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与革命民主

[法]保罗·勒布朗　著

张兄　译

陈宗延　校

译者按：所谓“布尔什维克传统”最明显的支柱是列宁。人们对这一词汇的含义有着为数可观的混淆，经常把它同残酷的官僚现象联系在一起，但实际上恰恰是后者曲解了它的含义（比如约翰·阿奇·盖蒂就把斯大林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大清洗描述为“布尔什维克的自我毁灭”。相反地，列宁和他所代表的布尔什维克传统，与卡尔·马克思革命的、反教条的、深刻的民主观点密不可分。尽管斯大林主义根植于一九一八至一九二四年间困难时期“列宁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出现的问题与矛盾，但它表现着一种质的差异。事实上，布尔什维主义作为一个传统，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其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奠基人物卢卡奇和葛兰西所代表者──以及托洛茨基所影响的潮流中最优秀、最积极的元素而言，是不可或缺的。当前左翼激进主义的复兴，很可能会促使列宁与革命民主议题的学术论辩复兴。

在一本列宁著作新选集的导言里，我主张：列宁具有深刻而激进的民主观点，以及“未来的希望可能在于能够充分利用……列宁主义在二十一世纪的斗争中汲取的各种教训的人们身上。”这与影响甚广的从伯特伦·大卫·乌尔夫到伦纳德·夏皮罗到理查德·派普斯等学者的诠释相对立，也响应了很多自由派和左翼学者与评论家的观点。那种观点把列宁看作是一个独裁的精英，并认为其所谓的门徒和继承人斯大林之所以能够建立起极权的秩序，列宁应该承担首要责任。

在论述中，我主要谈的是布尔什维克传统，有时被指涉为“列宁主义”的历史实体。像很多重要的词汇一样，“列宁主义”也是一个颇具争议性的词语──不仅存在多样甚至完全矛盾的含义，而且也一直有人认为这个词汇根本就没有什么“科学的”价值。当我使用列宁主义一词，其含义包含了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以“列宁”之名广为人知）的生活、思想、政治实践相一致的理论、分析、战略、战术和组织取径。在论述中我会重点讨论列宁的政党，它被视为列宁据称希望建立极权秩序的缩影。

挑战习见的人们当然有一些理由。假如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的马克思主义可说代表了一种争取政治自由与真正民主的强大力量，那么当然也毋须否认它为斯大林建立残暴的官僚主义开辟道路。斯大林主义的追随者们（或许希望在那个残暴的政体中看到社会主义的光明前景）自然地就热烈拥护“斯大林继承了列宁”这种提法了。“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的各种弊端及其崩溃，在很多方面大大削弱了“列宁主义”的威信。社会主义与革命的敌人们（以及困顿、幻灭的前党人）也特别强调列宁和斯大林之间的深刻联系，以此封杀深思熟虑、具有人道精神的人所欲考虑的革命社会主义道路。

正如我在《马克思、列宁与革命经验》一书中指出的那样，问题就是如果没有足够多的深思熟虑、具有人道精神的人甘愿铸就一条通往未来的革命社会主义道路，那么政治自由、真正的民主以及全人类的尊严生活，更别提人类文化和地球的存续，将不会成为我们的未来。

列宁和他的革命

这位革命家必须告诉我们的远多于“组织问题”的争论。在《革命、民主与社会主义》这部书中包含的新列宁选集，我们会发现列宁大篇幅且一以贯之地强调社会主义者和工人阶级有必要支持所有受压迫者的斗争，并按照自己的方式将改良性的斗争整合到革命的战略中来。

列宁坚持，如果民主和改良斗争要取得胜利，工人阶级政治独立性之必要性、以及工人阶级优位性的需求，这与其社会联盟（如工农联盟）作为革命斗争的关键面向的取径相匹配。我们还发现列宁对联合阵线的战术的发展，不同的政治力量可以为了共同的目标团结协作，而革命团体不会削弱其提出资本主义现状之有效替代方案的能力。列宁关于资本主义发展、帝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深刻分析，利用、扩展并且相当程度深化了马克思原有的分析。

在这些作品中，列宁鲜明的革命国际主义取向包容了全世界的劳工和受压迫的民众。列宁将民主斗争引向社会主义革命的精辟见解尤为有声有色，挑战了当时社会主义运动的共同观点，他在历史中对国家本质的分析虽然来源于马克思与恩格斯，但同时非常具有开创性。他认为工人阶级在成功的阶级斗争中形成拓深拓宽的民主，最终将会让“国家”消亡。

当然，列宁成为二十世纪模范的革命领导人，是由于他是一九一七年俄国第一个革命工人阶级夺权的领导人。看看约翰·里德在他经典的见证报告《震撼世界的十天》中做的总结是有益的。某一时间点的焦点在于列宁作为英雄般的群众领导人：就是这样，列宁和彼得格勒的工人们决定举行武装起义，彼得格勒苏维埃推翻了临时政府，并且把政变强加给苏维埃代表大会。现在，还要去争取伟大俄罗斯全境的胜利——然后再去争取全世界的胜利！”随后里德又将注意力集中在布尔什维克党，该党是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分裂出来的，在该党中列宁的派别不仅与较温和的孟什维克、也与其它很多派别进行看起来无穷尽的斗争。

正如列宁的伴侣克鲁普斯卡娅描述的那样：“围绕在他周围的同志们非常认真地坚守原则，他们随时准备不惜一切代价地去执行这些原则并付诸所有实际工作。”她还说：“伊里奇不能接受散漫而无原则的调和主义，与任何人和每一个人的调和主义，因为这相当于在斗争高潮时刻放弃自己的立场。”相反地，“实际情况是有一个团结的党的领导核心，社会民主党的工人群众可以聚集在其周围”。布尔什维克建立为独立实体的最终决裂发生在一九一二年的大会，“会上大家以商业谈判似的方式讨论俄国相关的工作，并为工作划分了明确的界限。”里德在后续的评论中这么说：

“布尔什维克之取得政权，不是通过同有产阶级或其它政党的领导人进行妥协，也不是通过同旧政府机器进行调和。这个革命，也不是通过一个小集团用有组织的暴力行动来达成的。如果广大的俄国人民群众不乐意进行武装起义，它是一定会失败的。布尔什维克党人之所以能取得胜利，其唯一的原因就在于：他们实现了人民群众最下层的那种普遍而又单纯的愿望，号召他们来参加推翻并粉碎旧制度的工作，然后再在旧制度的废墟上，同他们一道，建立起新世界的骨架。”

布尔什维克的神秘性

列宁、布尔什维克党、广泛的俄国工人阶级运动和起义的工农群众之间的相互作用使得对俄国革命的严肃研究变得更加富有生气。当我们关注这些研究时不可避免会遇到一个问题，可称之为布尔什维克党的神秘性。一位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孟什维克对手苏汉诺夫（他赞扬列宁为“革命马克思主义理念的先驱”和“苏维埃无产阶级左翼最有权威的领导人”）在评论他所谓‘布尔什维克的“生活方式”和布尔什维克党工作的特定方式’时，毫不留情地用这些词汇形容：

“非常明显，布尔什维克的所有工作都在一个由外在的精神中心（可能是列宁的思想）铸就的钢铁架构中运作。没有了它，党工作者们就会感到非常的无助；同时党员们也对它引以为豪，党员中最杰出者觉得自己之于它就是最忠实的仆人，就像骑士之于圣杯那样。”

一个对此现实较不具知识性而较有同情心的观点，来自约翰·里德的美国左翼记者朋友阿尔伯特·瑞斯·威廉姆斯的报导。里德和威廉姆斯，以及路易斯·布莱恩特和贝茜·比蒂，发现自己与一小撮回归的俄裔美国革命者在布尔什维克夺权以前同游俄国。里德这样描述这些同伴，他们“爱好自由、充满活力、意志坚定”，但“绝不愚蠢和弱智。周游世界的经历已经把他们锤炼得非常出色。他们也不是英雄崇拜者。布尔什维克运动虽然很粗犷和热烈，但也是很科学和现实的，是与英雄崇拜无关的。”尽管如此，如威廉姆斯强调的，革命群众对列宁的态度是：“大体上人们信任列宁能够运用其敏锐而渊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来检验他对人民群众的认知，信任他能够运用自己的战术天赋去把握人民群众进行夺权的时机，并带领他们前进。”更有甚者，他还谈到其它特质，革命群众“深信工人阶级的历史角色，深信他们坚实的推理、他们的同情心……[以及]可能是最重要的成份——自律，以及他们不懈的乐观主义，大无畏的精神。”威廉姆斯总结说：“只有同时具备这两方面的因素，他们才能战胜即将到来的考验。”

一九一九年布尔什维克党的名字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变为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从一个追求革命推翻国家的政党到一个掌权的政党的转变终将让位给致命的转型（如我们随后将探讨的），但这个早期共产主义运动一直将布尔什维克传统精神延续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关于这个党，尼古拉·布哈林和叶夫根尼·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在其著作《共产主义ABC》里这样说：“密切联系工人和穷苦农民中的优秀分子”，并补充：“代表其阶级利益的政党所努力追求的所有利益，就构成了这个党的纲领。”以及“从我们的成功与失败，从我们的错误与疏忽中，不仅我们，而且所有国际上的无产阶级将会汲取经验教训。”

格里高利·季诺维也夫在其一九二三年出版的《布尔什维克党史》一书中对“职业革命者”（其通常被使用的同义词是“干部”）一词作了大量论述。季诺维也夫写道：“‘职业革命者’一词在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的辩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列宁的主张是：“反对我们的……是沙皇专制的强大力量，在其执政三百年间创造出来的整套机器；反对我们的是旧俄国的所有技术手段，它的学校和媒体；而我们的工人运动又完全不成熟。如果我们想要把工人群众组织起来，把分散的点点火花汇聚成熊熊烈火，我们就需要一件特殊的、几乎是奇迹般的工具才能实现这一理想。为此我们也必须要把那些真正愿意献身工人阶级事业的人融合到一个职业革命者的组织里。”

列宁在其一九〇〇年的文章《我们运动的迫切任务》中，使用当时国际社会主义运动流行的经典马克思主义语言，认为俄国工人阶级“必须完成其伟大的历史使命，把自己和所有俄国人民从政治与经济的奴役状态中解放出来。”他坚持认为，如果工人阶级不能培养出“它的政治领导人，能够组织和领导它的优秀代表”，其历史使命将不会实现。他还说：“俄国工人阶级的现状已经表明它能够孕育出这样的男人与女人。”他总结道：

“我们必须训练那些愿意全身心而不只是在业余时间献身革命的人，我们必须建立一个足够大的组织，能够对我们复杂的工作进行严格的分工……社会民主党并未束缚住它的手脚，也未限定它的活动于特定的计划或政治斗争方式。只要力量服膺于党的处置并有利于最佳结果的达成，它认可所有的斗争方式。……在我们面前，敌人星罗棋布的碉堡正向我们最优秀的战士射出雨点般的子弹，我们必须攻克这些碉堡，我们也必将成功，只要我们能够把所有的俄国革命者整合到一个政党中来，这个政党就能吸引俄国所有重要而诚实的人。”

在拉斯·利赫对早期布尔什维主义的研究《重新发现列宁》中，他向我们展示：列宁的模型是德国社会民主党，这样既照顾了俄国的国情，又绝对坚持了马克思、恩格斯以及（他所认为的）德国同志们的革命立场。然而实际上列宁不知不觉已经超越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元老”奥古斯特·倍倍尔和“马克思主义教皇”卡尔·考茨基，建立了一个更加彻底和一贯忠实于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倍倍尔与考茨基政治人生中对强大反革命势力妥协的经历严重削弱了德国社会民主党（以及第二国际）的革命意志，这一点列宁到一九一四年才清楚认识到。

从某种程度上讲，麦克斯·伊斯特曼（约翰·里德和阿尔伯特·威廉姆斯的好友）在一九二六年的观察更为真实，他对列宁政党的描述更为增强了我所说的布尔什维克的神秘性：

“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组织，它包含有政党、行业协会、神圣秩序、军队和科技协会的重要特征而绝不是其中任何一个组织。令人奇怪的是这个组织并不看重其成员间的宗派心理，而是看重他们与（马克思定义的）社会主导阶级力量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由列宁来决定，并且由他进行调整。这种微妙关系是马克思做梦都不会想到的。”

伊斯特曼把列宁描写成了一个英雄的个体，而忽略了布尔什维克党这个重要因素，这一点被印度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与革命女性主义者索玛·马里克捕捉到了，她告诉我们：“创立于一九一七年二月的布尔什维克党并不是列宁一个人的功劳。尽管他是首要的理论家，但从事实践的工人们与理论家们之间的分歧一直迟滞着党的创建步伐，党的组织结构也不断被修改。”她还说：“许多的看法和组织理念都被时局和阶级的压力修正和推翻了。”

布尔什维克主义及其敌人

伊斯特曼还用了一个有点问题的标签称呼列宁——“革命的工程师”。由此我们可以对布尔什维克党或共产党作一简短的概念描述了，它就是一个聚合在一起的“革命机器”，原料就是人性，它被革命机器用来进行社会构建。而这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所发生的事相关：血腥的土地集体化，大规模剥削的超级工业化，诸种文化领域建立起严密的威权控制，剔除了言论自由和民主而被重新定义的社会主义内涵，对官僚独裁的歌颂，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日益严重的残暴镇压，强制劳动集中营的爆炸性扩张与野蛮化，以罗织罪名、屈打成招和公审恶名昭彰的“大清洗”导致了无数的屠杀。

由于所有这些事情都是在共产主义旗号下实现的，都是在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下执行的，所以约翰·阿奇·盖蒂和奥列格·瑙莫夫将其重要的研究成果命名为《通往恐怖之路：斯大林和布尔什维克的自我毁灭（一九三二至一九三九）》。关于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权，盖蒂认为苏联共产党继续沿用了列宁主义的政策，“他们在全世界进行构建，认为人类的未来必须依靠社会主义。反过来社会主义运动只有依赖苏联的革命经验才能生存，要与布尔什维克政权紧密联合，接受其严格领导并去控制任何一个敌视苏联的社会团体。”盖蒂也承认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苏联社会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斯大林主义者所称的‘新局势’就是在斯大林的领导下推行集体化和工业化政策导致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二年出现了严重的饥荒、镇压和社会动乱。”

威廉姆斯在后来也指出，一九三九年出版的《苏联共产党党史》将这些政策贴上革命的标签，还告诉读者“这场革命的最大特点就是由上而下，由国家倡议。”威廉姆斯说：“这严重违背了列宁在一九一八年最艰难时期经常呼吁‘自下而上’的教导。”最近罗伯特·查尔斯·塔克评论道：“这说明当时党内并没有或者是没有完全明白列宁的意思”，“因此党对构建社会主义之理念的集体意志将是进化的过程。”确实，“把社会主义建设当作是自上而下的革命，从而压制大多数革命群众的利益，尤其处在恐怖集体化运动中的农民，这样的理念从未出现在他心中。”这个恶名远扬的“自上而下革命”的论断源自于斯大林主义的另外一个认识——“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这完全违背了马克思、列宁、一九二四年前的布尔什维克党和共产国际前四次代表大会一贯坚持的国际主义立场。

事实上“自上而下革命”的动力和影响与一九二一年共产国际三大通过的政党组织原则相悖。坚持“共产党组织的民主集中制应该是一种真正的综合，集中制和无产阶级民主的混合体”，大会决议明确地反对把党分割成“主动的执行者与被动的大众”两个部分，反对“形式或机械的集权化，因为那将意味‘权力’集中于党内官僚之手，让它可以支配党内其它成员或党外革命无产阶级群众。”

斯大林主义的根源

但是，列宁领导下的布尔什维克经验中确实有一些因素可以说是包含了后来的斯林林主义的一些种子。

列宁的马克思主义（尤其在一九一五至一九一七年间）的优秀质量，是革命战略与革命目标的结合，它随时都充满着工人阶级高昂而毫不妥协的战斗意志、造反精神和激进民主，这是一部难得的融叙述与分析于一炉的伟大交响曲，是革命马克思主义传统最优秀的代表们所生产。这是列宁主义的胜利，并在布尔什维克革命中达到高潮。

列宁的悲剧在于他的这些优秀质量在一九一八年的实践中被压制了，不仅仅是由于残酷的暴力，更主要是当抽象的愿景被带到具体的现实层次时，“工人民主”的简单解方变得问题重重了。工厂及其附近地区的工人委员会和理事会没有足够的信息和知识来做出符合实际的决定，也没有足够的技术和实行经验去执行各项决议，包括管理国民经济、在全国建立足够的社会服务设施、阐述连贯的外交政策、或者管理工厂。在一战对俄国严重破坏的脉络、各种残酷的外国军队对革命的干涉、经济封锁、和内战的恐怖之下，更是如此。

在此脉络下，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给定传播谣言、提出超革命但不可行的方案、甚至煽动反革命的机会）是不可容忍的。这意味着对孟什维克、无政府主义者、左派社会革命党、右派社会革命党、自由派、牧师等等的压迫。只有共产党的专政可以被接受。列宁一直到一九一九年都如此坚持。

虽然这些情况反映了当时局势的严峻性，但也导致了可怕的矛盾——不可避免的权力滥用、犯罪和腐败。布尔什维克以前的盟友——伟大的左翼社会主义革命党的领导人玛丽亚·斯皮里多诺娃，在布尔什维克的监狱里写了一封公开信揭露这场道德的灾难。“你们党有着伟大的任务并且已经开局良好，我们曾经并肩战斗的十月革命必定会成功的，因为革命的基础和口号都扎根于历史的现实，并且有全体工人群众的坚定支持。”但是到了一九一八年十一月情况就变了：

“打着无产阶级的旗号，你们毁灭了这场革命取得的所有道义上的成就。让人呼天抢地的事情都被各省的契卡、全俄国的契卡做绝了，他们对人类的精神与肉体残忍地蔑视，严刑拷打、背信弃义和谋杀，无穷尽地谋杀，不加审讯地杀害，除了发表谴责以外，他们拿不出任何犯罪证据。”

即使是那些捍卫布尔什维克事业的党人也承认这些情况存在。比如威廉姆斯在其一九二一年的著作《贯穿俄国革命》里写道：

“敌人们控诉着‘镇压、专政、暴力’，‘他们已经剥夺了人们言论、出版与集会的自由，他们高强度地进行军事征用和强迫劳动，他们没有能力进行政府管理和工厂经营，他们已经让苏维埃屈服于共产党，他们已经降低了共产主义的理想目标，改变和调整了自己的党纲并向资产阶级妥协了’”。

这些控诉有些是被夸大了，有些是可以解释清楚的，但这所有的情况并不是都能被解释过去的。苏维埃的朋友们也为此扼腕叹息，他们的敌人则号召全世界恐惧和反对他们……

尽管国外势力与日俱增地把他们当作“人类文明的新敌人”，但布尔什维克自己却骄傲地认为自己是在把俄国从文明的崩溃中拯救出来。

维克托·谢尔盖后来回忆道：“‘极权主义’作为一个词在当时是不存在的，但作为一种现实它却开始强加于我们，尽管我们当时没有意识到……看看垄断的政治权力、契卡和红军，我们之前关于“公社政权”的梦想只能归于一个理论神话。战争、应对反革命的国内政策和饥荒（这导致产生了官僚化的食物配给制）已经消灭了苏维埃的民主。它什么时候才能以什么方式复活呢？党活在这样一种认识中：即使是对党权威最轻微的放松，都会造成反动的时候到来。”

列宁主义与斯大林主义

不过列宁过去一直认为，“党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决不能与整个阶级混淆。”正因为如此，党要与工人阶级整体上保持“各式各样、丰富而有成效的”相互联系，“必须在组织上充分实行民主原则”才能做好这一点。这就是说党组织应该根据“民主集中制原则”发挥作用。党的团结性与凝聚力必须体现于党要能够“保证所有少数派的权利，尊重所有忠实的反对意见……每一个[地方]党组织的自主性……承认党的所有职能部门都应该由选举产生并服从罢免”，并且“针对党内问题必须允许宽松而自由的讨论，党内生活要允许有自由的同志式的批评和评判。”这将有助于无产阶级先锋队和最广大的劳工群众密切联系“和一定程度地融合”。（列宁在一九二〇年解释）虽然只有通过长期的努力和来之不易的经验“才能产生正确的革命理论……但这并不是一个教条，并不意味着我们只要紧密联系真实的群众实践活动和真实的革命运动，我们就能假定出其最终的模式。”

一九二三年托洛茨基提出了对“布尔什维克”身份的理解，他的观点与威廉姆斯的观察、一九二一年共产国际决议以及列宁的论述相一致。不过，他是将其用作反对党内正占据主导的官僚保守倾向的论述。

一个布尔什维克不能只是一个遵守纪律的人；他应该在任何时候、任何问题上都要形成自己坚定的判断并勇敢地、独立地捍卫自己的观点，这种立场不仅适用于自己的敌人，也要在党内坚持。可能今天他在党内是少数派，他会屈服，因为他是党的一分子。但这并不表示他的观点就是错误的。

如果经长期的坚持，证明他是正确的，就说明“他向党尽了一份责任”。党需要的不是“阿谀奉承的执行者”，而是一群“坚定、热烈充满个人责任感的人”。他强调：“需要的是批判精神，实践检验精神，思想独立，性格独立，责任感和对自己、对工作都坚持追求真理的精神。”

列宁和托洛茨基的观点也和谢尔盖对一九一七年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具有启发性的描述相一致，他明确地认为：“党就是工人阶级的中枢神经系统，是它的大脑。”当然这个神经系统要通过全身和大脑来回传递信息。谢尔盖说，革命党的党员“应该通过科学的历史分析去揭示当前所面临问题的发展趋势和各种可能。”不仅如此，正如神经系统通过全身传递感觉和信息一样，党员还要与中枢系统保持互动。“为了无产阶级的利益，他们要根据历史的需要去开展可能和必要的行动，而不是凭当时自己的愿望。换句话说，他们要了解现实情况，把握可能性，确保自己的行动兼顾了现实与可能性。”衡量行动的标准就是“无产阶级的最高利益。”谢尔盖这样总结道：

“十月革命向我们呈现了一个近乎完美的无产阶级政党范本。他们虽然人数不多，但其骨干成员都与群众打成一片。长时间的考验——一九〇五年革命，被判非法，流放，监禁，不断的意识形态斗争——已经为其造就出优秀的党员和真正的领导群体，而且他们的思想观念在集体行动中趋同。个人的主动性和强烈个性的派头，在情报集中制、自律性和对公认导师的尊重中被平衡得恰到好处。撇开其组织效率不谈，这个党没有一丁点官僚化的畸形。我们看不到对任何管理规范的拜物倾向；它没有承袭任何颓废甚至令人存疑的传统；它的主要传统就是反对机会主义──这是一个革命精神深入骨髓的政党。”

谢尔盖上面的论述与威廉姆斯、里德、克鲁普斯卡娅以及列宁与托洛茨基的文章都是一致的。他们与盖蒂的意识形态描述完全不同，盖蒂提出所谓的“布尔什维克”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自我毁灭”了。但盖蒂也承认：“布尔什维克党是俄国知识分子与工人阶级追求理想主义、平等主义和社会进步的产物。但到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大部分人最初的理想主义已经失去或者变异了，因为革命者变成了国家官员。”

盖蒂的话也暗示说并不是所有的布尔什维克都腐化变质了，当然确实有一些人没变质。一九三二年流亡中的托洛茨基写道：“在一个被资本主义包围的落后国家，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上，由群众推举出来的工人阶级上层第一次组建了一套强有力的官僚机器，它为群众制定法律，配置其可支配的巨额资源，它被一种内部的相互责任联系在一起，然后将其利益、方法和规约强行变成工人政府的各项政策。”

托洛茨基无情地描绘了一个没有了工人阶级的政府职员形象：“他大吃大喝把自己养成大腹便便的样子，用响亮的声音发号施令，专门提拔下属中那些忠于自己的人，而他自己则又不断向其上级表示忠诚，他禁止别人的批评，并把这当做核心原则。”

同一时期，苏共一位持不同政见者米哈伊尔·留金也称：“斯大林正在消灭列宁主义，他打着无产阶级革命的旗号消灭无产阶级革命，打着社会主义建设的旗号消灭社会主义建设。”留金曾与布哈林共过事，并曾担任过莫斯科地区的共产党领导人，由于反对强制推行土地集体化在一九三〇年被流放，他写道：

“对于党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破坏，即使是党和无产阶级专政最可怕的敌人，最恐怖的反革命者和破坏分子，也比不上斯大林的所作所为……列宁同志的主要战友都被调离了领导岗位，他们中一部分人被投入监牢和流放，一部分人投降放弃了抗争，还有一部分人意志消沉苟延存活，剩余的人则彻底堕落，转而成为独裁者忠实的帮凶。”

列宁自己也曾认识到，政权的窘境就是发现社会主义民主逐渐变成了官僚独裁，这种情况只能通过革命才能解决，把更多的先进工业国家带入社会主义轨道，为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与文化发展提供雄厚的物质基础。摩西·列文认为“一九二四年标志着‘布尔什维主义’的终结”，他还说：

“几年来一群老布尔什维克们一帮接着一帮地尝试着一种又一种方式，试图矫正局势的发展进程。但由于他们的政治传统和组织形式扎根于俄国与欧洲社会民主党的历史中，他们很快就被大量涌进来的新成员和和新组织结构所取代，这导致局势进入一个完全不同的发展模式。党转变成为一个工具──职业化、纪律化、等级化以及所有政治权利的废除──的进程，对于一九二四至一九二八年的党内反对派而言是个绝对的耻辱。”

但是，这些愤慨的党内反对派还是被米哈伊尔·留金恰当地形容的“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阶层”野蛮驱逐和镇压。这个社会阶层尽管声称代表了人民并使用马克思、列宁的语言，但实际上却“完全脱离人民并与之敌对”。

幸存的残余

当然在苏共党员中还有一部分人，他们尽管生活在斯大林主义的氛围中，但他们并没有完全堕落，也没有完全放弃他们之前的理想和列宁主义倾向（其中一部分这群人的命运已经被一些对苏联存异议或者反苏联的学者反映出来，如罗伊·麦德维杰夫和瓦迪姆·罗高文，美国历史学家温迪·高尔德曼也有重要论述）。这种情况也存在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虽然马克思主义理论和革命组织观念日益变得名声不佳和被贬低，但在整个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还是有些人，包括一些国际共产党的领导人仍然继续保持着他们最初的观念，比如印度的罗易，美国的詹姆斯·帕特里克·坎农，中国的陈独秀，意大利的安东尼奥·葛兰西和匈牙利的乔治·卢卡奇，他们在短时期内还继续担任着重要的职务。葛兰西和卢卡奇的理论著作虽然在知识分子和文化领域颇有影响，但如果缺少了对列宁主义的必要论述，它们什么也不是。

在那些深受列宁主义影响并与斯大林版本的马克思主义不兼容的人中，一部分人回归了第二国际的左翼社会民主阵营，一小部分跟随托洛茨基组成了第四国际（他们希望成为托洛茨基所称的“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一些人摘下了革命的面具，而另一些人则或多或少地远离了政治激进主义继续从事马克思主义研究。其中一些欧洲人近来被贴上“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标签，他们经常从事哲学、社会学和历史学的研究并关注许多必须面对的文化与意识问题。在二十世纪末，很多知识分子和学者都倾向于把西方马克思主义与斯大林、甚至列宁对立起来（他们认为列宁应为斯大林负责）。但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两大奠基人卢卡奇与葛兰西都是久经考验而无悔的列宁主义者，他们是在担任本国共产党领导职务期间写下的最有影响力的著作。这些作品内容包括坚持使用列宁的革命政治思想进行建党和革命战略的任务。

尽管有大量关于“共产主义崩溃”的喧嚣，但即使今天──照目前世界的走向看──如此重要的布尔什维克与列宁传统仍将继续吸引着今天和未来的革命积极分子，并被他们继续发展。特别倘若积极分子能够将其应用到实际的抵抗运动和政治行动中去，那么学术讨论很有可能会围绕着列宁与革命民主的议题。 二〇一〇年十一月十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