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危机面前组织起来
[加拿大]约翰·克拉克（John Clarke） 著
南川雁 译
作为一名安大略反贫困联盟（Ontario Coalition Against Poverty, OCAP）的组织者长达三十年后，我现于多伦多约克大学（York University）开展抗议运动与民主（Protest Movements and Democracy）的课程教授活动。公平地说，我在贫困的工人阶级群体中的斗争经验，极大地影响了我对抗议与民主的看法。我们生活在一个不平等的、剥削的社会，一个无所不用其极地为财富和权力的利益所服务的社会，并且我们也没有理由相信正式投票权曾从根本上改变过这个现状。为了推进民主切实有效地进行，工人阶级必须意识到自身的权益，并联合起来，捍卫自身权益。
劳动人民独立进行组织的权力和能力，是决定社会力量平衡的绝对核心问题。即使在赢得了一定程度民主的地区，工人阶级组织也在被全力遏制。虽然加拿大政治领导人着重强调代议民主制，但尤其重要的是，这是一种仅代表有产者利益的政治系统下的不情愿的改良形式。在1647年的帕特尼辩论（Putney Debates）中、英国议会制度的伊始，克伦威尔军队的显贵们就明确表示：他们无意给予普选权。1819年，于曼彻斯特的血腥彼得卢屠杀（Peterloo Massacre），也展示了执政当局是如何看待民主权利的呼吁的。此种情况在这个国家也无任何不同：加拿大联邦创造了只应用于拥有财产的男性的代表制度。女性与工人阶级男性投票权的争取，经历了后来漫长岁月的斗争过程，才终于得以获得胜利。
选举之外
然而，直到今天，在这个权力与金钱的影响无孔不入的社会，投票权带给劳动人民的争得利益的能力，是极其有限的。因此，能够在选举的竞技场外行动的、独立的工人阶级组织是绝对必要的，这些独立组织，尤其是工会，都在斗争中有着重要的决定性作用。
就像特权的扩展是一种从有产者身上争取来的让步，建立工会、以及和雇主集体谈判的权力，也是通过了工人阶级长达几十年的反抗斗争，才得以实现。
然而，统治阶级在迫于工人阶级压力下做出的战略性撤退，绝不会毫无回报。劳动关系立法的通过，或许会赋予工会一定的权利，但它也确保工会被纳入、被限制于一个受管制的制度内，一个将其限制在个别集体协议框架内的系统，从而限制其行动能力。同样地，当群众抗议于工作场合之外的问题时，政府会制定一套将工人从动员中剥离开来的协商方法，从而将问题引渡至安全的官僚政治频道。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心照不宣的共识，在紧随二战而来的经济繁荣时期，以最成熟的形式出现在全球北部的富裕国家，并在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新自由主义时期得以继续维持。
尽管统治阶级从前对工人阶级运动的让步被强烈地逆转，工会被迫撤退、基础社会建设被大幅削弱，工人阶级所诉诸的激进的、反抗的、广义形式的社会斗争却常常被阻止或剥夺。
2007年的金融危机和大萧条，以及随后几年伴随而来的疲弱复苏和财政紧缩，威胁了这种社会平衡，一种新形式的斗争和组织应运而生。十年前，阿拉伯之春于中东和北非展开。在全球危机和地区特殊性的释放和推动下，社会性爆炸的强大浪潮引发了高层权威的憎恨和恐惧。
在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的冲击下，这场正在攀升的浪潮也被有所激励。
愤怒者运动（Indignados movement）在西班牙兴起，抗议者们占领了全国的公共广场。同年，“占领运动”（Occupy movement）在全球范围内蔓延开来。关于这一热潮的性质和影响，有很多值得探讨的地方，但它显然是在试图表达深刻的社会不满，并在长时间占据公共空间的过程中，努力解决运动建设和参与式民主的问题。毫无疑问，它得到了巨大的支持，并在许多将要继续试验新的斗争形式的人的思想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2019年世界各地的抗议浪潮，尽管有很多地域本身的根源，但从南美到香港，走上街头的年轻人都是“金融危机的孩子——在其替代者出现之前，他们是在经济和政治正统的崩溃下的、诡谲而狂热的年代里成长起来的一代人。”
接下来的一年，为了追求资源殖民主义（resource colonialism）的进程，在维特苏威坦（Wet’suwet’en）领土上铺设管道的举动，引发了一场由原住民领导的集体运动，对经济造成了严重破坏，并造成了政治危机。
在所有这些斗争中，新的抵抗形式和组织方法因此而涌现。
对新自由主义时期特点的抵制：低工资、岌岌可危的工作的不断扩散——也在同一时期出现了。
围绕最低工资和工人权利的斗争激增，其中就包括 “在安大略省争取15美元和公平”（Fight for $15 and Fairness in Ontario）的斗争。民众在许多方面提出了要求，重点是获得得体工作和充分的公共服务的权利，而这些要求，恰恰是不能通过在选举时进行简单的投票，从而得到充分解决的。
在美国，对教师工作条件的破坏，加上被财政紧缩所打击的公共教育，引发了来自广大普通教师的抵制浪潮，这些教师力图让他们的工会民主化、并且恢复活力。
疫情危机
这一全球性流行病的爆发、它所引发的巨大经济衰退以及气候灾害日益严重，其影响加剧了社会和政治危机，并使建立抵抗运动的紧迫性上升到一个新的水平。随着疫情的持续，工人和社区面临着如此局面：政府不顾一切地复工营业、甚至把经济利润看得比人命还要重要。
与此同时，封锁措施被姗姗来迟地、不情愿地实施，导致数百万人面临经济困难，住房受到威胁。此外，这两者的负面效应，大规模地、不成比例地，遭遇在被种族分化了的工人和社区身上。在全球范围内，贫困的国家全方位地面临着危机带来的全部影响，上至严重的社会混乱，下至无法公平地获得疫苗。
在这种情况下，人民的民主意志，由抵抗运动来维护。
去年（2020年），在美国明尼阿波利斯发生的乔治·弗洛伊德的种族主义谋杀，引发了一场真正具有历史意义的黑人生命运动。这一热潮表明，在危机带来的现实变化中，争取种族平等的斗争在诸多抗议中有着怎样的重要地位。
在印度的疫情肆虐之际，农民的大规模迁移调动，代表并且表达了反对一个政治体制的民主意愿，而这个政治体制，正是重构新自由主义社会的名副其实的试验场。
由大流行病引发的危机，有效地把“由谁支付代价”这一至关重要的问题提上了政治议程。这个问题的答案将通过社会斗争来决定，而社会斗争正在以各种形式不断涌现。工会和社区正团结起来，并由衷要求采取预防措施：遏制冠状病毒的传播，积极开展“零冠状病毒”（‘Zero COVID’）行动。
史无前例大规模的来自房东的逐客威胁，导致了新式大胆的积极抵抗和租户组织的形成。由于工人们在疫情爆发后开始抵抗雇主的压迫，许多正在展开的斗争将以工作场所为基础：谷歌母公司工人工会（Alphabet Workers Union）正在抵抗谷歌；而阿拉巴马州的主要黑人工人，为了被大规模剥削的亚马逊工人，正站在努力使其承认工会权利的最前线。
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疫情将继续影响我们的生活。
然而，即使它最终被我们抛之脑后，全球资本主义的经济冲击和更深层次的问题也会随之接踵而至。
作为受到攻击的工人和社区，我们将要也必须能够：通过强大而团结的社会运动来维护公众的意愿。我们必须建立一种有活力且民主的组织形式，通过这种形式，我们方可进行斗争并取得最终的胜利。
我们也可以使用选举策略，但是由我们所发展的民主，必须在针对不同的社会愿景下、比我们的选举程序所允许的：更有参与性，更有斗志，更加大胆。
2021年2月19日
约翰·克拉克是一位评论家，也是加拿大安大略省反贫困联盟(OCAP)的已退休的组织者。
原文链接：
https://canadiandimension.com/articles/view/organizing-in-the-face-of-crisi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