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尔什维克与反犹主义

《雅各宾》（Jacobin Magazine ）网上杂志纪念1917年俄国革命一百周年系列

布伦丹（Brendan McGeever）  著

吕杨鹏　译

green2onion  校对

反犹主义出现在俄国革命的不同政治分野中

1917年10月25日清晨，狂风呼啸的彼得格勒，当各个主要路口逐渐被工人占领时，冬宫里，临时政府总理亚历山大·克伦斯基（Alexander Kerensky），正焦灼地等待着载他出逃的汽车。宫外，赤卫队控制了中央电话总站，布尔什维克的夺权已确凿无疑。

此刻，冬宫里没有灯光，也不通电话。透过窗户，克伦斯基可以看到布尔什维克水兵占领了通往宫殿的桥梁。终于，一辆美国大使馆的汽车在苦苦等待中到达，克伦斯基开始了他的逃亡之旅。当汽车开过一个转角时，宫殿外墙上墨迹未干的涂鸦映入克伦斯基的眼帘：“犹太佬克伦斯基完蛋了！托洛茨基同志万岁！”一个世纪过去了，这句标语的荒谬感仍分毫未减：克伦斯基不是犹太人，托洛茨基却是。而标语所体现的，正是反犹主义在革命中所扮演的混乱且矛盾的角色。时至今日，我们所看到的大部分关于俄国革命的记述，都将反犹主义视为一种反革命，作为右派反布尔什维克特有的一种反革命的表现形式。

当然，这种认识在很大程度上是符合事实的：沙皇政权极端反犹；十月革命后发生的一波毁灭性反犹暴乱中，大量暴行是由白军及其它反对新生苏维埃政权的势力制造的。可是，这并非全部的事实。

反犹主义跨越俄国革命时期的不同政治分野，对几乎所有社团和政治派系都具有吸引力。虽然在马克思主义中，种族主义与政治激进主义常常以敌对的面目出现；但在1917年的俄国，反犹主义与阶级仇恨，是既有交集，又相冲突的两种世界观。

二月：犹太生活的一场革命

二月革命使犹太人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沙皇尼古拉二世退位不到几天，所有关于犹太人的限制法令就被宣告取消。超过140项立法，总计数千页的法律文件，一夜之间失去了效力。彼得格勒苏维埃召集了一个特别会议，以纪念这个历史性的时刻。时值1917年3月24日，恰好是犹太教逾越节前夕。会上发言的犹太代表一下就联想到犹太人自埃及奴役下得到解放，认为二月革命是足以同“出埃及”比肩的伟大历史事件。

然而，法律层面的解放，并不意味着反犹暴力的终结。反犹主义在俄国根深蒂固，其持续发作则与俄国革命的潮起潮落有着紧密联系。1917年一年，针对犹太人的暴力袭击超过235起。虽然犹太人口只占总人口的4.5%，却是大约三分之一少数族裔遭暴力侵害事件的受害者。

自二月革命始，即将发生大规模反犹骚乱的谣言就在俄国城市的大街小巷里流传。谣言是如此炽烈，使得彼得格勒和莫斯科苏维埃在召开第一次大会时，已经把反犹主义问题置于会议议程的前列。二月革命后最初几周，实际的暴力活动只是零星出现，可到了六月，犹太报刊开始有报道提到“大批工人”聚集街头，为反犹分子指责彼得格勒苏维埃已落入“犹太人”之手的演说而高声欢呼。布尔什维克的领袖甚至会与这类反犹活动正面遭遇。七月初，弗拉基米尔·邦契-布鲁耶维奇（Vladimir Bonch-Bruevich）——列宁未来的秘书——路遇一群公然号召反犹骚乱的暴徒，他只能低头疾走，赶紧避开。对这类活动的报道变得越来越多。

此时，阶级仇恨与反犹主义营造的犹太人形象正趋向重合：七月晚些时候，彼得格勒街头的演讲者向群众喊出了“砸烂犹太人和资本家！”的口号。不过，在二月革命刚刚结束的大背景下，这类言论并没有什么号召力，也吸引不到多少听众。正是在这种形势中，全俄工兵代表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First All-Russian Congress of Soviets of Workers’ and Soldiers’ Deputies）于彼得格勒开幕。

反犹主义问题

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是一次历史性的大会，所有社会主义党派的超过一千名代表参加了会议。他们代表着数百个地方苏维埃与两千万俄国人民。面对越来越多的反犹事件和雪片般的报道，在6月22日，大会作出了在俄国社会主义运动中关于反犹主义问题最具权威性的决议。

由布尔什维克叶夫根尼·普列奥布拉任斯基（Evgenii Preobrazhenskii）起草，决议的标题为《对反犹主义的斗争》。当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在大会上朗声读毕，一位犹太代表站起身来，报以最热烈的掌声。尽管无法唤回1905年反犹骚乱中死难的同胞，这份决议仍能给予犹太人社群些许安慰。大会一致通过了决议。

决议主要是重申了社会民主各派的一贯观点，即反犹主义与反革命无异。但是，决议还包含着一个重要的认识：“巨大的危险”，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写道，“在于反犹主义用激进的革命口号伪装自己。”他接着说，“这一革命政治与反犹主义的合流”，代表着“对犹太人民和整个革命运动的严重威胁，因为它意味着使解放事业淹没在我们同胞兄弟的鲜血中，陷整个革命运动于不义。”承认反犹主义与激进政治合流的可能性，对俄国社会主义运动来说，是一项重要的创见。直到此时，大多数人还倾向于认为反犹主义是右派所独有的。随着1917下半年革命的逐步推进，在各个工人派系和革命运动中反映出来的反犹主义正成为一个凸显的问题，亟待社会主义者给出自己的答案。

苏维埃的回应

夏末，各级苏维埃发起了声势浩大的运动，以打击反犹主义。例如，莫斯科苏维埃自八月起在工厂里举办演讲和集会，讨论反犹主义问题，一直持续到九月底。在原犹太栅栏区（Pale of Settlement），当地苏维埃协助阻止了多场反犹骚乱的爆发。八月中旬，在乌克兰的切尔尼戈夫（Chernigov），黑色百人团指责犹太人囤积面包，引起一系列的针对犹太人的骚动。关键时刻，来自基辅苏维埃的代表组织了一支当地武装，才将动乱平息。

与此同时，临时政府也试着对反犹主义作出自己的响应。九月中旬，政府通过决议，承诺以“最严厉的措施打击所有反犹暴徒”。两周后发表的一项类似的声明要求政府部长们“尽一切可能”平息暴乱。然而，随着权力转移至苏维埃，临时政府的威信正逐渐解体。亲政府的报纸《俄国新闻》（Russkie Vedomosti）10月1日的社论很好地描述了当时的状况：“反犹骚乱愈演愈烈……每天的电报堆积如山……然而临时政府已被雪藏……地方政府无权做任何事……强力手段彻底用尽。”

苏维埃方面则是另一种情形。随着政治危机的加剧，与布尔什维克在苏维埃内的影响力快速增长，大批省级苏维埃自发组织了对抗反犹主义的运动。在莫斯科以西350公里的维捷布斯克（Vitebsk），当地苏维埃于十月初建立了军事组织以防反犹暴徒的侵袭。接下来的一周，奥廖尔（Orel）苏维埃也通过决议，以武装力量回击一切形式的反犹暴力。

在俄国远东地区，西伯利亚苏维埃全体会议发布打击反犹主义的决议，宣布当地所有革命军队会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防止任何反犹骚乱发生。这显示了社会主义运动内部的各种组织、各个派别，对反犹主义斗争的坚定态度：即便是在犹太人很少、反犹骚动更少的远东地区，当地苏维埃也同在西部前线正受到暴徒迫害的犹太同胞站在一起。

毋庸置疑，到1917年年中，苏维埃已经成为对抗反犹主义的主要政治力量。《犹太人周报》（Evreiskaia Nedelia）发表的一篇社论写道：“必须承认，公允来说，苏维埃对反犹骚乱进行了有力斗争。在很多地方，正是依靠苏维埃的力量，和平才得以恢复。”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苏维埃组织的这些对抗反犹主义的运动，其对象是工厂工人，有时是更广泛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活跃分子。换句话说，反犹主义被视作激进左派的社会基础内部的问题，甚至是革命运动各个派别之间的问题。正如其所揭示的，反犹主义绝不单纯是“自上而下”的，从沙皇政权统治阶级中诞生出来；它同时也是工人阶级内部的有机组成部分，并且必须要被克服。

内部的敌人

对布尔什维克领导层而言，革命政治不仅不兼容反犹主义，两者还是尖锐对立的。正如布尔什维克党报《真理报》（Pravda）1918年所指出的：“反对犹太人就是支持沙皇！”然而，将列宁和托洛茨基的主张解读为基层民众的思想感情，可就大错特错了。1917年的诸多事件表明，革命与反犹主义之间，并不总是冲突的。

1917年夏季和秋季的新闻报道中，其它社会主义者常常指责当地的布尔什维克，认为其纵容反犹主义，有时布尔什维克群众甚至包庇反犹分子。格奥尔基·普列汉诺夫（Georgii Plekhanov）主办的报纸《团结报》（Edinstvo）称，六月中旬，当一群孟什维克试图在彼得格勒维堡地区的莫斯科兵营发表演说时，明显是被布尔什维克所鼓动，士兵们高喊“滚蛋吧，一群犹太佬！”不过，此时的普列汉诺夫是布尔什维克的激烈反对者，所以这一报道的真实性是存疑的。

然而，这种说法很快传开了。与此同时，孟什维克的报纸《前进报》（Vpered）刊发的报道称，莫斯科有布尔什维克骂孟什维克是“压榨无产阶级的犹太佬”。当数十万彼得格勒工人在6月18日上街游行时，据报道，有些布尔什维克扯下了崩得分子的横幅，还高喊反犹主义口号。作为回应，崩得分子米哈伊尔·李伯尔指责布尔什维克已经沦为“亲暴乱分子”。

来到十月，类似的指责变得越来越频繁。10月29日，《犹太人周报》发表的社论甚至称，遍及全国的反犹主义“黑色百人团”正“充斥着布尔什维克的各级机关。”

这显然是夸大其辞了。布尔什维克领导层坚定地反对反犹主义，很多党员都参与了在工厂及苏维埃层面的跨党派的联合行动，以打击反犹主义。然而，布尔什维主义与极右反犹主义结合的可能性也并非空口无凭。10月29日，一篇惊人的社论出现在反犹的极右报纸《雷暴》（Groza）上：

“布尔什维克夺取了权力。犹太人克伦斯基，英国与世界银行家的走狗，厚颜无耻地取得武装部队总司令的头衔，自命为沙俄皇统的总理的家伙，将会被人从冬宫里赶出去。赶出那个他亵渎了和平缔造者亚历山大三世神圣遗物的地方。政府里尽是犹太银行家，叛国将领，背信弃义的地主和偷盗成性的商人。10月25日，所有不愿服从那样一个政府的军团都团结在了布尔什维克的麾下。”

报纸立刻被布尔什维克关停，但布尔什维克党内不情不愿的态度已使领导层感到警觉。

布尔什维克动员群众并引导他们阶级仇恨的方式，令很多温和社会主义者对反犹主义同革命合流的可能性深感忧虑。10月28日，正当革命高歌猛进时，孟什维克的彼得格勒选举委员会发布了一篇致首都工人的辞气绝望的呼吁书，警告人们布尔什维克正在引诱“无知的工人和士兵”，而“全部权力归苏维埃！”这样一句口号极易蜕变为“打倒犹太佬，打倒店老板”。对于孟什维克利沃夫-罗加切夫斯基（L’vov-Rogachevskii）来说，俄国革命的悲剧正在于这样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即“乌合之众无法区分煽动者与革命者，也无法区分反犹骚乱与社会革命。”

犹太报纸也表达了同样的忧虑。《犹太人周刊》一篇头条文章这样写道：“列宁同志与他的布尔什维克同伴，号召无产者将‘言论转化为行动’，可是不管哪里的斯拉夫人聚到一起，‘言论转化为行动’的实际意思就成了‘痛扁犹太佬’。”

然而，与这些杞人忧天的预言相反，布尔什维克刚刚夺取权力后的一段时间里，俄国国内没有发生大规模的反犹骚乱。起义，并未像预言中那样转变为针对犹太人的暴力行动。前文所引的那类警告，只不过展示了那种对“乌合之众”的恐惧，在一些代表社会主义者左派的人心中是多么根深蒂固。尤其是那些知识分子，总是心怀恐惧地认定，无产者的起义不可避免地会以暴力和野蛮终结。

正是这一时期布尔什维克与彼得格勒群众亲密无间的关系，让知识分子怕得要命。

但是，反犹主义与革命政治的交集是真实存在的。就在十月革命几天后，作家伊利亚·爱伦堡（Ilia Ehrenburg）——即将成为最高产、最著名的苏联犹太作家——开始整理思路，记述刚刚发生的历史事件。对1917年反犹主义与革命历程间的关系，他作出了可能是最为生动的描述：

“昨天，为了选举新的立宪会议，我正排队等待投票。人们叫嚷着‘谁反对犹太佬，投5号！’（指布尔什维克），‘谁支持世界革命，投5号！’此时，牧首大驾经过，朝人群泼洒圣水；所有人都脱帽致敬。与他同向，一队路过的士兵高唱着国际歌。天哪，我在哪儿啊？这是地狱吗？”

这段骇人的回忆中，革命的布尔什维主义和反革命的反犹主义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不清。事实上，从爱伦堡的描述里，已经可以预见那个令人困扰的，于伊萨克·巴别尔（Isaac Babel）的小说《红色骑兵军》（Red Cavalry）中提出的问题：“什么是革命的？什么是反革命的？”

尽管布尔什维克坚持认定反犹主义是一种彻头彻尾的反革命现象，但实际上并不能这样简单地归类。反犹主义会以一种高度复杂且出人意料的面相，出现在不同的政治分野中。这一点，将会于6个月后的1918年春季，在第一场原犹太栅栏区内的反犹骚乱发生时，尖锐地暴露出来。在乌克兰北部城镇，如格卢霍夫（Glukhov），布尔什维克藉助当地党员干部与赤卫队的反犹暴力活动，巩固了自己的统治。1918年，布尔什维克与反犹主义之间的斗争，其目标往往是其群众基础内的反犹主义斗争。

一个世纪过去了，毫无疑问，我们应该将十月革命作为激进社会变革的历史时刻来纪念，正是她使一个新世界成为可能。然而，同样应该被铭记的，是革命内部的种种复杂性。

反种族主义，需要持续地培育和更新。百年后的今天，当阶级政治受种族主义的纠缠而裹足不前的时候，1917年不仅可以告诉我们反动思想是怎样生根发芽的，同时也启示我们如何去面对、去斗争。

2017年6月22日

布伦丹是伦敦大学伯贝克学院（Birkbeck, University Of London）的社会学讲师，关注种族化与反犹主义，他是即将出版的《俄国革命中的布尔什维克与反犹主义》（The Bolsheviks and Antisemitism in the Russian Revolution）一书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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