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洛茨基主义派—第四国际”的战斗

英译者：Barış Yıldırım

2018年2月17日—3月3日，来自14个国家的国际主义社会主义者齐聚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托洛茨基主义派—第四国际” (TF-FI)第十一届代表大会。[1]

理论与实践

大会的前两周日程非常紧凑。首先进行的是由《社会主义战略与军事科学》一书[2]作者作报告的研讨会。托洛茨基曾经对政治工作与军事科学进行类比。在此基础上，我们将“政治策略”(political tactics)定义为将各个孤立的行动统筹起来的一门技艺，将“政治战略”(political strategy)定义为夺取政权的一门科学。

与会者讨论了多个议题，包括“纲领与革命战略的联系”。关于这个议题，我们强调了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力图应对资本主义在帝国主义阶段的深层次趋势，以及强加在群众身上的灾难性危机与大规模战争，从而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到来铺平道路。这是政治与纲领斗争中的基本议题之一。反观凯恩斯主义者与新凯恩斯主义者，他们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内取得的改革成果，并不会被资本主义周期性地引发的社会灾难一笔勾销。

与会者还讨论了阶级、政党与领导权的动态联系。在这个问题上，大家采用了卡尔·冯·克劳塞维茨提出的理论框架，名为“奇怪的三位一体”（strange trinity）：群众的愤慨、统帅们的推断和政府的政策。[3]所有战争都包含了这种“三位一体”。接着，大家讨论了托洛茨基的经典文稿《阶级、政党与领导权》[4]，写于他被谋杀前不久。在文稿中，他解释了决定政治形势演变的主观因素与客观因素之间的复杂联系。

宿命论认为：资本主义的自行解体必然“导致”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的胜利。相反，托洛茨基详细地探讨了领导权与政党的关键作用，探讨了战略工作为何会是革命取得胜利的关键因素。据此，革命政党的壮大，并非如许多左翼人士想当然地认为是通过政党的“组织扩张”来实现的，而是有赖于革命者通过斗争，在阶级斗争中锤炼出最为进步的左翼势力。

会上还探讨了共产国际构想的“工人联合阵线”策略（译注：大陆一般将united front称为“统一战线”，然而这通常与共产国际前四次代表大会提出的“联合阵线”有本质区别）。“工人联合阵线”促进工人阶级团结起来对抗资本，弥合由于工会官僚或国家官僚的分化瓦解所造成的、工人阶级的社会隔阂与组织分裂，争取传统的领导层与大多数工人转向社会主义革命。在当下，鉴于无产阶级力量的支离破碎，“联合阵线”策略至关重要。但它往往被曲解为“左派力量的联合”：脱落阶级斗争的现实，与形形色色的、置身于阶级斗争之外的官僚集团勾结，甚至是与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团体达成政治协议。

与会者围绕“联合阵线”策略的确切含义展开了辩论：“联合阵线”为何是策略（tactic），而非战略（strategy）？“联合阵线”与防御性战斗、与进攻性战斗有何联系？“局部的联合战线”（在特定的工会、团体，等等）指的是什么？在哪些情形中，革命者可以最大化地发挥“联合阵线”的作用？“联合阵线”与托洛茨基在20世纪30年代针对美国的情形制订的其他策略（例如“打入主义”和建设“工人党”）有何联系？

其它的讨论议题有：如何将党的主要精力放在议会外的斗争中、革命形势中群众运动的发展与群众运动演变为起义军事行动的可能性、“消耗战略”的批判性分析、官僚们是怎样缓和阶级斗争的。

这些讨论都与当前的阶级斗争形势紧密联系。因此，这场讨论会不仅有助于大家共同进行理论探讨，而且也反映出大家的实践经验。

“托洛茨基主义派—第四国际”的战斗

“左翼日报”（La Izquierda Diario，LID）得以发展的关键引语，在于它设法理解日常的阶级斗争。“左翼日报”是“托洛茨基主义派—第四国际”的新闻网络，用英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和加泰罗尼亚语进行报道，在土耳其也有一个支部。国际的各个支部借助“左翼日报”新闻网络来报道它们的政治行动。

同时，墨西哥支部“社会主义工人运动党”（MTS）与智利支部“革命工人党”（PTR）争取到了参加选举的合法权利；巴西支部“工人革命运动党”（MRT）作为巴西“社会主义与自由党”（PSOL）的内部派别，能够角逐“社会主义与自由党”提出的候选人；在最近的法国总统竞选活动中，作为法国“新反资本主义党”（NPA）的内部派别，法国支部“革命共产主义潮流”（CCR）发挥了重要作用。所有这些选举活动的目标是加强阶级斗争的力量，提出与资产阶级划清界限的、坚持工人阶级政治独立性的过渡纲领[5]。

从上一次世界代表大会到2017年初的特别会议期间，“托洛茨基主义派—第四国际”参与了几个重要的国际性运动：（1）巴西的反劳工改革运动。不过，由于巴西劳工党和巴西“劳工统一中心”（Central Única dos Trabalhadores）的官僚层造成的消耗，这场运动丧失了后劲；（2）在加泰罗尼亚，通过“左翼日报”尽可能地介入独立运动；（3）去年12月，参与了阿根廷反对养老改革的运动。此外，国际还介入了有着重要意义的一些阶级斗争。例如“革命共产主义潮流”参加了ONET公司的铁路外包工人罢工。这是法国铁路史上最大规模的罢工之一，它的胜利为反对将工人变为临时工的斗争，提供了学习范例。

在上一次世界大会（2017年），国际表决通过了《建立革命社会主义国际“第四国际”的运动宣言》[6]的更新版本。这一任务极其重要，且需要反对各种宗派主义的自我标榜。因此，我们认为革命的工人党与致力于社会主义革命的国际（对我们而言，这意味着恢复第四国际的革命立场）的建设过程，并非是各支部或国际左翼团体逐步发展的产物，而是革命马克思主义组织中的左翼、工人中的不同群体以及转向社会革命的青年先锋队这三者相互结合的产物。

尽管还没有与大型的团体组织实现合并，不过国际的号召还是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例如：与意大利的“革命国际主义派”（FIR）的同志恢复了友好的合作，并设立了一个联络委员会。“革命国际主义派”曾属于“意大利工人共产党”（Partito Comunista dei Lavoratori, PCL）。意大利工人共产党曾经是由阿根廷工人党（Partido Obrero）领导的国际组织“争取重建第四国际协调委员会（CRFI）”的支部。阿根廷工人党的青年党员大多数是意大利工人共产党的成员。“革命国际主义派”的成员分布在罗马、那不勒斯和博洛尼亚，发行电子报纸《战斗之声》(www.lavocedellelotte.it)。此外，国际还和秘鲁“南方抵抗运动”（Resistencia Sur）的同志恢复了友好的合作，与其展开战略与纲领方面的讨论，还通过国际的女权主义组织“面包与玫瑰”的秘鲁支部、“左翼日报”平台与之展开联合行动；最近，国际还与哥斯达黎加“社会主义者组织”（Organización Socialista）达成合作关系。它曾经属于另一个国际组织 “社会主义还是野蛮主义”（Socialismo o Barbarie）。他们派出了代表团共商战略，还参加了“托洛茨基主义派—第四国际”的世界大会。

在美国，“左翼之声”（Left Voice）发行电子英文报的工作有所进展，它的报纸成为了左翼与先锋队群体的重要读物，若干期的报纸已也付诸纸印。美国的同志以这份刊物为平台进行合作（去年夏天，有些成员前往阿根廷学习阿根廷社会主义工人党的经验），在阶级斗争与政治斗争中，去启发许多正在转向左翼立场的北美青年。

阶级斗争的重心

“托洛茨基主义派—第四国际”的内部情况日益复杂，因为它的支部分别处于四个不同的发展阶段：首先，阿根廷“社会主义工人党”正在发展成为先锋党；接着，巴西、智利、墨西哥以及法国的支部（在法国“新反资本主义党”内部的左翼力量中，“革命共产主义潮流”在不断壮大）具备了宣传与行动的组织力量；此外，西班牙、玻利维亚和德国的支部力量仍然主要从事政治宣传；最后，乌拉圭和委内瑞拉的支部仍处于萌芽阶段。上述情形反映了各支部所在地区的情形。

在连续几次会议上，大家讨论了国际的新支部如何做到无需复制阿根廷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发展道路。为此，我们讨论了国际各支部的无产阶级化，以及在所在国家办电子报纸的进展。如今，国际面临着这样一种风险：发行网络报纸与提名候选人参加选举，虽然能在“上层建筑”围绕过渡纲领开展鼓动工作，但却可能会消耗过多的精力。

因此，如何利用国际的不同支部取得的上述进展，以求坚持将工作重心放在阶级斗争上，亦是这次世界大会的核心议题。

在这个议题上，就如何调整国际的发展方向，大家讨论了：(a)宣传工作与组织工作之间的关系；（b）发展与巩固“阵地”（“strongholds”）的重要性；（c）新改良主义成为了革命团体发展壮大的主要障碍；（d）引导“群众运动”（女权运动、民主运动，等等）转向阶级斗争；（e）提升“托洛茨基主义派—第四国际”理论研究的深度与广度。

图片内容：2017年4月6日，阿根廷社工党成员在一次总罢工的封路现场。Enfoque Rojo拍摄。

对新改良主义的斗争

2008年经济危机催生了不同类型的新改良主义团体，这些团体在政治立场上接近传统社会民主党内的左翼；而在近几十年，传统的社会民主党逐步演变为社会自由党（social liberal parties）。和传统的改良主义不同的是，新改良主义并不扎根于工人运动，它的社会基础反而是 “激进的”中产阶级群体，包括学生、年轻的不稳定工作者（precarious workers）和公共部门职员。作为新改良主义的变种，智利的“广泛阵线”（Frente Amplio）参加了最近的大选；在法国，国民议会议员让-吕克·梅朗雄与他领导的政党“不屈的法兰西”（France Insoumise）持新改良主义立场。其它新改良主义团体在争取不同群体中的“激进”青年，日趋战斗性。例如，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党（DSA）利用了“桑德斯现象”，英国工党内部的发展势头把杰尔米·科尔宾推上党魁的位置，并且吸引了大量年轻人向工党靠拢。

一些新改良主义政党已经暴露了它们的战略目的。例如：希腊“激进左翼联盟”（Syriza）贯彻了欧洲“三驾马车”的紧缩计划。尽管西班牙“我们能”党（Podemos）在议会选举仍具有一定实力，但它不再能如前那样激起人们的希望。“我们能”党与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联手控制了几个地区的政府，且已经与西班牙统治阶级沆瀣一气）。

当新改良主义占据斗争运动的主导权时，我们希望与新改良主义团体中的左翼、与被改良主义吸引而参与政治生活的年轻人进行交流，去探讨：为何社会主义革命的战略与纲领是必要的？为何改良资本主义体制的道路是不可取的？“托洛茨基主义派—第四国际”各支部反对“把资本主义管理好”的战略，因为这种战略只会导致阶级斗争的失败与士气的丧失（例如见希腊“激进左翼联盟”）。

新改良主义对左翼造成压力，滋长了左翼能够在“代议制领域”发展力量的幻想。最近，巴西“社会主义与自由党”（PSOL）领导层中的大多数成员在右转，他们与迪尔玛、卢拉领导的巴西劳工党(PT)、巴西社会主义党(PSB)、巴西民主劳动党(PDT)和巴西共产党（PcdoB）发表了纲领性的联合声明。国际的巴西支部“工人革命运动党”（MRT）批判了这种做法。

在阿根廷，新改良主义势力尝试发展壮大的意图，由于如下两个原因而落空。首先，基什内尔主义的改良主义宣传已丧失信誉；同时，自2001年以来，阿根廷“工人—左翼阵线”(FIT)逐渐壮大成为一个强大的替代力量。这在很大程度上使得“托洛茨基主义派—第四国际”阿根廷的支部无须像智利支部、西班牙支部那样，必须应对各种各样的新改良主义团体。

新改良主义会阻碍革命政党的建设。“托洛茨基主义派—第四国际”各支部力图通过政治斗争与阶级斗争来击败新改良主义。选举活动虽然有助于革命鼓动，但却无法为革命者开辟阶级斗争的政治空间。

自2015年起领导阿根廷“工人—左翼阵线”的社会主义工人党（Partido de los Trabajadores Socialistas）并不是在选举活动中产生的，而产生于工人运动当中，产生于它在阶级斗争中取得的一些重要战果。同理，“工人—左翼阵线”的组建，离不开阿根廷劳工运动（例如2009年危机爆发时，卡夫（Kraft）食品厂工人的反裁员斗争）取得的标志性成果。同理，尼古拉·卡尼奥同志（Nicolás del Caño）在2015年选举中发起的反资本主义竞选，之所以最终在门多萨市收获了17％的选票，离不开此前在李尔（Lear）工厂发动的大规模斗争。在这场斗争中，卡尼奥在现场支援工人时遭到了警方的袭击。类似的案例还包括：2017年，阿根廷社会主义工人党首次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省赢得了两个国会议席。这一成果离不开百事工人领导的一场尖锐斗争，这场斗争反映出了群众的愤怒。在随后2017年12月反对马克里养老改革的示威抗议中，民众的怒火再次表现出来。

群众运动与阶级斗争相结合

1938年，列夫·托洛茨基在《过渡纲领》提出：革命运动的革新，将由青年与女工发起[i]。在国际妇女节，全球多个国家的大规模妇女动员，联同某些行业的罢工行动，表明这一战略假设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托洛茨基主义派—第四国际”活跃地参与了性别平等运动，付出了多年的心血来培育社会主义女权主义的力量。由国际的支部和党外的同志领导的“面包与玫瑰”，活跃在阿根廷、智利、巴西、墨西哥、西班牙、玻利维亚、德国、法国、乌拉圭、委内瑞拉、秘鲁和哥斯达黎加。“面包与玫瑰”的阿根廷支部与智利支部，在当地参与人数众多的女权运动中，已经成为了占主导的战斗力量。

在托洛茨基撰写《过渡纲领》的年代，机会主义团体排斥青年与女性群体，他们把注意力放在工人中最具特权的阶层。在新自由主义时代，这种情况已成为过去时。如今，不仅要对付工会官僚（这些人把注意力放在工人中的“高层次”群体），还要对付“民众运动”中的官僚。尽管压迫与剥削日益交织在一起，“民众运动”中的官僚人为地割裂民权斗争与工人阶级的总体诉求。例如，尽管对女性的压迫并不仅限于阶级压迫，对女性的压迫依然与近几十年来女工比例不断提升的现象，有着日益紧密的联系。

要对付这些官僚，我们不仅需要在社会运动中，围绕纲领与战略展开斗争，也要在实践中，将随时可能爆发的群众运动与阶级斗争联结起来。国际的法国支部“革命共产主义潮流”在ONET公司铁路工人罢工与#MeToo女性集会之间建立了团结联系，为我们提供了参考案例；此外，“面包与玫瑰”的阿根廷支部在“国际妇女节”的抗议，团结了Posadas医院（阿根廷最大的医院之一）的护士，这些护士在市中心开展封路行动，反对裁员。这次团结行动为反裁员斗争争取到广泛的社会关注，从而迫使阿根廷政府出来与斗争者开展谈判。

巩固“阵地”

正如列宁、卢森堡、托洛茨基等革命者认为的那样，革命政党的建设，并不是依靠单纯的“组织扩张”，而是有赖于培育那些崭露头角的最为进步的社会力量。

要实现这点，必须把注意力放在一些组织或团体上，通过介入其中，在现实中表达自身的政治主张。尽管网络报纸能够为“托洛茨基主义派—第四国际”提供政治鼓动的发声平台，但是，壮大“阵地”（ 与领导层、斗争者、团体、有影响力的人物一起）仍然是至关重要的。这既是为了集中精力，也是为了强调不间断斗争与阶级政治独立性的必要性。

在介入ONET铁路工人罢工的行动中，法国“革命共产主义潮流”的同志尝试在反对不稳定工作的斗争中，与一部分决心取胜的工人建立合作关系——尽管在一开始时，这些同志只得到了极个别铁路罢工工人与同情者的支持。他们的做法包括但不限于：加强组织力量的建设，发挥网络报纸《不断革命》（Révolution Permanente）的作用，建立“局部的联合阵线”，建立“民主”联盟，将铁路工人的这场罢工斗争与#MeToo女性集会及圣丹尼斯工人区的斗争力量团结起来。

诚如克劳塞维茨所言：在投入战斗时，人们很难总是保持优势，只需要在关键时刻发挥疾风扫落叶之势。这是关于集中战斗力量的原则，这在斗争中是至关重要的。

一方面，办好网络报纸是在日常开展政治介入的关键，凭此可以面向全国各地的同志与同情者，宣传国际的政治路线，以尽可能地广泛加强影响力；另一方面，必须将办好网络报纸和巩固“阵地”紧密结合。这有助于组织建设，并且在特定领域加强力量，而不是满足于招收到新的成员（译注：即表面光鲜的“组织虚胖”）。

宣传工作与建设革命组织

当阶级斗争处于低潮时，当几乎所有的斗争行动都被迫在当局（黄色工会、议会及社会运动）限定的框架内进行时，要想锻造战斗性的、头脑清醒的革命队伍，离不开宣传工作。

为此，我们将会建设一所“虚拟大学”(virtual university），提供音视频与纸质材料，来推动各层次的（从入门到深入）、全方位的马克思主义训练。我们将首先推出西班牙语版本的“虚拟大学”，并逐步探索推出其他语言的版本。“虚拟大学”只是一种工具。关键在于结合宣传工作与个人关系，打破为大多数活动工作所固有的渐进主义逻辑；只有这样，方可壮大组织力量、将华而不实的“运动”热情（例如：在议会选举或工会选举中投票，参与这个或那个事件）转化为列宁主义政党的战斗力。

在建设革命组织时，我们在竞选活动中或是在介入斗争事件时提出的口号，不管多么重要，它的作用还是有限的。没有什么可以取代下述工作的重要地位：耐心地解释为何必须粉碎现存的资产阶级国家机器、为何需要工人阶级革命（革命虽然表现为民族革命，但它的内涵是国际主义的）与建立工人阶级政权。同样地，必须解释清楚压迫与资本主义剥削的根源，并描述共产主义的观点。

与此相关的是列宁在《怎么办》中提出的“理论—政治斗争”。他提出的最具争议性的主张之一（后来被考茨基以他自己的理解重新阐释）便是：社会主义必须以政治宣传的方式“从外部”引入。列宁的主张不同于后来被他人庸俗化了的“灌输论”版本（目的是论证在工厂“外面”发声的做法），他的目的是反对“经济主义者”（以及日后转向经济主义的孟什维克）。“经济主义者”认为社会主义者应当仅仅发挥工会领导人的作用，满足于实现工人们的最低要求。这种观念“办法”注定是短命的，它从外部灌输进来的并非是工会主义（trade unionism）；列宁在观察1905年俄国苏维埃的发展史时发现，这种“办法”严重受制于政治局势的变动。如今虽然并非处于革命前夕，也没有出现革命的形势（在阿根廷，革命因素似乎正在成熟），不过列宁的观点依然是强有力的警示：革命者必须推进建设真正的革命组织，而不是从各色“运动”（学生运动、女权运动、工人运动，等等）中拼凑出一个党来。

“人民的代言人”(“People’s tribunes”)

列宁认为，在工厂开展工作（以及在介入其它领域时）的社会主义者务必做好“人民代言人”的角色，而不是满足于做一名“工会代表”。这在当时是为了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推动各种社会团体转向反对沙皇专制政权的政治斗争。不过，列宁的这一主张同样适用于当前的社会运动，因为工人阶级必须在社会运动中培育出社会主义力量，从而引导这些社会运动转向反对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及其政权的斗争。

一些人将“人民代言人”的角色庸俗化为来自左翼群体的吹哨人（揭露黑幕者）。但是在列宁看来 ，“人民代言人”的内涵并非如此狭隘。在《怎么办》中，列宁认为他们应当“善于把所有这些现象综合成为一幅警察暴行和资本主义剥削的图画；他们要善于利用每一件小事来向大家说明自己的社会主义信念和自己的民主主义要求，向大家解释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世界历史意义”[8]。

从这个观点看，不可忽视推进政治运动与组织工作之间的联系，不可将宣传工作停留在光说不做的阶段，而是打通政治实践的不同方面。

因此，举一个例子，在当前关于工作的全球性讨论中，“缩短工作日与提高工资水平”是个非常重要的议题，对此仅有三类解决办法：（1）当权者提出的各类劳动改革方案，目的是加强新自由主义的攻势，（2）“改良主义者”提出的基本收入方案。在最好的情形中，这意味着高额国家补贴，代价却是更为严重的不稳定工作现象和对工人阶级的整体剥削；（3）缩短工作日。建立工人阶级的政府，将资本家的资本（及其先进科技成果，资本家不会主动将这些技术开放给全社会使用）社会化，以便提供能够确保基本生活水平的工资，并且将每天的工作时间缩减到最低限度。工人阶级的政府将基于民众需求而非资本家盈利的要求来规划国民经济。

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斯大林主义严重地败坏了“共产主义”的声誉。因此，革命者必须让共产主义的目标重新“吸引人心”。

理论与革命马克思主义的复兴

列宁指出，布尔什维克主义取得成功的条件之一是它“坚如磐石的理论基础”[9]。近数十年来，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大行其道，其特征是各式后现代主义的流行，革命运动出现间断。因此，理论基础依然必要。从它诞生伊始，“托洛茨基主义派—第四国际”就为此进行努力。

近年来，除了发行了29期的《国际战略》（Estrategia Internacional）期刊和国际各支部发行的国内理论期刊，国际的同志还出版了题材广泛的一系列著作，包括：

  • Ruth Werner与Facundo Aguirre合著的《1969—1976年的阿根廷工人起义》(Insurgencia obrera en la Argentina 1969-1976)
  • Emmanuel Barot所著的《苏维埃国土上的马克思》(Marx en el país de los soviets)；
  • Juan Dal Maso所著的《葛兰西的马克思主义》(El Marxismo de Gramsci)；
  • Javo Ferreira所著的《社区、原住民和马克思主义》(Comunidad, indigenismo y marxismo)；
  • Iuri Tonelo所著的《资本主义危机及其表现形式》(A crise capitalista e sua formas)；
  • Andrea D’Atri所著的《面包与玫瑰。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性别认同与阶级对立》(Pan y Rosas. Pertenencia de género y antagonismo de clase en el capitalismo)；
  • Diana Assunção所著的《不稳定工作中的女性群体》(A precarização tem rosto de mulher)；
  • Esteban Mercatante所著的《错综复杂的阿根廷经济》(La economía argentina en su laberinto)；
  • Christian Castillo所著的《国家、政权与共产主义》(Estado, poder y comunismo)与《基什内尔主义者当权时期的阿根廷左翼》(La izquierda frente a la argentina kirchnerista)；
  • Daniel Afonso与Daniel Matos合著的《巴西的黑人问题、马克思主义与工人阶级》(Questão negra, marxismo e classe operária no Brasil)；
  • Rojo、J. Luzuriaga、W. Moretti与D. Lotito合著的《百年阿根廷工人史：1870—1969年》(Cien años de historia obrera en la Argentina 1870-1969)；
  • Emilio Albamonte与Matías Maiello合著的《社会主义战略与军事科学》(Estrategia socialista y arte militar)；
  • P. Langer Oprinari、J. Vergara Ortega与S. Méndez Moissen合著的《烈焰中的墨西哥：1910—1917年》 (México en llamas 1910-1917) 。

革命马克思主义的复兴,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获新生。本次世界大会讨论了如何加强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阐述与传播。与会者意识到打好这场理论斗争与在知识分子群体中加强影响力的重要意义。在新的经济波动与地缘政治动荡和阶级斗争新浪潮的影响下，知识分子群体正在左转。

[1] 参加“托洛茨基主义派—第四国际”第11次世界大会的支部或组织有：阿根廷支部社会主义工人党(PTS)、巴西支部“工人革命运动”（MRT）、智利支部革命工人党（PTR）、墨西哥支部“社会主义工人运动”（MTS）、玻利维亚支部“争取第四国际革命工人联盟”（LOR-CI）、西班牙支部工人革命潮流(CRT) 、活动于法国新反对资本主义党（NPA）的内部派别“革命共产主义潮流”（CCR）、德国支部“革命国际主义组织”(RIO)、意大利支部“革命国际主义派”、秘鲁“南方抵抗运动”（Resistencia Sur）、哥斯达黎加“社会主义者组织”（Organización Socialista）、美国“左翼之声”、委内瑞拉支部争取社会主义工人联盟（LTS）以及乌拉圭的“争取社会主义工人潮流”（FT）。

[2] Albamonte Emilio, Maiello Matías, Estrategia socialista y arte military, Buenos Aires: Ediciones IPS, 2017.

[3] 译注：克劳塞维茨的相关表述为：“……透过战争的全部现象就其本身的主要倾向来看，战争还是一个奇怪的三位一体，它包括三个方面：一、战争要素原有的暴烈性，即仇恨感和敌忾心，这些都可看作是盲目的自然冲动；二、概然性和偶然性的活动，它们使战争成为一种自由的精神活动；三、作为政治工具的从属性，战争因此属于纯粹的理智行为。这三个方面中的第一个方面主要同人民有关，第二个方面主要同统帅和他的军队有关，第三个方面主要同政府有关。战争中迸发出来的激情必然是在人民中早已存在的；在概然性和偶然性的王国里，勇气和才智活动范围的大小取决于统帅和军队的特点；而政治目的则纯粹是政府的事情。”摘自《战争论》第1卷第46页，商务印书馆，1982年，北京。

[4]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mia-chinese-trotsky-194012.htm

[5] 译注：“《过渡纲领》阐述了三种不同的行动方案。第一种方案是争取、重获或扩大人权与自由，在许多国家的法律、宪法条款中都对此进行了保障。此类例子包括新闻自由、集会自由、组织工会的权利、自我决策的口号等，这些都是民主要求。在独裁者、资本家、官僚专制的国家中，这些要求非常具有爆发力……第二种方案和群众的维权斗争相联系。在这些斗争中，群众捍卫自己的生存条件和劳动条件，例如提高工资、降低劳动强度、终止工资冻结、提高福利水平等……第三种方案是《过渡纲领》的核心，方案中提出的要求直接反对资本主义财产、权力、特权制度。如果工人能够采取暴力武装行动，那么这个方案可能会动摇资本主义制度，并引导群众创造独立的新生力量。方案中的大部分要求，例如浮动地提高工资、降低工时，建立工厂委员会，工人控制生产，建立工人民兵组织，对资本家团体征收等，都属于这类过渡性的要求。这些要求的顶峰是形成委员会或苏维埃。”摘自乔治·诺瓦克《过渡纲领在革命过程中的作用》。

[6]在2013年8月于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举办的“托洛茨基主义派—第四国际”第8次世界大会上表决通过了该宣言的最初版本。文本链接为：http://www.leftvoice.org/For-a-Movement-for-a-Revolutionary-Socialist-International-The-Fourth-International。

[7]原文为：“第四国际特别关心于无产阶级青年一代。它的全部政策都力求唤起青年相信他们本身的力量和未来。只有青年人新鲜的热情和进取的精神，才能保障斗争的初步胜利；而只有这些胜利才能把老一代的最优秀份子送回革命的道路。过去如此，将来也如此……那些机会主义的组织，由于他们的本性使然，其主要的注意力集中于工人阶级的上层，因此它们忽视青年和女工。但资本主义的没落却给那些靠工资过活的及管理家务的妇女以最沉重的打击。第四国际的支部应该在工人阶级内部最受剥削的层份中，因此应该在女工当中，寻求支持的基础。他们将在此处发现热心、无我及决心牺牲的无尽宝藏……打倒官僚及钻营禄位主义！开辟到青年之路！转向女工去！这些口号大书特书地写在第四国际旗帜上面。站到第四国际旗帜底下来呵！”摘自《过渡纲领，或资本主义的垂死痛苦与第四国际的任务》，链接为：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marxist.org-chinese-trotsky-1938b.htm#21。

[8]《怎么办？——我们运动中的迫切问题》第二节“工联主义的政治和社会民主主义的政治”第（五）小节“工人阶级是争取民主制的先进战士”。

[9] 译注：“一方面，布尔什维主义是1903年在最坚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上产生的。而这个——也只有这个——革命理论的正确性，不仅为整个19世纪全世界的经验所证实，尤其为俄国革命思想界的徘徊和动摇、错误和失望的经验所证实……另一方面，在这个坚如磐石的理论基础上产生的布尔什维主义，有了15年（1903─1917年）实践的历史，这段历史的经验之丰富是举世无比的。”详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第二节“布尔什维克成功的基本条件之一”，《列宁全集》（第二版增订版，第三十九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5—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