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需要用总罢工来反击马克龙及其政府!

新反资本主义党—反资本主义与革命派  著

素侠云雪  译

赤心  校

本文是法国新反资本主义党内的反资本主义与革命派(A&R)对法国当前局势与“黄背心”运动的分析。

“黄背心”运动的诞生是2016年反劳动法改革以来,蕴含着已爆发出来的社会愤怒的另一种症状。劳工运动的领导人与那些花时间争论它们已失去力量与我们高估了运动实际规模等的人一起,都犯了严重的错误。

当宣布国家紧急状态时,人们几乎都说这是本世纪最黑暗的时刻。然而2016年时反劳动法改革的抗议出现了,几乎所有人都感到惊讶。自那次失败后,我们一再承诺的斗争正在退潮和“广泛的先锋队”的理念再次被人嘲笑。此外,一段斗争与政治化会高低起伏的时期已开始的观点也受到人们的嘲笑。

然后到2018年春再一次让所有人都大吃一惊……当铁路工人的需求未能实现时,厄运先知又回来了,说这个阶段的决定性的和单方面的特点是后退,而非不稳定和爆发力。

“黄背心”相信这些分析。它们表达了一种更加全球化的局势:分散斗争的积累,社会愤怒,极右翼意识与选举占比的增加,官方劳工运动领导层以“社会对话”为幌子的阶级合作政策,及激进左翼的冷漠等。它们不是一场运动的开始,而是自2016年和抗议劳动法改革以来一直发展的局势的继续。

动员不是线性的:它经历了高潮和低俗,我们阶级的不同部分在不同的运动与不同的场所动员了起来。但“黄背心”应该是劳工运动的警报信号。正是劳工运动的严重不足使得其他社会力量采取主动并占据了对抗马克龙的领域。

街头已成为洪水般人潮,马克龙,你正在完蛋!

资产阶级认为他们找到了马克龙为他们理想的候选人,替他们的利益服务,并让2009年危机以来的利润依旧能巨额增长;亿万富翁的人数还在增加,而大规模的裁员计划正成倍增加。这最终成了一个失败的赌注。

这位富人的总统将日益增长的多种多样的社会愤怒集中在了他个人身上。在过去的几个月里,他的个人支持率之下滑之快创了纪录。他现在很难在公共场合外出,即使是非常短暂并没有束缚的外出,像在香舍丽大街或像Puy-en-Velay等地这样的乡村外出也很难。

尽管他当选为总统才18个月,“马克龙下台”就成为示威活动中最响亮的口号之一。自今年夏天以来,事态发展如一句谚语所言:鱼从头部开始腐烂。多久以前,几乎所有的“头条新闻”都争先恐后地登载总统大选的胜利者如环境部长于洛(Hulot)、内政部长科隆布(Collomb),体育部长弗雷塞勒(Flessel)等人的集体合影。

本纳拉(Benalla)案【1】开了个头,之后是科勒(Kohler)案【2】和尼森(Nyssen)案【3】。在马克龙当选一年半后,他被服务于老板利益的资产阶级政治领导人的常见症状所打击:他政治金融丑闻缠身,又被民众阶层所否定。他的阶级蔑视其他社会人群。

但最重要的是,马克龙不过是服务于老板和银行家的提线木偶。如果那根线断掉了,资产阶级会找到另一个人或另一个内阁组合来确保通过他们的政策,这在今天意味着收回工人阶级在过去几十年里争取到的一切。所以重要的不是能否拿去马克龙头上的花冠,而是不要让浪潮冲击我们。

有数不尽的抵抗,但还没有将它们结合在一起的真正的战斗计划

没有任何地方写道这股浪潮是无法阻止的。我们社会阵营持续不断的动荡表明这是最好的情况。在马克龙上台还不到一年起,学生与铁路工人就在今年春天动员起来了。夏天一结束,多起众多部门的罢工就重新焕发活力,表明与失败的立场相比,更多的工人决定不屈服。

2016年反对劳动法改革的动员中所表现出的东西并没有消失。斗争的适用性中还包括了模范斗争。之所以是模范斗争,是由于这些斗争的持续时间很长,也就是说是由发动斗争的人决定持续时间的:上塞纳省邮政工人自3月26日罢工一直持续至今,亚眠省的皮内尔医院或圣埃蒂安—笃—鲁夫雷医院医护工人发起了饥饿罢工,以图引起卫生部的注意。在零售业与豪华宾馆中,冲突几乎连续发生,如在巴黎的凯悦宫,罢工者面临着老板与警察的残酷镇压。

还有在教育部门,数十所学校进行了至少一天的罢课,以抗议经费消减,要求更多的资金和工作人员,或让陪护残疾儿童的工作人员留在学校。在南泰尔大学注册被拒绝的学生的动员表明,在大学里有可能动员起来反对新的“ParcourSup”选拔过程的后果。

但尽管政府不受欢迎,但仍能维持其严重的反改革计划,因为迄今为止,没有任何统一的抵抗来反对并阻止它。工会领导人作出了明确的选择:避免混乱。时间过去越久,他们就越会在各个水平上,采取实际步骤走向与资本家共同管理危机,并越加不会保卫青年和工人的利益。他们所有人都有不同程度的责任,在拒绝冲突程度的同一逻辑下进行合作,要么推行分散斗争的战略,要么放弃对现有斗争发表任何看法。

10月9日示威的人数表明,尽管有这些“有组织地瓦解”因素在,但工人、学生与失业工人仍有强烈的斗争意愿。准备不充分,没有任何——甚至远远没有——立场,加之工会极其空洞的号召,或反过来,充斥着太多的内容——他们鼓励人们直接跳过示威日,以等待“更严重的”事件,如养老金改革中迫在眉睫的战斗。然而这一天远非失败!组织者未必就能成功。对很多工人与活动者而言,那天确实是唯一的机会,不过要等很多月,可能要到2019年时,那时全国所有活动者会一起走上街头。

有可能再次将各种斗争结合在一起

最后,“黄马甲”运动的爆发决定了:总罢工的可能性在12月初成为回到台面上的一个主题。如果我们认为我们这些年确实都在持久动员我们阶级的周期里,这期间有高潮也有低谷,但有一点是不变的:总罢工与反抗资产阶级国家的战略设想的现实性,那么局势的逆转就不足为奇。

但每一步我们都面临着非常复杂的变数。“游行领头”,这个好战的异质部分成为反对劳动法改革的示威领头者;占领广场并在广场集会的“黑夜站立”运动是局势中属于他们自己的时间的“新元素”。“黄马甲”运动迫使我们根据这个“新元素”来争论我们的参与。

其结果是,在我们组织内和整个激进左翼界中都引起了细微的差别或甚至重大的分歧。

我们不能把“黄马甲”运动想象成一个联盟:这是场有着坏领导人的运动,但我们可以通过参与其中来重新开始。有些人坚持认为在那些最快地追赶“黄马甲”的人当中“没有热气”,这种认识并非偶然。

我们应该扪心自问:应怎样来动员我们的社会阶级,尤其是如何以其中组织起来的和富有战斗力的部分为基础,来影响被“黄马甲”吸引的那部分人,而不是去考虑我们是否要参加“黄马甲”示威。通过聚集力量并提出用罢工行动来让经济停止运行的问题,工人运动可以证明其作为一支社会力量相比于“黄马甲”示威的优势。

对我们而言,罢工不仅是一种封锁经济的方式,而且让工人们有可能掌控他们的示威。独立的工人阶级动员确实可以澄清诉求,并赶走试图劫持社会愤怒的反动分子。如果没有我们阶级的独立动员,我们将无法形成足够有影响的社会力量,来将社会中所有被压迫者、受窒息的和破碎的部分吸引到我们这边来。

我们反对这样一种观念,即我们可以通过参与到“黄马甲”中,同我们的敌人或那些不属于我们的阶级一起并肩作战,来改变事态。这项政策要以“黄马甲”领导人的同意为基础,我们认为这是错误的政策。

我们需要影响“黄马甲”,但不是以个人或由个人组成的团体来影响它,哪怕我们有世界上最好的传单;现在需要作为一支社会力量来影响它,坚持组织起来捍卫我们作为青年与工人的利益的必要性,并拒绝隐藏我们的阶级色彩。因此,我们坚持认为不会有捷径,我们需要干预我们的工作与学习场所、我们的邻里,并努力推动这些圈子去抗争,强调那些可以表达我们阶级的愤怒,又不与“黄马甲”的要求相冲突的要求:增加工资与退休金,禁止临时工合同,向道达尔公司(一家石油公司)加税而非向工人加税。

还需要阻塞关键的经济部门。我们不是通过穿上黄马甲,而是通过反抗国家与政府来证明我们的能力,以在这些具有阶级特性的工人的眼中获得信誉。最后,我们必须坚持再次重新组织、重新组织和重新组织战斗性的部分与活动者。

如果我们不能动员我们自己和我们周围的环境,并广泛地发动我们整个阶级,我们怎么可能去影响远离我们的“黄马甲”?

当我们写下这些路线时……

各方政客们都在争先恐后。梅朗雄呼吁反对派围绕不信任投票联合起来……玛丽·勒庞在她那边呼吁解散国民议会。就好像在那些年月里,我们还没有学到不能从资产阶级的机构那里得到期望。

相反,青年们意识到了这点。自11月50日,周五以来,对高中的封锁遍及全国,以反对ParcourSup,反对高中改革,反对政府强加于他们的肮脏的现代和未来。而且他们还遭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镇压。在各级教育体系中,迫切需要一场全国性的抗争。让高中生独自为整个部门的需求而斗争,并独自承受国家暴行的打击,是不可想象的。

事实上,如果根据“黄马甲”在过去三周里所表现出的反叛气氛,青年们与工人阶级开始动员起来,我们的作用是一次又一次地鼓励他们,而且要建设并提供重新组织起来与行动的机构,这些机构远不应局限于环形交叉路口和香舍丽大街,而应使大小资本家与老板的权力限入瘫痪。

我们肩负着巨大的责任。在12月4日,周二,4350人围绕这一理念聚集在巴黎劳动市场:将总罢工提上日程,并讨论让经济停止运行的行动。这就是我们需要普及的想法!

注释:

【1】贝纳拉案的主角亚历山大·贝纳拉是马克龙的安全官和副参谋长,2018年7月18日,法国《世界报》报道本纳拉假装警察在五一示威期间殴打一名年轻示威者。

【2】阿列克西·科勒(Alexis Kohler)是马克龙政府的总统府秘书长。

【3】弗朗索瓦·尼森(Francoise Nyssen)是马克龙政府的文化部长。

译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