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洛茨基——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施用勤译审访谈录

施用勤、赤心著

施用勤，1949年生于上海，1982年北京师范大学外语系俄语专业毕业，1984年入中国艺术研究院外国文艺研究所工作，后转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从事文艺理论翻译研究工作，近20年来，主要从事托洛茨基著作的翻译和相关研究。出版了译作《托洛茨基自传——我的生平》、《先知亲述十月革命》、《托洛茨基论中国革命》、《托洛茨基论反法西斯斗争》，托洛茨基的传记《先知三部曲》（与他人合译，全书统校），并发表了一些相关研究论文。本刊特委托民间托洛茨基思想研究者、工程师赤心先生就托洛茨基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贡献问题采访施用勤先生，整理出这篇访谈，以飨读者。

赤心：施老师，我一直关注您对托洛茨基的译介和相关研究工作，您为《托洛茨基自传——我的生平》写的译者前言是国内正式出版物中首次全面肯定托洛茨基的文章，您参与翻译和全书统校的《先知三部曲》对国内读者全方位了解托洛茨基和布尔什维克革命以及斯大林对它的歪曲和背叛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近年来，您连续出版了您编译的托洛茨基论十月革命、论中国革命、论反法西斯斗争这三本重要著作。此外，您还翻译了他的《左派反对派的挑战》（三卷本）、《托洛茨基论文化》、《托洛茨基论社会主义建设》以及他被斯大林驱逐出国后的文集三卷。依我管见，您是当前国内译介托洛茨基工作中用功最勤的人。另外在您的相关研究文章中，对俄国革命史中的一些重大问题提出了新见解。您的文章见解独到，论证严谨，史料翔实，很有说服力。很荣幸受《文艺研究》的委托，请您谈谈托洛茨基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贡献。

施用勤：这是一个大问题。托洛茨基是一个真正的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他领导了1905年和1917年的俄国革命，内战期间红军的创建者和统帅，在战后经济恢复时期也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在列宁身后，他为捍卫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为争取党内民主和正确的内政外交政策与斯大林进行了殊死斗争。他的活动不仅仅局限于政治和革命，还涉及军事、文化、经济、思想等诸多领域，而且在每一领域中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先知三部曲》的作者伊萨克·多伊彻说，他的生平如此丰富和辉煌，随便从中抽取一个片段都足以构成一个杰出历史人物的生平。不知你想从那里开始。

不断革命论——社会主义从理论到现实的桥梁

赤心：那就从他的不断革命论开始吧。托洛茨基于1905年革命前提出了不断革命论，其后又不断地对其进行补充和发展，请您谈谈不断革命论的内容及其对俄国革命的实际影响。列宁一直未公开表态支持“不断革命”，他是否反对这个思想？

施用勤：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并不复杂，可简单概述如下：因为俄国资产阶级的软弱，它没有能力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因此，这场革命的领导任务就历史地落在了俄国无产阶级肩上；由于无产阶级掌握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导权，它不可能让运动仅仅停留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上，必然会使它直接进入社会主义革命。这一理论论证了政权转移到工人阶级手中的时日并不直接取决于生产力所达到的水平，而是决定于阶级斗争中的力量对比关系，决定于国际形势，还取决于许多主观因素。他以1871年的巴黎公社为例，证明经济比较落后的国家的无产阶级有可能比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更早地取得政权，并明确地说，俄国革命将会创造条件，让无产阶级在这场革命胜利的情况下取得政权。这一理论打破了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一致认可的革命三阶段理论，即在俄国这样落后的国家中，首先要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革命胜利后要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发展生产力，待生产力达到发达国家水平后，再进行无产阶级革命。据此，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被推到遥远的未来。而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论证了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直接发展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使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不再是遥远的历史前景，而是它正在努力争取的资产阶级革命的结果。甚至可以说，没有不断革命论，就没有十月革命，也没有后来俄共把国际共运的工作重心向落后国家革命的转移，也不会有1925—1927年轰轰烈烈的中国革命。在社会主义从理论到现实的过程中，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起了助产士的作用。不过在这一理论于1904年底问世时，却遭到了当时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两派——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的一致攻击。不仅如此，虽然十月革命的胜利是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的胜利，但在列宁失去理政能力和逝世后，这个理论被当权的多数派说成是托洛茨基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异端邪说，甚至在托洛茨基反对派成员向斯大林投降时，也都从批判他的不断革命论开始，使这个理论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首先来看十月革命与不断革命论的关系。国内普遍存在一种观点，认为二月革命完成了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此后布尔什维克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十月革命。这是误读。二月革命并没有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只是推翻了沙俄的封建专制制度，但没有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另一个主要任务——土地革命。托洛茨基曾说过，如果临时政府能够完成土地革命，结束战争，就不会有十月革命，土地革命是在十月革命后由布尔什维克完成的，即无产阶级革命是在资产阶级革命过程中完成的，资产阶级革命又是在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才最终完成。不断革命论在十月革命中得到了完满的证实，无产阶级革命与资产阶级革命之间没有间隔，它们交织在一起，交错在同一个阶段中。

你说列宁没有公开表态支持不断革命论，是不对的。列宁在二月革命后，开始主张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当时布尔什维克的上层都认为这是列宁接受了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包括斯大林在内的一些人对此进行了顽强的抵制。为什么呢？列宁从1905年直到1917年二月革命前，一直主张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领导地位。在这点上，他和托洛茨基没有分歧。但他们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结果的预见截然不同：列宁认为，俄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结果是建立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这种专政只能是民主主义的专政，而不是社会主义的专政。这表明，列宁当时对俄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看法，与三个阶段论没有太大的差别，他与孟什维克和部分布尔什维克之间的差别只是他坚持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列宁在1905年预测当时的革命结果时明确地说，革命胜利的结果是建立临时政府，而这个政府的任务是实现社会民主党的最低纲领，因而排除了为社会主义革命夺取政权。在1909年的一篇文章中，他还点名批评了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说后者忽视了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即无产阶级不仅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掌握领导权，将资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而且最终要夺取政权，直接进入社会主义革命。难怪当列宁在二月革命后提出布尔什维克应该夺取政权时，引起了布尔什维克高层对他的抵制，如斯大林、加米涅夫主持的《真理报》拒绝刊登列宁的《远方来信》。列宁回国后，他的《四月提纲》也遭到党的上层的抵制。在信和提纲中让他的战友认为是不能接受和发表的，就是他在其中号召工人进行二次革命，即推翻继续进行帝国主义战争的地主资本家政权。而这大大出乎那些已经准备在苏维埃中充当反对派、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临时政府的布尔什维克高层的意料，他费了不少力气扭转了他们的立场，使全党走上为夺取政权而斗争的道路。列宁在二月革命后采用的是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虽然二人在表述上不完全一致，在列宁的文章中，把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说成是革命的第二阶段，但由于这两个阶段紧密地衔接在一起，甚至在社会民主党的最低纲领都没有彻底实现的情况下，就要开始实现最高纲领的第二阶段，实际上也就是把第一阶段与第二阶段融合在一起了，与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差别。也就是说，列宁以实际行动表明他支持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这比在口头上承认和支持更加重要。但列宁未能使党的上层心服口服，未能消除他们头脑中根深蒂固的三个阶段理论。因此，每到紧要关头，党的上层都会产生重大分歧，最突出的是在十月革命前，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公然反对起义，斯大林等人是消极观望。而在这些关键时刻，托洛茨基的立场与列宁完全一致。这大概也是在十月革命及其准备期间，列宁不仅不能依靠他的弟子，而且还要与他们进行斗争，并分外倚重1917年5月（俄历）刚刚加入布尔什维克的托洛茨基的原因吧。

有望改变历史进程的斗争

赤心：您翻译出版了托洛茨基论中国革命的文集，能否叙述一下托洛茨基对中国革命的看法和意见吗？这些看法和意见在当时是否正确？

施用勤：直到改革开放后，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才不再是禁区。近20多年出版的一些书籍涉及、介绍了当年联共（布）两派在中国革命问题上的争论，做出远比以前客观的评价。但对托洛茨基著作的翻译研究有限，很难在这方面有根本性的突破。

对托洛茨基研究介绍的缺乏，甚至在权威党史著作中也有反映。如几年前出版的中央党史研究室著的《中国共产党历史》肯定了托洛茨基对大革命后期蒋介石、汪精卫两个集团的阶级实质的认识，对他们将要叛变革命的判断，对斯大林在指导中国革命中的错误的批评，说其中有些是正确的或基本正确的，但认为他对大革命失败后的中国社会性质、革命性质、阶级关系和战略策略的认识，则是错误的。他的错误有：在大革命时期，中国的无产阶级不应当与民族资产阶级合作，共产党员不应当加入国民党；在武汉汪精卫政府叛变之前，中国的无产阶级就应当立即建立苏维埃政权；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已经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国革命已经进入社会主义革命阶段。

我在这里首先指出作者的无可争议的误读。托洛茨基坚持共产党员退出国民党是毫无疑问的，但他从来没有反对过中国无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合作。托洛茨基坚持的只是共产党退出国民党，以独立政党的身份与后者合作。至于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已经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国革命已经进入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说法，表明作者对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一无所知。正是因为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无力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无产阶级领导的这一革命才能不断地走向社会主义革命。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主要任务有两个：一是民族独立，二是土地革命。莫非大革命失败后，这两个任务都完成了？

我把双方在中国革命问题上的分歧归纳为三点：在理论上是不断革命论VS三个阶段理论，在力量对比问题上是革命社会力学VS常规社会力学，在对待南昌起义和后来的广州起义态度上，则是对高潮与低潮的判断。我在观点在拙译《托洛茨基论中国革命》的《译者前言》中有详细的论述。限于访谈篇幅，在此就不多谈了，有兴趣的话，可以看看拙前言。在此只想指出，托洛茨基不仅对斯大林、布哈林的中国政策的批评是正确的，更重要的是他对中国革命进程的预见是完全正确的：他在四·一二政变、马日事变之前，都发出过警告，还预见到后来的宁汉合流。在武汉政府清共后，他和斯大林在武装起义上的分歧，实质在于对当时革命形势的判断，在革命遭受两次沉重打击后，它是处于高潮还是低谷。斯大林认为这时革命进入高潮，于是主张发动武装起义，夺取政权，并着手建立此前他坚决反对建立的苏维埃。托洛茨基认为此时革命陷入低谷，因而反对武装起义。两次起义（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的失败为两种形势判断的对错做出了最权威的定论。斯大林的中国政策建立在他的错误的三个阶段的理论上，建立在错误的预见和对形势的错误的判断上，建立在错误的依靠对象上，因此失败是不可避免的。托洛茨基的政策则建立不断革命论上，建立在正确预见和对形势准确判断基础上的，建立在正确的依靠对象上，不论它是否会带来中国革命的胜利，但使那场革命避免实际遭受的惨败，使其进程和结果朝更加有利于无产阶级革命的方向发展，是毋庸置疑的。

赤心：主流左翼对法西斯主义的分析是它是资本主义在危机时期，大资产阶级以克服危机、对抗革命、实行扩张为目标的反动社会思潮、政治运动和政权形式，根本性质是反社会主义、反民主主义，极端的民族主义，所以共产国际提出“统一战线”，联合资产阶级民主国家来反对法西斯主义，而托洛茨基则认为法西斯主义的出现代表了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没落，代表了资产阶级的腐朽和无出路，不是工人阶级革命就是法西斯野蛮主义。但实际情况是现在欧美等国资本主义民主大行其道，甚至原社会主义国家也纷纷向它们学习，那托洛茨基的这一分析是否有问题？

施用勤：共产国际提出反法西斯主义的“人民阵线”，是希特勒上台后的事了。而纳粹的胜利，恰恰是斯大林的左倾关门主义的“第三时期”理论造成的。

赤心：请您讲一下什么是“第三时期”理论。

施用勤简单地说，“第三时期”理论把1917年以后的世界革命形势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时期从1917至1924年，是革命的高潮时期；第二时期从1925至1927年，是资本主义稳定时期；第三时期从1928年开始，这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全面胜利的时期。资本主义世界的矛盾即将总爆发，它已无力对付下一次经济危机，从现在起，世界革命形势一派大好，此前一直处于守势的共产国际将转入全面反攻，世界革命将毕其功于一役。

今天看来，这个划分时期的理论是如此机械、荒谬，但对斯大林及其集团来说，却有它的内在逻辑和必然性。所谓第二时期，即该理论定性为资本主义稳定的时期，并不是客观历史事实，而是联共（布）当权的多数派推行的右倾内政外交政策所造成的事实。然而在这个所谓资本主义稳定时期多数派的内外政策导致的中国革命和英国总罢工的失败，1927年的苏联粮食收购危机使斯大林意识到，他和布哈林推行的右倾政策是行不通的，于是他开始向左转，并为这个转向炮制了这个不伦不类的理论。

接着上面的讲。我认为，托洛茨基虽然说的是整个资产阶级民主制，但针对的是当时德国的具体情况。如果没有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战败，没有凡尔赛和约对德国苛刻条件以及上世纪20年代末的经济危机，德国法西斯主义未必能成气候。而德国在当时的条件下，确实是从资产阶级民主制倒退到了法西斯专政。也就是说，法西斯主义是腐朽的资产阶级无出路的产物，但在有出路时，未必会让纳粹党上台的。甚至在希特勒即将出任总理前，托洛茨基还主张德国工人阶级以不惜打内战的姿态来阻止大金融资本集团启用希特勒。所以，从趋势到现实之间，还有距离，只有机缘合和，趋势才能成为现实。从1929年起，托洛茨基在其反对极左的“第三时期”理论和德共依此推行的最终导致希特勒上台，德共不战而降的错误路线的斗争中，一直把德国无产阶级阻止纳粹上台的斗争称为德国革命，而不是单纯的反法西斯斗争。而且他认为，在这场代表革命希望的共产主义和代表反革命绝望的法西斯主义之间的决战中，最后胜利一定属于共产主义。在他后来对右倾投降的“人民阵线”的批评中，强调的仍然是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他并不认为当时即将爆发的世界大战为反法西斯战争，在他看来，这场战争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继续，是帝国主义国家争夺殖民地和市场而引发的规模空前的战争，无产阶级的目标还是革命。

资本的本质是追求利润最大化，资本主义的殖民扩张、掠夺殖民地、半殖民地，甚至不惜为争夺殖民地打世界大战，乃至今天美国的霸权主义，都是资本的这一本质属性的体现。资本主义民主制有其好的一面，但它并不能改变资本贪婪的本性，过去、当今世界上的许多问题都是资本的贪婪造成的。这表明资产阶级民主制的作用是有限的，不像那些鼓吹它的人说的那样完美。社会主义革命反对的不是资产阶级民主，而是这个民主的不完全、不彻底。另外，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建立斯大林式的个人独裁体制，它要消灭阶级、国家，解放全人类，让所有人都进入每个人都享受全面发展的充分自由的大同世界。与这一共产主义蓝图相比，今天的资产阶级民主就太有限了，它的优势只是对斯大林式的专制而言的。而且，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列宁、托洛茨基阐述和建立的无产阶级专政，并不是社会主义的终极状态，只是过渡阶段。即使在这个过渡阶段中，斯大林式的独裁也不是它的应有之意。至于“原社会主义国家”纷纷学习民主制的说法，是很成问题的。因为以前的社会主义国家推行的都是斯大林模式，不能依据这种模式的成败来判断托洛茨基的分析正确与否。

缔造、指挥新型军队

赤心：请您谈谈托洛茨基在领导和组建红军，反对资产阶级反革命势力进攻的活动中对马克思主义军事学的发展。

施用勤：托洛茨基在革命和内战中，为马克思军事学写下了新篇章。我认为，其中除了具体的战略战术思想外，最重要的有两方面：一是对极端激进思潮的抵制，二是大胆起用军事专家。新思想、新思潮胜利后，往往会在社会上引起许多在新思想装饰下的偏激观点。在军事领域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图哈切夫斯基的“无产阶级战略”，他认为，无产阶级军事的目的是解放全人类，得到绝大多数人民群众的支持，而它的敌人则是反动没落的一小撮，因此无产阶级的战略就是进攻，无须防守。托洛茨基亲自撰文与他论战，指出进攻和防守的辩证关系，无产阶级的军队并不能使之失效，突显革命领袖在整个社会激情澎湃情况下的清醒和理智。这个问题的另一方面表现在内战初期他与军事反对派的斗争中。十月革命是苏维埃民主革命，夺取政权，推翻临时政府，主要靠的是民主斗争以及在这过程中赢得的广大工人、农民和士兵的支持。也正是因此，赤卫队、游击队才能在这个过程中起作用。但这种作战方式根本不能适应内战中真正的两军对垒。托洛茨基力排众议，着手建立正规军，并大胆起用军事专家。他的这一政策遭到游击队出身的军事干部的抵制，他们得到了党内高层人物斯大林、布哈林、季诺维也夫等人的或明或暗的支持，形成了军事反对派，给他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压力还来自个别专家的叛变。列宁曾要求他赶走所有军事专家，他告诉列宁，在红军中服务的军事专家有3万多人。列宁在几天后的报告中说，托洛茨基说在军事部门中有几万名旧军官使他“得出了一个具体概念……如何用原来是资本家用来对付我们的砖块来建设共产主义”。其实这也是托洛茨基的知识分子政策的重要部分，他把使用旧军官和知识分子提高到无产阶级是否能成为人类文化遗产的继承人的高度。内战刚刚结束，他就准备实施用民兵来取代常备军，这一工作被苏波战争打断。另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政委制是托洛茨基在内战中起用旧军官当各级指挥员时，不得已采用的方法。但斯大林后来把它制度化，似乎这是党领导军队的体现。但对托洛茨基来说，这只是权宜之计。他曾做过一个形象的比喻，说政委制就像盖楼时的脚手架，一旦楼房盖好后，脚手架就要拆掉。由此可见，后来推广到各行各业的党委制，也并非是体现党的领导的方式。

作为红军的创建者和统帅，托洛茨基不仅制定军事政策，协调军队与中央、地方政权的关系，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为军队获得必需的人员和物资而努力，亲自起草无数的命令、动员令、战报。在内战岁月中，他乘坐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专列，总是出现在最危险、关键的战线上。他对内战中重大的战略决策，也做出了重大贡献。在三次重大的战略分歧中，除了第一次对是否乘胜追击，彻底击溃高尔察克的战略分歧中，他支持了新任总司令的比较保守的战略外，在南线进军路线和放弃还是保卫彼得格勒这两次战略分歧中，他的意见都是正确的。在彼得格勒问题上，他反对列宁等人放弃这座城市的主张，他的意见被政治局接受后，他亲自前往彼得格勒，领导抗击尤登尼奇的战斗，不仅保住了彼得格勒，还将装备精良的尤登尼奇的军队彻底击溃。在他对南线司令部制定的进军路线的批评和他本人制定的南线作战计划中，可以看到政治、社会、民族、阶级、心理、技术等因素与军事战略问题的完美结合，这使他远远地超越了他的同时代人。

奉文化为至上的革命家

赤心：您翻译了托洛茨基于上世纪20年代写的《过渡时期的文化》，可否谈谈托洛茨基对于俄国革命胜利后过渡时期文化的分析，以及他在《文学与革命》一书中对马克思主义文艺观文化观的发展？

施用勤：托洛茨基以两种身份参与文艺领域中的活动：一是政策制定者，另一个是文艺批评家。作为文艺政策制定者，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对艺术的作用，有着清醒的认识。他认为，这一方法使人们有可能去估量新艺术的发展条件，追溯新艺术的潮流并用批判地指明道路的方法促进那些最进步的潮流的发展，但仅此而已。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并不是艺术的方法，艺术应当用自己的腿来走自己的路。他明确地指出，艺术的领域，不是党应当去指挥的领域。对待艺术团体和流派，党可以有条件地信任真心靠近革命的艺术团体，但无论如何不能站到某一个与其他文学团体进行着斗争或竞争的团体的立场上去。在对待非工人出身的作家上，他认为，党不将文学同路人视为工人作家的竞争者，而将他们视为协助工人阶级进行建设的助手。在此有必要提一下，“同路人”这个概念，是托洛茨基在他的文艺评论中提出来的。所谓的“同路人”，指非无产阶级出身的作家，当时他们是无产阶级文化派的打击排斥对象。“同路人”概念的提出，保护了他们，保障他们的创作权利。他们中的不少人后来都是苏联文学史上重要人物。这一切与苏联和后来的中国把所谓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定为文艺创作的最高准则，频频出现的因创作获罪的冤案，乃至文革时期的样板戏，哪有丝毫的相似之处呢？

托洛茨基的文学评论工作始于他第一次流放西伯利亚期间。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主要关注的是揭示隐藏在作家和诗人在他们的作品中的社会动力、道德伦理和政治气候。但他没有一般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中的狭隘的政治功利主义，他对作品的深刻分析与他对审美价值的生动欣赏评价相得益彰，也没有刻板的说教，而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精神来评价、欣赏、剖析古往今来的文学作品，揭示它们的意义。生搬硬套阶级概念的庸俗社会学文学批评，实际上是文化虚无主义的无产阶级文化派，始终是他严厉批评的对象。

这本文集的标题是《过渡时期的文化》，但不是学术性文章的文集，因而并没有你想了解他对俄国过渡时期文化的分析。其中收录的是托洛茨基于1919年至1926年间写的与文化问题相关的文章或作的报告，而且其中绝大多谈及的都是十分具体的问题。在这些文章中，核心都是提高人民群众的文化水平，让他们认识到在俄国生活中的习以为常的陋习；有的是他支持来自基层的纠正陋习，与旧的不良习惯作斗争的倡议；还有一些是他本人为此而提的建议，如在对出版工作人员的讲话中，让他们编写出版《读报手册》，建议为城乡阅览室配备地图和政治地图；为解放妇女，他建议组建幼儿园、公共洗衣房、公共食堂等。当然，其中也有高屋建瓴的提法和原则性问题，如他在1923年提出，苏联进入了“文化至上时代”，即一切工作都以文化建设为核心的时代。这是他与列宁的共同想法，只不过在列宁的《论合作社》一文中，这个词被译成“文化主义”。托洛茨基确实把文化建设放在第一位，他甚至说，只有在学会正确地提出和解决我们的局部的日常“文化”任务时，我们之前的整个斗争和为这个斗争付出的努力和牺牲才有价值。他把文化任务概括为需要学会好好工作：准确、利落、节约地工作；需要工作文化、生活文化、日常生活的文化。

托洛茨基是立足于人类文明发展的高峰来看待俄国革命后的文化建设的。他没有任何狭隘的民族主义，对俄国相对于西方发达国家的落后毫不讳言，而且他对苏维埃俄国的许多落后现象的批评，都以西方发达国家为参照。

在当时苏联国内从普通群众到上层，还有一种强烈的排斥外来文明的风气，把所有这些都贴上封建、资产阶级的标签加以批判。长期以来，不论在苏联、中国还是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学都是禁区，对文艺领域中的现代派的批判，也一直持续到上世纪70年代。在俄国，弗洛伊德学说的解禁是在苏联解体之后，在我国则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事了。托洛茨基以博大的胸怀对待人类文明成果，始终反对这种作茧自缚的非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他在1923年9月致奠基人巴甫洛夫院士的一封信中是这样说界定这两个学派的：“我认为，您的条件反射学说把弗洛伊德理论作为一个特例囊括其中，性能量的升华……只不过是在性欲基础上形成的n+1、n+2以及更高次上的条件反射。”在这个问题上，托洛茨基超前了几十年。在对待20世纪出现的文艺现代派的态度上，他的态度也一样客观、包容、超前。

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探索者

赤心：有人说斯大林的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是抄袭了以托洛茨基为代表的左翼反对派所提出的经济主张，托洛茨基到底提出了一条怎样的道路？托本人对苏联农业发展和解决工农剪刀差，提出怎样的解决之道？反对托洛茨基及其思想的人总是认为托洛茨基“轻视农民”，鼓动“工人和农民对立”，那托洛茨基的革命观中对待农民的态度到底是怎么样的？对于斯大林的“农业集体化”，托洛茨基的看法是什么？

施用勤：说抄袭不不太准确。托洛茨基把斯大林派界定为左右摇摆的官僚中派，它没有原则，没有立场，在左派和右派之间来回摇摆。正确的政策、方针路线的制定，需要的是高瞻远瞩，作为经验主义者的斯大林最缺乏的就是这点。在国内外政策上，可以不止一次地看到斯大林抄袭左派反对派的主张，但绝非没有他个人痕迹。在经济政策上也一样，斯大林推行的加速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虽然源于反对派的经济方针，但后者的科学和严谨已经荡然无存，添加了不少官僚的主观意志、简单、粗暴。因此，托洛茨基在承认苏联工业化取得的成就的同时，一直对它进行批评；对消灭富农和集体化，他的批评就更加激烈了。

说托洛茨基轻视农民，纯属莫须有。在此简单说一下这一指控的炮制和由来。

现在不少人都认为，新经济政策主要是解决农民问题的。而托洛茨基从1923年开始，就不断提议加速工业化，被说成是“超级工业化”，是否定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是轻视农民。这其实是一个严重的误读。

内战结束时，苏俄的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粮食产量只有战前的30-40%，而生铁产量是战前的2%，食糖是战前的4%。由于经济困难，国内骚乱不断。有红色堡垒之称的喀琅施塔得的水兵暴乱平息后，列宁意识到，必须放弃战时共产主义经济政策。他在一年前就提出把战时共产主义中的余粮征集制改为实物税的托洛茨基的协助下，制定了新经济政策，旨在用资本主义方式恢复经济。用农业税取代余粮征集制，只是新经济政策的一部分，更重要的部分是把中小企业租让给资本家，即用资本主义方法来恢复苏俄濒临崩溃的经济。另外，列宁制定这个政策还有另一个目的：即无产阶级与国家资本主义联手，共同对抗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大家都知道，在列宁的词典中，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指的就是农民。因此，新经济政策不仅不是重视农民，而且是要对抗农民这个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的。

但这个经济政策中完全落实的只是用农业税取代余粮征集制。由于资本家对红色政权心存忌惮，前来租赁企业的资本家不多。也就是说，新经济政策从一开始就是瘸腿的。而工农业恢复的不同使这一情况变得更加严重。俄国当时几乎原始的农业容易恢复，只要农民有了生产积极性，不需投入，就能迅速恢复。在实施新经济政策的当年，农业就恢复到战前水平的75%。遭革命、内战重创的工业就不同了，它的恢复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1921年，轻工业只恢复到战前的25%，重工业的情况就更加悲惨。于是出现了新情况：工农业之间的严重的比例失调，它导致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新经济政策的内容和实施情况就是如此。

托洛茨基发现了这个问题，认为要解决这个问题，只有加速工业化。他在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做了主旨是加速工业化的报告，政治局赞同这个报告，大会也批准了这个报告。但随着列宁因病重而失去理政能力和后来的逝世，政治局的多数把排挤托洛茨基当成主要目的，当然不会履行让他领导工业的协议。他们诬陷托洛茨基的逻辑如下：新经济政策是重视农民的，托洛茨基要加速工业化，就是放弃新经济政策，就是轻视农民。新经济政策是列宁制定的，因而列宁是重视农民的，他们甚至把重视农民说成是列宁主义的主要特征。这样一来，托洛茨基的罪名就不仅是经济政策上的错误，而且是反对列宁主义了。

由于多数派迟迟认识不到加速工业化的重要性，在1923年后出现几次商品荒。农民多支付的卢布让剪刀差给吞噬了，农民受到损害，也没有使工业获利。工农业之间的比例失调因此变得越来越严重，最终酿成了1927年的粮食收购危机。危机的主要根源是工业严重滞后，农民卖粮得到的钱买不到他们需要的工业品。直到这时，经验主义者斯大林这才意识到他和布哈林共同“捍卫”的经济政策行不通，接过了托洛茨基的加速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主张。

在经济建设方面，托洛茨基是一个探索者，他没有也不可能有一个固定的经济主张，他的经济主张随着时间和形势的变化而有所不同。战时共产主义不是他个人的经济主张，他对这个政策的评价是：如果不是战时的严峻形势，一些中小企业是可以不实行国有化的，但他不反对这个政策。1920年初，他提出的“新经济政策”被中央委员会否决后，为了解决国家面临的异常困难的经济形势，他提出工会国家化，让它担负起生产、分配组织者的角色，因而在联共（布）党内引发了一场关于工会问题的争论。在新经济政策实施一年后，他敏锐地发现由此产生的新问题——剪刀差，于是又提出了加速工业化的建设方针。早在1920年，他就提出了统一的计划经济的主张。虽然他是计划经济的倡导者，但他讲的计划，是机动灵活的领导，它从国家经济的稳定程度不同的因素出发，使它们彼此协调，并使它们与无序的市场因素协调。他主张，必须通过恢复地方权利对总局官僚制进行修改，否则人民委员部和总局的地方机构会破坏地方机构之间的联系，成为可怕的官僚主义和因循拖延的源泉。他认为，统一的经济计划不能通过先验的、极端随意的统计计算实现的，而是通过对生产和分配机构的工作、部门的计划及其完成情况进行经常的检验，通过旨在在这些计划之间建立应有的一致而对它们进行修正等实现的。托洛茨基计划经济中的这几点的缺失，不正是苏联和中国的计划经济的主要弊端吗？

托洛茨基的农业集体化方针，建立在工业为农业提供的机械——拖拉机、汽车——上。这也可以从他对斯大林的集体化的批评中看出。他认为，农业经济集体化只能是其机械化的结果，国家工业化的总规模预先决定了农业经济集体化的规模。没有这个前提条件，虽然把农民的木犁和农民的驽马联合起来，也不能从中创立大型农业经济，正如不能用大量小渔船制造轮船一样。

国内有些人因斯大林的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采用的是托洛茨基的主张，就说后者对前者的批评是五十步笑百步，我想大概是他们没有看过托洛茨基的这些批评。

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党内民主，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

赤心：托洛茨基与斯大林之间的斗争仅仅是为了权力的斗争吗，两者只是同一枚硬币的正反面？是否还有更深层的意义？

施用勤：回顾一下当年那场斗争的具体过程和内容，你的问题的答案就有了。

表面上看，党内斗争肇始于托洛茨基1923年10月8日一封信。之所以说从表面上看，是因为斯大林等人的争夺权力的斗争在列宁第一次患病期间就已经开始了。在列宁领导时期，由于托洛茨基在十月革命和内战中的贡献，他的肖像在全国各地与列宁肖像并排悬挂。这引起了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不满，他们结盟的目的就是要在政治局中掌握多数，以便将托洛茨基排挤出权力中心。托洛茨基十分清楚针对他的阴谋活动，也知道他在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内处于劣势。所以他主动选择了领导工业建设的艰巨任务。一旦列宁失去理政能力，无法实现他的主张时，“三驾马车”立刻翻脸，撕毁了达成的协议，不让托洛茨基推行他的工业计划。他们的理由是“不能让他冒险”，实际上是害怕托洛茨基在十月革命领袖、红军缔造者的光环之上再加上振兴工业的辉煌业绩。很快，三驾马车就扩大为五人小组，增加了布哈林和李可夫，到24年中，又扩展为七人小组。力量对比对托洛茨基越来越不利。

促使托洛茨基写信的主要原因，是篡夺了领导权的“五人小组”控制着政治局，他们热衷于拉帮结派、排除异己，却没有能力发现和解决苏联社会面临的问题，导致了严重的党内危机和社会、经济危机。作为世界上第一个工人国家的创立者，他为当时苏联的经济状况和党内状况十分担忧，由于在政治局被孤立，他决定致函中央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让他们看到当前危机的严重性，呼吁他们共同努力，克服危机。他在信中指出，党内危机的根源在于新的一届中央委员会变本加厉地推行筹备第12次代表大会所采用的办法，使党内状况急剧恶化，而恶化的根本原因是党内制度不正常、不健全；第二个原因是经济政策中明显的根本性错误所造成的经济状况引起工人和农民的不满。他指责组织局在党员任免调动上以他们是否拥护组织局和中央书记处非正式但实际执行的党内制度为准，上至省委书记下至基层支部书记都由中央书记处任命的作法，这些作法瓦解了组织，造成严重的后果，并会形成凌驾于地方党组织之上的书记阶层，导致党的机关官僚化。最后，他告诫说，当前日益扩大的党内危机不可能靠镇压而平息；党将进入其历史上最重要的时期，其领导机关的严重错误将会严重束缚党的积极性，使它无法承担它的历史责任。他呼吁，废止书记官僚主义，恢复党内民主，让党的基层群众说出自己的不满。

“五人小组”大权在握，却利用这个机会，把暗中进行的活动公开。他们避实就虚，对托洛茨基提出的问题统统否认，声称在他们的领导下一切正常。他们贼喊捉贼，把托洛茨基的信称为组织派别活动的纲领，把他们反对托洛茨基的斗争说成是捍卫列宁主义，反对托洛茨基主义，说托洛茨基提出问题，是挑起争论，是破坏党的团结，是在困难时刻向党发动进攻。在党内制度正常的情况下，他们的做法是不能得逞的，于是他们毫不手软地进一步破坏党内民主，用组织纪律制裁，最后直至动用国家镇压机器来进行思想斗争。恢复和捍卫党内民主像一条红线贯穿在托洛茨基反对派的斗争中。很能说明问题的是，在季诺维也夫、布哈林等先后沦为反对派时，也求助于他们先前和斯大林联手疯狂破坏的党内民主。

纵观1920年代联共（布）党内斗争，它的基本轮廓就是这样：反对派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要求改变错误的政策，当权派拒不承认，使本来可以及时纠正的错误拖延下去，直到酿成大祸，如中国革命的失败，1927年的粮食收购危机等；反对派要求恢复党内民主，健全党内制度，当权派为了一己私利，变本加厉地破坏党内民主，最终使全党在暴君的淫威下噤若寒蝉，任凭他把自己在国内外的一个又一个失败吹嘘为伟大胜利，听任他对党的儿女及人民进行的血腥屠杀。斯大林个人独裁体制就是这样在这种斗争和屠杀中形成的。

托洛茨基在这场斗争中留下了许多宝贵文献，它们对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如何在执政党内建立健全制度、捍卫党内民主，防止和反对领导干部官僚化退化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赤心：上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知识界的主流倾向欧美民主制，对俄国革命和它建立的制度的批评日趋激烈。您的托洛茨基的译作和相关研究文章都是在这个期间完成和出版的，有点儿反潮流的味道。能否谈谈您为什么对托洛茨基感兴趣。

施用勤：说反潮流，这不是我从事这项工作的动机，我只是在做我认为是有价值的事而已，它合潮流也罢，不合潮流也罢，我都不在意。但是，无论是作为学者还是知识分子，他的价值就在于他有自己的观点，有自己的价值判断，如果都随大流，人云亦云，那要你干什么？十月革命是重大历史事件，它的领袖托洛茨基是历史人物，由于立场、价值观的不同，对这个历史事件和人物有不同的看法是正常的。但既然是历史研究，无论赞成还是反对，都应以对待历史的规范来从事，不能搞成演义，更不能戏说。但遗憾的是，在我国，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在这个领域中居主导地位的都不是客观的历史研究。

我真正对托洛茨基感兴趣，是从1988年翻译他的自传《我的生平》开始。要说我为什么会翻译这本书，那话就长了，大概可以追溯到我上中学时候。那时对政治和历史问题，尤其是十月革命、托洛茨基这样的问题，是不允许有自己的观点和思考的，报纸和电台怎么说，你就得怎么看。虽然我没有做过什么出格的事，但在思想上，从来就不是一个循规蹈矩的人。我对许多事情有自己的看法。中学我是在清华附中上的，附中学生大多住校。文革前夕，一天早上刚起床，大喇叭里传来批判邓拓的《燕山夜话》的广播，我正好在初二暑假时看了这本书，觉得大开眼界，我随口就说：“欲加之罪，何患无词。这本书我看过，受益匪浅。”

在文革中，我看了《列宁在十月》、《列宁在1918》、《难忘的1919》这三部影片，当时国人都是把它们当历史看的。我当时就在其中看到了许多对历史的歪曲和篡改。拍这三部电影时，各个反对派的领袖们都早已被打倒，还必须用谎言才能证明那些已经被彻底打倒甚至被消灭的对手是革命的敌人的话，恰恰说明这个定论是站不住脚的。一个十七八岁的年轻人都能看出的问题，那些写脚本的人、导演、演员和亲历这些事件的观众难道会看不出来吗？

当时也听说，斯大林犯了肃反扩大化的错误。虽然毛泽东对他的评价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但我对这个结论并不赞同。错杀了几百万人，就这么轻飘飘的三分错误就完了，这是几百万条鲜活的生命啊！而且其中不少都对革命做出过巨大贡献。是什么原因让当政者把屠刀挥向昔日的战友和无无辜的群众？是出于革命的需要，是出于无产阶级的需要，还是出于无产阶级专政的需要？我觉得都不是。因为经历了文革，我感觉到，这些问题不仅是联共（布）党史中的问题，也是中国的现实问题。

我于1989年翻译了托洛茨基的《我的生平》，更加坚定了我过去对苏联历史的看法。虽然托洛茨基当时在中国仍是禁区，但这丝毫不妨碍我对托洛茨基的价值判断。我至今仍认为他是20世纪最伟大的政治家、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是一个创造历史的人，能够扭转乾坤，挽狂澜于即倒。此后，我就把翻译、介绍托洛茨基当作我的主要任务。因为翻译、介绍托洛茨基，不单纯是为一个冤假错案的牺牲者正名、讨回公道，更是要通过他让世人了解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真正的革命家。我是这么认识我的托洛茨基译介工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