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威尔的昨天、今天、明天
约翰·纽辛格（John Newsinger）[1] 著
吕杨鹏 译
随着唐纳德·特朗普于2016年当选美国总统，乔治·奥威尔的《1984》也窜升至亚马逊畅销榜前列。人们需要一种关于操纵与暴政的寓言，以描绘新总统治下的未来。这并不新鲜，每当出现政治或社会动荡，或是有重大丑闻被爆出的时候，评论者都有一种重提奥威尔的倾向，问出诸如“他还在会怎么看”一类的问题。
约翰·纽辛格是《希望在于无产阶级：奥威尔与左翼》（Hope Lies in the Proles: George Orwell and the Left）一书的作者。在本文中，他考察了奥威尔本人思想的发轫与取径，及这位20世纪著名作家在今天的现实意义。
近期有两种动向激发了对乔治·奥威尔和他思想的热情：一方面是英国工党左翼与杰里米·科尔宾（Jeremy Corbyn）奇迹般的崛起；另一方面是唐纳德·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显着地改变了这个国家，使之沦为卡通画般的反乌托邦。当然，任何人都有权到奥威尔的著作中寻求灵感，但声称了解他会对这些新闻作何反应则是另一回事。我们唯一确知的是，生于1903年的奥威尔即使还活着，也属期颐之年，人到了这个岁数，大概不愿再被杰里米·科尔宾、唐纳德·特朗普、英国脱欧这类俗事所打扰。
想要理解作为政治活动家和作家的奥威尔，首先要认识到他本身是处于发展变化中的。奥威尔的思想随着他对这个变化世界的参与，也在不断变化。这种参与又是透过他广泛的阅读、同很多个人和组织的交往、以及他本人的种种偏见而进行的，使得整个过程更加复杂。他去世时仅有四十六岁，却已经历了诸多形塑人类历史的重要事件：大萧条、法西斯主义的崛起、西班牙内战、第二次世界大战、英帝国走向衰落并屈从于美国、斯大林主义在东欧大获全胜、英国工党第一次获得议会多数并组建政府、冷战的开始、印度独立等等。而他的写作所涵盖的主题则更为广泛。后世的研究者难免会断章取义，利用奥威尔为自己的观点和主张服务，我也不能完全避免。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唯有竭尽所能，力求更加细致地考察所有历史证据，回到具体的历史情境中加以比较与解释。
奥威尔第一段有趣的经历是1920年代在缅甸担任警官时对英帝国主义的亲身观察。当他自缅甸返回英国时，被曾参与的罪恶和剥削所折磨，奥威尔成为了他在《缅甸岁月》（Burmese Days）一书中描述的“不列颠疱疹”（Pox Britannica）的坚定反对者，并由此开启了他的左翼人生。在缅甸时他的身份是加害者，回到英国后则以受害者的身份体验生活，写成了《巴黎伦敦落魄记》（Down and Out in Paris and London）。英国独立工党（Independent Labour Party）是1929年到1931年工党政府中的首相和财政大臣双双叛投托利党后，自工党中分裂出来的一个小党。1930年代初，奥威尔受独立工党的影响投身实践，逐渐形成了《通往威根码头之路》（The Road to Wigan Pier）一书，此书某种程度上是替矿工和失业者所写的宣传品，同时也带有左翼内部论战的味道。奥威尔于《通往维根码头之路》中已明显流露出对英国共产党和苏联的冷淡。相应地，在奥维尔报名参加国际纵队赴西班牙参战时，也自然遭到了他们的拒绝。奥威尔转而加入独立工党的分遣队，和反斯大林的西班牙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POUM，Partido Obrero de Unificación Marxista）的同志并肩战斗。目睹工人阶级在巴塞罗那掌握了权力，在街道和工厂内将社会主义付诸实践，奥威尔依据这段经历写成了英语世界中关于西班牙革命最重要的一手资料：《向加泰隆尼亚致敬》（Homage to Catalonia）。
西班牙之行对奥威尔政治思想的形成具有关键作用，赋予了奥威尔此后一直秉持的三个观点。第一，社会主义是无阶级的民主社会，而旧的统治阶级应该被完全剥夺财富与权力；第二，当前的统治阶级会激烈反抗对他们的剥夺，即使其具体的范围和形式会因国家而有所不同，统治阶级也绝不可能在争取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成为人民的盟友；第三，共产主义者已完全向统治苏联的残暴专制政权屈服，而那个政权只能用国家资本主义、专制主义、或寡头政治集体主义（oligarchic collectivism）来描述。
尽管奥威尔一生抱持着这三个核心观念，如何将这些观念反映在实践中则是另外一回事。奥威尔在此后的很多年都被“罪恶较少”（lesser evil）的问题所困扰。他加入了独立工党，寄望于该党能推动社会主义事业。然而，一切都被第二次世界大战所改变。虽然反对战争，但奥威尔迫于形势，得出了英帝国同纳粹德国相比仍然属“罪恶较少”一方的结论，他也因此脱离了坚定反战的独立工党。他呼吁将战争活动激进化，将战争转变为一场革命战争，认为假如想打败纳粹德国，英国必须清除其统治阶级，并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当苏联和美国都成为了英国的盟友时，奥威尔意识到英国的统治阶级得救了。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国外，反动势力都取得了全面的胜利。
即便如此，他仍然采取“罪恶较少”的原则，为国土警卫队（Home Guard）服务，参与BBC的宣传工作。当他意识到一切革命的希望都已烟消云散的时候，奥威尔转而为工党左翼的《论坛》报（Tribune）写作。1945年英国大选，他起初因工党缺乏激进性对其大失所望，但依然选择支持工党。在他看来，新组建的工党政府至少应该打击富人和统治阶级，接管所有的公立学校，废除上议院，将公共部门、外交部、军队和托利党所建立的情报部门的高级官员全部撤换。启动对银行、交通、土地和工业等的国有化，且不应对所有者进行补偿。
尽管存在这些不满，奥威尔的“罪恶较少”原则再一次发挥了作用。奥威尔默认了工党官方的宣传口径，将苏联当作英国战后面临的最大威胁，放弃了对工党政府缺乏激进性的批评，缄口不言该政府在国内对罢工的破坏及海外的殖民镇压，甚至可耻地卷入了情报研究局（Information Research Department）专门攻击共产主义的宣传活动。他明确表示在苏联同美英的战争中，将会站在美国一边。虽然一直到去世，奥威尔对任何英国国内的麦卡锡主义活动都持反对态度，并在私下表达了对国内工党政府的失望，认为福利主义不是社会主义——也许统治者不喜欢国家医疗服务体系（NHS，National Health Service），但这并不会危及他们在英国社会中的主宰地位。
奥威尔思想最大的缺陷是他未能接受妇女平等的理念，也不曾对妇女争取自由的运动给予支持。他持有性别歧视，在语言中偶尔会流露出厌女倾向。奥威尔的思想在其一生中几经变迁，但他最终仍属那类男性社会主义者，他们反对一切形式的压迫，却唯独忽略了对女性的压迫。
我们必须依循前文所述奥威尔一生的思想轨迹，才能理解奥威尔的著作。想要知道他会怎样看待特朗普、科尔宾、英国脱欧，将他牵涉进当下的种种抗议和争辩，是不太可能的。毕竟，我们无法假设经历了1950、1960年代及此后的一系列事件，奥威尔的思想会有怎样的变化。至少有一件事是奥威尔完全没有料到的，即资本主义的存活及扩张。他所坚信的“资本主义已经死到临头了”（Capitalism manifestly has no future）是一种已被证明错误的信念，资本主义的扩张远远超出了他的想象，这也将迫使他依据现实重新调整自己的思想。
对“奥威尔还在会怎么看”的讨论注定是毫无结果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奥威尔的著作已经同现在没有关系。真正重要并有现实意义的，是他的写作与我们互动的方式。正是这种写作方式时至今日仍与众多的现实事件发生共鸣，并引发我们对乔治·奥威尔、他的生活、他的著作经久不衰的热情。
2018年4月18日
原载英国冥王星出版社博客（https://www.plutobooks.com/blog/ ）
原文链接：https://www.plutobooks.com/blog/orwell-yesterday-today-tomorrow/
[1] 约翰·纽辛格是英国巴斯泉大学（Bath Spa University）的现代史教授，著作有《1917年：俄罗斯的红色年》（1917: Russia’s Red Year ，Bookmarks，2016），《英国平乱》（British Counterinsurgency ，Palgrave，2015），《鲜血从未流干：人民的大英帝国历史》（ The Blood Never Dried: A People’s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 ，Bookmarks，2006），《叛逆的城市：拉金、康诺利和都柏林工人运动》（Rebel City: Larkin, Connolly and the Dublin Labour Movement ，Merlin，2003）。《希望在于无产阶级：奥威尔与左翼》（Hope Lies in the Proles: George Orwell and the Left）已由英国冥王星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