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E. P.汤普森(1924-1993)

〔法〕米歇尔·罗伊(Michael Löwy)

卡卡 译

月影 校

E. P.汤普森

E.P.汤普森(E.P. Thompson)于1993年8月离开了我们。他不仅是那个时代最具天赋的历史学家,也是20世纪后半叶最有力量,最具创造性的社会主义作家之一。他那富于感情、嘲讽式的语言比起一般学者别具一格。

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在《关于英国马克思主义的观点》(Arguments About English Marxism,1980)中描述他为“今天最好的社会主义作家──在英国范围内没有争议,在全欧洲也极有可能是”。 艾瑞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在一篇悼词(英国《独立报》,1993年8月31日)中强调,他是他所认识的历史学家中,唯一能够提出高质量的新观点的人:“我们可以直接说这就是天才,按这个词原本的意思。”当我们知道根据《艺术与文学引用目录》(Catalogue of Quotations in Arts and Letters)的统计,他的被引用次数在整个历史上排在前250名的时候,我们不应感到震惊。

爱德华・帕尔莫・汤普森(Edward Palmer Thompson)生于1924年,二战期间16岁时加入大不列颠共产党;他作为一名骑兵军官参加了卡西诺战斗,隶属17/21枪骑兵坦克装甲连。他的第一篇文章是他的兄弟弗兰克・汤普森(Frank Thompson)的自传,一名杰出的青年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在大战期间志愿与保加利亚爱国者共同作战,被保加利亚法西斯政府逮捕并杀害。这篇文章与弗兰克的书信和诗歌一起发表在《在欧洲有一个灵魂》(There Is A Spirit in Europe,1947)中。

1947年汤普森和他的母亲一起访问了保加利亚,去协助新的共产主义政府举办一个纪念他的兄弟的活动;随后前往南斯拉夫,与其它来自全欧洲的数千名左翼青年一起,参加了伟大的青年铁路的建设。他的兄弟的榜样,以及这些在东欧所经历的,毫无疑问为他以后的奉献提供了道义和政治上的参照物。

他的第一本书《威廉姆・莫里斯,从浪漫到革命》(William Morris, Romantic to Revolutionary,1955),真正的脱离了空洞的官方党内教条。汤普森将这一几乎已被遗忘的杰出诗人,空想社会主义者,自由意志马克思主义者带回了劳工运动的集体记忆。通过一个漂亮的思想史的研究,他证明“只有孕育在浪漫主义传统中的作家才能想象出出类似《乌有乡消息》(News from Nowhere)这样的共产主义乌托邦社会”。莫里斯是济慈(Keats)、卡莱尔(Carlyle)、鲁斯金(Ruskin)在他们的著作中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激进批判的继承者,马克思后来对这些批判进行了重新诠释与发展。

用陌生的眼睛去观察

怀着对前资本主义时代(哥特式的)典型的浪漫怀旧,莫里斯得以从一个陌生人的视角去观察他所在的时代,并通过它自身的浪漫主义以外的方法,作为从中抽离的效果,来判断它,并将这种方法作为社会批判的支点:它完美的概括了E.P. 汤普森自己在他的史学工作中使用的方法。他的书常常被误解,那是因为,正如他在1977年再版时的附笔中强调的,批评家们忽视了它的中心思想:“关于莫里斯的浪漫主义传统及其演变的观点”。

经过1956年的事件后,E.P.汤普森与其它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和民兵一样,脱离了共产党。他一开始在《新推理者》(The New Reasoner),后来又在《新左翼评论》(New Left Review)上发表文章,推动斯大林主义以外的社会主义方案(以及社会主义民主)。由于他与年轻一代(佩里・安德森)之间的尖锐分歧,導致与“新左翼”在60年代初分裂,并造成了一定的政治隔离。但几年后,他与雷蒙德・威廉姆斯(Raymond Williams)一起再次成为了左翼社会主义领军人物,合作出版了《五一宣言》(May-Day Manifesto)(1967)。

汤普森最著名的著作毫无疑问是《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1963)。它产生的回响远远的超出了英国的边境。并且,如果按照沃尔特・本杰明(Walter Benjamin)的说法,它创造了一个以失败者的角度去阐述历史的新模式。放弃了悠久的为工业革命道歉的传统做法(既保守又是“进步主义”的),他试图以“过程的受害者”(victims of progress)的体验去理解“过程”。

《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

他这样解释他的写作目的——“我希望救助那些贫困的缝袜工,机器毁坏者(Luddite cropper),“过时的手工纺织者,“乌托邦式的手工生产者,甚至那些被误导的乔安娜・索思盖特(Joanna Southcott)的追随者,以造福我们的后代”,这后来成为了对整个新一代社会历史学家的旗帜与辨识标志。“过时”与“乌托邦”上的引号表明这是一种反讽,这标志了一个全新方法,质疑了主流史学的范畴。主流史学已经完全沉浸于这样的意识形态:历史进程是(在资产阶级的仁慈的领导下的)线性的、不可回避。

E.P.汤普森对传统智慧的反叛在他在关于机器毁坏者的卢德派(Luddites)的这一章里得到了全部展现:通过对法比安(Fabian)和学院史学的批判,他坚持认为这一运动不仅仅是“对机器的反抗”,而是“对野蛮的工业资本主义的反抗情绪的强烈爆发”,并且是“具有半起义的性质”的群体反抗。确实,他们对旧时代具有怀旧的幻想,但是他们的诉求“既是向后的,也是向前的;他们蕴含着一个模糊的景象,不是家长式的,而是属于民主社区的,在那里工业增长必须按照道德的优先级进行调控,对利润的追逐必须服从于人的需要。”

类似的观点,可以在他的《辉格党人与猎人》(Whigs and Hunters,1975)一书中,以及他在六七十年代广受好评的一些文章中发现。比如这一篇:《时间,工作—纪律与工业资本主义》(Time, Work-Discipline and Industrial Capitalism)(1967)中,他分析了在前现代社会中劳动的“自然”节律与现代生产中专制的时间纪律性之间的矛盾。在《英国民众的道德经济学》(The Moral Economy of the English Crowd,1971) 中,他描述了饥饿引发的对遵循传统道义的市场规则的暴动(道德经济学)。

他的文章的合集,以及一些最新的反驳文章已出版,名为《共有的习俗》(Customs in Common,1991)。在一篇反驳文章中的关于90年代的意识型态环境的一段讽刺评论中他写道:

当我刚发表《道德经济学》时,“市场”在意识形态上还没有今天这样飞上天。在1970年代,所谓的“现代化理论”席卷了西方学术界一些未设防的人的头脑,随后对“市场经济”的赞美取得了胜利,并几乎成为共识… 《道德经济学》收到了怀疑,因为它以同情的心态研究了资本主义市场体系之外的经济要务… 并对亚当・史密斯的绝对正确性进行了发表了几句怀疑的评论。

被席卷欧洲乃至英国左翼知识分子的结构主义浪潮所激怒,E.P.汤普森发表了一篇针对阿尔图塞(Althusser)的辩论文章:《理论的贫乏》(The Poverty of Theory)(1978)。佩里・安德森在《关于英国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中进行了回复,承认了汤普森的杰出的重要性(纠正了同期刊物中《新左翼评论》对他的单边驳斥),同时指出了他的一些不足之处——比如缺乏对大陆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兴趣,包括托洛茨基(Trotsky)到葛兰西(Gramsci)。

1980年之后汤普森停止了历史写作,全力投入到核裁军的政治斗争中。他很快成为“欧洲核裁军”(European Nuclear Disarmament, END)运动的领导者之一。这一运动联合了西方的和平主义者与东方的民主主义反对派。他还是一个激烈的反对冷战“毁灭主义”(exterminism)逻辑的活动家。

在他人生的最后几年中,他又有时间从事学术工作,拾起了他从70年代就曾经想做的一个项目:杰出的浪漫革命主义诗人:威廉姆・布雷克(William Blake)的政治与学术传记。书已于去年秋出版,但是E.P.汤普森未能亲眼目睹。

正如克里斯托弗・希尔(Christopher Hill)在他的悼词(英国《卫报》(The Guardian),1993年8月30日)中强调的,“汤普森始终敏锐的认识到历史与现在的关联。”在《习俗与文化》的前言中,我们看到了这样浪漫的(也是现实的)表述:“人类永远不会回到前资本主义的人性了。但历史研究提醒我们另外一些需求、期望与行为准则的存在,它们让我们了解到人性的多重可能。“这完美的概括了E.P.汤普森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的贡献,以及对刷新二十世纪社会主义者的思想上的作用。

原载美国左翼杂志《反潮流》(Against the Current)双月刊,1994年1月-2月号,总第48期

转自: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脸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