集体农庄的贫农……
应该为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的建设投入更多的资金。必须为重新组建的集体农庄和其他形式的集体化提供最大的优惠。没有选举权的人不能成为集体农庄庄员。把小生产改造成为大型的集体生产的任务应该贯穿到合作社的全部工作之中。
土地基本建设必须完全由国家出资进行，首先应该是集体农庄经济和贫农的土地基本建设，并最大限度地保障他们的利益。
如果官僚不在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的压力下动摇不定，从1923年起就推行反对派政纲的话，不仅无产阶级的，而且还有农夫的十月革命收支平衡表，今天都会有利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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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结合的问题是城乡相互关系的问题。它分成两部分，或更确切地说，可能从两个角度去考察：1）工业和农村经济的相互关系，2）无产阶级和农民的相互关系。在市场的基础上，这些具有商品流通形式的相互关系在价格运动中找到自己的表现。一方面是粮食、亚麻和甜菜的价格，另一方面是印花布、煤油、犁等的价格这二者间的对比关系，它为评价城乡之间、工业和农村经济之间、工人和农民之间的相互关系提供了决定性的指数。因此，在当前这个阶段，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的问题仍是整个苏维埃体制中最重要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在两次代表大会之间，即最近的两年半中，价格的剪刀差有什么变化？它们是缩小了，还是相反，扩大了？
我们徒劳地在这个斯大林在代表大会上所做的长达10小时的报告中寻找这个核心问题的答案。斯大林提供了无数的部门数据，把这份指导报告变成官僚指南，他甚至没有试图对零散的、他未加周密思考的实际资料加以马克思主义的概括，而这些资料是各个人民委员部、书记处和其他办公机构呈递的。
工业和农业经济价格之间的剪刀差是缩小了吗？换言之，目前对农民来说仍是社会主义革命的逆差缩小了吗？在市场条件下——我们还没有从中跳出来，而且很久还跳不出来——剪刀差的缩小还是扩大对评价获得的成绩或检验经济计划和方法的正确与否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但在斯大林的报告中对此未置一词，这本身就是极端令人担心的情况。如果剪刀差缩小了的话，在米高扬的部门中能找到专家，他们可以毫不费力地以数字和图表表现这个过程。斯大林仍需要展示图表，即向代表大会出示描绘剪刀刀口缩小的图面。报告的整个经济部分就能够找到自己的轴心了。哎哟，现在轴心没有了。斯大林避开了剪刀差的问题。
内部的剪刀差当然不是终审法院。存在着另一个“更高级的法院”：这是国内价格和世界价格之间的剪刀差。它们衡量着与世界资本主义市场劳动生产率相比较的苏维埃经济的劳动生产率。在这个领域中，我们从过去得到吓人的落后的遗产，像在许多其他领域中一样。在最近的几年中的实际任务不是一举“赶超”——遗憾的是离这还远着那！——，而是不断地缩小国内价格和世界价格之间的剪刀差，这只能在系统地让苏联国内的劳动生产力不断接近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动生产力的条件下，才能达到。这又要求的不是统计上最高的、经济上乐观的计划。官僚越是经常地重复漫无节制的“赶超”公式，他们就越是固执地忽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工业的准确的比较系数，或是国内和世界剪刀差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斯大林的报告也只字未提。
只有在真正的消灭了市场的条件下，才能认为国内剪刀差的问题被消除，只有在消灭世界资本主义的条件下，才能认为对外剪刀差问题被消除。像我们所知道的那样，斯大林完全准备在他的农业报告期限内，让新经济政策“见鬼去”，但在已经过去的半年中他改变了主意。像他习以为常的那样，他在其在党的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把他自己没有实现的消灭新经济政策的意图强加给了“托洛茨基分子”。这一手法中的马脚彻底暴露出来，对这部分报告的说明未敢标出一次掌声。
斯大林在对市场和新经济政策的态度上所发生的一切，正是经验主义者往往会发生的。在外在的推动的影响下在他本人头脑中完成的急剧的转折，使他采取了激进地改变整个局面的主张。一旦官僚不再消极地适应市场和富农，决定与他们进行最后的斗争，因而在统计主义学和经济学上都可以认为他们不复存在了。经验主义往往是主观主义的前提，而如果这个经验主义是官僚的，则他必然会成为周期性的“冒进”的前提。在这种情况下，“全面”领导的艺术在于把冒进兑换成一系列的小冒进，并把它们在被称为执行者的奴隶之间平均分配。如果再把总冒进强加给“托洛茨基主义”，任务就完成了。但问题不在这里。尽管斯大林对新经济政策的观点的“实质”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新经济政策的实质仍然是城市与农村之间的经济相互关系的市场界定。如果新经济政策能留下来，则工农业价格之间的剪刀差就仍将是整个经济政策的最重要的标准。
但是，我们听到，斯大林在代表大会的半年前，称剪刀差的理论为“资产阶级偏见”。这是摆脱困境的最简单的出路。如果你们对农村的巫医说，体温曲线是机体状况好坏的最重要的标志，巫医未必会相信你们。如果他有足够的学术词汇，除了其他倒霉事之外，又学会把他的巫术冒充为“无产阶级医学”，则他大概会这样回答你们，体温计是资产阶级偏见。如果这个巫医手中掌握着权力的话，他则会为了躲避诱惑，把体温计摔碎在石头上，更糟的是摔碎在谁的头上。
1925年曾宣布，苏维埃农民的分化是惊慌失措分子的偏见。雅可夫列夫被派到中央统计管理局，在那里选择了所有马克思主义的温度计作为破坏对象的。但不幸的是，在没有温度计的情况下，温度的变化也不会停止。然而，隐蔽的机体过程的表现却使治疗者和被治疗者措手不及。富农拒绝出售粮食的情况就是这样，它突然成为农村的领导，并迫使斯大林在1928年2月15日来了个180度的转弯。
价格的温度计的意义并不比农民分化的温度计的意义小。在剪刀差首次得到命名和解释的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之后，它的意义开始被普遍理解。在其后的三年中，剪刀差在全会、代表会议、代表大会上一直作为国家的经济温度的主要曲线而展现。但是后来，它逐渐从日常生活中消失，最后，在1929年底，斯大林宣布它是……“资产阶级偏见”。由于温度计被及时地摔碎，斯大林就没有任何理由对党的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介绍经济温度的曲线。
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思想武器，它为说明是什么，现在什么样，将来什么样，并确定应该怎么办而服务。斯大林的理论是官僚的仆人，它以事后聪明的方式为摇摆、为昨天的错误做辩解，从而为明天的错误打基础。斯大林报告的核心是对剪刀差闭口不提。这可能让人觉得有些荒谬，因为沉默是空缺。但这仍是如此：在斯大林报告的核心有一个自觉地蓄意地打的洞。
执政官们，小心点儿，别让这个洞损害专政！
2、地租或是斯大林深化了恩格斯和马克思
布哈林在其与“总书记处”的斗争开始时声明，斯大林的主要野心是迫使别人承认他是“理论家”。布哈林对斯大林相当了解，一方面是他的共产主义基础知识，另一方面是这个觊觎的全部悲剧性。在马克思主义者—农业工作者的代表会议上，斯大林以理论家的身份发表讲话。除了其他许多东西之外，地租也在他的讲话中吃尽了苦头。
还是不久以前（1925年），斯大林认为巩固农民的小块土地是几十年的事，即在事实上法律上消灭了土地国有化。格鲁吉亚土地人民委员在那时提交了干脆取消土地国有化的法律草案，当然是在斯大林不知情的情况下。俄罗斯农业人民委员部也以这种精神工作。反对派敲响了警钟。它在其政纲中写道：“党应该坚决抵制所有取消和破坏土地国有化——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石之一——的倾向。”正如斯大林曾在1922年放弃了损害对外贸易垄断制一样，他在1926年放弃了对土地国有化的损害，声称“误解了”他。
在斯大林公布了左倾方针之后，他不仅成了土地国有化的保护者，而且还立即指责反对派不理解这个制度的全部意义。看来，对土地国有化态度的昨天的虚无主义马上被对它的盲目崇拜所取代。马克思主义的地租理论具有了新的行政任务：为斯大林的全面集体化辩解。
在此必须对理论做一点小小的纠正。马克思在其对地租的未完成的分析中，他把它分为绝对地租和级差地租。由于同样的人类劳动投入到不同的土地上得到不同的结果，丰产的土地的超额收成当然归土地所有者。这是级差地租。但是，哪怕是最差的土地，只要有需求，就没有一个土地所有者会把它无偿地让租赁者耕种。换言之，由土地私有必然产生了不取决于土地质量的最低限度的地租。这是所谓的绝对地租。这样一来，实际的土地租金理论上就是绝对地租和级差地租之和。根据这个理论，消灭土地私有制将导致消灭绝对地租。剩下的只是由土地本身的质量所决定的地租，或是更确切地说，由人在不同质量的土地上所投入的劳动决定的地租。无须说明，级差地租不是什么固定不变的土地的属性，而是随着土地耕作方法改变的。我们之所以需要这些扼要的提示，是为了提示在土地国有化领域中的斯大林之旅的全部可悲性。
斯大林从修正和深化恩格斯开始。这他已经不是第一次了。1926年，斯大林对我们解释说，恩格斯和马克思不了解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基本规律，正是因此，他们两人都反对一国社会主义理论，而斯大林的先驱沃尔马[7]却反对他们捍卫这个理论。
土地国有化的问题，更确切地说，是恩格斯老人不充分理解的这个问题，斯大林表面上比较谨慎地对待这个问题。但是在实质上，他是同样的放肆。他从恩格斯论农民问题的著作中引了一段著名的话，即我们绝对不强迫小农的意志，相反，我们将千方百计地促进它，“让它更容易地转到合作社中”，即集体耕作中来。“我们力求给它提供尽可能多的时间在自己的小块地上考虑这个问题”。每一个识字的马克思主义者都知道的这几行杰出的话，提供了无产阶级专政对农民的态度的简洁的公式。
处于为万分火急的全面集体化辩护的必要性前，斯大林强调恩格斯对小农转到社会主义农业经济道路上的过分的、甚至“乍看起来是夸张的谨慎”。对此斯大林是这么答复的：“显然，他从土地私有制的存在，即从农民有他与之难以割舍的‘自己的小块地’的事实为出发点……在存在着土地私有制的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农民就是这样。可以理解，那里（？）需要极大的谨慎。能够说在我们苏联也有这样的情况吗？不，不能这样说。不能，因为我们这里没有把农民束缚在他的私有经济之上的土地私有制。”斯大林是这么说的。能够说在这个议论中有丝毫的意义吗？不，绝对不能这么说。原来，恩格斯应该“谨慎”是因为在资产阶级国家中存在着土地私有制。而斯大林不需要任何谨慎，是因为在我们这里建立了土地国有制。但是，难道在资产阶级俄国没有与更加原始的土地公社所有制共存的土地私有制吗？须知，我们碰到的土地国有化不是现成的，是我们在夺取政权后建立的。恩格斯所说的那项政策正是无产阶级政党在夺取政权之后应该推行的。老人只能在存在土地私有制的资产阶级国家中活动，而我们猜到了取消私有制。斯大林对恩格斯的犹豫的宽容的解释有什么意义呢？但须知恩格斯建议的谨慎正是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因而也是在取消生产资料私有制之后。
将苏联农民政策与恩格斯的建议对立起来，斯大林以最荒谬的形式把问题搞混。恩格斯允诺在小农加入集体耕作之前，给他在自己的土地上思考的时间。据恩格斯的看法，在农夫“思考”的转折阶段，工人国家应该限制小农的高利贷、投机商倾向，即限制富农的剥削倾向。在其全部的摇摆中，苏维埃对待主要的、即不从事剥削的农民群众的政策所具有的正是这种双重性。不管统计怎么没完没了地说，现在，在夺取政权后的第13年的集体化运动，实质上是刚刚迈出的头几步。这样，无产阶级专政已经给了绝大多数农民群众12年的考虑时间。恩格斯未必指的是这么长的时间，在西方先进国家中也不需要这么长的期限，那里在高度工业化的情况下，无产阶级以事实对农民展示集体耕作的优越性要容易得多。如果我们只是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12年后，才开始广泛的、就其内容来说是十分原始、十分不稳定的集体化运动，这正好可以用我们的贫穷和落后来解释，虽然我们已经实现了土地国有化，而恩格斯似乎没有猜到这点，或是西方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后不能实行的。把民族落后性的理想化，正从俄国和西方的矛盾以及斯大林与恩格斯的矛盾中冒出来的。
但斯大林并没有就此止步。他马上用理论上的胡说八道来补充经济上的胡说八道。他问他的倒霉的听众：“为什么在我们这里，在土地国有化的条件下，这么容易（！！）展示（集体农庄）对小农经济的优越性呢？消灭了绝对地租……确立了土地国有化的苏维埃农业法的革命意义就在于此。”于是，斯大林自满地、同时又责备地问：“为什么我们的农业工作者—理论家在与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理论的斗争中没有充分利用这个新（！？）论据呢？”斯大林马上归咎于——建议农业工作者—马克思主义者不要面面相觑，不要困惑地擤鼻涕，更不用把头藏到桌子底下——《资本论》第3卷和马克思的地租理论。真没办法！理论家在与他的“新论据”啪的一声掉到水洼里之前……已经攀得多高了。
根据斯大林的结论，把西方农民拴在土地上的不是别的，正是“绝对地租”。而由于我们“消灭”了这个恶棍，土地对农民的折磨人的“权力”因而也消失了。在我们这里格列勃·乌斯宾斯基如此有力地揭示了这个权力，在法国则是巴尔扎克和左拉。
我们首先确定，绝对地租在我们这里根本没有消灭，而只是国有化了，这根本就不是一回事。纽马克估计截止到1914年前，俄国的国民财富为1400亿金卢布，其中首先是整个土地的价格，即整个国家的资本化的地租。如果我们现在想确定苏联的国民财富在全人类的财富中的比重的话，我们当然会把资本化的地租——级差地租和绝对地租——包括在内。
包括绝对地租在内的所有经济标准，都归结为人的劳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地租决定了土地所有者能够从投入土地的劳动的产品中拿去的产品数量。在苏联，土地所有者是国家，它由此成为地租的收取者。只有在我们整个星球上的土地都社会化、即在世界革命胜利了的情况下，才谈得上真正地消灭绝对地租。在一个民族的国界内，不仅不能建设社会主义，就连消灭绝对地租都不可能，这不是为了羞辱斯大林说的。
这个有趣的理论问题有其实践意义。地租在世界市场上的农业产品的价格中找到它的反映。由于苏联政府是后者的出口者——在强化农业的情况下，农产品出口大大增长——，又由于苏维埃国家以对外贸易垄断制为武装，它以出口自己的土地产品的土地所有者的面貌出现在世界市场上，因而在这些产品的价格中实现了它掌握在自己手中的地租。如果我们的农业技术不低于资本主义的，我们的外贸技术也不低于资本主义的，那么正是在我们这里、在苏联，绝对地租以更加鲜明、更加集中的形式表现出来。在计划领导农业经济和出口的情况下，这个因素将会获得最重大深远的意义。如果现在斯大林吹嘘，说我们似乎已经“消灭了”绝对地租，而不是在世界市场上实现它的话，暂时赋予他这样吹嘘的权力的是我们今天的农产品出口薄弱和对外贸易不合理的性质，不仅是绝对地租，还有许多其他东西都毫无痕迹地消失在对外贸易中。事情的这一方面与农民经济的集体化没有直接关系，但它以实例向我们表明，把经济孤立和经济落后理想化，是我们这位民族社会主义哲学家的基本特征之一。
现在让我们回到集体化问题上。根据斯大林的结论，在西方，绝对地租的核心把小农拴在土地的钩上。每一只农民的母鸡都会嘲笑这个“新论据”。绝对地租是纯粹的资本主义范畴。小农除了在少数极端有利的市场行情的情况下，例如在战争开始时，才能尝到绝对地租的滋味。金融资本经济对分散的农村的专政在不等值交换中得到体现。全世界的农民根本走不出“剪刀差”。在粮食和一般农产品的价格中，绝大多数小农群众不仅是地租、甚至连工资都兑现不了。
但是，如果斯大林胜利地“消灭了”对小农既没有说服力也没有感染力的绝对地租的话，则正是斯大林宽宏大量地饶恕了的级差地租对西方农民有着重大的意义。小农或他的父亲为了提高土地的产量投入的劳动和资金越多，他就更牢固地拴在这块土地上。不过，这不仅对西方，对东方，例如中国的紧张畦作，也适用。私有者保守主义中的某些成分不是植根于绝对地租的抽象范畴中，而是在更高的小农文化的物质条件中。如果俄国农民相对容易摆脱与特定的土地的联系，根本就不是斯大林的“新论据”解放了他们，而是出于在十月革命前土地定期重新分配的同一个原因。我们的“民粹党人”把这种重新分配本身理想化。然而，这只是由于紧张的劳作、三区轮作、粗陋的耕作方式才有可能，即又是出于斯大林将之理想化的落后的原因。
西方无产阶级的胜利克服由更高的小农文化产生的保守主义是否将比我们更加困难？绝对不会。因为在那里，由于高得无法比拟的工业和一般文化状态，在农民转向集体耕种时，无产阶级国家将会很容易对他们的小块土地的“级差地租”的损失给予明确实际的补偿。在夺取政权的12年后，德国、英国或美国的农村经济的集体化将比我们现在的高得多、巩固得多，这是没有任何疑问的。
在土地国有化确立了12年之后，斯大林才揭示了有利于全面集体化的“新论据”，岂非咄咄怪事？为什么他无视土地国有化的存在，在1923—1928年间固执地把宝押在强大的个体商品生产者身上，而不是押在集体农庄上？很清楚：土地国有化是社会主义耕作的必要条件，但根本就不是充分的条件。从狭隘的经济角度，即斯大林看问题的角度，土地国有化是三等意义的因素，因为合理的大型经济所需要的全部工具的价值，比绝对地租高好几倍。
无须说，土地国有化是对农村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必须的、最重要的政治和法律前提。但是，土地国有化的每一个具体时刻的直接经济意义，是由物质生产性因素的活动决定的。这在农夫的十月革命平衡表的问题上充分暴露出来。作为土地所有者的国家把地租的权力集体中在自己的手中。它在今天的市场上、在粮食、木材等的价格中索取地租了吗？哎，目前还没有。它从农民那里索取它了吗？在国家和农民之间的形形色色的经济结算的情况下，对这个问题不好答复。可以说——这绝对不是奇谈怪论——农业产品价格和工业产品价格之间的剪刀差，以隐蔽的形式包括了地租。在把土地、工业和运输集中在国家手中的情况下，地租问题对农夫来说，只有会计意义，没有经济意义。但农夫恰恰很少使用会计技术。他为自己对城市和国家的态度做出收支平衡表。
如果从另一个角度对待这个问题会更正确一些。由于土地、工厂的国有化，取消一切外债和计划经济，工人国家有在短期内达到工业发展的高速度的可能。在这条道路上无疑会奠定集体化的最重要的前提之一。但这个前提不是法律的，而是物质生产的：它在一定数量的犁、打捆机、康拜因、拖拉机、育种站、农业技术员等等中表现出来。集体化计划正是应该从这些实际数字出发。那时计划将是实际的。但是，不能把国有化本身当成可以弥补“全面”官僚冒险的费用的无限的基金，每次都把它加到国有化的实际成果中。这与下述情况一样：有人把资本存到银行里，想同时利用资本，又想得到资本的利息。
在一般的情况下，结论就是这样。对个人来说，结论可以简单地表述为：
叶尔马、叶尔马，
你最好坐在家里，——
而不是继续在理论的海洋中游泳。
3、马克思主义的公式和无知者的无畏
在《资本论》的第1卷和第3卷之间还有第2卷。我们的理论家认为自己有责任对第2卷施加行政暴力。斯大林急需躲避对今天的强行集体化政策的批评。由于在经济物质条件中没有必须的理由，他就在权威的书中去找，而且每一次都命里注定找不对页码。
整个资本主义经验都证明大型经济对小型经济的优势，农业经济也包括在内。大型集体经济对分散的小农经济的可能的优势在马克思之前就由乌托邦社会主义者确定了，他们的论据基本上仍是不可动摇的。在这个领域中，乌托邦主义者是伟大的现实主义者。他们的乌托邦主义是从集体化的历史道路开始的。这里，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他对资本主义经济学的批判一起指明了方向。
《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经济过程进行分析和综合。第2卷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内部机制进行考查。这一卷的数学公式表明，以固定资本形式结晶的生产资料，以可变资本形式出现的工资，此后形成附加固定资本和附加可变资本的源头的剩余价值。这又可以使人得到更多的剩余价值。最一般和抽象形式的扩大再生产的螺旋线就是这样。
为了表明经济过程的各种物质要素、商品在这个无法调整的整体内部彼此相遇，更确切地说，在生产总体增长的情况下，固定资本与可变资本以什么方式在工业各个部门中达到必要的平衡，马克思把扩大的再生产的过程肢解为相辅相成的两部分：一方面是所有生产生产资料的企业，另一方面是所有生产消费品的企业。第一类企业应该用机器、原料和次要物资保障自己和所有第二类企业。而第二类企业又应该既满足自己和第一类企业的消费品的需求。马克思提示达到这个平衡的总体机制，它形成了资本主义条件下动态平衡的基础。[8]这样一来，在农业与工业相互关系中的农业问题完全在另一个层面上。看来，斯大林干脆把消费品的生产与农业混为一谈。然而，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的（仅仅是资本主义的）农业企业生产原料，自然落入第一类企业之中；作为生产消费品的企业，它仍在第二类企业中，——在两种情况下都与工厂交织在一起。由于农耕生产有其使它与整个工业对立的特殊性，在第3卷中开始对这些特殊性进行考察。
在现实中，扩大的再生产的完成不仅靠由工业和资本主义农业的工人生产的剩余价值，还通过从外部——从前资本主义的农村、落后国家、殖民地等等——涌入的新物资。从农村和殖民地得到剩余价值，也只是在不等价交换或是在强行收取（主要是通过征税）的形式下，最后是在借贷（储蓄所、借贷等）形式下才是可能的。在历史上，所有这些剥削形式以不同的比例交织在一起，它们所起的作用不亚于对“纯粹的”剩余价值的压榨；资本主义剥削的深化总是与它的扩大齐头并进的。但是，马克思使我们感兴趣的公式严格地肢解活生生的经济发展过程，把一切前资本主义的因素和形式从资本主义再生产中剔除，它们伴随和滋养它，它靠它们而扩展。马克思的公式构造的是化学般纯粹的资本主义，以前，这样的资本主义从来就不存在，现在什么地方也没有。正是因此，它们提示了所有资本主义——但正是资本主义，也只是资本主义——的基本倾向。
对每一个对《资本论》有所了解的人来说，都十分清楚，无论在第1卷、还是第2卷、还是第3卷中，都不可能找到对这个问题的答案，即无产阶级专政怎样、什么时候、以什么速度将农民经济集体化。所有这些问题像其他几十个问题一样，实质上是不能在一本书中解决的。[9]实质上，斯大林与那个想在马克思的最简单的公式——钱——商品——钱——中找他什么时候买卖，才能获得最大的利润的商人毫无区别。斯大林干脆把理论总结与实践处方混淆起来，且不说马克思的理论总结是对完全不同的问题做的。
说实在的，斯大林为什么需要诉诸他显然不理解的扩大再生产的公式呢？斯大林本人对这点的解释是如此难以模仿，我们只好引他的原话：“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教导说，现代（？）社会不一年一年地积累就不能发展，而没有一年一年地扩大再生产，就不可能有积累。这是清楚的，可以理解的。”不可能再清楚了。但是，这根本就不是马克思的理论教导的，因为这是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共同成果，它的精华。“积累”作为“现代社会”发展的条件，这是一个已经植根于经典政治经济学的伟大思想，它被庸俗政治经济学从劳动价值论的因素中清除掉的。斯大林用如此华丽的词藻建议“从马克思主义宝库中汲取”的理论是一个共同之处，它不仅把亚当·斯密和巴师夏联系起来，而且还把后者与美国总统胡佛联系起来。斯大林用“现代社会”——不是资本主义的，而是“现代的”——是为了让马克思的公式扩展到“现代”社会主义社会。斯大林继续说：“这是清楚的，可以理解的。我们大型的社会主义工业根据马克思的扩大再生产理论（！）发展，因为（！！）它的规模每年都在增长，有其自己的积累，以巨人的步伐向前迈进。”工业根据马克思的理论发展——不朽的公式！——就像燕麦根据黑格尔辩证地生长一样。对官僚来说，理论是行政的公式。但问题的最精确的实质仍不在这里。“马克思再生产理论”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言的。而斯大林说的则是苏联工业，他认为它是没有任何局限的社会主义工业。这样一来，根据斯大林的说法，“社会主义工业”根据资本主义再生产的理论发展。我们看到，斯大林在把手伸向“马克思主义宝库”时是多么不谨慎。如果无政府的和计划的两个经济过程可以用同一个建立在无政府生产的规律性上的再生产理论囊括的话，这将把计划的、即社会主义的因素化为零。但是，这还仅仅是花，果还在后面。
斯大林从宝库中汲取的最好的珍珠，是我们在上面加上重点号的小小的副词“因为”：社会主义工业根据资本主义工业理论发展，“因为它的规模每年都在增长，有它的积累，以巨人的步伐向前迈进”。不幸的理论！倒霉的宝库！不幸的马克思！也就是说，马克思的理论是专门为了论证每年、而且以巨人的步伐的增长的必要性而创造的似的。那资本主义以“乌龟爬”的速度发展的阶段呢？在这些情况下，马克思的理论显然会被废除。但须知，资本主义生产周期性地扩大，经过高涨到危机；这意味着它不仅仅以巨人步伐或别的步伐前进，而且还有停滞不前和倒退的时候。结论是马克思的公式不适用于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它是为之说明后者才创立的，却完全符合以“巨人的”步伐前进的社会主义工业的性质。这难道不是奇迹吗？斯大林不限于说明恩格斯关于土地国有化的说法，而且同时彻底纠正马克思，他至少是以“巨人的步伐”前进。在这种情况下，《资本论》的公式像希腊的核桃一样在鞋后跟下喀喀地裂开了。
但是，斯大林到底为什么需要这些呢？困惑不解的读者问道。哎哟！我们不能超越阶段，更何况我们勉强跟在我们的理论家后面。稍稍耐心点儿，一切都会水落石出的。
在我们分析过的地方之后，斯大林直接接着说：“但是，我们的大型工业不能囊括全部国民经济，相反，在我们的国民经济中还是小农经济占优势。是否能说，我们的小农经济也是根据扩大再生产的原则（！）发展呢？不，不能这么说。我们的小农经济……不总是有可能实现哪怕是简单的再生产。在这种农业经济基础之上，能否以不断加快的速度继续推动我们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不，不能。”接下来是结论：必须全面集体化。
这一段比前一段更精彩。在令人昏昏欲睡的老生常谈中，时而有壮了胆的无知的爆竹的爆炸。农民经济即简单的商品经济是否根据资本主义经济规律发展呢？不，我们的理论家令人敬畏地说。很明显：农村不是按照马克思的理论生活的。斯大林在其报告中企图推翻认为农民经济稳定的小资产阶级理论。然而，他却困在马克思的公式的这张网中，给予这些理论以高度概括的表述。事实上，据马克思的观点，扩大再生产的理论可以囊括整个资本主义经济，不仅是工业，而且还有农业，只不过是纯粹资本主义式的，即没有前资本主义的残余。但是，斯大林不知为什么却把手工业和手工业作坊放在一边，提出问题：“是否能说，我们的小农经济也是根据扩大再生产的原则发展呢？”他回答说：“不，不能这么说。”换言之，斯大林只是以最概括的形式重复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关于农业经济不是根据马克思资本主义生产“原则”发展的断言。在此之后沉默不语不是更好吗？要知道农业工作者—马克思主义者就是沉默地听着这对马克思学说的可耻嘲弄的。然而应该说出的最柔和的答复是：马上从讲台上下来，别对你一无所知的问题信口雌黄！
但是，我们不学农业工作者—马克思主义者的榜样，我们不沉默。用权力武装起来的无知，像手拿剃须刀的疯子一样危险。
马克思第2卷的公式不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指令性“原则”，而是对资本主义过程的客观总结。这些从土地耕作中抽象出来的公式不仅与它的发展没有矛盾，而且完全把作为资本主义耕作包括在内。
在第2卷公式的范围内，关于农业经济唯一可以说的就是，这些公式以它满足扩大再生产所需要的充足的农业原料和农业消费品为前提。而农业与工业之间的相互关系应该是什么样的？是像在英国一样？或是像在美国一样？这两种类型都可以纳入马克思公式的框架中。英国进口消费品和原料。美国则出口这些东西。这与扩大再生产的公式没有任何矛盾，它们根本就不局限于民族的框架，不属于民族资本主义，更不属于一国社会主义。
如果人类走到合成食品和合成原料这一步，农业就会完全消失，被新的化学工业部门所取代。在这种情况下，扩大再生产的公式会怎样呢？只要生产和分配的资本主义方式仍然存在，它们就能保持自己的全部效力。
资产阶级俄国的农业，在农民人口占绝大多数的情况下，不仅能满足不断增长的工业的需求，而且还创造了大量出口的可能性。
富农上层的巩固和农民下层的削弱以及他们的无产阶级化伴随着这些过程。这样一来，尽管有其特殊性，在资本主义基础上的农业经济是在马克思用以概括资本主义经济——只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公式的框架之内发展的。
斯大林想得出那个结论，不能“把社会主义建设……放在两个不同的基础上：在最大型的社会主义联合工业的基础上，在最分散和落后的小农经济的基础上”。事实上，他证明的是某种恰恰相反的东西。如果扩大再生产的公式同样用于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即用于一般的“现代社会”——就完全不能明白，为什么在城乡矛盾的基础上经济进一步发展是不可能的？资本主义在这个基础上达到了高得多的水平。在美国，巨型工业托拉斯与农业经济的农场制度并肩发展。农场经济创造了美国工业的基础。顺便说说，直到昨天，以斯大林为首的官僚还正是公然以美国类型为方向：下面是大型农场，上面是集中的工业。
理想的等值交换是第2卷抽象公式的基本前提。然而，过渡阶段的计划经济虽然依靠价值规律，但每一步都在破坏它，并在经济的不同部门之间、首先是在不等值交换的工业和农业之间建立相互关系。强制性积累和有计划的分配的强有力的杠杆是国家预算。在进一步的前进发展的情况下，它的这个作用应该增强。贷款调整预算中的强制性积累和市场过程——由于它们还保持着力量——之间的相互关系。不仅是保障苏联扩大再生产的预算贷款，连计划的或半计划的贷款都不能纳入第2卷的公式中，后者的全部力量在于它们根本不想知道预算、计划、关税和国家计划的影响的所有形式，从被价值规律所惩戒的市场的盲目力量的游戏中得出必要的规律。只要“解放”国内市场，废除对外贸易垄断制，城市和农村之间的交换就会变得等值得多，农村的积累——当然是富农的、资本主义农场的积累——也将会照常进行，并很快就会表明，马克思的公式是包括农业的。在这条道路上，俄国将在短期内沦为其他国家工业发展所依赖的殖民地。
为了论证同一个全面集体化，斯大林学派（有这么一个学派）把工农业发展速度的单纯比较引入日常用语之中。像以往一样，最粗暴地进行这一操作的是莫洛托夫。1929年2月，莫洛托夫在莫斯科州的党的代表会议上说：“近几年，农业发展速度明显落后于工业……近三年，工业品产值增加了50%多，而农产品只增加了7%。”把这两个速度进行比较是经济上的无知。那个被称为农民经济的东西实质上把所有经济部门都包括在自身之中。所有国家的工业发展总是以减少农业的比重为代价完成的。美国钢铁工业的产品几乎与农场经济的产品相等，而在我们这里，它是农业产品的1/18，只要提一下这点就足够了。这表明，尽管近几年的高速度，我们的工业尚未脱离儿童期。为了克服资产阶级发展造成的城市和农村之间的矛盾，苏维埃工业应该比资产阶级俄国在更大的程度上预先超过农村。今天国家工业与农民经济之间的断裂不是工业过分超越了农业的产物——工业的先锋状态是进步的世界历史因素和必须条件，而是我们的工业过于落后的产物，即它前进得太少，没有能力把农业提高到应有的水平上。克服城市和农村之间的矛盾当然应该是目的。但是克服的道路和方法与拉齐农业和工业的速度毫无共同之处。相反，农业机械化，把它的许多部门工业化将伴随着农业本身比重的缩小。我们所允许的机械化的速度是由工业的生产能力决定的。对集体化的决定性因素不是近几年钢铁工业的产量增加了百分之几十，而是我们的人均钢铁的数量仍是微不足道的。只有依赖对农业生产进行技术改造的集体化的增长，才等于农业本身的增长。但这一改造的速度受到工业今天的比重的限制。集体化的速度应该考虑的是工业的物质资源，而绝不是它的抽象的统计速度。
为了理论的清晰性，需要对所说的一切加以补充，消除城市和农村之间的矛盾，即把农业生产提高到科学工业的水平上，将不意味着马克思的农业公式的胜利，像斯大林想象的那样，而是相反，是它们在工业上的胜利的停止。因为社会主义的扩大再生产并不是根据《资本论》的以追逐利润为其动力的公式完成的。但是，所有这些对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来说，太复杂了。
在这一章的结束时，我们再重复一遍，集体化是克服资本主义的实际任务，而不是扩展它的理论任务。因此，在这里马克思的公式从哪方面都不合适。集体化的实际可能性由大型农业需要的生产技术资源的存在，和农民对从个体经济转入集体经济的情愿程度决定的。这个主观的情愿最终也是由那些生产物质因素决定的：把农民引到社会主义一边的只能是依靠高技术的集体经济的好处。斯大林却想用为农民提供第2卷的公式来代替给他们提供拖拉机。但农民是诚实的，他们不愿意议论他们不明白的东西。
列·托洛茨基
1930年7月15日
[1] 格罗曼（Владимир Громан,1873-193?）孟什维克统计经济学者，1922年开始在国家计划委员会工作。他是1931年“孟什维克审判案”中的主要被告。——编注
[2] 米高扬（Анастас Иванович Микоян,1895-1978）1926年接替加米涅夫任国内贸易人民委员，1926—1946年间历任苏联对外贸易人民委员、供应人民委员、食品人民委员，1937年起兼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1942—1945年为国防委员会委员，1946年起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1955年起为第一副主席，1935—1966年为政治局委员。他与赫鲁晓夫一起推行非斯大林化方针，赫鲁晓夫倒台后他仍身居高位，是三朝元老。——中译者注
[3] 李沃夫（Георгий Евгеньевич Львов,1861-1925）俄国大地主、立宪民主党人、第一届国家杜马代表。1917年3-7月任临时政府总理，兼内务部长。——译注
[4] 古奇科夫（Александр Иванович Гучков,1862-1936）俄国资本家，十月党人的领袖。第三届国家杜马代表，1910年起任主席。1915-1917年任中央军事工业委员会主席。1917年任临时政府陆海军部长，科尔尼洛夫叛乱的组织者之一，失败后逃往国外。——中译者注
[5] 米留可夫（Павел Николаевич Милюков,1859-1943）俄国国务活动家、历史学家、政论家，立宪民主党的组织者之一、《言论报》编辑。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曾为沙皇的帝国主义政策辩护，1917年任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外交部长。十月革命后逃亡国外，著有18-19世纪俄国史、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方面的著作。——中译者注
[6] 斯大林的讲话我们是从官方记录中摘引的，它至今仍被蓄意对党隐瞒。重点号是我们加的。
[7] 沃尔马（George von Vollmar,1850-1922）是巴伐利亚社会民主党员，慕尼黑国会代表。在其1879年的一篇题为《孤立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文章中，他提出并捍卫“一国社会主义”概念。他是爱德华·伯恩斯坦的改良主义先驱。——编注
[8] 第2卷的公式指进入资本主义平衡机制的工商业危机，它们的任务在于表明，在危机或没有危机或不管危机的情况下，平衡是怎么实现的。
[9] 在十月以后的头几年中，我们不得不只一次地驳斥在马克思那里寻找那些他不可能提出的问题的答案的天真企图。在这方面，列宁始终支持我。下面是偶然速记下来的两个例子。
列宁说：“我们不怀疑，我们不得不像托洛茨基同志所说的那样做实验，我们所从事的这么大规模的事业，在世界上是前无古人的。”（1919年3月18日）
过了几个月之后：
“托洛茨基同志说，这在我们认为是指导思想的书籍中没有写过，也不是从社会主义世界观中得出的，也不是由什么人的经验界定的，而应该由我们自己的经验来界定，他是完全正确的。”（1919年12月8日）
*Бюллетень Оппозиций,№14, стр.24-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