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消课外辅导班,还是取消竞争性教育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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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4日,中央有关部门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不仅在网络上引发了众多讨论,而且迅速冲击到当下的校外培训服务机构。可预见,前几年非常火的以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为主要服务对象的校外培训与托管机构会遭受重创,更多的“补课”和“培训”会转而在校内完成。但减负喊了多年,学生负担却未见减少,人们的注意力也常常被“应试教育”还是“素质教育”,“精英教育”还是“大众教育”所吸引,而忽略了当下教育问题产生的经济与社会根源,与之相关的替代性前景也被人所忽略了。

一、校外培训的兴盛与公立中小学教育质量不足

校外培训及一些私立学校兴盛,首要原因在于公立教育发展不足和教育资本的大量投资。首先,是师资力量不足及教学质量不足。公立中小学的教师分有编制员工和合同工两种,合同工又占有相当高比例(各地比例不同,目前尚未见具体统计数字)。合同工在收入、福利上与在编教师比有很大的差别,而这很大程度上是政府节省教育财政支出的重要手段。多数合同工教师工资很低,工作也不稳定(多数只有三年的合同期),在教学中自然缺乏热情,而参与校外培训则可以获得更高的收益,因此其工作重点也很容易会放在校外培训上。对于在编教师而言,当校外培训产业发展起来时,他们比合同工教师有更强的竞争力,自然也不会完全拒绝校外培训兼职。更兼教师编制紧缺的情况下,很多大学毕业生会进入私立学校或校外培训机构工作,其工资至少比公立中小学合同工要优厚。在此情况下,校外培训机构得到了更好的师资力量,公立中小学很多教师反而在学校不认真授课,甚至于有人会把学生推销给自己就职的校外培训机构。很多父母也对公立中小学的教育质量不抱太大希望,把提高孩子分数的希望交给了校外培训机构。

其次,公立教育不能覆盖全民,如很多农民工的子女无法进入其工作城市的公立学校就读。对很多农民工而言,如果不想让子女做留守儿童,那么就只能进私立的农民工子弟学校就读。

第三,随着资本大量涌入教育产业,私立学校和校外培训机构拥有了越来越强的竞争力。除农民工子弟学校外,私立中小学多为贵族学校,大投资加高学费能保证其开出更高的工资,吸引更好的老师前去任教,又可以在校内通过教师的高强度劳动确保学生成绩。校外培训机构则几乎完全是脆弱的公立中小学教育的补充而已,资本正好找准了这一缝隙,且有实力与脆弱的公立教育竞争,或者说打败公立中小学教育。

第四,公立教育还有其他一些不足之处,也与财政投入不足有关,如普遍实行大班授课。如果要普遍实行效率更高,对学生成长更有利的小班授课,显然要招聘更多老师,提供更多教室,也意味着更多的财政支出。

第五,则是教育产业政策发展的结果。教育产业发展起来了,政府有税收,国内生产总值有巨额增长,官员有政绩。于是,只要中央政府不阻止,实际上就等同于鼓励。其实,即使现在说了要严格限制校外培训,也因教育产业化的大局和教育资本投资的现状,会大打折扣,一些实力雄厚的教育资本同样能继续找到新的教育投资方式。

此次要求严格管理义务教育阶段的校外培训,很多父母自然是叫好,因为校外培训确实加重了一般工人、职工和农民的教育负担,这使得义务教育事实上并不免费。也有一些父母会焦虑,因为公立学校的信誉很难恢复,人们总觉得这样会让孩子在竞争上不占优势。很多人认为严格限制校外培训,会增加贫富之间的教育差距,如富人有能力聘用家庭教师来进行一对一的辅导,但穷人只能接受学校统一安排的课外培训,这样的想法基础在于父母们的焦虑。此外,取消私立学校,最容易受打击的当然是大城市的农民工子弟学校,可预见未来一段时间外来农民工子弟在本城市上学会更加艰难。这种对取消课外培训会带来的问题的担忧并非空言,但也只说到了表层现象而已。无法在大城市买房的农民工,其子弟如果要与城市其他孩子同样上学,那城市房地产怎么保证学区房的高价?且当地政府岂不要花更多的钱在公立教育上?公立教育质量有限,竞争性教育下唯分数是从,在市场竞争中“追求卓越”的校外培训机构当然也就成为人们通常信赖的提分机构了。

二、教育不公平的原因哪里?

无论是政府还是民间舆论,多会提出一系列措施去解决教育公平问题。如现在政府提的打击义务教育阶段课外培训业自然也会称以实现教育公平为目的,一些舆论反对打击教育公平,也会以实现教育公平为口号。之所以坚持高考,其理由也是为了实现教育公平。但所有这些关于教育公平的考虑都只停留在权利的层面而已,所以会有相反的主张都称自己是要实现教育公平,这教育公平也就只成为招牌而已,但教育不公平的现实,却在愈演愈烈。

教育不公平其实与应试教育还是素质教育没有什么必然的关联,也不是课外培训所导致的——这些都是果而非因。资本主义本身必然导致教育不公平。资本主义必然导致贫富分化,富有的资本家、企业高管阶层、高级官员,同收入丰富的中产阶层,同普通的工人阶级、底层小资产阶级家庭对于子女教育的投入本身就不可能划等号。资本家和富有的职业经理人的子女在教育上已经远远超脱于一般公民接受教育的范畴,无论是昂贵的家庭教师,还是出国留学,均在其可接受范围之内,无论如何其子女均有机会在教育上高出一般平民子弟一头。如果公立的初中小学有优劣之分,那他们就总有手段(如轻松购买学区房)让小孩上好的公立学校。如果有优质的私立中小学,那他们也不会缺钱让子女上这些贵族私立学校。所以无论国家教育政策怎样变,他们都有让子女接受贵族式教育的门路。而一般的工人阶级和底层农民家庭子弟(尤其是连家庭教育都缺乏的留守儿童),在教育中自然是受忽视的一群,不能上好初中,或是初中时补课力度不足,能考上高中的概率就更低,考上好高中的概率更低,上大学的概率也会大大低于资本家和中产阶层子女。

从另一层面上讲,要解决教育不公平问题,就要解决贫富分化问题,而解决贫富分化问题,就要终结资本主义。有人可能会把解决解决教育不公平的出路在于恢复毛时期的教育体制,认为当时没有资本主义,故而有教育公平。但这不过是一种谎言,消灭资本主义不必然带来社会公平和教育公平。甚至中国当下的一些教育不公平,也与毛时期的教育政策有关。如各地的“第一中学”多数就是毛时期作为重点中学而设立的。在当时,城乡之间既存在着贫富鸿沟,也存在着教育质量的鸿沟。更何况,国内还有高干子弟学校,更是独有的官僚特权之一。由此而言,要实现教育公平,既要消灭资本主义,也要消灭官僚等级特权和城乡二元等级,这意味着未来的出路不能是回到毛时代,而是要带来平等的真正的社会主义民主。

三、中考、高考与劳动力再生产

中考、高考均极受中国父母关注,因为这两项考试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一个学生的命运。中考决定一个学生是进入高中还是职高、中专,如果进入高中,那么就有全面的机会考大学,也有50%左右的比例能上大学;如果进入职高或中专,上大学的机会就会少很多,上全日制本科的机会就更是极为稀有。在工作前景上,能上大学,就有机会找一份白领工作,就有一定升迁企业领导层的机会;如果不能上大学,无论是高中毕业生还是职高、中专毕业生,其前景多数会成为蓝领工人阶级,或是服务业体力工人,或是作一些小商小贩。而既然在工人阶级之中已经形成了收入差,那么这种争前途的中考、高考就会有强大的竞争性,而围绕中考的初中教育和围绕高考的高中教育,就事实上只能是充满强烈竞争性的应试教育。这是劳动力再生产的需求所决定的。

在当下的中国,初中升高中和技校的比例只有62.9%,其中河北、黑龙江、河南、广西、海南、贵州、云南、新疆数地的初升高比例低于50%,另外,山西、吉林、安徽、江西、广东、西藏数地不足60%,超过70%的仅有北京、天津、上海、江苏、浙江、重庆数地。[1]也就是全国仍有相当数量的初中生毕业后直接进入生产环节,廉价劳动力输出大省河南的初升高比例只有46.37%[2],不能进入高中者多数都成为工厂工人与底层服务业工人劳动力大军的一员,进入高中而未能考上大学的人也有相当一部分进入体力劳动力大军。

因此可以说,教育其实主要要为培养未来的劳动力服务。既然生产与资本占有之间存在不公平,生产环境和劳动待遇存在巨大差别,既然这个“世界工厂”需要丰富的流水线工人,那么就要保证有足够多的没上过高中和大学的人来进入流水线,这可能也是河南初升高比例不高且有逐年下降的趋势的原因了。而目前发展职业教育也是为了工业生产,很多职业学校拉学生去工厂廉价甚至免费“实习”,更是这一现象的直接突出表现。为了保证劳动力的层级,也为了保证一般体力劳动有足够的后备大军,大学的扩招就有其限度,甚至高中的普及都无法很快普及。

由于当前的教育其实是在参与未来劳动力的再生产,学生当前所受的教育,或者说各个学生在教育上得到多少投入,是其未来劳动力价格(即工资)的一个重要基础。如果不同行业、地域、工种、等级之间的工资及与福利待遇间的差距拉大,那么在稍有馀力的情况下,人们投资到孩子教育上的费用也会加大,甚至会在劳动者的收入中占据相当高的比重。这一需求的旺盛也同样促进课外培训的发展。这些现象也必然加重学生课业负担。与之相关的还有热炒学区房的现象,这又是房地产业借人们教育需求催生起来的。竞争性教育下,为了保证某种表面的公平,难免在升学问题上重视考试、分数、名次等,教育方式就必然是应试教育而非素质教育。其实我们获得的知识及获得知识的能力,与考试之间必然会隔着一层,再活泼的试题,也总有应试技巧可以应对,而分数的高低虽与知识水平有一定关联,但不必与知识水平高低划等号。从父母,到学校的老师和官员,恐怕都更重视的不是知识水平的实际获取,而是分数,因为知识水平的实际获取水平如何,事实上是考不出来的。知识本是多元化的,艺术水平如何能与科研水平相比较高低呢?但因分数却是眼见得着,耳听得着的,所以是目前升学体制所必须要有的。为此,能提升分数的课外培训机构更易成为公立教育质量不足情况下人们的首选。

四、出路:取代竞争性教育体系

取消竞争性教育体系,意味着取消从小学到大学的竞争性入学考试,使接受各级教育成为一项公民权利。再细说,这意味着,义务教育应该扩展到高中,所有初中生都应上高中;高中毕业生可自主决定去接受技术性教育还是接受大学教育,亦或直接去工作;公民只要有意愿皆可上大学,取消国家层面一本、二本之分,当然这也意味着大学成为一种带有功能性的师生自治团体。

有的人会问:如果取消竞争性教育,那高中和大学的教育资源怎么可能够呢?这本身就是不公平的,岂不是让学习很差的人也能去上大学?这样的话学历还有什么价值?如果谁都能上大学,那么如何能保证大学教育的质量?如果人人都能上大学了,那还有谁去进工厂,谁去种田,谁去做清洁工、公交司机呢?

但这些问题都是在不超脱现有的教育体制才会提出来的。如果说要所有人适龄人员都上高中和大学,那么中国大陆当下的高中与大学教育资源显然远不足够。但高中与大学教育资源又绝非完全不够。当下校外培训机构吸引了大量的教职人员,他们完全可以转去中小学当老师。现在每年师范院校毕业生都有很多人无法找到教职,如果普及高中教育,也可以通过增加师范生向学校就业的比例来完成。至于高中校舍与其他硬件的问题,这就更是一个教育财政支出的问题了,在当下中国大陆的经济条件下(基建狂魔),这一点恐怕并不难做到。大学要做到更高的普及率,要做到使上大学成为一项公民权利,时间要花得虽多一些,但并非不可能之事。单以财政教育开支为例,中国大陆现在教育财政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仅略微超过4%而已,但如果达到8%,甚至10%以上呢?这并非是空想,如古巴的教育财政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就超过了10%。所以,问题不在于有多少财富,而在于财富如何分配;不在于能不能做到,而在于是否有能做到的想象力。而且,增加教育投入也可以增加促进教育公平的潜力。

至于说认为学习差的人和学习好的人本来就应依照成绩来上不同的学校,这便是受到现在竞争性教育体制的影响,把教育中的竞争、选拔当作天经地义的事情了。是的,依照现在的竞争性教育体制,不给划出本科、大专、中专的等级来依成绩招收学生,就不公平。但是,现在这种选拔下的标准——成绩,本来对不擅长应试而有其他才能的人而言是一种不公平;或者,又使很多体育、艺术特长生只专注于体育、艺术特长培养,而忽略文化课学习。人的个性千差万别,非使用统一的标准来衡量本来就在扼杀个性。而统一的标准,倒正好为不需要个性的各种生产流水线(从工厂到白领办公室)所需要。其实,要尽量保证个性的发挥,最好的自然是让人们依照自己的兴趣去学习,充分发挥各个人的特长,要做到这一点,自然当打破统一的分数录取制。

有人会质疑,这样取消成绩录取制,难道不是要学几十年前一样搞白卷先生、工农兵大学么?这样的疑问完全忽略了两者性质的不同。其一取消竞争性教育体制,是要实现对知识的真正重视;提倡白卷先生和工农兵大学生,则重点不在知识,而在政治。其二,无论提倡白卷,还是工农兵大学生,都没有跳出竞争性教育的大框,而且,这种竞争还不是知识(事实上主要是分数,部分反映知识)的竞争,而是政治态度、政治背景、出身贵贱的竞争。取消竞争性教育,是要抛弃分数的指挥棒,使学生能在尊重兴趣和自主性的基础上获得更好的发展。

很多人担心这样取消高考,而让全民有进大学的权利,会影响大学的生源质量。不可否认,相对于目前激烈考试下进入大学的学生而言,这样确实会影响生源质量,但未必会真的影响教学质量。首先,在当下的大学中,很多学生其实并不是认真学习的一群,可能是老师讲课枯燥,可能是觉得课程内容与将来工作无关,可能觉得只需要为了考研、出国谋个好分数而已,或者是专业与兴趣不合。如此的大学教育本身就是反人性的,它使很多学生脱离自己的兴趣,所学专业只是为了谋个好工作——即成为未来劳动大军中能占优势的一员。而且,目前的高考制度让多少人与之仪的学校和专业失之交臂啊!所以,使上大学成为一项公民权利,只不过使让人摆脱异化,重获自我的一种方式而已。同理,上职业技术学校也应成为一项公民权利,应使人们是否选择上大学,是否选择上职业技术学校,不是为了在未来的职业上分三六九等,而只是凭兴趣而已。

如果说担心人人都有上大学的权利后,没人进工厂,或是没人愿从事体力劳动,那首先难道不应指责工厂里工作时间长,劳动条件苛刻,工伤频发,工资过低,劳动技术低下,流水线工作枯燥无聊、工作场所污染严重么?很多毕业的大学生不好找工作,难道不是因为强迫其他人加班把很多大学毕业生挤到了劳动后备军的境地么?

当问题探讨到这里时,我们已经能看到,要取消竞争性制度,不可能局限在教育领域来实现,而需要社会的整体变革才能实现,因为教育与工作、阶级关系及财富分配、家庭系统、政府财政支出、经济发展、地域平衡等情况等都密切相关。只要经济与社会中存在着资本主义竞争,存在着阶级对立,甚至在工人阶级内都存在着贫富分化(甚至不需要是很悬殊的贫富分化),那么,竞争性教育都是社会难以避免的选择,人们就力争要通过增加家庭教育投入,增加学生的课业负担来提升分数,为未来收获更高的劳动力价格。尤其是在中国大陆,多数工人工资水平很低,农民收入更低,地域经济差距大;城市房价高企,白领阶层焦虑严重,更加剧了教育中的竞争。因此要结束竞争性教育,要真正减负,使儿童有真正自由快乐的童年,让青年有依据兴趣与个性自我发挥的馀地,那么结束阶级对立,结束不均衡发展战略,结束普遍的低工资和加班,结束贫穷,就是必然之义了。


[1] 教育部:《各级普通学校毕业生升学率(各省)》,http://www.moe.gov.cn/jyb_sjzl/moe_364/moe_1172/moe_1178/moe_1180/tnull_15721.html

[2] 河南甚至有逐年下降的趋势,如2014年为56.25%,2018年为54.37%,虽然统计方法与教育部的数据有一定差异,但下降趋势当是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