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扎罗：不是圣人，是恐怖分子
小武 著
1. Inviolata，宗教乡愁，集体主义公社
当简陋棚屋里的当代失业者们在旧日地主的表演下被催眠，时光在短暂的集体幻觉中倒流了。月亮又重新在乡村山野间升起，人们的脸变得年轻，他们仿佛回到过去那宁静的Inviolata，尽管身背债务，失去自由，但自给自足，没有外界的打扰，只是如今那里已成为一个不可触碰（inviolata）、无法返回的桃花源。
在西方语境下，inviolata无疑带有鲜明的宗教乡愁意味。可导演并不是一个文化保守主义者，她绝不会要求女性回到家庭生更多的孩子、不要在社会上抛头露面。就像她直白地揭示出土地贵族对农民的封建剥削关系不值得留恋，她也同样对宗教是统治阶级送给被压迫者的精神鸦片保有很清醒的认识。
这一点侯爵夫人（事实上是所有的统治者）同样清楚。所以她好为人师，乐于给农民的孩子们上课，那些圣经故事和中世纪经院哲学无疑是灌输等级尊卑意识的最佳材料。就像今天资产阶级的公立学校教给穷人们顺从和忍耐的文明一样，以前的奴隶主通过教堂的牧师和家庭教师也做到这一点。而在她对侍女的日常教化中，四处隐蔽的圣女画像则无时无刻不在为侯爵夫人扮演一个虔诚的信徒而撒谎——现在我们看到了大部分艺术的纯粹和高尚。
既然如此，“乡愁”究竟所指为何呢？这需要我们更仔细地触碰Inviolata。尽管农民身为伯爵夫人的财产而丧失自由，但村庄内部的日常组织安排并没有受到直接的干涉。即便是经理尼古拉，也不过作为侯爵夫人的代理人进行监督和结算工作。于是我们看到村民们实际上讲究一种主要是集体主义的生产生活原则：种植、打理烟草和其他农作物的劳动由所有拥有劳动力的村民共同分担（拉扎罗因为和坦克雷迪出游没有整理烟草受到过大家的谴责），粮食和牲畜（包括拉扎罗负责照看的羊群）是公有财产，老人（最年长的奶奶是住得最宽敞的人）和病患（注意发烧的拉扎罗得到的早餐）得到义务的照顾，抚养孩子的任务虽然主要由母亲承担，但有特殊情况其他人也代为照看。
因而我们就不难理解在水土不服的城市，安托还坚持要收留复活的拉扎罗，因为他是过去集体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另一方面，村庄不复存在了，年轻的拉扎罗成为仅存的神迹，因而在安托的目光中被赋予了圣人的形象。她像耶稣的门徒一样命令其他人下跪。但这毕竟不是导演的命令。导演在这里保持着冷静，她的任务是展现出inviolata作为幽灵对它旧日子民的复杂纠缠。因而在其后我们也看到其他旧民对拉扎罗的不同态度：他们从更现实的角度出发，要求驱逐拉扎罗，并对他作出了相反的指认——魔鬼——分食物质的现实主义魔鬼而不是吞噬灵魂的浪漫主义魔鬼。神在个人主义显现的时刻消失，并不是偶然。这是无神论的城市资本主义对有神论的乡村封建主义的战胜。
这种战胜在电影镜头里直观地表现为59:35直升机对农民抛向高空的棍棒不可逆转的嘲笑。这一镜头让我们想到《2001太空漫游》中人类始祖抛向高空的骨头，在下一秒它就变成在宇宙中悬浮的太空站，没有什么能比这更直接地抒发对人类生产力飞跃（其实是工具理性）的赞美了。《拉扎罗》的镜头无疑展示着资本主义的不可抵挡，可相比库布里克，却带着更复杂的面向。当红色的信号塔光占领了inviolata的山头，技术弥赛亚式的降临“解救”了被剥削的农民，作为资本主义外部的桃花源永久地消逝了。一个新的时代已经到来。
2. 城市，第三世界移民，自由
上帝死了。无神论的宗教取代了有神论的宗教。新的意识形态教导人们追随内心的欲望，欲望即自由。
注意伯爵夫人的人生格言：“人类就像动物，给予自由，就意味着给予他们意识到自己曾经作为奴隶的能力，所以才要他们沉浸在苦难之中。现在他们忍受痛苦，但不知道真相：我剥削他们，他们则剥削更弱小的，这是永远不可能被停止的食物链。”
这是曾经站在食物链顶端的统治者的声音：相比被压迫，锦衣玉食的自由更令人痛苦，就让我作出这种牺牲吧，把无知的幸福留给你们食不果腹的人——信比知更重要。
不过机器的轰鸣很快把没落贵族阶级的声音掩盖下去，资本家带着新的剥削形式登上了历史舞台。他们把没有人身自由的农民从地主手里解放出来，接着宣布给所有人自由，没有人是另一个人的财产，并且想去哪里就去到哪里。农民被驱赶到城市，成为工厂里被雇佣的工人，据说这样的世界就是平等和博爱的。
让我们来看看影片中最能体现资本主义自由的一幕吧。71:49，不同种族的外来移民从四面八方（农村）汇聚到同一条单向道上，呆坐在资本主义信号塔下不知去向的拉扎罗被裹挟着来到了道路的终点：一个“自由”的劳动力市场。在这里，移民们自由地向资本家的代理人出卖自己，请求他剥夺自己几小时的自由，好把购买食物的欧元施舍给他们。颇为讽刺，资本家和封建主的代理人原是同一个。可惜尼古拉先生替主子算过太多的账，已经认不得因诺拉塔的拉扎罗了。“不，你不是一个自由的人，不配到这个自由市场来，这儿可不收你这样的奴隶。”这就是他拿着扩音喇叭要掩盖的话——这里没有奴隶，这里没有奴隶，这里没有……
让我们再次回到Inviolata——虽然这是资本家们所不允许的，这是唯一不能去的地方，一经发现就要摧毁的地方。在对它的禁忌中，我们发现它新的含义——东方学视角遮蔽下的第三世界。当西方警察（他们的祖先是第一批开辟殖民地的白人）来到此地，他们看到的是多么落后的景象啊。这些人多么愚昧，多么痛苦，让我们用大炮和火枪来解救他们吧！然后他们充当了不同种族的摩西（坦克雷迪少爷），草率地带领他们分开红海，去往极乐世界。
这就是今天西方世界不可触碰的悖论式禁忌：不可触碰不存在之地。以下事实并不存在：我们需要移民出卖廉价劳动力，我们需要移民做选民的出气筒，我们需要移民证明我们的文明，我们需要移民证明资本主义……但你们，接受施舍的外来人，我们不需要你们说话。听一听新闻，已经把你们报道得很好，不能更好……闭嘴！
听我们说：你们是“54名劳工”，“在完全不知道有薪酬存在的情况下被迫工作”，你们过去“住在原始的、没有现代文明的小屋”，但现在剥削你们的女老板已经被捕了，正义得到了声张，欢迎你们回归光辉灿烂和“幸福”的人类文明世界。（影片82:35-83:31）
这一叙事抹杀的是另一种可能性：在Inviolata不应该有奴隶主，没有一切奴隶主，包括你们（西方的资本家）。那里将发展出真正的自由，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所有人自由发展的条件，那是一个自由人的联合体，正如马克思所说。
这就是被资本主义宣布为不可触碰的想象，这就是被统治阶级又一次宣布不予施舍的自由。当我们看到安托喃喃着，跟着儿子的朗读默诵这条报纸上的新闻，在一遍又一遍的重复中真的相信了自由的谎言，我们就应该意识到，资本主义这匹狼比过去那匹衰老的伯爵夫人是要恐怖和狡猾多了。
3. 坦克雷迪，拉扎罗，狼
现在我们将看到影片中最为滑稽的人物坦克雷迪，怎样推动了拉扎罗的死亡。
胸口上的十字架使他真的相信自己是一个拯救野蛮阿拉伯世界的骑士。某种程度上，80年代以来伴随着新自由主义蔓延的资本全球化，正如西方新一轮的十字军东征。它不时地表现为局部性的热战，将背后的西方利益诉求赤裸裸呈现出来。
“仁慈的骑士啊，如此善战，如此与众不同……为了所有感到痛苦的人民，这扭曲的黑暗……我们将胜利！”这是坦克雷迪献给自己的颂词，他声称要解救奴隶，却连自己的血也不舍得流一滴，而要拉扎罗代劳。他提供解放的武器，却只是一支劣质的弹弓。这就是西方自由世界献给自己的颂词，为了荣誉而战。
而这种将彼此确认为兄弟的私人化友谊，使拉扎罗脱离了村社的集体生活。我们很容易理解在一个没有父母、没有私人家庭的年轻人身上发生这段关系意味着什么。当他的付出得到的回应只是坦克雷迪的怒斥，他开始意识到一个不同于以往的自身（self）的存在。51:17有一个拉康式的镜头，拉扎罗对着池水的水面，观看着自己的面孔。坦克雷迪正是镜像里的第一个他者。
在这之后，淋雨发烧的拉扎罗遭受了来自集体的惩罚，大家为他几天以来的反常而暗自恼火，拒绝将他安置在自己的房间。也正是在当晚，村庄的山头第一次出现了信号塔的红色灯光。个人主义的欲望和资本主义的开拓正是在同一天接踵来临。
这里的难题是，导演又一次展现出她对复杂意识形态问题的多面向把握和呈现。让我们注意侯爵夫人教给孩子的那段神学讨论：
“那些真正认识了自己的人，会在自己面前变得更卑贱。对于人类的赞美，这不是什么好事……如果我站在上帝的面前，那将是以我的行为来判断我。熄灭知识的渴望，因为这会引起极大的分心和失望……一位谦卑的农民，能比一位出色的科学家更好地侍奉上帝。谁忽视了自身的修炼而去调查……”（55:28-56.27）
这里的剪辑同时穿插着坦克雷迪与特蕾莎的手机通话。随着直升机的来临，这段经文以及它背后的生产关系便被警察代表的国家权力宣判为荒谬可笑。但如果我们从整部影片来看待这段话，它则构成对资本主义带来的无休止的技术进步主义的强烈质询。在神的奴役被清除以后，代价是个人对共同体的责任和爱也被剥夺，同时我们不再去理解未知，不承担这种风险，任由真相消逝。当资产阶级统治者为了个人欲望而垄断真相，这与遮蔽真相的伯爵夫人又有什么区别呢？
这种质询也构成导演身处西方中心进行自我反思的一部分。只是导演明白，这种迟到的反思已经不可能挽回拉扎罗们的第一次死亡了。资本主义终究完成了它的全球化。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考察拉扎罗，便不应该认为他是一个从始至终一成未变的圣人角色。当狼将他唤醒到当代社会，他实际上代表了来自旧时代（“前现代”的）缺席的质询，却因而也是一个无法理解和进入到当代社会关系中以寻求抗争的没落的边缘人。
当导演安排他在银行——今日食物链最顶端的金融资本的象征——要求返还伯爵夫人的财产时，他的武器只有那只老旧的弹弓。他以为他所要求的是幸福，他所经历的却必然是不幸。这种不幸，就像要求一个中世纪的骑士开车前往去卖保险好赎回他被歹徒绑架的情人，他没有选择权，从一开始就没有。因为如果当初不紧跟着白皮肤的摩西，复原的大海会立刻将他吞噬。摩西说，在他身后，乃是历史永恒的终结。谁希望被留在黑暗之中？可这是又一个“巨大的谎言”。
最终，导演把希望留给了安托们。他们失去过（被私人占有的）音乐，现在拉扎罗又给了他们（人人享有的）音乐（福音），他们可以在Inviolata创造幸福了。也只有从这一点上来说，拉扎罗是幸福的，他的复活指出了人的新的历史，他的死亡则预示旧的历史濒临尾声。这种幸福短暂，却召唤着永恒。
当狼目睹银行中被规训的西方公民（文明暴徒）将拳脚对准拉扎罗时，它离开了人类都市。它明白这是它退场的时刻了。它也巴不得在蛾摩拉毁灭前逃亡。狼看不见安托们，不知道人民的力量。
4. 塔可夫斯基，苏联，中国
《乡愁》中有一个疯子，他为了防止妻子和孩子被外面堕落的世界污染，将他们长期囚禁在家中，直到他的家人被警察解救。最终，疯子在罗马广场的雕像上发表了一通关于人类已经分崩离析的演讲后，在播放的《欢乐颂》歌声中自焚而死。
这个塔可夫斯基的疯子，是不是一个激进化的拉扎罗呢？而他的屋子竟然是Inviolata?在当时的苏联，宗教无疑是这样一种inviolata，这驱使塔可夫斯基逃往意大利。可是今天，以苏联作为（充满矛盾的）先驱者的社会主义路径和革命也已经被统治者划入inviolata的行列。这难道不是一个深刻的教训吗？
我们听凭正在堕落的资产阶级把一切未知和异质列入黑名单，将社会锁进保险箱。我们像银行家一样把人生当作私人财产来经营。可是未来——如果还有未来的话，就一定在被我们命名为恐怖分子的拉扎罗那儿敞开。无动于衷的我们无疑是新时代伯爵夫人的帮凶。
故事同样发生在中国。今天在中国，蒙尘的社会主义历史似乎有被永久地冻结下去的趋势。人们被赶出inviolata，把命运交付给被承诺一往无前的物质发展神话，好像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真谛。可是，七月南方的年轻人们已经在风暴的现实中复活了拉扎罗（或者更像那个疯子？），旋即逝去，作为安托而留下的我们该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呢？