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迫在眉睫的生态灾难和避免灾难的（革命性的）方法的13个论点
[法]米凯尔·洛威（Michael Löwy）
2020年2月4日
苏霁云 译
一、生态危机已经成为21世纪最重要的社会和政治问题，在未来的几个月和几年里，它将变得更加重要。未来的几十年将决定地球乃至人类的未来。某些科学家计算的2100年情景的并不十分有效，原因有两个。一是科学性，考虑到所有无法计算的追溯效应，在一个世纪内做预测是非常危险的。二是政治原因，在本世纪末，我们所有人，我们的子孙都将死去，所以谁在乎呢？
二、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解释说，如果平均气温比前工业化时期高出1.5摄氏度，就有可能引发不可逆转的气候变化过程。生态危机涉及多个方面，均伴随着严重的后果，但气候问题无疑是其中最严重的威胁。这样的结果会是什么呢？举几个例子；例如澳大利亚倍增的森林大火面积；河流消失、土地沙漠化、极地冰川的融化和错位，海平面上升可达到几十米。这将会导致在孟加拉国国、印度和泰国距离海岸两米宽的地区，以及人类文明的主要城市香港、加尔各答、威尼斯、阿姆斯特丹、上海、伦敦、纽约、里约热内卢，都将消失在海底。温度能达到多高？在多高的温度下人类在这个星球上的生存会受到威胁？恐怕没有人能回答这些问题。
三、这些都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灾难风险。人们必须回到上新世（Pliocene），即几百万年前，才能找到类似于未来可能成为现实的气候条件。大多数地质学家认为，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地质时代，即人类世（Anthropocene）。什么时候地球的环境被人类的行为改变了？被什么行为改变了？气候变化始于18世纪的工业革命，但直到1945年后，随着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才出现了质的飞跃。换句话说，现代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导致了大气中二氧化碳的积累，从而导致了全球变暖。
四、资本主义制度在造成这场迫在眉睫的灾难中的责任得到了广泛承认。教宗方济各（Pope Francis）在他的教皇通谕《愿祢受赞颂》（Laudato Si）中没有明确说出“资本主义”这个词，但却直言不讳地反对一种完全基于利润最大化原则的、在结构上不合理的商业和财产关系体系，这种体系对造成的社会不公现象以及我们共同家园的破坏自然地负有责任。在生态示威活动中，一个全世界都在喊的口号是“改变社会体制，而不是改变气候!”（Change the System, not the Climate!）这一体系的主要代表——亿万富翁、银行家、为他们服务的专家学者、寡头、政治家、主张一切照旧，他们所表现出的态度，可以用路易十四的一句话来概括：“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
五、政府的行为残酷地说明了问题的系统性。所有这些国家（极少例外）都在为资本积累、跨国公司、化工石油寡头、普遍商品化、自由贸易而服务。其中一些人——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贾尔·博尔索纳罗（Jair Bolsonaro）、斯科特·莫里森（Scott Morrison）（澳大利亚总理）——是公开的生态灭绝者和气候变化否认者。另外一部分，“负责任”的人在每年定期举办的缔约方会议（或曰一场马戏表演？）上，定下了基调。最成功的一次是2015年在巴黎举行的第21次联合国气氛变化会议（全称《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1次缔约方会议），会议的最后，与会各方政府都做出了减排的庄严承诺，但除了太平洋上的几个岛国外，其它国家都没有兑现承诺。科学家们计算，即使这些承诺可以被毫无保留地兑现，气温仍会上升3.3℃。
六、事实证明，“绿色资本主义”（Green capitalism）、“碳交易”（carbon markets）、“补偿机制”（compensation mechanisms）以及所谓“可持续市场经济”（sustainable market economy）等其它操纵手段完全没用，虽然“绿化”的力度越来越大，但温室气体排放量却在飙升，灾难也越来越近。资本主义是一个完全致力于生产主义、消费主义、激烈争夺“市场份额”、资本积累和利润最大化的体系。其内在的反常逻辑必然导致生态平衡的破坏。
七、能够避免灾难的唯一有效方案是激进的替代方案。“激进”意味着攻击罪恶的根源。如果说资本主义制度是根源，那么我们需要的是反制度的选择，即反资本主义的替代方案，比如生态社会主义（ecosocialism），它是一种能够应对21世纪挑战的生态社会主义。其它激进的替代方案，如生态女权主义、社会生态学（默里·布克钦Murray Bookchin）、安德烈·戈兹（André Gorz）的政治生态学、逆生长学说（degrowth），与生态社会主义有许多共同之处，它们之间的相互影响在近些年显着增强。
八、什么是社会主义？对许多马克思主义者来说，通过生产资料的集体占有完成对生产关系的转变，进而实现生产力的自由发展。生态社会主义是马克思的主张，并且很明确地与这种生产主义模式决裂。当然，集体占有是必不可少的，但生产力本身也必须进行如下转变：
1.通过改变其能源来源,以可再生能源代替化石燃料；
2.减少全球能源消耗；
3.减少商品生产（逆生长），消除无用的活动（广告）和有害的活动（杀虫剂、战争武器）；
4.停止计划性报废。
生态社会主义还包括消费模式、交通形式、城市主义和生活方式的转变。简而言之，它不仅仅是一种财产形式的改变，更是一种基于团结、平等和尊重自然的价值观之上的文明的改变。生态社会主义文明打破了生产主义和消费主义的局限，赞成缩短工作时间，从而把更多的空闲时间用于社会、政治、娱乐、艺术、性爱等活动。马克思将这一目标称为“自由王国”。
九、为实现向生态社会主义的过渡，民主规划是需要的，并以满足实际需要和尊重地球生态平衡为指导原则。一旦资本主义市场造成的广告冲击和消费痴迷被消除，人民自己将以民主的方式决定他们的真正需要是什么。生态社会主义是对大众阶级的民主的理性的一种押注。
十、这需要一场真正的社会革命。如何定义这样一场革命？要开展生态社会主义项目，局部改良是不够的。我们可以参考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在《关于历史概念》（On the concept of history , 1940）的论纲空白处的一段话：“马克思说革命是世界历史的机车，但事情可能会以其它方式解决。革命有可能是人们在火车上旅行时启动紧急刹车的行为。”用21世纪的话说，我们都是一列自杀火车的乘客，这列火车被称为现代工业资本主义文明。这列火车正冲向一个灾难性的深渊——气候变化。革命行动的目的是在为时已晚之前制止它。
十一、生态社会主义既是一个面向未来的项目，又是一个此刻此地的斗争战略。决不可能等待所谓“条件成熟”才进行斗争。有必要促进社会斗争和生态斗争之间的趋同，并与权力为资本服务而采取的最具破坏性的举措作斗争。这就是内奥米·克莱恩（Naomi Klein）所说的“封锁”（Blockadia）。在这类动员中，一种反资本主义意识和对生态社会主义的兴趣可能在斗争中出现。“绿色新政”（Green New Deal）等提案就是这场斗争的一部分，它们以激进的形式，要求有效地放弃化石能源，但不限于循环利用“绿色资本主义”。
十二、这场斗争的主体是谁？上个世纪的工人主义—产业主义教条（workerist/industrialist dogmatism）已不再流行。现在处于对抗前沿的力量是青年、妇女、土著人和农民。在格蕾塔·桑伯格（Greta Thunberg）的号召下发起的强大的青年起义中，妇女的身影无处不在——这无疑是未来希望的巨大源泉之一。正如生态女权主义者向我们解释的那样，这种大规模的妇女参与动员活动是因为她们是生态系统破坏环境的第一批受害者。工会也开始到处参与，这是很重要的，因为，归根结底，如果没有占人口大多数的城乡劳动者的积极参与，我们就无法克服这一制度。第一个条件是，在每一项运动中都把生态目标（关闭煤矿或油井，或火力发电站等）与相关工人的就业保障联系起来。
十三、我们有机会赢得这场战斗吗？不像那些所谓的崩溃论者（collapsologists），他们大声宣称灾难是不可避免的，任何抵抗都是徒劳的。我们却认为未来是开放的。没有人能保证这个未来将是一个生态社会主义的未来。这就是帕斯卡的赌注的目的，在这种赌注中，我们把所有的力量都投入到一种“为不确定性而劳动”中去。但正如贝托尔特·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所言，他具有伟大而简单的智慧：那些投入战斗的人可能会输，但不战者必败无疑。
原载全球生态社会主义者网络（The Global Ecosocialist Network ）网站
原文題目：Thirteen theses on the imminent ecological catastrophe and the （revolutionary） means of averting it
原文链接：
http://www.globalecosocialistnetwork.net/2020/02/11/xiii-theses-on-the-imminent-ecological-catastrophe-and-the-revolutionary-means-of-averting-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