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国际主义:在德国声援阿尔及利亚反殖民主义解放的斗争

汉斯·佩弗、曼努埃尔·科尔纳  著

Catty  译

汉斯·佩弗（Hans Peiffer），出生于1934年，自1955年以来一直活跃于第四国际德国支部（今天的国际社会主义组织）。他接受了曼努埃尔·科尔纳（Manuel Kellner）的采访。

MK：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你和你在第四国际德国支部里的同志们一起，把支持阿尔及利亚革命作为国际主义工作的中心。为什么?

HP：阿尔及利亚解放战争从1955年持续到1962年，从1956年起，我们开始声援他们的工作。阿尔及利亚革命以一种引人注目的方式证实了我们对贫穷和附属国家中反殖民运动兴起的政治评价。

我们认为，从殖民统治解放必将会向社会解放发展，走向推翻资本主义制度。我们的国际主义信念意味着，这些斗争将从不同的国家开始，最终导致全球范围内的社会主义革命进程。

第四国际世界代表大会通过了一项决议，关于“世界革命的三个组成部分的辩证关系”：反殖民主义的解放、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的社会主义革命和非资本主义国家（苏联和东欧国家）中反官僚统治的政治革命被视为平行的战场，并且认为其中一个部分的成功将对其它两个部分产生积极影响。

这与正统共产党的立场相反，因为在所谓“和平共处”的框架下，苏联领导人将世界革命的利益置于本国的强国利益之下，这意味着只在特殊的情况下用有限的方式支持境外革命运动。

在阿尔及利亚革命中，我们认为获得完整的国家独立的条件似乎特别有利，因为以费尔哈特·阿巴斯（Ferhat Abbas）代表的民族解放阵线（FLN）右翼只追求部分主权，并维护帝国主义统治，在各个方面都比渴望完全独立的派别要弱小。因此，我们认为，独立斗争的成功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导致更广泛的社会革命。

此外，德国作为殖民大国法国的邻国，在欧洲经济共同体内与法国的关系特别密切。这意味着德国革命者有责任支持阿尔及利亚解放战士。

MK:你与民族解放阵线的核心成员保持联系，并且在物质和组织层面上支持他们。

HP:当时，第四国际的办公处在巴黎。通过这个办公处，我们不难与民族解放阵线的主要成员取得联系。在法国，他们当然是被迫在地下工作，我们经常帮助他们越过边境，在德国与我们进行磋商。我们在德国的支持工作也有一部分是非法的：运送对他们工作重要的文件，在德国和法国的武装分子之间交换情报，运送金钱。

例如，1960年2月，100万德国马克从德意志银行位于法兰克福的子公司取出，以资助民族解放阵线在德国的工作。这笔钱是由我们的主要成员格奥尔格·荣格拉斯（Georg Jungclas）（以“肖尔施”这个名字著称）和第四国际领导人米歇尔·拉普蒂斯（Michel Raptis）（以“帕布洛”这个名字著称）用手提箱运输的。考虑到提取现金的数额之惊人，银行员工极度不信任。但最终行动成功了。后来出版的《手提箱搬运工》^【1】的书名就是源自这一事件。我们的同志雅各布·莫内塔（Jakob·Moneta）(1914—2009)当时是德国驻巴黎大使馆的社会专员，这个职位使他能够提供各种邮件传输服务。

我们还帮助接收、储存和运送阿尔及利亚解放战争的武器。为完成此工作，我们使用了海琳·荣格拉斯(Helene Jungclas) 同志的一个车库，她外号“莱妮”，是“肖尔施”的妻子。

MK：你们出版了《自由阿尔及利亚》杂志，并开展了其他促进团结一致的公共活动。

HP：我们认为，在德国对阿尔及利亚革命进行合法的支持与秘密工作同样重要。为了在德国工人运动和德国公众中解释并宣传阿尔及利亚解放运动的抱负，我们出版了一份杂志，《自由阿尔及利亚》（Freies Algerien），发行于1958年至1962年。总共有22期，每一期共八页A4纸。

除其他工作外，在这一时评杂志中，我们呼吁通过向民族解放阵线捐款来支持其解放运动。我们发布了聚焦阿尔及利亚的历史与社会现实、阿尔及利亚内战进程的文章，还有关于联合抗争德法帝国主义的活动的信息，包括在德国工会联合会及其青年组织，德国社会民主党左翼、猎鹰（一个与社民党合作的青年组织）和自然之友（一个与工人运动有关的组织）的年轻人间开展的活动。我们也发表政策文件，报道民族解放阵线的处境和对其领导人的采访。这些文本一般取自民族解放阵线的官方刊物《圣战者》（El Mujahid）。为此，我们做了大量的研究和翻译工作。杂志的包装和分发是由第四国际德国支部在科隆的同志们组织和进行的。

在公众场合和我们所活跃的工人运动的群众组织中，我们进行宣传，组织公众团结会议，进行演讲，分发民族解放阵线的出版物，提出声援阿尔及利亚解放斗争的决议。特别是在工人运动的青年组织中，我们不断成功地把支持阿尔及利亚解放斗争列入议程。在我们当时工作的工厂里，我们还分发了《自由阿尔及利亚》杂志。

1958年5月1日在科隆举行的游行示威中，我们首次展示了“莱妮”同志前一天缝制的民族解放阵线的旗帜。我们走在游行队伍中，挥舞着这面旗帜，高喊着“解放阿尔及利亚！”之后在其他城市，在其他公共会议和活动中，我们也经常挥舞着这面旗帜。

1958年11月，法国总统戴高乐(Charles de Gaulle)与西德总理康拉德·阿登纳(Konrad Adenauer)在巴特克罗伊茨纳赫（Bad Kreuznach)举行了会谈。我们的同志“肖尔施”、米西·贝纳特（Michy Beinert）和赫尔穆特·绍尔（Helmut Schauer）开着一辆附着民族解放阵线旗帜和“解放阿尔及利亚”标语的大众甲壳虫汽车抵达现场。反动的资产阶级记者撕毁了标语和旗帜。但我们的同志们也散发了呼吁团结斗争的明信片：“1958年5月1日，青年工人在科隆示威，团结，援助阿尔及利亚”。因为分发这些明信片，这三个同志被警察逮捕了，但他们很快被释放。

1959年11月1日，在阿尔及利亚起义开始五周年之际，我们在科隆向阿尔及利亚殖民统治受害者敬献了花圈。我们到场大约有二十位同志。我想发表演讲。然后两个躲在灌木丛后面的便衣政治警察逮捕了我。我在警察局被拘留了几个小时。他们想让我屈从于审问，但我拒绝回答他们。几个小时后，他们释放了我。科隆当地媒体报道了我被捕的消息，刊登了包含两名便衣警察的照片，照片上的人很容易辨认(没有被马赛克遮掩)。科隆警察的头目很不高兴，因为从那以后，这两个人再也不能当便衣警察了。

MK：你们也曾为民族解放阵线筹款吗?

HP：当然，我已经讲过了。我们呼吁用财政捐助来支持民族解放阵线，我们也收到一点点捐款。但我们是一个小组织，筹集资金的机会并不大，尤其是与大型组织相比，或者更重要地，与政府可以提供的资金相比。因此在这一领域，我们的贡献相当有限。

但我们也帮助获取制造武器的零件和附件。例如，“肖尔施”在丹麦找到化学品，费用则由民族解放阵线出。

MK：你还在摩洛哥的一家武器工厂工作，并帮助民族解放阵线制造武器。

HP：在1957—1958年期间，法国的殖民势力越来越擅长切断民族解放阵线的武器供给线。因此，我们在摩洛哥发展自己制造武器的项目，摩洛哥于1956年正式脱离法国独立；民族解放阵线武装组织民族解放军当时能自由地在阿尔及利亚的邻国摩洛哥的腹地活动。

民族解放阵线/民族解放军向米歇尔·拉普蒂斯（Michel Raptis），被称为“帕布罗”的希腊同志申请援助，当时他是第四国际书记处书记和最重要的领导人（阿尔及利亚独立后，他成为政府和本·贝拉的顾问）。与肖尔施·荣格拉斯一同，拉普蒂斯在第四国际组织和他们的支持者之中组织了志愿者动员，使在摩洛哥的几个地区生产武器成为可能。这是一次成功，且对民族解放阵线斗争非常重要。

我自己于1960年在摩洛哥的一个武器工厂工作了6个月。在那里，我们主要生产机关枪和榴弹发射器，以支持民族解放阵线的斗争。民族解放军战士保护我们。在这个工厂里，除了来自不同国家的同志们外，还有居住在法国的阿尔及利亚技术工人。

MK:你觉得这份工作中最重要的经历是什么?

HP:尽管存在语言障碍和文化差异，阿尔及利亚技术工人和外国同事之间的关系很好，十分友善。第四国际战士来自不同的国家：阿根廷、委内瑞拉、法国、荷兰、希腊、英格兰和德国。

相互理解和国际合作，团结一致反抗压迫和剥削，争取一个更好的世界——这一经历对在场的所有同志都是很重要的，无论是阿尔及利亚工人还是我们这些来自其他国家的积极分子。民族和文化差异的背景是这次团结合作工作的一部分，但每个人都急于向其他国家的同事学习并传授自己的专业技能。

我们在一起度过闲暇时间，比如踢足球，但我们也经常讨论政治和交流经验。今日，当来自不同国家、不同大陆和不同文化领域的人们因统治阶级及其政治力量以宗教和意识形态的名义而反目成仇时，组织突出呈现在类似方法下的国际主义新经验似乎显得更为重要。

这就是为什么我仍然活跃在第四国际的队伍中，并且努力把自己的经验传递给下一代的原因。在我看来，在这种意义上，最重要的经验似乎是在那个年代，与阿尔及利亚人民团结一致，为独立而奋斗。

最后，我想对阿尔及利亚的工人和青年们说，阿尔及利亚革命已经争取到了国家独立，却半途而止：它在经济上仍然依赖帝国主义，大资本所有者的权力仍然未受破坏。我只能期待靠社会主义革命来完成阿尔及利亚革命。

注释：

【1】克劳斯·雷格维（Claus Leggewie），《搬运工》——阿尔及利亚德国阿登纳左翼项目，红皮书出版社，柏林，1984年。

译自《国际观点》2018年11月号，总第526期。

原文链接：http://www.internationalviewpoint.org/spip.php?article57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