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革命的主观与客观因素
素侠云雪 著
值十月革命一百周年之际，国内对十月革命话题的讨论骤然升温，各左翼平台的纪念文章出了很多，自由派反对十月革命，指责工人政权杀人太多的文章也出了一些。除了一百周年这个特殊的年数外，引起这种讨论热度的一个重要原因，其实是在当前中国社会矛盾如此尖锐的情况下，不同的思潮在探寻中国将往何处去问题。就共产主义思想中，关于十月革命的经验、教训的总结其实已经很丰富了，因此笔者也只能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尽力做一些澄清工作，以说明十月革命为何必然发生。
一、十月革命爆发的客观因素
探讨这一问题，可以说前人言之备矣。如俄国的帝国主义化，及俄国的落后性并存；俄国国内民族压迫沉重，民族矛盾的尖锐；俄国工人阶级人数虽少，但很集中，俄国大工厂比较多；沙俄政府是一个专制政府，国内缺乏民主，这不仅不利于自由派资产阶级获取政治权力，也不利于工人阶级合法的经济斗争的发展；东正教垄断俄国思想，不利于文化思想的自由发展；俄国1905年革命为后来的革命树立了榜样；第一次世界大战使俄国一般民众生活困难，使俄国社会物资紧缺，这加剧了工人和其他劳动群众的不满情绪等。这些客观因素的共同作用，使得沙俄成为一个充满各种社会矛盾与冲突的火药桶，只要稍有一点火星，如前线战争失利，或某一场抗争运动的蔓延等，都会引发一场全俄的爆炸。即在这种情况下，俄国的动荡只是时间问题，无论是革命还是普通暴动——决定是革命还是普通暴动的，则在于主观因素的作用了。如果沙俄是一个全能主义的专制政权，国内无论合法的还是非法的政治反抗力量均没有，那么，民众的不满首先引发的是普通的暴动。但历史没有实现这种假设，俄国既有资产阶级的，在一定程度上还可以合法活动的立宪民主党（二月革命后改称人民自由党），又有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小资产阶级的各种民主派别，如社会革命党（英文：Socialist Revolutionary Party）、社会民主工党（孟什维克）多数派别；还有工人阶级的革命社会主义力量，如布尔什维克；还有无政府主义力量等。这些组织均提出了自己的纲领，也在群众中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组织和动员工作。这促使这些客观因素所带来的只能是革命，而非普通暴动。
另一方面，俄国的落后又会给革命的发生带来诸多困难。中国毛主义理论会强调“越穷越革命”，但这话并不充满动态的辩证法精神，而只是一种形而上学的刻板定义与表层印象而已。落后与贫困往往还会带来组织动员的困难，文化的落后也会给社会主义理念的传播带来困难，更会给未来的工人国家建设带来困难。更重要的是，在整体落后的社会里建设社会主义，会遇到更大的阻力。如经济建设的资金缺乏，群众整体文化水平低，新技术不易快速利用和推广，群众思想整体保守与领导阶级思想先进之间存在巨大矛盾等，这些矛盾在政治上即容易表现为官僚主义，因此在这些国家发起社会主义革命，保卫革命与争取社会主义民主、反对官僚主义举起的任务就非常艰难；还有是，像俄国的情况，多数人口还是农业人口，存在着非常强大的农村小资产阶级及农业资本主义的自发性。这些不仅在革命后表现出来，甚至在十月革命前也表现为代表农村小资产阶级的社会革命党的一度强大，这促使从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间的艰难一跃。
在1917年的俄国，随着俄军在前线的屡屡失利及国内经济的困难，可以说俄国发生革命的客观条件已经成熟，要能促使革命不胎死腹中，那么就需要主观因素的积极介入，需要充分发挥革命者的主体作用。
二、十月革命的主观因素
在斯大林主义的话语里面，对十月革命的主观因素与客观因素分别容易作如下两种曲解：一是从宏观上强调十月革命的发生及俄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是一种自然发展进程，即十月革命的发生是社会发展规律所决定的必然一环，抽象的历史决定了十月革命必然发生。在此，这种规律如同上上帝之手一样在掌控着人间的一切；二是过度拔高布尔什维克党与列宁在革命中的决定作用，好像革命只是因为有了布尔什维克与列宁的领导下，才得以发生，列宁如一位先知与神灵一样掌控着一切，至于其他群众力量，如工兵苏维埃、赤卫队、工会、工厂委员会等，都在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下被动地发生着作用，而其他社会主义政党，如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等，均天然的是革命的死敌，甚至让人不知他们同样称自己是“社会主义者”。在这样的曲解中，似乎过度强调客观因素与过度强调布尔什维克的主观因素，是不可调和的矛盾，但事实上二者有着紧密的联系，列宁被这般不肖门徒与那上帝对应起来看了，而在这种历史曲解中，真正掌握着上帝之手的，是列宁神像背后大大小小的各个官僚们。两种曲解在这种意义上实现了统一。
而在中国，由于官方在国民教育中对俄国革命的历史叙述也主要来自于斯大林主义体系，因此在主观因素与客观因素的关系问题上进行澄清的工作就显得非常必要。此外，现在很多自由主义者则认为，俄国革命主要是布尔什维克党阴谋策划的，一切过错、杀人等等，都是布尔什维克的过错，是布尔什维克使得俄国没能走向一条和平的民主自由道路。这又将主观因素拔得太高，而无视客观因素的存在，其目的不过是欲告诫中国人，要告别革命，改良万岁。而要反驳自由主义者的这种言论，靠斯大林主义的思想固然是无法成功的，因为二者都过度拔高了主观因素，更何况斯大林主义的解释里充满了对历史事实的歪曲，靠谎言来驳斥曲解，只不过似两个黑帮在械斗而已。
主观因素在革命中的作用是什么呢？如果说客观因素决定了革命必然会爆发，那么革命的主观因素将决定着革命能否取得成功，会取得怎样意义上的成功。也就是说因主观因素可变性强，其偶然性也更强些。就推动俄国十月革命的主观因素讲，无疑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是自发地参与反抗的群众，一是革命共产主义的党——布尔什维克，及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中分化出来的左翼，如左派社会革命党；而阻碍十月革命的力量，主要来自资产阶级、富农、地主、军官与文官等统治阶级及其官僚，还有是温和派社会党人，如孟什维克的绝大多数派别，社会革命党，及资产阶级的人民自由党等。两者力量的对比及推动力量与反对力量各自内部的相互关系决定着十月革命的成败。
历史中进步与反动，往往是相对而言的，随着历史的变化而变化着。在二月革命前，无论社会革命党还是孟什维克、布尔什维克，均是一种摧毁沙皇专制统治，并维护普通工农利益的进步力量。但二月革命发生后，当各地工兵苏维埃，甚至农民苏维埃发展起来，而双重政权形势形成时，由于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等更致力于在俄国先建立一个资产阶级民主社会，并因此而主张权力归于临时政府，而要求苏维埃服从临时政府时，这些号称社会党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从纲领上讲）的进步性就在迅速丧失，而且群众运动越发高涨，其保守性就越大。[1]当前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往往在指责布尔什维克搞暴力和带来屠戮，葬送了俄国走向“宪政民主”的道路，但忽视了正是那些坚持资产阶级宪政民主的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等掌握的临时政府在七月起义时向群众开枪，正是他们捏造谎言，指责列宁和布尔什维克等是叛国贼、德国间谍，查封布尔什维克报纸，并对布尔什维克成员进行逮捕。即使从资产阶级法律的角度上讲，如果说是因布尔什维克叛国而需要取缔其合法地位的话，那么这一切也需要在法院的正式判决下达后方可实行吧，否则还只是“嫌疑人”。自诩公正的自由主义者恰恰在这个问题上迅速显示出其超出抽象的“法律”的阶级性来。
但俄国客观条件首先带来的，是群众反叛情绪的日益高涨。二月革命时，起义的工人和士兵到处在成立苏维埃，这在当时不是出于对某一党派的政策的执行，而是群众在斗争过程中，为组织抗争和协调行动而形成的各种代表会和会议，而1905年革命中建立的苏维埃为此树立了榜样。这种苏维埃与中国1927年至1936年间形成的“苏维埃”大不相同。苏维埃起于斗争，各不同的党派参与其中，群众通过比例代表制选举确定其成员组成。而中共在苏区的苏维埃则并非在革命高潮时期，由群众的各种委员会发展而来，更多是建立在红军的军事占领基础上，其选举亦无多党参与，实质上主要是中共在地方的行政执行机构而已。
虽然有了民主的和工人、士兵广泛参与的苏维埃，但它的前景还不明朗。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不过希望它成为一种临时政府的咨询机构，能反映一下工人群众的民意而已。之所以这样，是因为这两个自称“革命党”的党认为在俄国落后的情况下，只应先进行民主革命，建立民主代议制，等资本主义经济、政治、文化有了相当的发展后，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布尔什维克虽在早期提出“工农民主专政”的口号，但实际内容不过比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稍稍激进些而已。在这种情况下，群众的革命热情实际上很可能戛然而止，如同德国革命一样，苏维埃让权给国会。或者反动势力的加强与群众高涨的斗争热情相冲突，其结果必然因群众缺乏很明确的斗争纲领和组织性而趋于溃败。
在此会有人提出质疑，说布尔什维克其实是落后于形势的，1917年4月（俄历）前就落后于群众的革命性，反而有些接近于孟什维克；在后面也主要是被群众的自发斗争所推动着，因此布尔什维克最终夺取政权，其实主要是群众自发运动推动下的产物而已，又谈何“领导”群众呢？但这样的疑问者，其实正忽视了历史事实，也无视革命运动发展的辩证规律。首先，革命的理论必然来源于实践，其中一部分来源于先前的理论——即先前革命者对实践总结的凝结，另一部分来自对当下实践的解释与理解。而布尔什维克在二月革命爆发前其实已经在理论上做了充分的工作，其印刷、出版了大量马克思主义理论书籍和小册子，列宁、托洛茨基（二月革命时还不属于布尔什维克）等也创作了大量理论作品，这些理论作品教育了布尔什维克的广大干部与党员，用坚定的原则（如国际主义原则，工人的解放是工人自己的事情的原则，宣传与鼓动相配合的工作方式，其他一些基本的马克思主义素养等）塑造了一批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布尔什维克在四月前虽然尚未完成发起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向，但其工会工作、鼓动工作等均有一定进展，虽然比起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来还弱小很多。如果没有先期的这种准备，即使列宁在四月时回国，《四月提纲》中主张将革命转向社会主义革命的不断革命论主张便会鲜有人追随；甚至可能都无法出现有着深刻理论思考的列宁。而布尔什维克的国际主义原则也必然使其坚持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立场，这在战争危机越发深重时，正呼应了群众对和平的诉求。布尔什维克已有的组织与宣传鼓动网络，正好能迅速将四月转变后的新立场向广大工人群众大力宣扬。否则，弱小的组织力量往往难于将革命的理念传达给普通群众。如德国1918年革命发生时，斯巴达克团只有二百余人，这种力量使得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等人甚至均未能入选全德工兵苏维埃代表大会。虽然后来成立的德国共产党在力量上有较大增长，但最佳时机已经失去，德国社会民主党控制下的苏维埃最终将权力完全交给了资产阶级政府。
因此在从二月到十月的进程中，主观因素的辩证过程便是这样的：群众运动随着局势恶化不断高涨，坚守临时政府，未能满足群众需求的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日益失去劳动群众和士兵的信任，而提出“和平、面包、土地”，提出一切权力归苏维埃，主张彻底推翻临时政府，同时不信任所谓“清一色社会党人政府”的布尔什维克，得到越来越多的群众的支持。这首先反映在，布尔什维克赢得了彼得格勒工兵苏维埃的选举，再又赢得第二次全俄工兵苏维埃代表大会的选举（而且是多党自由选举）。这一切均是通过民主的方式，而非一些人指责的“专制手段”所赢取的。甚至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不肯面对自己在苏维埃竞选中的失败，其掌控的第一届全俄工兵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尽力否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召开。[2]
而1917年11月7日（旧俄历10月25日）时的起义行动，更与革命的主观因素的充分发挥密切相关。在理论层面，列宁在十月革命前所创作的《国家与革命》充分阐述了无产阶级专政所应坚持的一些基本原则，如应当彻底打碎资产阶级政权，新生的无产阶级政权应实行无产阶级民主。这意味着要同任何参与临时政府，或简单同其他社会党一起在临时政府的框架里组建社会党人政府的打算进行毫不妥协的斗争。即问题在此显得很明显，是促使无产阶级的民主机构——工兵苏维埃来掌握政权，取代并推翻旧的资产阶级政权临时政府，而非争取布尔什维克这一个共产主义的党成为某个政府的执政党。虽然依照当时形势发展的情形，甚至布尔什维克在莫斯科和彼得格勒的杜马选举中都很占优势了。即正是在这一问题上，共产主义者的目标不是如斯大林主义者理解的那样，要以党来指挥人民，以党来代表人民执政，以共产党来掌握一个政府，就可以真正建起无产阶级专政与社会主义民主来。因为这种想法正好带来两种结果，要么对议会活动的迷信，并因此而充实了认为在议会中执政就可以带来劳动人民的政权；另一面，则带来工人政权只能是一党制的理念，似乎只要有共产党一党制政权便等同于无产阶级专政。与之相反，工人政权的稳固建立于工人阶级及其他劳动人民直接参与政治工作的程度，而十月革命提供了现实的例子，劳动人民参与政治的热情越高，对直接掌握国家权力的愿望越强烈，工人阶级的真正代表——布尔什维克所得到的票数就越高。如果能在未来更好地促进劳动者的积极参与精神，则越容易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
总之，群众热情的高涨与布尔什维克正确的政策，加上对起义时机的有效把握，这二者相结合方赢得十月革命的胜利，并击败各种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别，防止群众在自发性的指引下陷入他们设计的向美好幻象——资本主义民主制——中。
三、十月革命之后
在十月革命后，俄国经历了同德国签订和约的斗争，终于终止了对外战争；经历了工兵农苏维埃制还是资产阶级议会制下的立宪会议的斗争，并迅速以苏维埃的胜利而告终；解散立宪会议后，紧接着而来的是红色政权与各种白军及外国干涉军的三年残酷的内战。内战结束后，苏联终于实现了和平，并开始了建设时期，在1921年推行了新经济政策，向一些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退却。再往后，便是斯大林主义和官僚主义的全面夺权。如果从一种抽象民主的角度讲，似乎这总是布尔什维克的错误，正是它不顾俄国落后的状况提前发动社会主义革命，才导致了血腥和独裁，斯大林只是列宁的继承者。或者有人（承继于卢森堡）这样讲，即使是一次伟大的失败，也要好过为了保持政权而采取的各种特别措施：委任制、强制劳动、限制一些反对派的言论、契卡、余粮征集制、镇压水兵起义、布尔什维克一党专权等，因此革命社会主义者应坚持形式民主，哪怕换来的是失败。
前一种质疑来自孟什维主义，这种主张仍不脱离革命阶段论，似乎人类只是历史客观规律中的齿轮。这种主张其实将社会主义革命放置在了不可知的遥远未来，因为哪怕是在资本主义民主制中，总会有各种理由，如工人多数还未要起来革命，经济还没到世界最先进的行列等为理由，来拒绝革命。其实，社会主义革命成熟的客观条件是，有了一定程度的资本主义发展，有了一定数量的工人阶级，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整个国家的生产中起主导作用，而世界资本主义已经联成一体，这时，建立一种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社会的客观条件就日经可以说成熟了，在这种情况下，工人阶级有能力掌握国家经济命脉，有能力掌握政权，有能力在这个过渡社会中通过发展生产，限制市场的自发性等，来向社会主义过渡。
另一种质疑根源自各种极左派、工团主义。似乎革命只是为了保持“圣洁的荣誉”。但首先，残酷的战时状态下（尤其是资产阶级的军事力量极其强大，又有众多外国干涉军），想不依靠铁的军事化纪律来解决战争问题、军事问题，不具备现实条件。其次，布尔什维克在此时为维持政权所采取的措施均是针对反对苏维埃的力量，而非像斯大林主义那样，在革命组织内部搞肃反，镇压异己。第三，当时社会主义民主与自由在很大程度上仍得以保留，人们可以公开批评契卡的工作，法庭审判可以做无罪辩护，苏维埃选举并未禁止非叛乱党派参选（左派社会革命党叛乱后，还出先后现过从左派社会革命党中分裂出来的两个苏维埃党派：俄国革命共产党和俄国民粹主义共产党）。第四，如果工人阶级很快为“荣誉”失败了，那么在战时状态结束后，由战时的高度集中状态走向和平下的正常的社会主义民主状态的机会都是谈不上的；且一次失败的革命会带来反动势力的大屠杀，群众热情的长期低迷等等，这在德国、匈牙利、芬兰等国均可看到。与之相反，十月革命的成功发动，在整个世界都引起了极大的震撼，各国纷纷成立共产党，在欧洲有过几次大的革命运动。
当然可惜的是，在欧洲革命未能取得成功，而俄国内部由于其落后所导致的官僚主义自由势力越发强大的情况下，坚持革命与社会主义民主精神的左翼反对派最终没能成功，列宁在1924年去逝，又严重削弱了社会主义民主一翼的力量。这使得从战时的紧急状态到和平时期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正常过渡未能完成。但我们仍见到左翼反对派在后来十几年的时间里，为了反对官僚主义和恢复社会主义民主，进行了不懈的斗争。而这斗争的思想（主观因素的重要一面），仍主要是来自列宁、托洛茨基等为代表的布尔什维主义。
总之，客观的革命形势虽然不是靠主观努力就能轻易换来的，但在客观形势具备时，如果共产主义者自己能力提升得不够，不能与高涨的群众斗争热情相结合，无法提供思想与组织的力量，那么，大则丧失发动社会主义革命机会，小则丧失使自己大规模走入群众和使共产主义力量成为群众性组织，及扩大群众自我组织的机会。
[1] 举《孟什维克关于立宪会议选举投票的传单》中的文字来证明其反动性：“如果你们投布尔什维克的票，就是投制造内讧的政党的票、投政治冒险者的政党的票，投奴隶造反的政党的票，而不是投公民革命的政党的票。”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137页。在此这个自称自己为“工人政党”，“必须为社会主义进行斗争”的党在反对“奴隶造反者的党”。
[2] 在《工人和士兵代表苏维埃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咯书》中讲道：“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认为十月份的代表大会是没有被授权的，并决定 着手准备召开新的工人和士兵代表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工作。……我们面临和任务是：尽一切可能干预由那些冒险家人为制造的苏维埃与立宪会议的冲突。”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180—18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